侯一民先生千古

侯一民先生千古

                                  恩师侯一民像               张颂南敬绘

    侯先生走了。

    两天来，心里像压了块石头，什么也干不了。一肚子的话，却一个字也吐不出来。

    侯先生不只是我画画的导师，也是我人生的恩师，我的人生道路上与他有着太多的交集。我所受到的教益，他对我人生道路的影响，半个多世纪的件件往事，如走马灯似的一幕幕在我眼前翻来覆去···

    侯先生走进我的人生，是在1961年，油画系本科三年级。他是我们班的任课老师，亲自带我们去了山东大渔岛实习，刚从苏联留学回来的邓澍老师也来到这里，两位老师和我们一起在海边画写生。

    美院毕业，我去了朝阳区文化馆工作。文革后期，我请到了侯先生，让他坐着电影队跑片用的小蹦蹦三轮车，来文化馆，给业余美术爱好者介绍他革命历史画的创作经验。

    78年，作为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我又回到了美院，侯先生是我们油研班的导师之一。

    研究班结业，我和孙景波一起被留在了侯先生创建的壁画系当教员，后又做了系秘书。

    84年，美院有4个教员去巴黎美院进修的机会，侯先生把壁画系的名额给了我，这是我首次迈出国门，得以亲身看到另一个世界的真实面貌。

85年，留学归来，刚进家门，就被叫去了大雅宝胡同侯先生家。

只见他病卧在床，捂着个口罩，有气无力的对我说：“回来了就好。张颂南，你必须出来帮我了，文化部已批准，让你来做院长助理···”

    这时的侯先生已是美院的第一副院长，因古元院长年事已高，很少来美院，侯先生实际上肩负着代院长的责任，看上去真是被美院的事累的够呛。

    这一突如其来的安排，和我回国后想专心画画的‘雄心壮志’大相径庭。尽管我很不情愿，当着侯先生病成这样的面，我无法开口拒绝，只能以“刚回来，没思想准备，让我想想”之类的托词先告辞出来。

休息了几天，去壁画系上班报到，系里说侯先生留言要你去二楼小会议室。

推开门，只见一屋子的人正在开会。侯先生见我，便站了起来，对正在开会的美院各级领导说：“宣布一件事，经文化部批准，今天起，张颂南正式出任院长助理的工作···”

就这样，我在没有任何选择的情况下，开始了此生仅有的两年“行政”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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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生眼里，侯先生是一位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谆谆教导的好老师；作为助理，在不到两年的任职期间，我有可能见到了他作为学生时所无法知道的另一面。

曾是徐悲鸿的学生和老北平艺专地下党支部书记的侯先生，他对校尉胡同5号的这座美术学院，有着特有的深情。因此，在他肩负起美院院长责任后，为办好美院，他确实是投入了全部的精力，不辞辛苦呕心沥血地为之日夜操劳，赤子之心昭昭在目。

据几个简单的例子：

那时的美院坐落在王府井旁的北京市黄金地段，一边靠着某空军大院，另一边是协和医院，西边是有名的全聚德。北京市政府企图高价买下美院，把这一片改成首都“银座”商业区。对此，侯先生态度十分鲜明：校尉胡同5号，是徐悲鸿先生北平艺专的老校址，美院陈列馆也是解放初期北京唯一的一个专业美术陈列馆，这些都是新中国美术史开端重要的历史遗址，必须妥善保留下去。

对于某副总理提倡的“教育产业化”，他也是持鲜明的反对态度。他认为作为中央美术学院，应当发扬自身师资的长处和优良传统，坚持培养国家需要的高质量的美术人才。在当今国家没有能力安置过多美术人才的实际情况下，不符实际的盲目招生，既浪费教育资源，影响教学质量，也必然会造成学生“毕业即失业”，对国家、对学生，都是不负责任的态度。

由于美院面积狭小，国家经费有限，给教职员工住房问题的改善造成巨大困难。那时，许多德高望重的老教授都不得不蜗居在狭小的老学生宿舍，做饭就在过道里。为此事，侯先生费尽了心力，带着我跑遍了文化部、北京市政府各有关单位，不断地烧香叩头，终于在他任内，把东大桥的教工宿舍楼建成了。解决了多年未能解决的老大难课题。

为了在现有师资情况下，尽可能多培养一些学生，他曾试图在美院之外，找到合适的地方搞个分校，和当地合作开门办学，以扩大招生。为此我们也动了许多脑子，跑了不少地方，但碍于种种限制没能实现。

侯先生是个办事极其认真的人 。那年代，美院犹如一个师生员工吃喝拉撒生老病死什么都得管的大家庭，从食堂、环保、分房、基建，甚至学生宿舍的管理，凡是发现有问题的地方，他都会躬身亲问。

说实话，在我当他助理近两年的时间里，每天跟着他从早忙到晚，没能画过一张画。

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他刚正不阿、不媚权贵的性格。

记得有一次，我接待了一位自称是某某副总理的秘书，他说副总理十分关心艺术教育事业，派他来了解一下美院的情况。接着便询问了美院经费够不够，办学有什么困难等等问题，我都认真地一一予以答复。

最后，他话锋一转说：顺便问一下，我有个朋友的孩子，今年考美院，不知考得怎么样。我请他把这位考生的名字写下来，表示我会向领导汇报，了解一下，再给你回音。

事后我立即将此事向侯先生作了汇报，侯先生很干脆地用“去他的，不理他！”六个字作了回应。

这类例子有不少，我想很可能正是他的这种性格（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属驴的），成了他最终没能正式当上院长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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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文化部让侯先生随同副部长出访北美。

侯先生前脚一走，美院后脚便来了一个由文化部、高教部、北京市委和艺教局组成的联合工作组，开始进行“领导班子调整”。

等到侯先生出访归来时，工作组关于新领导班子调整的内部决定，已在美院教职员工中公传开了。

原本在美院都认为众望所归，必然接替古元任院长的第一副院长侯一民，居然榜上无名。他将被调离美院，去出任中国美术馆的馆长。这一结果让美院炸了窝。

老干部处的一位干部，利用他的关系联系上了文化部长王蒙，要我代表美院，去直接向他反映群众的不理解。去之前，我去见了刚回来得知此消息的侯先生，他给了我一封亲笔辞呈，要我转交部长，希望部长免去美术馆长的任命，让他能留在美院壁画系，专心搞教学。

我去见王蒙时，主持这次“领导班子调整”的始作俑者-艺教局长方阡俨然在座。

没等我张嘴，王蒙便先开了口。一口气说了六点，诸如：这次调整是工作组在广泛的征集民意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做出的决定，不是某个人的个人行为，我本人不认识侯一民，这个决定是为了搞好团结，加强美院领导力量，进一步办好美院，工作组的决定我个人无力改变等等···

我打量着坐在部长宝座上，面带紧张凝重表情的这个王蒙，直怀疑，他和我以前听闻的，因仗义执言说真话而被打成右派的王蒙，真的是同一个人吗？

我明白了，在现在的这个王蒙面前，反映任何所谓的“群众意见”，纯粹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轮到我说话了，我说，王部长，没有别的，侯先生托我给您梢来一封信。他说岁数大了，不想去接任美术馆馆长，他更愿意把此生的精力用到学校的教学上去。

话音未落，只见一位部长一位局长，都如释重负，脸上立刻露出了笑容。王蒙对方阡说：你看怎样？方连连答道：没问题，没问题···

（后来知道，他们正在为如何让在任的美术馆长刘开渠立即离休让位一事无法处置而头疼呢）

和方阡一起从王蒙办公室出来，他拍着我的肩膀说：“小张同志，你很年青，大家对你这一段助理的工作反映不错，你要准备挑重担啊”，话中有话，我猜出了他话中“重担”指的可能是什么。

既然侯先生已不是院长了，我就没必要再当什么院长助理了。从文化部回来，我便收拾了院长办公室里自己的东西，回到了壁画系，还去当我的普通教员。

此后，文化部三次传我去文化部谈话，我就是不去，心想我和你们还有什么好谈的。

外事办的朱竹，作为早就相识的一个“老朋友”，便出面来做我的工作。

她说：“颂南，你可不要干傻事，你看李可染多有名，到头来，也只不过是个教授；你这副院长可是副局级，将来连你的孩子都会沾光。这是文化部做出的决定，你不干，不是明摆着对抗党组织的安排，以后你还怎么在美院混下去？”

我相信，这是她作为朋友的一段“好心的”忠告，但是身为红二代、太子党的她，却永远不会懂得，在画画人心目中，真正让他们敬重的，恰恰是那些将自己一生献给了艺术的人，而不是你心中的什么官阶职称。

我相信，美术界没有几个人会记住你父亲的名字，可他们不会忘记李可染。

正所谓，道不同不与为谋也。

因为我不是党员，文化部无法用党纪来约束我就范，但我知道，我的这一行为深深地得罪了某些人，以后在美院也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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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年，我向靳尚谊院长请了一年假，赴加拿大作私人访问。89年，我接到系里转来文化部的通知后，决定选择“自动离职”，留在了加拿大。

此后美院发生的变化，已有目共睹：

顺了某些人的心愿，美院终于失守，徐悲鸿奠定的校尉胡同5号老美院“寿终正寝”，美术陈列馆成了协和医院的高干病房，堂堂一个中央美院开启了多年靠租借酒仙桥一座厂房来办学的“流浪生涯”···我想，如果侯先生还在位，他绝不会让这一切发生。

回头望去，那次在某些人操持下，把侯先生挤出美院领导班子的所谓 “调整领导班子”，真正受到伤害的其实并不是侯先生，而是美院本身。这难道还不清楚吗！

侯先生走了。

上述发生的一切，丝毫没能动摇侯先生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声望。

今天，不管走到哪里，当你遇到曾在校尉胡同5号生活过的美院师生们，谈到侯先生，都会由衷地称呼他一声“老院长”。

是的，“老院长”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侯先生走了。

我终于可以把心中憋了35年的这些话说了出来，籍以告慰侯先生在天之灵。

恩师走好！

侯先生千古！

附：2023年1月1日，原中央美术学院第一副院长、画家侯一民于北京去世，享年9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