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恭厂大爆炸的因果解密（上）----明末党争“五”大案之拨乱返正（八）

凡事都有因果，就让我来理理这改变了历史走向的王恭厂大爆炸背后的因与果。

《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十一》记载较为简明直观：“天启五年五月，上祭方泽还宫，即幸西苑，时日已晡，忠贤与客氏乘大舟饮酒，欢甚。上独与宦竖二人，泛小舟荡漾，上身自刺舟，一珰佐之，相顾笑乐。忽风起舟覆，上及二珰俱堕水中，二珰死焉，上救免。诏肃宁县建坊，赐敕旌奖魏忠贤，并荫其弟侄一人都督佥事。锦衣卫指挥掌北镇抚事许显纯勘问汪文言狱。

秋七月，下杨涟、周朝瑞、左光斗、顾大章、袁化中于北镇抚司。

八月，御史张纳上书论东林书院，诋邹元标、孙慎行、冯从吾、余懋衡，俱削籍。副都御史杨涟卒于狱。吏科都给事魏大中卒于狱，其子学洢死之。佥都御史左光斗卒于狱。

九月，赐魏忠贤金印，文曰：“顾命元臣。”客氏印，文：“钦赐奉圣夫人。”顾大章下狱，寻卒。

冬十月，逮御史惠世扬、夏之令于狱。刑部侍郎朱世守、大理寺丞杨一鹏、兵部侍郎刘策、布政陆完学俱削籍。中书舍人吴怀贤下狱。同官傅应星入告忠贤，即逮之下狱，拷死，籍其家。妻程氏以惊死。

十一月，扬州知府刘铎下狱。僧本福携铎赠三诗至京，为其语多讥刺，遂逮之。锦衣卫指挥佥事高守谦殴翰林丁干学毙之。时科臣陈熙昌、词臣陈子壮亦以试录有“庸主失权，英主揽权”等语，亦削籍。戍吏部尚书赵南星。

天启六年春正月，命修《三朝要典》，以“红丸”、“挺击”、“移宫”三案，编缉成书。

三月，御史周宗建下狱，卒毙于狱。左谕德缪昌期下狱，与周顺昌同诏狱，为许显纯所毙。左都御史高攀龙卒，自投于园池，忠贤复矫旨逮其子高世儒。吏部主事周顺昌下狱，显纯拷比倍酷，死。御史李应升下狱，亦拷死。戍毛士龙，削夏嘉遇、姜志礼、王心一、刘大受等籍。“

 

从时间顺序上我们发现，在大爆炸发生前，天启皇帝即使因意外落水而病重垂危，也从没有放松对东林党的打压，反而是更加果决地清理东林党，不难看出来日无多的天启皇帝希望能为继承者留下一个干净的朝堂的只争朝夕的迫切心情。天启皇帝整肃东林党可谓是手段严酷，可是他整肃的都是手段极端的阴谋家和以权谋私的为非作歹者，如为争夺朝权而蓄意制造“红丸”、“挺击”、“移宫”三案迫害异己、祸乱朝纲的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周朝瑞等；如贪污受贿、营私舞弊的汪文言、周起元、周顺昌等。

而对待东林党中的温和分子，天启皇帝则依然是礼遇宽容的，譬如东林党领袖“老叶妈”---首辅叶向高，譬如东林党领袖---帝师孙承宗，譬如东林党大佬---大学士朱国桢等，魏忠贤在朱国桢被弹劾时还特意网开一面，交待下面“此老亦邪人（指东林党），但不作恶，可令善去。”而将其免罪。由此可见天启和魏忠贤做事还是很有原则的，就事论事，是非分明。

但无事都要生事的东林党人怎会甘于束手待毙？只是打压他们的是一国之首的天启皇帝，而且还都是拿得出证据、讲得出道理的，怎么办？这人世间还有谁能压制的住万万人之上的皇帝呢？人间自然是没有的，可这难不住饱读史书的东林党，古代社会人们认为君权神授，皇帝被视为是“天子”----上天之子，那么就用“天意”来让天启皇帝屈服吧！秦有“鱼腹藏书”和“篝火狐鸣”来伪造天意引导民心，但操作手法太落后而且对紫禁城里的天启皇帝产生不了太大的影响，东林党除了要震慑天启皇帝外还必须要除去皇三子，他们需要与时俱进制造有破坏力的大动静！

天启和阉党对皇三子幼小恐受內操枪炮声响惊扰的担忧，万历三十三年九月的盔甲厂火药爆炸事故的“声若雷霆、死伤无数”，这让东林党将目标锁定在京师最大的火药局---王恭厂上。在信奉“君权神授”和“天人感应”的古代，重大灾难的爆发会影响到人心向背和政权稳定，东林党可以此引导天变舆论反击天启和魏忠贤。而皇三子的死，势必从精神上沉重打击病弱的天启皇帝，并让他的打压东林党的政策后继无人。

五月初三，“甲辰○巡关御史梁梦环奏：欲扫奴氛，先固疆圉，敬陈急著，乞圣明责成诸臣作速预防。得旨：这本说得是贼情叵测，防御宜周，今内外同心，文武和协，厂臣魏忠贤苦心为国整造盔甲器械火炮等项接济急用，大壮军威，枢督抚镇诸臣还宜悉心料理，以图制胜。其速角□羊粮料讥，防款虏，并觉华岛宿重兵设副将，俱系急著该部速与覆行。”

 

天启皇帝批复巡关御史梁梦环的谕旨中透漏出一个至关重要的信息：魏忠贤正在为压制后金奴酋而大造盔甲火炮，与之相应的火炮所需火药的制造自然也要加大生产，换言之，此时的王恭厂内的火药生产量和储藏量正是高峰之时。仅仅三天后，京师最大的火药制造厂-----王恭厂火药局就被人纵火引爆！真是好算计！

“○吏科都给事中杨所修等、掌道御史王业浩等各合词上慰疑有奸细私焚火药，乞敕严防密稽。仍行该城查恤被灾人户，上是之。”

根据现场人证吴二的证词显示王恭厂大爆炸是人为焚火引爆，天启皇帝也赞同王业浩等人并批准“严防密稽”。但由于爆炸破坏性太强，现场毁坏严重，以当时的刑侦条件难以调查，再加上天启病重，天启唯一的皇子朱慈炅又当天夭折，而皇位继承人信王朱由检是亲东林党的，眼见天启大势已去的很多阉党和中立派大臣都选择抛弃天启明哲保身，竞相倒戈维护东林党，呼应东林党的谣言造势，也给调查带来了人为的阻力，纵火调查终因客观和人为的双重原因而不了了之。

虽然天启皇帝不相信天变之说、不肯放弃对东林党的打压，但是王恭厂大爆炸还是不可逆转地造成了阉党集团其实就是帝党集团的分崩离析。

《酌中志》记载：“中官最信因果”“（李永贞）至五月初六日，因王恭厂之变，惧而求退，体干固不肯放，嗾逆贤借先帝天语催永贞少愈即出。”太监最是迷信，魏忠贤的亲信----司礼监秉笔太监李永贞因前段时间摔伤了腿正在修养，惊天动地的王恭厂大爆炸令他深感恐惧，当天就请求退隐，司礼监掌印太监王体乾不肯放行，于是唆使魏忠贤让天启皇帝亲自下旨命令李永贞腿伤稍愈就赶快出来办事，这才勉强留下李永贞，可想而知李永贞自此后的做事肯定是消极懈怠的，阉党的执行力自然是大打了折扣。

但天启要面对的可不仅仅是后院失和，更可怕的是前廷失守、阉党竞相倒戈。

灾害发生后，天启赞同“有奸细私焚火药”的结论，但迫于强大的舆论压力，在大爆炸发生两天后的五月初八，天启皇帝不得不下诏同意王恭厂大爆炸是“变异非常”，却同时强调要大臣们“洁虔洗心办事”“痛加修省”，表示天变乃是臣子没有“恪恭职业”导致的。“己酉○谕内阁：五月初六日己时地鸣震虩屋宇动摇，而京城西南一方王恭厂一带其房屋尽属倾颓震压多命。朕以渺躬御极，值此变异非常，饮食不遑栗栗畏惧。念上惊九庙列祖，下致中外骇然，朕当即斋戒虔诚。亲诣衷太庙恭行问慰礼讫尔，中外大小臣工俱各素服角带，务要洁虔洗心办事，其停刑禁屠等项。卿等即传示礼部都著痛加修省，恪恭职业，共事消弭，仰体朕心，冀回天变，毋得视为虗文苟且塞责，仍将被灾人户速著该地方查明具奏，分别优恤以彰朕畏天省惕至意，特谕。”

眼见天启无以为继、东林党将东山再起，阉党骨干首辅顾秉谦等人纷纷第一时间上疏自我弹劾，请求罢斥，希望尽早脱身免灾。并请求停止对东林党用刑。天启皇帝只能是一一温言传旨慰留。但是顾秉谦后来接连3次上疏乞休，终于在三个月后的天启六年（1626年）九月致仕返乡。“○大学士顾秉谦等，合疏自劾燮理无状，求赐罢斥，言：天任德不任刑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为也。今地阴也西南为坤又阴方也当仲夏盛阳之月而声出地中灾起阴位此阴奸阳刑奸德之象也。今圣谕首举停刑一节同符任德之化。请敕在京各衙门重大狱情经奉明旨者俱开送法司，分别具奏，速与发落，在外责成抚按有司不许淫刑以逞，庶天心嘉悦矣。又各疏自劾，俱温旨慰留。”

第二天，五月初九，阉党王永光上疏声称王恭厂大爆炸乃“上天垂戒”，要求将东林党罪犯交付法曹以免于诏狱刑求。“○兵部尚书王永光言：诸臣谓王恭厂不过火药延烧已耳，何能使坤维震撼数十里作霹雳之声？若徒诿火药之力也目前稽查失火甚非上天垂戒意矣。今我皇上减膳撤乐诸臣素服角带遂足当修省乎？。。。累囚半归诏狱追赃即已毕命。。。请自今以往，轻重罪囚悉付法曹，使罹法者瞑目，附比者徼恩，或开其湔除减之一线，仍念其子孙父母之无皋肃杀继以阳春此其时矣。。。得旨：这修省事宜知道了，三殿渐已就绪，不碍军需，票拟自属阁臣，原未讹误。”天启看了只得用“知道了”三字敷衍了事。

“○癸丑(五月十二)礼科都给事中彭汝楠等疏言修省实政，一曰省刑罚，如近日逮系立枷非万不得已必无轻用；一曰薄税敛，将新复□税一切报罢带徵钱粮酌量催徵无令有司奉行太过。”“王恭厂灾，兵部尚书王永光请宽讼狱，停工作，慎票旨。给事中彭汝楠、御史高弘图亦言之，俱削籍。”

大爆炸发生六天之后的五月十二，东林党人彭汝楠和高弘图以天变“修省”为由提出省刑罚、减税赋，天启当即将这两人革职。可是没想到原本提出王恭厂大爆炸是人为纵火并主张调查的不结党的中立派御史王业浩竟出言附和东林党，这位王阳明的弟弟王守文的玄孙不但不提人为纵火的调查，反而洋洋洒洒的阐述王恭厂大爆炸乃来自人心的郁气积结，希望天启皇帝宽然大度，放弃打压东林党使亿万人心融合相亲而成太和之气以充足宇宙，不愧是心学家之后，这一番附和东林党的和气之说应该也算是他对祖宗王阳明的“心即理”的运用和发扬吧。

 

“河南道掌道御史王业浩等亦言：天心仁爱，变不虗生，兹王恭厂灾纪载不多见，欤刑罚或太重、欤税敛或太急、欤人心或有郁、而太和元气或未流行、欤迩者辇毂之人心多浮而易惊，西北之人心多苦而不甘，东南之人心多悍而易动，而合计海内人心隐隐尚多郁象。郁而火伏焉，郁而阴阳搏击焉，郁而飙风举焉，此震烈之天变所自来也，愿 皇上宽然奠天下于有馀之地，使亿万心融融泄泄以亲上向风而成周之太和充足宇宙间矣。俱下该部知之。”

不过短短六日，朝中便充斥了此起彼伏的要求去诏狱、减税敛的呼声，这都是在为东林党伸张诉求，这表明阉党都纷纷弃天启而去。王恭厂的惊天大爆炸打破了天启对东林党的重重围剿，天启虽然坚持立场不为之左右，并未停止对东林党的大狱，但他打击东林党的行动却因为阻力渐增而日渐艰难。

五月十九，“○庚申。命信王选婚，礼部报五城两县女子七十七名。”天启传旨为十六岁的弟弟信王朱由检选婚，这也显示了天启已经实际上将弟弟朱由检立为皇储（其中秘密我后面再解），亲东林党的朱由检的皇储地位的确立给了东林党信心，也彻底动摇了阉党的立场，阉党的分崩倒戈已不可阻挡。

“○丙寅。礼部尚书李思诚言：变异继至，天心实有所震怒，虗文徒具，实政不修，未足语修省也。前遇灾陈言诸臣章奏已多而剀切详尽实无如王永光一疏，举朝以为得大臣敢言之风，惟愿我皇上采而行之。得旨：灾变示警，已有旨上下痛加修省，若举朝臣子都能洗心涤虑、守正奉公，自然天意可回。朕览诸臣章奏，未尝不虗怀采纳，何得专指王永光一疏？为言且本内既无司官案呈便系奏本，如何称题本？用印大臣举动以后还要谨慎。”

 

五月二十五，东林党李思诚上疏批评天启的“修省”徒具虚文而不付诸实政，并盛赞王永光五月初九的上疏，希望天启采纳执行。李思诚属于东林党中的温和派，曾称颂魏忠贤“纯忠体国，大业匡时”，因此后来被崇祯以“颂美”罪打入阉党逆案，处“拟冠带闲住”。李思诚特意拿王永光的奏疏为言令天启皇帝十分警觉，意识到东林党可能已经与王永光结盟，因此天启皇帝的批复不再似从前的温言敷衍，而是变得措辞严厉、针锋相对，明确指出应该是大臣“洗心涤虑、守正奉公”才对，最后还批评李思诚奏本、题本不分，不懂规矩，警告李思诚“以后举动还要谨慎”。

可是这番敲打不但没用，反而令被李思诚盛赞的王永光再接再厉，于第二天的五月二十六又上一疏，“丁卯○兵部尚书王永光以朝天宫灾上疏，言：。。。日月薄蚀、星辰逆行，亦烦太史之占验，独谴告于都城之内叠徵于旬日之间甚至雨泽未沛冰雹随之，乖戾之象显示相左。 皇上亦既耳闻目击悚惕不宁矣。亦既传示诸臣共图消弭，实政矣！自诸臣条上封事自停刑罢税之外，卒未能恩免何项、宽恤何人，概已知道了三字应之。夫委之不知犹俟有悔悟之日，知而不改，何时是苏息之期？皇上当思天变之可忧，或兆于人情之未畅，今能使人情帖服便可望天意挽回，若圣意未回， 天威愈赫，为臣子者即欲耕食凿饮以农夫没世亦不易得，而况能保有崇阶长与皋夔稷契共事尧舜之主哉！得旨：今疆圉未靖，你部能悉心运筹矢图安攘即系修省实政，何必合词求罢？况进言有体大臣尤宜详慎，疏内以危言激聒，明是要君为首的，姑不究。”

王永光的这次上疏用词十分激烈，以冰雹作为天象示警批评天启皇帝的“修省”没有实施于实政，也没有宽赦任何人，面对臣子的疏谏一概都用“知道了”三字敷衍，根本就是知而不改。警告天启如果再这样不思悔悟下去国家就危亡在即了，这显然是在呼应前一日李思诚的奏疏，王永光为了摘掉阉党帽子与天启划清界限也真是拼了！这次，天启自然不会再用“知道了”三字敷衍，而是严厉的批评他身为兵部尚书应该“矢图安壤”才是，警告他“疏内以危言激变，明是要君为首的，姑不究。”

天启六年六月初一壬申，“○吏部尚书王绍徽言：。。。皇上当此修省时，于万几中择其何者为重、何者为轻、何者为本、何者为末，明缓急之序、折利害之详，察天命之微，审安危之系，忧其所当忧，已其所当已，为其所当为，节其所可省，是转祸为福变灾为祥， 皇上何惮而不为？此然非徒如此也，赏者君之仁也，刑者君之义也，今岁春夏以来，诛罚颇多，而法令无章，仁义大乖，则阴阳谬戾，其困顿囹圄尚不可胜计，悲号愁怨无所控诉， 天心有不为之轸念者乎？书曰：天有显道，厥类惟彰，然怨岂在明不见是图，斯亦安人心答天谴之至意也。得旨：冡宰职任统均，果能振刷吏治，惠养元元，岂至饥寒鼓衅？内府积贮，年来给发将二千万，迄无销算清数，谁执其咎？近来大盗公行，官民受害，正合决不待时之律，何谓诛杀颇多？大臣进言有体，屡旨甚明，以后还宜谨慎。”

王绍徽，《东林点将录》的编撰者，与偏中立的王永光相比，王绍徽应该算是阉党骨干。而王绍徽的上疏比王永光更为激烈，批评天启不知轻重缓急，不顾安危利害，诛罚颇多导致天谴，警告天启省刑减税才能转祸为福变灾为祥。这样犯上大不敬的奏疏表明这位阉党骨干已然与天启和阉党公开决裂了。天启愤然批驳道：如果能振刷吏治，官员能守正奉公，百姓又怎会饥寒交迫？并进一步质问年前发放的内府帑金二千万为何至今不知下落，到底是谁的责任？大盗公行，官民受害，正应用严刑重法整治，怎能说是诛杀颇多？警告王绍徽“大臣进言有体”，要谨慎规矩。

“壬午○南京掌道御史游凤翔疏陈：一曰求直言；一曰惜物力以裁土木；一曰扩仁恩以免严赃；一曰勿概为削夺。得旨：游凤翔原以例转复入，仍著他知府去。”六月十一，阉党游风翔上疏再提减税减罚，本是阉党中的边缘分子的他当即被降职，忍无可忍的天启杀鸡儆猴以震慑立场不坚定的墙头草。

可是这番震慑不但没能起到吓阻作用，反而更加鼓舞了王绍徽，在六月十二的回奏中，王绍徽先将二千多万两内帑下落不明之责全数推到熊廷弼、陶郎先和张我续三人身上，然后搬出朱熹和皇祖来压制天启，要求天启礼待士大夫，刑不上于冠绅，为东林党免刑，看来他早忘了朱元璋的“明之自创，不衷与古制”用廷杖打屁股和剥皮实草对官绅士大夫的特别礼遇了。“○吏部尚书王绍徽疏言：钦蒙圣谕，捧读再四，臣不觉感痛惶悚，追忆往时，当辽左奴酋猖獗随到巴蜀煽祸惟时门户炽烈引用匪类，东任熊廷弼陶郎先等，西付张我续，征伐调遣骚动天下，擅取外库借请内帑，以致二千馀万资其饕餮实其囊橐，。。。臣又闻人君以兼听广纳为明，以藏疾匿瑕为量，宋臣朱熹有言：宋朝有超越古今八事，其一曰遇士大夫有礼， 皇上仰思，皇祖刑不上于冠绅，崇餋士节，海内莫不仰德，斯亦恐惧修省仰答天谴之至意也，天意有不眷顾哉？得旨：奏缴圣谕该衙门公疏，用印如何独自出名？且疏内又兼条陈殊，非回奏之体。帑金二千万两糜费不止三人，何不悉行查出？大臣章奏还宜详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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