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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暴君”的杰作:经济命脉大运河

【随笔】“暴君”的杰作:经济命脉大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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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 

      

  暴君”的杰作:经济命脉大运河


从公元316年开始到公元589年杨坚灭陈最后统一中国,在这漫长的273年间(唐朝国祚是289年,明朝是276年),华夏南北地域,一直处于分裂的黑暗状态。中国的北方,大部分时间都是由胡人(主要是匈奴,鲜卑)统治着。其中即便有过北魏元氏的汉化时期,但是可以说,汉文化在中国北方,基本上处于半洇灭的状态。在文学创作领域,除了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和东魏杨炫《洛阳伽蓝记》,以及一首《木兰辞》之外,几乎没有什么杰出的成就。

这段时期对于汉文化和儒学思想的发展和繁荣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悲剧。

公元589年,隋灭陈,统一了全国,结束了华夏近三百年来分裂的局面,也结束了漫长的战乱时代从此,北方的汉人在经历了长期备受蹂躏的胡夷动乱之后,终于夺回了自己的尊严,同时也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杨坚(541年-604年),汉族,陕西华阴人。隋代开国皇帝,谥号文帝,庙号高祖,581年-604年在位。杨坚虽然是汉族,但是因为复杂的历史原因,他早年使用的是鲜卑族的姓“普六茹”,以及鲜卑的小字那罗延(义为“金刚不坏”)。因此,杨坚执掌掌政权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即恢复汉姓“杨”,并且还让在北周宇文泰实行的鲜卑化政策中被迫改姓的汉人,全都恢复了汉姓。他中止了自公公元500年以来,历时近80年的军界鲜卑化,以及公元535年以来历时46年的政界鲜卑化的消极趋势,力行汉化,弘扬华夏传统。

可以说,杨坚在短暂的时间里,动用雷厉风行的铁腕手段,拯救了汉文化和传统思想,促进了汉文明的复兴。

杨坚开创的“地广三代,威振八纮”的大隋王朝,其存在的时间包括杨广在内的四个君主,虽然只有短暂的39年,但是,它实施有效管辖的正式行政区域的范围,却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唐朝直到贞观年间的630年,也没有完全恢复隋朝的疆域。隋朝的军队,在短暂的几十年间,歼灭或重创了突厥、吐谷浑、契丹、高丽等边沿民族的军力,拖延和阻止了异族的强大与崛起,在历史的战略上,取得了空前辉煌的胜利。

《剑桥中国隋唐史》是这样评价隋王朝的功绩的:

“隋朝消灭了其前人的过时的和无效率的制度,创造了一个中央集权帝国的结构,在长期政治分裂的各地区发展了共同的文化意识,这一切同样了不起。人们在研究其后的伟大的中华帝国的结构和生活的任何方面时,不能不在各个方面看到隋朝的成就,它的成就肯定是中国历史中最引人注目的成就之一。”

在历史的瞬间闪烁出无比辉煌的大隋王朝,留给了我们子孙后代繁盛的财富,对后世中国历史与政治的走向,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诸如格式严谨的三省六部制,条理分明的开皇律,壮阔的长安城、洛阳城,宏伟的大运河,与中下层文人接契的科举制度,管理地方化的州县制等,在华夏文明史上,几乎都是可圈可点的杰作。

隋代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虽说只是昙花一现,但是它的当权者的贡献,却超出了常人的想象能力。这其中,甚至包括了被人们深恶痛绝的“暴君”杨广的一些出人意表的壮举。

由于经历过南北分裂的苦痛,杨坚和杨广都深刻地意识到,地域分裂给华夏民族带来的巨大危害。而要切除这种痼疾,就必须保持中国南北地域的统一,以及经济、文化上的紧密联络。因此,杨坚在统一了南北以后,采取的最具有战略意义的决定之一,就是开挖大运河。

大运河的建成,从战略意义来看,是将华夏南北地域,通过一道和缓而漫长的水流,疏通了南北的经济动脉,纽结了汉民族的文化血脉,将华夏文明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大运河的开挖,最初是以中原重镇洛阳为中心,连接了南北、东西几段运河,构成了一个繁忙的航运系统。这个系统主要包括:

第一,是开通广通渠,从京城长安至潼关东通黄河。长达300馀里。可以通航“方舟巨舫”。

第二,是开通通济渠,从洛阳沟通黄、淮两大河流的水运。这一段主要是杨广的功效。大业元年(605年),杨广继位,为了南粮北运和加强对东南地区的控制,他征发河南,淮北一百多万人,开挖了通济渠(唐朝称广济渠,宋称汴河),由洛阳通到淮水。

洛阳位于中原大平原的西缘,海拔较高,运河工程充分利用这一东低西高、自然河道自西向东流向的特点,开凿时既可以节省人力和物力,航行时又便于船隻顺利通过。特别是这两段运河都能够充分利用丰富的黄河之水,使水源有了保证。

同年,杨广又遣发淮南一带十几万民工,开挖邗沟,从山阳(今江苏淮安)到扬子(今江苏扬州南)入江,又称“山阳渎”。自大兴至江都(今扬州),全长四千多里。大业六年(610年),又开江南河,从京口通到馀杭(今浙江杭州)。从大业元年起,杨广调动各地人力物力,以六年时间开凿邗沟、通济渠、永济渠和江南运河。

通济渠在黄河的南岸,分为东西两段。西段在东汉阳渠的基础上扩展而成,西起洛阳西面,以洛水及其支流谷水为水源,穿过洛阳城南,到偃师东南,再循洛水入黄河。东段西起荥阳西北黄河边上的板渚,引黄河水进入淮河的支流汴水,流到东南,注入淮水。两段全长近 2000里。

第三,是开通山阳渎,北起淮水南岸的山阳(今江苏淮安市),径直向南,到江都(今扬州市)西南接长江。在修建通济渠的同时,徵调淮南民工十多万扩建。大体在邗沟的基础上拓宽、裁直。

后来又增加了永济渠,这一段在黄河以北。从洛阳对岸的沁河口向北,利用卫河和芦沟(永定河)等自然河道开挖加深,直通涿郡(今北京市境),全长1900多里。

隋炀帝对运河的最后一项策略,是进一步疏浚了江南几段河流,形成江南河。它以春秋时的吴国的都城吴(苏州)为中心,在太湖平原凿了许多条运河,其中一条向北通向长江,一条向南,通向钱塘江,这两条南北走向的人工水道,就是最早的江南河。隋炀帝的初衷是想要效仿秦皇嬴政,游历到会稽山,完成“壮举”。

开凿这个东西,南北走向的漫长的水道系统,前后用了六年的时间,史称南北大运河。它贯穿河北、河南、江苏和浙江等省,运河水面宽3070米,长约2700多公里,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伟大的工程之一。

这些成系统的水道,主要都是以政治中心长安,以及中原重镇洛阳为中心枢纽,然后向东南和东北辐射的,它们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

历史上,京杭大运河在隋、唐、元、明、清时期都有不同程度的延伸、扩宽,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江南一带在全国农业发展地位不断加强、物流需求日益加大所导致的。

可以说,大运河是捆绑中国经济的纽带。

大运河是中国南北一统的经济基础,同时也是联系汉文化的纽带。它奠定了唐宋的经济繁荣的格局。

隋朝开通的大运河,并没有受益于本朝,但是它却大大促进了唐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并且给长江流域的开发,注入了一股强劲的驱动力,最终促使唐朝的经济重心,发生了战略性的向中南、东南方向的转移。就像晚唐的文人皮日休在《汴河铭》中说的:

“在隋之民,不胜其害也;在唐之民,不胜其利也。”

大运河作为连贯南北交通的动脉,沟通了长江和黄河水系的航运,全国各地的大商巨贾,弘舸巨舰,往来不绝。唐朝统治者认识到了大运河的经济意义,多次对这个水上交通设施进行了整修,使它更适应于经济的发展,文化的沟通由于大运河的修建,使长江流域的社会发展大大加快了,经济上曾经相对落后的南方,到了中晚唐时,已经超过了历史较悠久、文化较发达的北方。在这一时期,由于朝廷重视,大运河的引导,及地区本身农业发展的客观需要,长江流域的水利工程的规模、数量比历朝都有大幅度地增长。据《新唐书》记载:

“唐都长安,而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

京畿长安对南方的依赖程度,日益见长。到了中唐时,江南的田赋,就已经已经达到了全国田赋总数的十分之九。这无疑是个惊人的比例

挖通大运河的最初目的,就是为了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沟通,它在无形中也影响了后来运河的走向。到了北宋,大运河的走向发生了变化,它和当时经济中心与政治中心的日漸分离,有关。而那时的经济中心,已经向东,向南转移,因此北宋时期的大运河,也从隋唐时的“弓背”走向,逐渐变成了“弓弦”走向。北宋时的首都东京,基本上是个消费型的大都市,它的繁荣,有很大一部分是靠大运河支撑着的,即来自东部和南部的物质,大量涌入京畿一带,造成了东京地区的繁荣景象。

而从南宋至明成祖迁都北京为止,在这一长达近两百年的时间段里,大运河基本上处于废置状态。南宋的经济蓬勃发展,但是它的成就,却不能与北方分享。

元代中后期曾经对大运河进行重新开发,它无疑对国内的经济产生了一定有益的影响。但是它的工程不涉及江南一段,即杭州至长江段,而是局限于江苏北部运河的重修,使之向北延伸,从黄河直到大都。1340年以后,这段运河毁于洪水,并因战事而使运输受阻。元代北方和南方经济上的一体化,首先得益于运河的重建,但是却没有继续得到完全与长久的利益。在北运河两旁的商业大城市并不繁荣。在元代,似乎没有哪类经济得到真正的繁荣,而不同地区条件的差别是相当大的

直至明成祖朱棣时,开始重新大规模地开拓大运河,并将北京置于战略上的桥头堡的地位,这条贯通南北的大动脉,才再次焕发出了生命力。

明清两代,在淮安府城(今淮安市楚州区)专门设立漕运总督和下属庞大的机构,负责漕运事宜。在海运和现代陆路交通兴起以前,京杭大运河的货物运输量一般占到全国的四分之三。

在中国古代,陆上运输只能依靠人力和畜力,速度缓慢,运量又小,费用和消耗却甚大。所以大宗货物都尽量采用水路运输。中国天然形成的大江大河大都是从西往东横向流动的。但是在黄河流域历经战乱破坏,而长江流域得到开发以后,中国就逐渐形成了经济文化中心在南方,而政治军事中心在北方的局面。为保证南北两大中心的联系,保证南方的赋税和物资能够源源不断的运往京城,维持大运河这一条纵贯南北的水路运输干线,对于历代朝廷就变得极其重要。

明,清两代,在大运河沿线一带,集中了全国大部分的商业中心城市。而在长江以北的大半个中国,所有的繁华市镇,几乎都集中在大运河沿线。扬州,淮安,清江浦,济宁和临清,以及后来居上的天津等,无一不是位于运河的枢纽地带。

大运河具有极大的战略意义。例如,1842年英军在鸦片战争中决胜的一战,就是夺取京杭大运河与长江交汇处的镇江,封锁漕运,促使道光皇帝迅速作出求和的决定,不久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 


中国历史上的这一些繁荣,说起来,跟杨氏父子的胆略和作为是分不开的。而做为历史上备受谴责的暴君之一的杨广,其实在大中华一统中所起的作用,不可忽视。杨广一生中留给后世的最大的手笔和遗产,也莫过于开拓大运河了。大运河虽然耗损了民间巨大的物资和人力,但是对后世民生经济的发展,却有着不可估量的重大贡献。

此外,杨广还有着其它不能不提及的、可圈可点的武功文绩。

杨广在开皇元年(581年)立为晋王,此后,他屡立战功。隋文帝开皇十年(590年),他奉命赴江南任扬州总管,平定江南高智慧的叛乱;开皇二十年(600年),他率军北上击破突厥的攻势。这些功劳是其他皇子所没有的。杨广即帝位后,以早年的军旅生涯为基础,对高句丽、吐谷浑和突厥发动了战争。

仁寿四年(604年)七月,杨坚病重,驾崩于大宝殿,杨广继位。

之后,他发展了科举制度,增置了进士科,使国务的操持由世族门阀政治而逐渐改向科举取士。科举制度一直延续到清德宗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才被终止,为古代中国的育才政策有很大的贡献。

政治上,杨广为了真正实现大一统的理想,企图打破由关陇仕族垄断仕途的局面,重用了虞世基、裴蕴等南方集团官员,对破除当时南北隔阂的情况有很大的影响。军事上,在即位前曾参与与突厥、契丹之战事,皆有所获。大业八年,他首度亲征高句丽失败后,隋炀帝为扳回其颜面,连续三年一再亲征。

杨广即位后,为实现个人构想,劳动全国投入新宫殿的营造,皇宫用金玉装饰,金碧辉煌,致使国库亏空,劳民伤财。晚年为消除强烈的失落感和政务上的压力,他逃避现实,三下扬州,整日杯不离手。最后宇文化及所率领的叛军攻入江都宫,才华洋溢但好大喜功的杨广惨遭缢弑。隋朝灭亡。

此外,杨广除了以帝王身分的从政生涯饱受争议之外,他还是隋唐两代代表性的诗人之一。他的诗风广阔,既有千军万马出征时的雄伟,又能描写夕阳下长江宁静的江景;在他帝王生涯的最后,彷佛意识到自己帝王运尽,诗风转变为寂寥多感,主要以抒情诗为主

如果从大历史的格局与民族战略发展角度来看,所谓的“暴君”,其实也是历史发展的发动机,他们的杰出成就,应该与他们的暴虐行为,分开来对待。没有暴君,历史或许就失去了很多的辉煌,这一点毋庸讳言!

  

10/2011

秦无衣 

Santa Mon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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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秦无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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