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暴君”的杰作：经济命脉大运河
【随笔】
“暴君”的杰作：经济命脉大运河
从公元316年开始到公元589年杨坚灭陈最后统一中国，在这漫长的273年间（唐朝国祚是289年，明朝是276年），华夏南北地域，一直处于分裂的黑暗状态。中国的北方，大部分时间都是由胡人（主要是匈奴，鲜卑）统治着。其中即便有过北魏元氏的汉化时期，但是可以说，汉文化在中国北方，基本上处于半洇灭的状态。在文学创作领域，除了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和东魏杨炫之《洛阳伽蓝记》，以及一首《木兰辞》之外，几乎没有什么杰出的成就。
这段时期对于汉文化和儒学思想的发展和繁荣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悲剧。
公元589年，隋灭陈，统一了全国，结束了华夏近三百年来分裂的局面，也结束了漫长的战乱时代。从此，北方的汉人在经历了长期备受蹂躏的胡夷动乱之后，终于夺回了自己的尊严，同时也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杨坚（541年－604年），汉族，陕西华阴人。隋代开国皇帝，谥号文帝，庙号高祖，581年－604年在位。杨坚虽然是汉族，但是因为复杂的历史原因，他早年使用的是鲜卑族的姓“普六茹”，以及鲜卑的小字那罗延（义为“金刚不坏”）。因此，杨坚执掌掌政权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即恢复汉姓“杨”，并且还让在北周宇文泰实行的鲜卑化政策中被迫改姓的汉人，全都恢复了汉姓。他中止了自公公元500年以来，历时近80年的军界鲜卑化，以及公元535年以来历时46年的政界鲜卑化的消极趋势，力行汉化，弘扬华夏传统。
可以说，杨坚在短暂的时间里，动用雷厉风行的铁腕手段，拯救了汉文化和传统思想，促进了汉文明的复兴。
杨坚开创的“地广三代，威振八纮”的大隋王朝，其存在的时间包括杨广在内的四个君主，虽然只有短暂的39年，但是，它实施有效管辖的正式行政区域的范围，却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唐朝直到贞观年间的630年，也没有完全恢复隋朝的疆域。隋朝的军队，在短暂的几十年间，歼灭或重创了突厥、吐谷浑、契丹、高丽等边沿民族的军力，拖延和阻止了异族的强大与崛起，在历史的战略上，取得了空前辉煌的胜利。
《剑桥中国隋唐史》是这样评价隋王朝的功绩的：
“隋朝消灭了其前人的过时的和无效率的制度，创造了一个中央集权帝国的结构，在长期政治分裂的各地区发展了共同的文化意识，这一切同样了不起。人们在研究其后的伟大的中华帝国的结构和生活的任何方面时，不能不在各个方面看到隋朝的成就，它的成就肯定是中国历史中最引人注目的成就之一。”
在历史的瞬间闪烁出无比辉煌的大隋王朝，留给了我们子孙后代繁盛的财富，对后世中国历史与政治的走向，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诸如格式严谨的三省六部制，条理分明的开皇律，壮阔的长安城、洛阳城，宏伟的大运河，与中下层文人接契的科举制度，管理地方化的州县制等，在华夏文明史上，几乎都是可圈可点的杰作。
隋代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虽说只是昙花一现，但是它的当权者的贡献，却超出了常人的想象能力。这其中，甚至包括了被人们深恶痛绝的“暴君”杨广的一些出人意表的壮举。
由于经历过南北分裂的苦痛，杨坚和杨广都深刻地意识到，地域分裂给华夏民族带来的巨大危害。而要切除这种痼疾，就必须保持中国南北地域的统一，以及经济、文化上的紧密联络。因此，杨坚在统一了南北以后，采取的最具有战略意义的决定之一，就是开挖大运河。
大运河的建成，从战略意义来看，是将华夏南北地域，通过一道和缓而漫长的水流，疏通了南北的经济动脉，纽结了汉民族的文化血脉，将华夏文明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大运河的开挖，最初是以中原重镇洛阳为中心，连接了南北、东西几段运河，构成了一个繁忙的航运系统。这个系统主要包括：
第一，是开通广通渠，从京城长安至潼关东通黄河。长达300馀里。可以通航“方舟巨舫”。
第二，是开通通济渠，从洛阳沟通黄、淮两大河流的水运。这一段主要是杨广的功效。大业元年（605年），杨广继位，为了南粮北运和加强对东南地区的控制，他征发河南，淮北一百多万人，开挖了通济渠（唐朝称广济渠，宋称汴河），由洛阳通到淮水。
洛阳位于中原大平原的西缘，海拔较高，运河工程充分利用这一东低西高、自然河道自西向东流向的特点，开凿时既可以节省人力和物力，航行时又便于船隻顺利通过。特别是这两段运河都能够充分利用丰富的黄河之水，使水源有了保证。
同年，杨广又遣发淮南一带十几万民工，开挖邗沟，从山阳（今江苏淮安）到扬子（今江苏扬州南）入江，又称“山阳渎”。自大兴至江都（今扬州），全长四千多里。大业六年（610年），又开江南河，从京口通到馀杭（今浙江杭州）。从大业元年起，杨广调动各地人力物力，以六年时间开凿邗沟、通济渠、永济渠和江南运河。
通济渠在黄河的南岸，分为东西两段。西段在东汉阳渠的基础上扩展而成，西起洛阳西面，以洛水及其支流谷水为水源，穿过洛阳城南，到偃师东南，再循洛水入黄河。东段西起荥阳西北黄河边上的板渚，引黄河水进入淮河的支流汴水，流到东南，注入淮水。两段全长近 2000里。
第三，是开通山阳渎，北起淮水南岸的山阳（今江苏淮安市），径直向南，到江都（今扬州市）西南接长江。在修建通济渠的同时，徵调淮南民工十多万扩建。大体在邗沟的基础上拓宽、裁直。
后来又增加了永济渠，这一段在黄河以北。从洛阳对岸的沁河口向北，利用卫河和芦沟（永定河）等自然河道开挖加深，直通涿郡（今北京市境），全长1900多里。
隋炀帝对运河的最后一项策略，是进一步疏浚了江南几段河流，形成江南河。它以春秋时的吴国的都城吴（苏州）为中心，在太湖平原凿了许多条运河，其中一条向北通向长江，一条向南，通向钱塘江，这两条南北走向的人工水道，就是最早的江南河。隋炀帝的初衷是想要效仿秦皇嬴政，游历到会稽山，完成“壮举”。
开凿这个东西，南北走向的漫长的水道系统，前后用了六年的时间，史称南北大运河。它贯穿河北、河南、江苏和浙江等省，运河水面宽30—70米，长约2700多公里，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伟大的工程之一。
这些成系统的水道，主要都是以政治中心长安，以及中原重镇洛阳为中心枢纽，然后向东南和东北辐射的，它们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
历史上，京杭大运河在隋、唐、元、明、清时期都有不同程度的延伸、扩宽，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江南一带在全国农业发展地位不断加强、物流需求日益加大所导致的。
可以说，大运河是捆绑中国经济的纽带。
大运河是中国南北一统的经济基础，同时也是联系汉文化的纽带。它奠定了唐宋的经济繁荣的格局。
隋朝开通的大运河，并没有受益于本朝，但是它却大大促进了唐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并且给长江流域的开发，注入了一股强劲的驱动力，最终促使唐朝的经济重心，发生了战略性的向中南、东南方向的转移。就像晚唐的文人皮日休在《汴河铭》中说的：
“在隋之民，不胜其害也；在唐之民，不胜其利也。”
大运河作为连贯南北交通的动脉，沟通了长江和黄河水系的航运，全国各地的大商巨贾，弘舸巨舰，往来不绝。唐朝统治者认识到了大运河的经济意义，多次对这个水上交通设施进行了整修，使它更适应于经济的发展，文化的沟通。由于大运河的修建，使长江流域的社会发展大大加快了，经济上曾经相对落后的南方，到了中晚唐时，已经超过了历史较悠久、文化较发达的北方。在这一时期，由于朝廷重视，大运河的引导，及地区本身农业发展的客观需要，长江流域的水利工程的规模、数量比历朝都有大幅度地增长。据《新唐书》记载：
“唐都长安，而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
京畿长安对南方的依赖程度，日益见长。到了中唐时，江南的田赋，就已经已经达到了全国田赋总数的十分之九。这无疑是个惊人的比例。
挖通大运河的最初目的，就是为了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沟通，它在无形中也影响了后来运河的走向。到了北宋，大运河的走向发生了变化，它和当时经济中心与政治中心的日漸分离，有关。而那时的经济中心，已经向东，向南转移，因此北宋时期的大运河，也从隋唐时的“弓背”走向，逐渐变成了“弓弦”走向。北宋时的首都东京，基本上是个消费型的大都市，它的繁荣，有很大一部分是靠大运河支撑着的，即来自东部和南部的物质，大量涌入京畿一带，造成了东京地区的繁荣景象。
而从南宋至明成祖迁都北京为止，在这一长达近两百年的时间段里，大运河基本上处于废置状态。南宋的经济蓬勃发展，但是它的成就，却不能与北方分享。
元代中后期曾经对大运河进行重新开发，它无疑对国内的经济产生了一定有益的影响。但是它的工程不涉及江南一段，即杭州至长江段，而是局限于江苏北部运河的重修，使之向北延伸，从黄河直到大都。1340年以后，这段运河毁于洪水，并因战事而使运输受阻。元代北方和南方经济上的一体化，首先得益于运河的重建，但是却没有继续得到完全与长久的利益。在北运河两旁的商业大城市并不繁荣。在元代，似乎没有哪类经济得到真正的繁荣，而不同地区条件的差别是相当大的。
直至明成祖朱棣时，开始重新大规模地开拓大运河，并将北京置于战略上的桥头堡的地位，这条贯通南北的大动脉，才再次焕发出了生命力。
明清两代，在淮安府城（今淮安市楚州区）专门设立漕运总督和下属庞大的机构，负责漕运事宜。在海运和现代陆路交通兴起以前，京杭大运河的货物运输量一般占到全国的四分之三。
在中国古代，陆上运输只能依靠人力和畜力，速度缓慢，运量又小，费用和消耗却甚大。所以大宗货物都尽量采用水路运输。中国天然形成的大江大河大都是从西往东横向流动的。但是在黄河流域历经战乱破坏，而长江流域得到开发以后，中国就逐渐形成了经济文化中心在南方，而政治军事中心在北方的局面。为保证南北两大中心的联系，保证南方的赋税和物资能够源源不断的运往京城，维持大运河这一条纵贯南北的水路运输干线，对于历代朝廷就变得极其重要。
明，清两代，在大运河沿线一带，集中了全国大部分的商业中心城市。而在长江以北的大半个中国，所有的繁华市镇，几乎都集中在大运河沿线。扬州，淮安，清江浦，济宁和临清，以及后来居上的天津等，无一不是位于运河的枢纽地带。
大运河具有极大的战略意义。例如，1842年英军在鸦片战争中决胜的一战，就是夺取京杭大运河与长江交汇处的镇江，封锁漕运，促使道光皇帝迅速作出求和的决定，不久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
中国历史上的这一些繁荣，说起来，跟杨氏父子的胆略和作为是分不开的。而做为历史上备受谴责的暴君之一的杨广，其实在大中华一统中所起的作用，不可忽视。杨广一生中留给后世的最大的手笔和遗产，也莫过于开拓大运河了。大运河虽然耗损了民间巨大的物资和人力，但是对后世民生经济的发展，却有着不可估量的重大贡献。
此外，杨广还有着其它不能不提及的、可圈可点的武功文绩。
杨广在开皇元年（581年）立为晋王，此后，他屡立战功。隋文帝开皇十年（590年），他奉命赴江南任扬州总管，平定江南高智慧的叛乱；开皇二十年（600年），他率军北上击破突厥的攻势。这些功劳是其他皇子所没有的。杨广即帝位后，以早年的军旅生涯为基础，对高句丽、吐谷浑和突厥发动了战争。
仁寿四年（604年）七月，杨坚病重，驾崩于大宝殿，杨广继位。
之后，他发展了科举制度，增置了进士科，使国务的操持由世族门阀政治而逐渐改向科举取士。科举制度一直延续到清德宗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才被终止，为古代中国的育才政策有很大的贡献。
政治上，杨广为了真正实现大一统的理想，企图打破由关陇仕族垄断仕途的局面，重用了虞世基、裴蕴等南方集团官员，对破除当时南北隔阂的情况有很大的影响。军事上，在即位前曾参与与突厥、契丹之战事，皆有所获。大业八年，他首度亲征高句丽失败后，隋炀帝为扳回其颜面，连续三年一再亲征。
杨广即位后，为实现个人构想，劳动全国投入新宫殿的营造，皇宫用金玉装饰，金碧辉煌，致使国库亏空，劳民伤财。晚年为消除强烈的失落感和政务上的压力，他逃避现实，三下扬州，整日杯不离手。最后宇文化及所率领的叛军攻入江都宫，才华洋溢但好大喜功的杨广惨遭缢弑。隋朝灭亡。
此外，杨广除了以帝王身分的从政生涯饱受争议之外，他还是隋唐两代代表性的诗人之一。他的诗风广阔，既有千军万马出征时的雄伟，又能描写夕阳下长江宁静的江景；在他帝王生涯的最后，彷佛意识到自己帝王运尽，诗风转变为寂寥多感，主要以抒情诗为主。
如果从大历史的格局与民族战略发展角度来看，所谓的“暴君”，其实也是历史发展的发动机，他们的杰出成就，应该与他们的暴虐行为，分开来对待。没有暴君，历史或许就失去了很多的辉煌，这一点毋庸讳言！
10/2011
秦无衣
Santa Monic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