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帚与玫瑰之外：瑞典疫情中的移民因素

扫帚与玫瑰之外：瑞典疫情中的移民因素

茉莉：我以此文讨论瑞典在抗疫上被人误解的方方面面，也指出不太为中文读者所知的现实——瑞典疫情中的移民因素。

2020年7月27日         茉莉 为FT中文网撰稿

2020年注定成为瑞典历史上最沉重的一页。一个享受了200多年和平的北欧小国，其医学研究和人民生活水平都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却突然被从东方飞来的小小病毒搞得措手不及。

作为一个基于信任和责任的开放社会，瑞典在陷入冠状病毒的灾难中，选择了一个符合自己国情的宽松防疫策略：不封锁。没有强制和宵禁，政府主要提出一些防疫建议，让每个公民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然而，疫情造成惨重后果，瑞典的冠状病毒患者死亡率远高于邻国。到笔者完稿时，瑞典共有78763人感染了冠状病毒，共死亡5676人。在死者中80%有基础疾病，67%是80岁以上的老人。

由于在抗疫上做出了与众不同的独特选择，这个欧洲边缘小国便成了世界注目和议论不休的对象。瑞典成语“ris och ros”（扫帚和玫瑰），即批评和赞扬，都一起从世界各地飞来。

 

但很遗憾的是，几乎所有的扫帚玫瑰都不能切中要领。对此，瑞典流行病学家安德斯•特涅尔（Anders Tegnell）解释说：“我们有其他北欧同事没有的问题。”他没有说出来的意思是：近一二十年来，瑞典比他国多接收了几十万中东非洲难民，而某些外国出生的老人死亡率远比本地人要高。

这是一种用心良苦的善意。为保护弱势群体，瑞典的政府官员、司法界和新闻界大都有不成文的规矩：遇事不提当事人所属的族群。但是，科学认识却必须建立在求真的基础上。例如，瑞典学者发现严重感染冠状病毒的男性多于女性，认识到男性睾丸激素的免疫系统较弱，因此考虑使用抗前列腺癌药物治疗。

那么，为了更有效地救助人们，为什么我们不能勇于承认这个问题：由于一些已知或未知的原因，某些族裔在冠状病毒面前更脆弱。

目前瑞典疫情已艰难地走下高原，我因此整理心情，参考了包括《医疗报》在内的多家瑞典媒体报道，写作此文，讨论瑞典在抗疫上被人误解的方方面面，也指出这个不太为中文读者所知的现实：瑞典疫情中的移民因素。

雾里看花不真切，“扫帚玫瑰”不靠谱

瑞典人是个沉默而自信的民族。面对东西方蜂拥而来的批评、质疑或赞扬，例如中国《环球时报》指责瑞典是“抗疫黑洞”，美国总统特朗普对瑞典抗疫从抨击到羡慕的变化态度，瑞典政府大都听之任之，沉静以对不予评论。大多数瑞典人具有极强的独立思考能力，尊重科学，一直支持政府宽松的抗疫策略，也善于自我批评和反省。

在笔者看来，外界向瑞典挥送的诸多“扫帚和玫瑰”，大都是雾里看花。那么，究竟有哪些批评和赞扬是不靠谱的呢？

第一，指责瑞典为了保护经济搞“群体免疫”，这与事实不符。

瑞典政府坚决否认本国采取的是“群体免疫”策略。这是因为，“群体免疫”是敞开大门引入病毒，而瑞典虽未严格封城，但却采取了不少措施抵御病毒。作为依赖一个进出口的小型经济体，瑞典当然希望开放以保护经济，但从未把经济置于人的生命之上。

之所以要采取宽松抗疫政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瑞典宪法对政府的高度限制。之前的法律没有授予政府行使紧急状态的权力，直到疫情中期，议会才快速通过一个给政府的临时授权。此外，政府还要全面考虑社会代价，例如，弱势家庭孩童需要有人照顾，幼儿园、学校开放可提供免费早餐午餐。还担心人们宅家时间长，会增加心理疾病以及家暴风险。

第二，指责瑞典缴械投降，不顾百姓死活放弃检测。这种说法的错误在于：完全不理解我们当时的困境。

和所有突陷疫情的国家一样，瑞典一开始也有一个检测能力不足的问题，无法进行大规模检测。为避免医疗资源挤兑崩溃，大医院不得己只收治重症病人，让轻症病人在家庭医生帮助下自我隔离并治愈。后来大医院的压力减轻，政府便大量拨款用于全民检测。

至于瑞典比他国更高的死亡率，这涉及到各国统计方法的不同。瑞典把所有与冠状病毒相关的死亡者都统计进去，不论死者生前是否住院，也不论其死亡主因是否属其它疾病。而其他一些国家不太统计死于家中、患有基础疾病的人数。

第三，赞扬瑞典的抗疫战略说代表世界战略方向，这个褒奖有点过份。

德国一位公共卫生专家曾称赞说：“瑞典是一个榜样。”世界卫生组织（WTO）突发卫生事件规划执行主任迈克尔•瑞安（Michael Ryan）博士也曾夸奖说：“瑞典代表着一个未来的模式。”

然而赞赏者没有看到，瑞典独特的文化条件和公民的自由主义传统，是他国难以仿效的。例如，地广人稀，多树林绿地，住房相对宽裕；社会有信任感，人们愿听政府建议，不需强制隔离。同时，瑞典有强大的医疗系统，有全民医保，人民的体质也比其他很多国家的人民更健康。

既然瑞典的条件如此特殊，把瑞典策略当作世界未来的抗疫模式，这就不太对了。新加坡等其他国家的实验表明：隔离和关闭学校、工作场所等举措，对减少冠状病例是有效的。

无论有多少扫帚和玫瑰，瑞典人宠辱不惊。按照瑞典当局的自我评价，在抗疫方面，瑞典应算是世界中等水平。当然，抗疫之路漫长，现在还不能做出最后的结论。最近有报道说，斯德哥尔摩地区已有相当比例的人获得了免疫力。如果真是这样，那么，瑞典就可能比其他国家更容易对付疫情下一波。

“我们有其他北欧同事没有的问题”

面对严重的疫情，在多个在野党的要求下，瑞典政府决定成立一个“冠状检查委员会”，以全面检讨抗疫过程，追查责任，并评估政府的所有措施，进行国际比较。这个调查追责机构由法律专家Mats Melin领衔，邀请医学、产业等各界人士参加。瑞典的问责制度一直具有完全的透明度。

回顾自今年3月初开始的疫情，瑞典政府有很多懊悔与失误。例如，当时几万人从意大利和奥地利滑雪回来，政府只要求有症状的人隔离，后来才发现有些病人无症状感染。又如，冷战结束后，瑞典清空了大部分国防紧急库存，如粮食、石油、药品和医疗设备。当瘟疫突袭时，瑞典不缺科技“高大上”，却缺少一些“低小下”的东西，如口罩、防护服和消毒液之类。这些物质的匮乏导致医院和老人院的内部感染。

更没想到的是，即使隔离了老人，仍有很多人被感染。因为瑞典是国家养老，上门照顾老人生活的护理工往往要跑多家服务。护理工在病人与非病人之间穿行，因受卫生训练不足又缺防护用品，这就造成老人居所严重的交叉感染。

在笔者看来，过分信任WHO，也是导致瑞典疫情严重的一个原因。例如，瑞典人真信了WHO所说的，与某些发生疫情的国家断航不必要。这就耽误了初期抗疫的时机。

在政府组织委员会全面检讨追责之时，瑞典《快报》也向几十位医学研究人员做了问卷调查：“自从冠状病毒在这里出现以来，您认为瑞典犯了什么错误？

大多数研究者认为瑞典做得正确的一件事是：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封城”将其公民软禁。至于政府所犯的各方面错误，研究者指出准备不足，缺少防护装备，大规模测试少，资源匮乏，没及时隔离风险人群，无法保护老人等等。这些缺陷与其他国家的问题有共同性。

那么，瑞典还有什么不同于他国的特殊原因吗？公共卫生署的发言人安德斯•特涅尔在回答“为何瑞典被感染人数多于其他北欧国家”的问题时说：“我们有其他北欧同事没有的问题，即一些老人居所的病毒传播。”

特涅尔没有特指哪个族群的老人居所。我在阅读其他瑞典媒体时发现，在斯德哥尔摩郊区的索马里移民居住区，当时就有400余人被感染。

近十几年来瑞典接受的约二三十万难民，大都来自一些战乱贫困国家，他们经历过很多苦难，很多人饱受身心摧残。虽然瑞典善待难民尽力照顾，但难民们来到瑞典后大都群居在某些城市郊区，由于语言文化不同，与主流社会有隔膜，这就导致他们在病毒面前更为脆弱。

发现：被感染者很多出生在其他国家

到4月中旬，瑞典疫情显著恶化，媒体发表了一些关于移民区高发病率的报道。

瑞典《晚报》（Aftonbladet）于4月14日发表文章：《生于索马里、土耳其和伊拉克的人更容易感染Covid-19》。文章引用公共卫生局的资料指出：在索马里、土耳其和伊拉克等国出生的人中，被感染的人数明显过多。早在3月疫情初期，就有医生警告说，斯德哥尔摩地区15例死亡中有6例是在索马里出生者。

按照斯德哥尔摩人染疫的平均值，在索马里出生者染疫的比例高出了7倍，土耳其出生者高出了5.1倍，伊拉克出生者高出了2.9倍。斯德哥尔摩地区共有人囗238万。从3月13日到4月7日总计确诊3144人，其中在索马里等八国出生者为1258人，占比40%.。这八国除上述三国之外，还有芬兰、厄立特里亚、叙利亚、伊朗和前南斯拉夫。

到6月29日，瑞典《医疗报》（Lakartidningen）发表了一篇研究报告《根据出生国家，2020年春季的死亡率差异很大》。这项研究旨在调查2020年春季在不同国家出生的瑞典居民，其死亡率是否存在差异。该研究运用了理论模型分析预测各地区的感染率，阐明在疫情发生时，来自不同国家的移民，其死亡率有着超常的不平等现象。

该报告将2020年5月与2016-2019年的5月相比较，在发展中国家出生的中年（40-64岁）和老年（65岁及以上）以难民身份到瑞典的移民，在2020年5月的超额死亡率为220%。而出生于瑞典、欧盟、北欧以及北美的居民，今年5月老年人的超额死亡率为19%，而中年人的超额死亡率为-1%。

由此看出，来自索马里等发展中国家的中老年移民，其染疫率比瑞典本土和来自欧美发达地区的移民要高出十几二十倍。

移民区高死亡率原因：已知的和未知的

最初发现某些移民区成了病毒高发区时，瑞典公共卫生署就说：“这是对我们所有人的重要信息，我们可以将精力集中在关注这些群体上。”

首先发现的一个失误是，公共卫生署关于传染性冠状病毒的信息大都是瑞典语，没有翻译成各种移民母语。大多数移民会说瑞典语，但一些新来者和老人却没学会。于是，公共卫生署的护理指南很快以11种不同的语言提供信息，到处张贴广告。

为了帮助一些不能阅读母语文字的移民，医疗中心在移民区设置宣传点，用阿拉伯语和索马里语等各种语言口耳相传。为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宣传渠道，他们还邀请了说母语的说唱歌手，通过社交媒体传播有关病毒信息。

最具平等意识的瑞典政府很快就重视了移民区的特殊疫情，但是，光沟通语言传播信息远远不够，各老人居所传出来的消息仍然很糟糕。有人说这是一个贫富差距问题，例如，斯德哥尔摩某些移民区每万人的死亡人数是市中心富人区的三倍。

如果与美国等其他国家比较，实行高福利制度的瑞典可以说没有真正的穷人。移民及其老人在瑞典都能享受全民医疗，社会福利包括生活津贴、住房津贴和儿童津贴等各种补助，这就保障了每个居民家庭的基本生活条件。

然而，在看了很多事实报道之后，原本不认为疫情有贫富因素的笔者还是必须承认：染疫率、死亡率的高低与社会贫富差异有极大关系。即使是在世界最讲平等的国家，笔者所居住的斯德哥尔摩还是贫富社区两重天。

例如，一些从阿尔卑斯山滑雪回来的旅行者，被认为是带回了病毒的富人。他们回瑞典后，只有少数有症状的人需要自我隔离一段时间，大多数人挺过来没事。这是因为他们享有较为宽敞的住房，空气新鲜的庭园，其职业能够在家里上班，卫生条件更好。而那些把他们从机场接回家的出租车司机大多是移民，他们忙着开车挣钱没去做测试，即使被感染，家里也没有隔离的条件。

据媒体调查，来自索马里和叙利亚的移民往往从事服务行业、护理和运输行业。从事这些低技能的接触性职业的人，没有办法远程上班，其家庭往往是多代同堂，居住拥挤，必须坐集体交通工具上班。这就导致他们成为高风险人群。

上述一些社会原因都是人们可以认识到的，但瑞典移民的高染疫率可能还有一个未知的原因：族裔血统。对此，瑞典医学专家尚未做出专业研究。哥德堡大学教授克里斯蒂娜•雅各布森（Kristina Jakobsson）曾在媒体上谈到关于移民区超死亡率的差异，她要求人们有勇气谈这个问题，但也只强调社会因素，说：“这不是关于种族，而是涉及到移民的生活条件。”

瑞典专家没有提及的“族裔血统”因素，法国《世界报》于5月19日报道了英国方面的有关研究。由牛津大学、利兹大学、英国国家重症监护中心、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合作的一个名为“开启安全”（Opensafely）的项目，根据海量数据研究证明：排除心血管疾病、糖尿病或肥胖症等加剧病情的危险因素后，黑人和少数族裔的死亡风险还是比白人高60%-70％。

关于族裔和染疾的关系，有待于更多的科学研究。一些族群染疫率偏高，可能有着体质、习惯、文化和生活环境等各方面的原因。

疫情损失惨重，良善国家的价值观不变

就在笔者撰写此文时，瑞典传出一些令人安慰的消息。

一，住院的重症病人大为减少，从变化趋势看，疫情已面临尾声。

二，根据瑞典公共卫生署计算的结果，斯德哥尔摩人对冠状病毒的免疫力可能已高达40％，被认为接近实现群体免疫。

三，在等待疫苗时，瑞典研究人员正开发一种抗体治疗法，作为临时保护措施非常有效。

四，瑞典和英国合并的制药公司阿斯利康（Astra Zeneca），与牛津大学合作研发的疫苗已取得积极的结果，预计将于9月提供首批疫苗。

身为瑞典的华裔移民，在抗疫的四个多月里，我与瑞典人民同悲欢，一起遭遇了沉重的打击。目睹这一块宁静绿洲遭受病毒肆虐，许多家庭失去亲人，不少企业破产失业率飙升，经济衰退损失惨重，邻国向我们关闭边界……

每天追踪新闻，我战战兢兢地，在中文推特上撰写我题为“瑞典疫情”的小报道。有一次我绝望地发问：辉煌了半个世纪的“瑞典模式”，难道就要因冠状病毒而结束了吗？

我最关注的一个问题是，遭遇了如此横祸，尤其是某些族群易感染带来的麻烦，曾被称为“世界的良心”的瑞典，是否还一如既往地保持其良善的价值观？是否还会接收和善待难民？一场瘟疫大流行，逼着我们重新评估自己的处境和人文价值观的坚韧性。

结论是令人欣慰的。尽管本国经济不景气，疫情中的瑞典小国，仍然一而再、再而三，毫不张扬地向国际组织捐款。自2月初中国爆发疫情开始，瑞典就开始捐助WHO。6月，瑞典再次拨款2.2亿克朗给WHO，以协助建立一个全球性的传染病防御系统。4月至5月间，联合国拟筹集20亿美元资助贫穷国家抗疫，才1000万人口的瑞典小国共捐献了3.8亿克朗给联合国。

不久前，因为收难民是否应设上限的问题，处在疫情中的瑞典差点爆发一场严重的政府危机。当时，拒绝限制难民人数的左翼环境党威胁要离开政府。幸好共同执政的社民党后来妥协了，否则本届政府就必须辞职。从民调看，虽有不少瑞典人赞成接受难民人数要设上限，但仍不反对承担接受难民的人道义务。

意外地陷入瘟疫肆虐的黑暗期，世界对小国瑞典不很公平，但瑞典人仍然一如既往地关爱这个世界，仍然奉行真正的基督教精神——“帮助弱小和有需要人士”，展示了善良和慷慨的品质。没有人能预知下一场瘟疫何时到来，但我们会从“扫帚和玫瑰”中吸取教训，以科学精神严阵以待。

正如瑞典首相斯特凡•洛夫文在向全国人民讲话时说的：“生命中将有一些关键时刻，您不仅必须为自己的利益而做出牺牲，还要为周围环境、人民和我们的国家承担责任。”

（注：作者是定居在瑞典的华裔作家。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email protected]）

原载：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88716?adchannelID=&ful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