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症在中国的隐秘流行
抑郁症在中国的隐秘流行
三联生活周刊
无论从个人，还是从整个社会而言，中国人对于精神痛苦作为一种“疾病”的体验还是很陌生的。
我们做这一组抑郁症的封面故事，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抑郁症可能不是一种疾病，而更像是“发热待查”——一个人发烧了，但未经检验，并不知道发烧的原因是什么。
为什么这么说呢？
在这次采访过程中，我们发现抑郁症患者的确是千人千面。有些人失眠，有些人嗜睡，有些人头疼，有些人从不头疼，有些人有自杀倾向，有些人怕死。
有人有家族遗传史，有些人个性孤僻，有的人是后天遭受了大的打击后突然变成这个样子了，还有的人，家族遗传有一点，个性问题有一点，后天又遭受了大的打击，内因和外因共同影响的结果。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教授祝卓宏认为，目前没有任何一种“精神疾病”，真正符合“疾病”的标准。
一般的躯体性疾病，都有明确的定位、定性、病理特征，比如阑尾炎，病因很明确，阑尾发炎。疾病表征也很经典：转移性右下腹疼痛。发烧，化验会发现白细胞增加，打开一看，红肿热痛都有。这是“疾病”，诊断、愈后都很清楚。
但“精神疾病”无法满足其中任何一项（这也是为什么，现在我们不说‘精神疾病’，而说‘精神障碍’）。比如，除了大脑里的神经系统之外，肠道里的细菌、微生物、菌群的变化也直接影响我们的情绪状态，那么，“精神疾病”到底应该定位在哪里？连精神分裂症也不能定位在大脑。《英格兰医学杂志》最近报道的一个个案，就是讲一个人有被害妄想，在医院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结果是肠道对乳糜敏感。不吃乳糜，幻觉就消失了。
抑郁症也一样，我们无法指向疾病的所在（一定是大脑哪个位置？），无法确定疾病的性质（炎症、免疫系统、基因、神经递质？都有可能），至于病理改变，连最先进的核磁共振都找不到任何特征性的改变，无法作为诊断或者排除的依据。
正常的悲伤与病态的抑郁之间的界限，是由精神医学定义的。
回龙观医院（北京市最大的公立三级甲等精神卫生专科医院）的杨甫德院长非常详细的向我解释了抑郁症的三个核心症状：第一，情绪低落，完全处在悲伤中，任何事情都带不来快乐。第二，兴趣减退，尤其是过去很感兴趣的事情现在一点兴趣也没有。第三，身体疲乏，哪怕一天无所事事，依然感到四肢疲软无力。
怎么分辨正常的情绪低落与抑郁症之间的区别呢？
第一是严重程度。正常的心情低落和抑郁症最大的区别就是看工作能力和社会功能有没有受到损害。一般来说抑郁症中度以上，病人的学习工作能力、人际交往能力、生活自理能力都会严重下降。但一个人心情不好，在能力损害上并不大。
第二是持续时间。持续两周的心情低落就是抑郁症症状。
但是，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这些症状？
关于抑郁症的发病机理，有很多不同的假说，但都只是假说而已。精神科大夫倾向于认为，抑郁症发病的根本因素还是生物学因素，比如，可能有遗传因素，脑部结构的损坏，或者早年的病毒感染等等。心理咨询师则更倾向于认为，遗传因素在抑郁症发病机制中占的比重并不大。先天有先天的因素，但后天的塑造更重要，与社会、经济、文化的关系更大。
无论从个人，还是从整个社会而言，中国人对于精神痛苦作为一种“疾病”的体验还是很陌生的。
有学者认为，抑郁症在中国的城市，尤其是一线大城市已经出现扩大化现象，有过度诊断和药物滥用的问题。但我们的大部分采访对象都认为，中国抑郁症的主要问题是诊断和治疗不充分，而不是过度诊断。
今年4月公布的全国性精神障碍流行病调查（“中国精神障碍疾病负担及卫生服务利用的研究”）验证了这种说法——“除精神分裂症及其他精神病性障碍患者以外，各类精神障碍患者均普遍存在低咨询率和低治疗率的现象。心境障碍（包括抑郁症）患者中因为自己的症状而寻求咨询的比例不足1/5，而实际接受治疗的比例仅1/10左右。他们的求医行为均存在很大误区，在非精神科和心理科的机构接受治疗的比例高于3/4，说明多数精神障碍患者未选择正确的医疗机构就诊。另外，在求助专业人员方面，心境障碍（包括抑郁症）患者求助于精神科或心理科医生的比例仅为1/3，向非精神卫生专业医生求助的比例超过半数，甚至超过10%的患者向非医务工作者求助。”
为什么会这样？
原因有很多。有一些是抑郁症本身的特点导致的，比如抑郁症在发病早期经常表现出“自限性”的特点，会自行缓解，这是影响患者不去看病的一个重要原因，以为忍忍就过去了。但事实上，如果不及时就诊，后期发病会越来越频繁，程度越来越严重，每次持续时间越来越长。
抑郁症还会让人消极、悲观，看不到希望。一些重度抑郁症患者大都是被家人强迫送来的，因为他们本身已经丧失了求生的欲望。
还有一些是因为人们对抑郁症的误解。比如很多人以为抑郁症是“不可控”的疾病，但事实上，抑郁症并不是不可控的。只要积极采取措施，积极求助，积极改变认知，是可以有效的治疗和预防抑郁症复发，尤其是预防自杀。
经济的问题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虽然目前抑郁症的药物大部分都在医保范围之内，但仍然是一笔不小的负担。当然，还有医疗资源的不可及——我国精神科执业（助理）医师只有27733人，心理治疗师5000余人，总计只有3万多人。
但是，更重要的是中国人对于精神障碍强烈的“病耻感”，这可能与我们的文化对“疯狂”的恐惧和歧视有关系。根据美国的精神障碍诊断标准，精神障碍一共有157种，焦虑、抑郁、睡眠障碍都是，精神分裂症只在其中占0.5-1%，而且在世界各地的发病率都是差不多的，但我们却会不自觉的在精神障碍与精神分裂症之间划上等号。
“病耻感”可能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国的抑郁症患者的“躯体化现象”（借躯体症状表达精神不适的一种现象）。我们的记者在北京安定医院的抑郁症研治疗中心随行出诊，也发现很多病人都有躯体不适的现象，比如失眠、头痛、心悸以及消化系统疾病。不少人在综合医院看了很多年，才意识到是精神上的问题，才找到精神科。
北京安定医院院长、抑郁症治疗中心主任王刚认为，这种现象更多的是出于对疾病的认知不足。“中国人在心理健康方面的认知上和其他国家差异较大，本身关注度也不够。国人往往忽略抑郁症的核心症状，而是关注一些伴发症状。”
“从就诊状况来看，中国的抑郁症患者多数在综合医院就诊，而不是在专科医院就诊。但综合医院大部分以躯体症状为源头来进行就诊。这也是一个原因。一个现象由多重因素导致。事实上，在综合医院，有专业精神科资质的医生数量不足，而医生往往从自己的专业角度去分析问题，可能在关注上也会更偏向于躯体症状。”
但也有西方学者对这种现象提出过文化上的解释：中国人受文化形塑的心理过程导致他们压制自己的苦痛情感。这些过程包括，社会关系的和谐高于潜在的、破坏性的以及自我中心的内在精神体验的表达。强调态度合适的情感表达高于个性的情感表达；认知处理机制系统使用苦痛的外在化而非内在化的术语；对于在家庭范围外公开口头表达个人苦痛持强烈负面评价，这样做被看成是尴尬和可耻的；借助丰富的文化代码对心里社会问题使用躯体化的隐喻；希望避免情感疾病给家庭带来的污名。在中国社会，身体问题而非心理问题才是寻求帮助的合理理由。传统中医认为，健康即情感平衡，而疾病与情感过度或失制有关。
根据今年这一次，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全国性流调，中国心境障碍（包括抑郁症）患病率达到4.06％。（之前两次调查得出的心境障碍患病率的数据都不过万分之几）。按照中国13.8亿人口换算，这个数字相当于5600万人。而且，4.06％是12月患病率（过去12个月有没有得过抑郁症），如果按终身患病率（有生以来有没有得过抑郁症），则数字会变成7.37％，相当于1亿人。
心境障碍
心境障碍也称情感障碍，是由各种原因引起的以显著而持久的情感或心境改变为主要特征的一组疾病，包括抑郁症、心境恶劣、抑郁障碍未特定、双相I型障碍、双相II型障碍、其他双相障碍、物质所致心境障碍、躯体疾病所致心境障碍等8个二级分类。抑郁症是心境障碍中的最常见的类型，现患率为2.10%，约有3/4的患者有终生复发的风险。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增长？
黄悦勤教授（中国残联副主席，北大六院社会精神病学与行为医学研究室主任，也是这次全国流调的总负责人）分析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当今社会人们生活方式改变，违反人类固有的生物节律饮食和睡眠，导致神经、免疫、内分泌系统功能紊乱，最终造成情绪障碍的恶果。”
祝卓宏教授则认为，人际关系的变革、变动、动荡、不稳定是当下中国抑郁症发病率上升的一个重要原因。
人际因素对抑郁的影响是有大量的研究支持的。比如，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群体中的焦虑抑郁的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孩子。祝教授认为，以前，中国人的抑郁症发病率相对低，跟中国人情社会、人际网络密切有很大的关系。但现代社会，这种文化正在遭到破坏。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人口流动是一个重大因素。人口的流动意味着关系的断裂。留守儿童与父母分离，和原有的乡土文化的分离。住房问题导致人在大城市不断搬家，大城市里漂泊的状态，我们与邻居之间是没有关系的。”
“中国人看似人际关系复杂，但生活的越来越像西方人，原子式的个人——同事之间也很难建立亲密的关系，社区之间也没有建立起很好的支持系统。以前相对稳定的状态下，邻里之间彼此很熟悉，可以互相支持。工作调整，不断换地方。改革本身，带来的生活的不稳定，人际关系的断裂，稳定社会关系的缺失，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网络的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