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秘书的一份手稿

夏衍秘书的一份手稿

    这是夏衍（50年代）秘书在文革中交代的手稿，提及到政界、文化界包括潘汉年、夏衍、周扬、巴金、胡风、徐平羽、姚溱、吴强、傅雷等人不少轶事。虽然是在文革时期的交代，但去除一些上纲上线的说法，所述的不少轶事应该都是真实的，可能比回忆录更近真实，因这些手稿不会对某些人进行粉饰和拔高，可读性较高。

手稿抄录：

最高指示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

我所了解的夏衍情况

一、夏衍在电影方面的反革命罪行
我是在1951年夏天，正是毛主席亲自发动了对电影《武训传》批判时，调去当夏衍秘书的。在我当他秘书期间，他在上海时代（用）力量最多，抓得最紧是电影。我听他说过，他自认为自己是一个新闻工作者，半个电影工作者（意思是对新闻最内行，其次就是电影），这说明电影是他三十年代以来的“老巢”，因而对这个阵地特别重视。通过这次文化大革命，我认识到，他所以如此抓紧这个阵地，是由于电影是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是解放以后最尖锐的一（个）战场。毛主席连续指出了《清宫秘史》、《武训传》的严重问题，（江）青同志亲自抓了《南征北战》和武训调查。夏衍在这段期间，不（仅）抗拒毛主席的批评，而且亲自披挂上阵，大抓上海电影剧（本）的创作，加强对于电影的反革命控制，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抗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我接触到的有一下几件突出事件：
1，对抗“武训传”批判，并在批判之后不久即进行反扑。“武训传”出笼情况我不了解（关于“清宫秘史”批判及江青同志领导摄制“南征北战”和参加武训调查，我过去从未听说过，直到这次文化大革命中揭发出来才知道），我是在夏衍从东德访问回来（1951年夏天）时才调做他秘书，接触文艺界的。他回来后即关门写检查。关于他的检查打印通常是由市委宣传部办的（他当时是市委宣传部部长兼市文教委员会主任，经常在文教委员会办公，他出国访问后，他原秘书葛蕴芳即到宣传部部长室，他回国后我在文教委员会当他秘书，而属于市委处理的一些问题，则是葛蕴芳经手）但我记得市委及华东局都讨论过，检讨稿并送到中宣部去审查。后来夏衍曾交我一份修改稿，说是经过毛主席审改的，要我按该稿修改数份送华东局及市委负责干部。这份修改稿不知是夏衍与周扬合谋欺骗伟大领袖以得到毛主席审阅的，还是根本是他们造谣是毛主席修改的，总之不久后即在“人民日报”上刊出。这篇检讨完全是对抗毛主席的批判的，毛主席在“人民日报”社论中明确指出了夏衍一伙的政治面目“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而夏衍对这一严重的政治事件却不过检查为工作上的和思想上的错误。更为严重的是检查后不久，夏衍与周扬即勾结起来对批判进行反扑。夏衍与周扬曾谈到孙瑜和赵丹在受批判之后很紧张，要让他们拍部片子翻翻身。（这段话是我在夏衍与周扬通信中看到的还是他们当面谈到的，我记忆不清了。如果是当面谈到的，当在1953年在京开第二次文代会时，因我在这之前未看到过周扬）。这是猖狂地向这场政治大批判进行反攻倒算，让这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翻身向无产阶级进攻。后来就接二连三让赵丹拍重点片，在夏衍在上海期间拍了“为了和平”“李时珍传”，夏衍调京后拍“聂耳”等等。当时对孙瑜进行了什么阴谋策划我不了解（因为电影厂的问题都是夏衍、于伶到潘汉年家去密谋，他们曾有什么计划我不了解，夏衍在沪时他尚无毒草出笼），但在夏调京后，石西民接任市委宣传部长后，却为孙瑜的翻身化了力量，一是1957（或58年）孙瑜导演的“乘风破浪”出笼，当时文艺处对这部电影反映很大，认为是毒草（当时不只这一部影片，还有石挥导演的“雾海夜航记”等一批，文艺处都（认）为是毒草），但石西民却说，影片虽然不够健康，但还不违反“六条标准”，支持放映。1959年为国庆十周年献礼创作，孙瑜又（以）不违反“六项标准”…建设成渝铁路的电影剧本“铁龙之歌”。这个剧本狂热吹捧反动派，污蔑劳动人民，遭到文艺处反对，但石西民老婆海燕厂党委书记吴伟却再三要文艺处能提出“修改意见”。由此可见，这股翻案风直到59年还在起作用。从这一事件可以看出夏衍、周扬等一伙是蓄意抗拒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抗拒毛主席对他们进行的革命批判。
2，创建电影剧本创作所，对抗江青同志对电影的领导。夏衍在1952年初在上海新建起电影剧本创作所，他自己兼任所长，开始他还曾想把自己办公室安置在创作所，但由于华东局决定他在华东局宣传部办公因而未成事实。由此可见他对这个单位的特殊重视。通过文化大革命可以清楚地看清了他所以如此重视这个单位，是由于当时江青同志捍卫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在电影战线上发起了猛烈进攻，他恰恰在此时建立这样一个单位与江青同志抗衡，从他网罗、组织的队伍，直到所炮制出笼的剧本，都可充分表明他创建这个单位的反革命目的。创作所的副所长是柯灵，文化大革命揭出这个人是个汉奸文人，国民党情报人员，解放初期由夏衍发展为秘密党员，在把他调到创作所后，还跨组织系统安排他到华东局宣传部办公室来管文件。编剧中网罗了和蒋介石拍过照的杨（树）彬、军统特务艾明之、脱党分子唐振常（后来还在创作所解决…）、胡风分子王戎（反胡风运动中X帽判刑）、政治面目不清的石方禹，这些人就成了以后上海电影创作的骨干力量。夏衍对他们的创作都是亲自抓的，不但审阅剧本，批注详细意见，有的还亲自主持召集有关部门开座谈会。比如，对于石方禹的反特剧本“天罗地网”，夏衍是重点抓的，亲自与华东公安部打交道，让石方禹到福建（？）收集素材，剧本写成后还邀请公安系统的人来参加讨论（我记得来参加的有当时市检察长王范）。对于柯灵的歌颂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剧本“为了和平”也是如此，在夏衍调京以后出笼的大毒草“球场风波”（唐振常编剧）及“不夜城”，都是在这一阶段就开始写作或酝酿的。关于“不夜城”，据我接触，在柯灵“为了和平”脱稿后，夏衍就授意叫他写一部表现资产阶级的电影。“不夜城”正式出笼是在1956年对私改造之后，而开始则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之前，在这个时期，夏衍出主意叫柯灵写这个剧本，我今天认识，这是在1953年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一个工业化两个改造之后，夏衍从他的反革命本能出发，感觉到资产阶级被改造的命运势所必然，因而在这时要搞为资产阶级歌功颂德、树碑立传的电影。剧本未写成夏即调京，以后的过程我就不清楚了。从策划“不夜城”的事件中，也可清楚地看到，夏衍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另外，夏在电影剧本创作所，无论是在会议上，还是在批注意见中，都是大肆宣扬“到处有生活论”，鼓吹作家应随时随地观察生活，观察人，积累细节，一旦创作时即可采用。这也是有意识地与毛主席的深入工农兵、表现工农兵的文艺方向相对抗。关于他在创作所的活动，当时创作所的秘书长王世桢了解得具体（王现在海燕电影制片厂）。

3，包庇电影界的牛鬼蛇神。解放初期上海有两个电影厂，一个是接受国民党电影厂而来的国营上海电影制片厂，另一个是私营厂联营的公私合营厂“联合电影制片厂”。这两个厂都是夏衍重点抓的，是由他们反革命集团人物来控制的，两个厂一个厂长是于伶，一个厂长是叶以群。这两个厂的工作都不是按照正常的请示、汇报，手续都不通过办公室，而是到潘汉年家去解决。夏衍是文教委员会主任、宣传部长，文化局、电影厂、中苏友协都由他管。而这几个单位都不按组织手续进行工作。夏衍有时去参加文化局的局务会议，或中苏友协的党组会，有些事就到那里当面解决，有些文件他就在会上阅批（他在华东局宣传部办公，也是经常一边开会，一边批文件、看电报），而平时其他重大问题来向他请示，他都是叫他们星期天到潘汉年家去解决。我当时也感到奇怪，为什么工作问题不通过正式书面请示，或开会解决，而跑到私人家中研究。夏衍说这样可以提高工作效率，问题可以一次解决，否则他批示意见后还要再向潘汉年请示。当时华东局宣传部也有人对他这种作（做）法不满，但也认为他“组织观念不强，是地下单线领导的工作方式”，没有从政治上来加以怀疑。电影方面重大问题都是到潘汉年家去解决，我在办公室经手或听到过一些非经过组织不可的事。①周璇发神经病事件，这样一个资产阶级黄色演员为男女关系发神经病，不但电影厂出面为她起诉，这件事还上报到夏衍这里，由夏衍出面与政法部门联系，要保璋周璇的权益。②鲁韧拍摄“太阳照亮红石沟”出了一个重大事故，造成协助拍摄电影部队的大批马匹伤亡，对这样一个涉及到解放军的政治事件，也是由夏衍批准让鲁韧检查一下就算了事。③蒋天流企图毒死婆母，被派出所拘留。于伶曾找夏衍请示对策，夏衍说这个人很会演戏，让电影厂出面保释她出来（夏衍曾说过有两个女演员戏路最宽，一个是蒋天流，一个是孙景璐。孙景璐在运动中揭发出来也是一个特务。在我做秘书期间，孙景璐为了她女儿要投考苏修专家办的舞蹈学习班，来找过夏衍，夏衍给她写了介绍信。）出事后，电影厂党员非常愤慨，集体向党委抗议，于伶压不下去，又来找夏衍，夏衍为了使自己的镇压取得合法性，亲自找谭震林，得到谭的同意，由夏出面召开电影厂的党员会去进行说服，包庇蒋天流过了关。由这12（一二）件事就可以看出夏衍是代表什么人的利益，保护的是些什么人。电影方面经常来找夏衍的，我接触到的：在河南中路文委办公时，一个过去的电影老板周剑云常来找他，柯灵与金焰也常来找他。除柯灵我知道当时他来是为了老婆离婚的纠纷外，另外两个人来都是直接到他房间（我和夏是在两个办公室）谈的是什么问题我不了解。但从他们来找他都是登堂直入，不用预约时间看来，他们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后来（52年5月份）我们搬到华东局宣传部去办公，党委机关会客制度很严，周剑云、金焰之流就未到办公室来找过他。但他到宣传部办公后曾说到党委机关办公“联系群众不方便了”，于是他就想出了一个“摆测字摊”的办法：即每周固定一个晚上他到汾阳路中苏友协（后来改在作家协会）文艺界谁有事要找他就到这里来。这种“测字摊”我去过两次，两次看到来的都是电影界的人。第一次是在中苏友协，来的有白杨、韩非等人，那次似乎是座谈会的方式，白杨、韩非大肆攻击解放后演员拍戏的机会少了，演员的发声都退化了等等。第二次是在作协，来的有张骏祥、陈西禾、陈鲤庭、柯灵等等，有的找他谈剧本修改，有的要解决摄制经费，等等。这种“测字摊”由于夏衍时间不能固定，因而搞了几次就不能继续了。今天认识这一问题，我感到这种接触

手稿的字迹不难认，内容基本能看清。--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