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 “一后二妃”的选婚大玄机----明末党争“五”大案之拨乱返正（十三）

天启五年十一月十二日，礼部奉旨开始为16岁的信王朱由检的大婚海选淑女，经过重重筛选，六个月后的天启六年五月十八日，礼部上报初选出淑女七十七名。最终在诸王馆选中小朱由检三个月的周奎之女。见《天启实录》记载：“天启五年十一月十二日丁巳，上谕礼部：朕弟信王年已长成，理宜婚配。尔礼部便出榜晓示京城内外官员军民人家父母，行止端庄、家法整齐女子，年十四至十六，容貌端洁，德性纯美，言动威 仪，咸合礼度者，许赴官报名，听候选择，应行事宜尔部开具来看。天启六年五月十八日庚申，命信王选婚礼，部报五城两县女子七十七名。六月二十一日壬辰，以信王婚礼，命诸王馆选择女子。选中大与县民周奎女，年十六岁，三 月二十八日子时生。”

单看这样的记载，似乎信王朱由检的选婚并无什么新奇之处。但是当我查阅细节后，才发现其中大有奥妙。

《胜朝彤史拾遗记》载：“天启中，选信王邸妃，以（周）后进。故事：宫中凡选婚，每选一，必以二副者陪，升即中选，皇太后幕以青纱帕，取金玉跳脱系其臂。不中，则以年月帖子纳淑女袖，而侑以银币遣还。时神宗劉昭妃，摄太后宝。而中宫之政，悉禀成于熹宗懿安后。懿安后疑后弱小，将及其次，昭妃力赞之曰：“今虽弱小，他日不长大耶。”因册为信王妃。宣懿康昭劉妃者，神宗妃也。万历六年立中宫时，随册为昭妃，于嫔嫱中最贤而有年。崇祯改元，上使之居慈宁宫，掌太后印，称太妃。周后之选，昭妃赞成之，以是也。”

《烬宫遗录》载：“周后选入宫，名在第三。懿安见其丰容端丽，特拔之为信王妃，故正位后深德之。袁、田二妃同选于朱阳馆，后亲下聘礼迎入宫。”

我们发现：为信王朱由检选妃用的居然是皇太后亲自主持的“选一陪二”！

看到这里，大家一定会不以为然。不就是沿用了宫中的旧规么，明朝选婚都是民间海选，相当于“选一陪万”，这“选一陪二”有什么可计较的？

问题在于明朝皇室的选婚决赛的“每选一，必以二副者陪”乃是只有皇帝或是皇太子才能享受的最高规格，而普通亲王的选婚决赛是根本不允许“选一陪二”的，只能是“一选一”！见《酌中志》：“（万历）三十一年选福王妃时，皇贵妃郑娘娘引潞王例，欲选三人而择之。先监矩时总理婚典，受执往事，争曰：潞王先选一位未中，复选二位。虽三人，其实二也，如何敢比？”

潞王是万历皇帝无比疼爱的同母弟弟，而福王是万历皇帝最为宠爱的儿子，万历皇帝为了这两人是屡坏祖规，赏赐逾制，可是在这两人选婚上也只能借不满意为由让爱弟潞王重选一次，第二次也只是让他“二选一”而已，至于爱子福王就只能乖乖地同其他亲王一样“一选一”了，骄纵的郑贵妃被太监奚落了一通也毫无办法。就连恩宠逾制的潞王和福王都无法逾越祖规，绝不能“选一陪二”，可信王朱由检却能享有皇太子才能享有的高规格待遇，这是明目张胆的僭越！是封建王朝绝不能允许的，就算天启皇帝愿意，内廷的监事和满朝的文臣也绝不会答应！

可是我们看到无论是内廷还是朝臣都对此毫无异议、视若无睹，大家思来奇也不奇？！原本早早为信王选婚是因为只有在朱由检成婚后，魏忠贤才能按制安排他出京就藩，可事实却是朱由检成婚后迟迟不安排他的封地，更无人提及信王出京就藩一事，这是怎么回事？难道魏忠贤有健忘症？

不是魏忠贤健忘，而是情况发生了变化，天启六年五月初六的王恭厂大爆炸使天启皇帝唯一的健康的儿子皇三子朱慈炅夭折，这就使得本是普通亲王的信王一跃成为明朝的第一继承人，由于天启皇帝病重，身为伦序第一的皇位继承人朱由检自然要留在京城随时准备继位。由于不能排除天启皇帝未来病愈的可能，也不能排除年轻的天启皇帝再生育儿子的可能，所以病重的天启并没有将弟弟立为太子，否则如果天启病愈或是新太子诞生都会使朱由检的身份极为尴尬。但朱由校对弟弟是无比疼爱呵护的，虽然他不能给予朱由检公开的皇太子身份，但他却让弟弟朱由检立刻开始享受皇太子的实际待遇，除了选妃的“选一陪二”的“一后二妃”外，出宫成婚后居住在北京王府井的信王府邸内的朱由检是处处都比其他藩王优越。

不同于普通藩王成年后需要出宫开府，皇太子是一直住在宫中的，如天启和崇祯的父亲泰昌帝朱常洛作太子时是住在迎禧宫。见《酌中志》载：“神庙万历二十九年春，始移皇长子（朱常洛）于迎禧宫。九月十八日二更，传谕内阁：皇长子及诸皇子册立冠婚，敬奉圣母命蒙嘉许，卿等传礼部择日具仪行礼。至十月十五日册立光庙为东宫，封皇三子为福王，皇五子为瑞王，皇六子为惠王，皇七子为桂王，实允首辅沈相公一贯之揭请，始施行也。”

因为暂时不能公开弟弟朱由检的皇储身份，天启皇帝只能遵循祖制安排信王出宫成婚，于是选址在今北京王府井要求高标准地建造信王府。《天启实录》：“丁卯天启七年正月九日丁丑，工部尚书薛凤翔复内官监李永贞题信王出府该用物料或炤三王事例概赐议省，或照瑞王先给一半造办。得旨：三王之国，厂臣念切时艰，蠲免该部，业已不赀。今信王出府物料，尔部宜协心共济，著炤原数上紧齐备送监，以便及时成造，称朕亲亲至意，毋得延缓。”工部和内官上疏请求按照万历时瑞王、惠王、桂王三位藩王在北京共用一府的前例省下建信王府的钱，或是按照正在建造的瑞王府的标准建造信王府，在他们看来，建在北京城里的信王府只是个过渡的临时住处，既然国库空虚，不如为国家省些珍贵的银子把盖信王府的规模用度缩减些，没想到当即被驳回，天启皇帝要求按照他原来的高标准一丝不差地建造信王府，而且要及时完工，这是他对弟弟的亲亲爱意，绝不允许工部讨价还价，稍有延误。

崇祯曾批《大学衍义》道：“朕昔居信邸，经史词章难虔左右，尤爱政书，尝往文渊阁，见真景元《大学衍义》，心塞为之大开，重以镌刻精工，实可视奴宋椠， 安得不视为鸿宝哉。”这说明出宫以后的信王朱由检享有其他藩王们所没有的自由出入文渊阁查阅政书的特权！

《酌中记》记载：“神庙潞藩入朝，至景运门即下轿，步入乾清门之左瑞。惠、桂藩之入朝光庙，及今上之入朝先帝，至宫门始下轿，礼骎殊矣。”按照祖制，即使是潞王这些备受皇帝宠爱的藩王们入朝也要提前在景运门下轿，然后步行入乾清宫，可是信王却可以一直坐轿坐到宫门前。

《酌中记》记载："万历时，在京亲藩如潞王、福王；先帝时，在京亲藩如瑞王、惠王、桂王各府承奉等官，止有食米、冬衣。惟天启年间，今上信邸承奉等官，俱随宫内关赏，盖先帝友于至谊，祖宗以来所希有也。”

《天启宫词》载：“藩官十月给冬衣，回首先朝事事非。却羡信王奉承正，铎针枝拜恩归。”当时待亲藩恩礼寝薄，瑞惠桂三王在京，其正副奉承官虽给食米衣鞋类皆粗恶。惟今上信邸诸臣破例从丰，又尝特恩赐奉承正以铎针？桃杖三种，盖熹庙友于至谊也。"

尚未离京就藩仍然在京的藩王，即使是备受宠爱赏赐逾制的潞王和福王的下人们也只能是按标准领取相应的食米和冬衣，可信王府里的下人的吃穿用度却依然是跟随皇宫中的高规格待遇。而且与信王同时在京的瑞王、惠王、桂王三位藩王的下人领取的东西粗制滥造不堪一用，可发给信王府里下人的东西却总是破例的丰厚优渥！

信王朱由检享有种种普通藩王无法享有的特权和优待，这不仅仅是由于哥哥天启对他的无比疼爱，更是因为他在王恭厂大爆炸后的准太子身份！

对于这一切，无论是张嫣的东林党，还是魏忠贤的阉党，都是心知肚明的，所以对于信王朱由检享受到的超越祖制的待遇他们一致地保持了沉默，这正是东林党不择手段谋求的结果，他们怎么会反对呢？移宫案中他们无事生非污蔑李选侍，但面对信王的种种逾越他们却视若无睹。东林党们不仅不维护祖制上疏抗议，反而编写史书时有意遮掩信王在王恭厂大爆炸后享有的准太子待遇这一事实，无非是想误导公众，让世人以为信王确立王储地位是在天启七年八月的天启病亡前几天，从而防止世人发现天启六年五月的王恭厂大爆炸和王储更易之间的联系罢了。

魏忠贤即使心有不愿但却无力改变信王已是准王储的既成事实，所以他不但不敢对信王所享受的种种逾越祖制的待遇提出任何异议，反而开始竭力地巴结讨好朱由检，见《崇祯长编》“天启时太监魏忠贤方擅政，四方珍异之物毕致，忠贤时以非时花木菓蔬之类献帝，（崇祯）帝辄受之，厚犒其使，若相得甚欢者。”及《全史宫词》： “防奸常恐祻心藏，椟食朝朝进信王。毕竞真龙天眷顾，花名早兆御袍黄。    《王誉昌崇祯宫词注》载：“丁卯春，忠贤以牡丹二百余株，献于潜邸。署其名于长笺，首列“御袍黄”。是秋，登宝位，亦先兆也。”

魏忠贤不但时常给信王进贡珍贵果鲜，还特地在天启七年的年初搜罗了牡丹二百多株献给信王朱由检，并用首列“御袍黄”的登基之喻 讨好储君朱由检，而这居然被写成“毕竞真龙天眷顾，花名早兆御袍黄”的“登宝位先兆”，这不过是借预兆之说神化崇祯的继位登基的正当性，用以掩盖背后残酷激烈的王储之争罢了。

细节是魔鬼，处处有机关，读明末史实在是再怎么仔细也不为之过啊！

转载请务必注明作者和出处。

首度破解，持续更新，敬请关注博客文章，更多揭秘都在《红楼隐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