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老人的晚年过的有多艰难，连诺贝尔奖得主也不例外

就在一个月前2018年度诺贝尔奖新科得主们在鲜花和闪光灯下享受荣誉的时候，一位昔日的物理学宗师巨匠默默地离开了人世。他就是1988年的诺贝尔物理奖得主，“金粒子”的发现人，前费米实验室主任里昂莱德曼教授。这位大师，除了以一位理论巨匠，优秀教师和物理科普畅销书作者的身份著称于世以外，居然还有一个让人唏嘘不已的事迹，出现在所有报道他逝世新闻的媒体上。那就是，莱德曼于三年前确诊了老年痴呆症，为了付高额的医疗账单，他不得不网上拍卖了自己一生荣誉的象征：那枚金灿灿的诺贝尔奖章。

在我们一般人的印象中，诺贝尔奖获得者都应该是名利双收呼风唤雨似的人物，怎么也不应该混到需要出卖奖章才能付医疗费的地步吧。比如日本，曾经雄心勃勃制定了“半个世纪内拿三十个诺贝尔奖”宏大目标；中国人的诺贝尔痴迷症就更不用提了，莫言和屠呦呦分获文学奖和医学奖，曾让国人象过节一样大大亢奋了一番。在东方人看来，这些曾站在科学高峰上为国争光的人，应该被当成民族英雄国家瑰宝一样来供起来才对。美国是不是太不重视人才了？

其实，就是在美国所有诺奖得主中，莱德曼还远远算不上混得最惨的人。2010的化学奖得主，是美国的赫克，这是一位上了有机化学教科书的经典人物。他发现了“赫克催化”反应，就是碳和稀有金属之间可以形成化学键，并以此为契机，形成以碳为中心的各种结构复杂的化合物，在化工和制药产业中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可是仅仅在他得奖5年之后，也就是莱德曼拍卖奖章的同一年，我读到这样一条悲惨新闻：赫克在菲律宾一家私立医院住院因为拖欠账单，而被院方扫地出门，不得不住进条件低下的公立医院，没几天就撒手人寰了。

一个响当当的美国诺贝尔奖得主，怎么会流落到菲律宾这样的欠发达国家，还落魄至此的呢？据说，赫克当年是个专注做学问不重名利社交理财之人，他在得奖名声鹊起之前，就被所在的大学劝退了，每个月只有2500块的基本退休金，也就是在菲律宾这样的低消费国家，才能过得自在些，更何况他太太是菲律宾人。但是，人一旦生病，就什么都指望不上了。据说，赫克临终前，太太已经去世，膝下无子女的老科学家反复念叨要回到祖国家乡，竟然无人相助，最后一把老骨头埋在了异国他乡。

有人说，美国是老年人的“地狱”， 从这两位诺奖得主的晚年看来，还真是这样。即便他们曾是站在世界科学最高峰的时代弄潮儿，而一旦人老珠黄创造力衰退，社会就会毫不犹豫把他们遗忘。而在东方社会，情形也许就大不相同。被誉为“光纤之父”的香港科学家高锟，2009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也和莱德曼一样得了老年痴呆，就算是退居二线多年之后，还被《亚洲新闻周刊》评为“20世纪风云人物”，逝世后，香港特首深切哀悼，中文大学特设专区吊唁，也算是备极哀荣了。

1999年我曾经在纽约大学的长岛石溪分校校园漫步，友人指着一栋大小居中的房子告诉我，这是杨振宁教授的居所。那栋房子，和杨教授后来海归清华后的居所，一幢寂静优雅绿树环抱的乳白色二层小楼相比，就有几分寒酸了。老杨作为第一个夺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长期都是国家民族的骄傲，所以政府奖他一栋别墅。在82岁娶28岁的佳话传开之后，他的名字很不幸地开始和八卦和搞笑联系在了一起，不过，有失必有得，老科学家晚年生活的照顾问题得到了解决。

可以想象，假如杨振宁一直呆在美国石溪，恐怕逃不过一个清贫寂寥的收尾。别的不说，长岛多雪，到了冬天老爷子恐怕还得自己找人扫雪铲路，哪比得过在清华享受学子们的众星捧月和国家的重点照顾。杨教授2002年全职海归，2017年还以95岁高龄放弃美国国籍恢复中国人的身份，我们再回顾他青壮年毕业后违背父命决然留美，并以此奠定一生事业的决定，不能不赞叹，大丈夫相时而动，聪明人到哪都聪明。

美国毕竟是发达国家，莱德曼和赫克晚年虽然不算辉煌，只要身体健旺，过个平安的退休日子肯定是不成问题的，但是莱德曼痛卖奖牌未雨绸缪，赫克穷困潦倒客死他乡，倒霉就倒霉在这个病上。

美国政府对其公民的基本福利，在发达国家力被公认最为抠门的。在罗斯福新政时期，美国实现了退休人员的基本退休保障，SOCIAL SECURITY，这也就是赫克得以在菲律宾养老的基本收入；30年后，约翰逊总统签署了医保和医疗补助法（MEDICARE AND MEDICAID），给65岁以上退休老人和低收入人群提供了基本的医疗保障。但是退休保险是远远不够的，比如，医保的门诊部分医保可以保80%，听上去不错吧，但如果这是一个昂贵的测试，那么剩下的20%自付款也足以让一个温饱之家吐血。

再拿莱德曼的老年痴呆症举例，如果他最终完全失智，就只能住养老院了（NURSING HOME）。在美国，比较好的养老院每月好几千小一万，这是退休医保MEDICARE绝对不管的。所以也难怪莱德曼拍卖奖牌。令人高兴的是，他的拍卖筹集了七十万美元，三年下来的医治费用是肯定无忧了。但是没有金牌可卖的路人甲呢？最近一项调查发现，20%的美国老人去世时银行账户中的存款为零，高达一半的老人，存款少于一万。这里面很大的一个因素，就是日益增加的医疗费用。

美国没有全民医保，政府只管退休和残障人士的基本医保，就是这样，国家健保投入占全国GDP的比例已经高达18%。相比之下，那些有全民医保的国家，比如以色列和台湾，才8%，英国挪威澳大利亚是9%， 法德加拿大是12%。

美国人花了那么多钱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大众健康的硬指标，比如人均预期寿命和婴儿死亡率，美国在全世界仅仅排第19， 而采用全民医保的法国是第一。

美国人花了那么多钱老百姓还是怨声载道。据统计，美国人对本国医保的满意度仅仅为25%，远低于加拿大的40%，尽管人家有看病难排长队的恶名；台湾人民对本岛全民健保体系的满意度，据说是70-80%。怪不得，我身边的台湾同胞如果得了疑难重病，很多都选择回台就诊。

当然，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欧美澳的全民医保国家，面对社会老龄化的挑战，也面临入不敷出难以为继的困境。比如英国老人如果需要膝髋关节置换，需要排队很长时间；而75岁以上的老人，如果申请心肝肾等主要器官的置换手术，基本不可能。

1935年，当罗斯福总统签署《社会安全保障法》的时候，美国人均寿命是60岁，1965年约翰逊总统签署《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法》（MEDICARE AND MEDICAID）的时候，美国人均寿命是70岁。总统和国会大概基于这些数字算了一笔账，觉得这些法案能搞的下去，才签的字。

而现如今，美国人均寿命已然飙升到了79岁，世异时移，变法宜矣，如果再墨守陈规不思进取，那么这两个美国人民赖以熬过晚年的法案，会不会面临破产的前途？

一个带点讽刺意味的事实是，促成发达国家人民预期寿命大踏步前进的医学革命，恰恰也正是让各国医保不胜重负的”罪魁祸首”。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先看看为什么现代人活得长了，一个重要因素，是戒烟运动的功劳。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就是心血管疾病防治和治疗手段的突飞猛进。

在过去，一个四肢发达全身器官基本健康的中年人，很可能就因为心脏或大脑里一根细小血管的阻塞而挂掉，也就是说，他们还没有活到需要大量消耗医疗资源的年纪，就仙去了，真的是很替国家“省钱”。而现在，心血管造影诊断和搭桥手术的普及，有效降血脂防脑溢血药物的涌现，让这类英年早逝的悲剧大大减少。

但是，现代医学固然延寿有术，但是在提高老人的健康质量，节约医疗开支方面，却是徘徊不前。比如，能拖得病人经济破产家庭精神崩溃的早老年痴呆症，制药业斥巨资多年研发却毫无办法；病人众多维护费用高昂会造成多种器官最终衰竭的糖尿病，治疗创新乏善可陈。

医学最大的成就，仅仅是维持一个心脏的跳动，而这个心脏的主人，也许已经失智多年，或许因病痛生不如死。生命在这种状态下的延续，固然彰显了人类向死亡极限挑战的决心和成就，但其副作用就是给社会和家庭带来了漫长的煎熬，沉重的经济负担。

我家孩子在学乐器的时候，曾经去老人院（NURSING HOME）表演，让这些风烛残年的老人们体验一点难得的青春童趣。我们去的那家老人院，在当地算是很有口碑的，收费不菲。我走进去，看到里面设备齐全窗明几净，医护人员耐心周到，不禁感到一阵宽慰。但同时，空气中也似乎弥漫着一丝淡淡的，也许是老人院“特有”的气味，轮椅中的老人们，白发稀疏，肩背佝偻，他们满是皱纹和沧桑的脸上，或是一脸纯真的童稚，或是双目茫然神情僵化，让人又感到一丝心酸。

2016年，在美国俄勒冈州尤金市一条陡峭崎岖的自行车道上，一个消瘦的身影，坐在一辆为行动不便者特制的三轮自行车上，正在奋力前行。不知为什么，车子突然失去了控制，人也摔了出来。待警察接到他焦急的太太的报警电话后赶到现场时，发现的只是尸体，死因疑似脑溢血。

他就是2008年的诺贝尔化学奖的获得者，华裔学者钱永健，享年64岁。他在去世两年前遭遇中风，行动能力受损，但是作为一个自行车运动的狂热爱好者，钱永健给自己特制了一辆残障人士专用三轮车，这样，即使是在俄勒冈养病的时候，也能坚持挑战身体的极限，最终却遭遇不测。他的夫人温迪这样评价自己的夫君：他是一名冒险家，一名寻路人，有着自由翱翔的灵魂。

莱德曼于失智混沌中在96高龄上去世，赫克贫病交加被医院扫地出门的时候，是84岁，我又联想到在老人院看到那一幕令人心酸的场景，不由得慨叹，钱永健64岁脚步匆匆英年早逝，固然是家庭的悲剧，科学界的损失，但对他这样一颗不受羁绊自由翱翔的灵魂来说，又何尝不是一种解脱和自由呢？

钱永健因为完善生物荧光技术而获得诺奖殊荣，这里面还有一段小八卦。生物荧光蛋白是日本科学家最先发现的，之后，一位美国科学家普瑞舍（Prasher）以此为基础发现了编码荧光蛋白的基因，为以后这项技术的发扬光大奠定了基础。但不幸的是，他的学术路子不顺，拿不到科研经费，在研究组散伙之前，把宝贵的基因赠送给了队伍刚开张的钱永健，就象把一个出色的骑手扶上了千里马，最终让他一路疾驰达到了辉煌的终点。在丰收的时节，普瑞舍却因为早就淡出学术界所以诺贝尔评委没有考虑他，而钱永健拿奖后到处打听当年的恩人在哪，才发现这个当年的科学奇才在机场开每小时十块的巴士度日。知恩图报而又爱才如命的钱永健立即诚邀普瑞舍加入自己的研究组继续搞科研。如此喜从天降，这个失败的科学家以为自己的科学第二春从此复苏。但是好景不长好人短命，钱老板驾鹤西行后课题组关门大吉，普瑞舍再次失业，人生悲欢离合的戏剧性，他大概是尽尝了。

我不知道，当普瑞舍出席好心老板的葬礼时，他心中是作何感想？钱永健获得诺奖固然幸运，他如今已是天人永隔；普瑞舍事业几起几落，但他毕竟还拥有健康和自由的意志。

人的生老病死和成败利钝，有时真的是难说的很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