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往事（六）曾祖父遭遇绑架家道中落（结束篇）

2017-01-11 08:01

直到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曾祖父生意基本平顺，儿子们没出息，就那样了，孙儿一辈在成长。长孙中学毕业，刚成年，娶了所里（也叫乾城，现吉首，是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首府）张姓读书人家的女儿，也知书识礼。

谁也不曾料到，在某年突遭大祸，应了那句话，“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母亲说，曾祖父晚年遭遇了一生中最大劫难。大约1925年前后吧，他遭兵匪绑架勒赎，被敕令限日交足赎金，否则就。。。。全家人心急如焚，卖田当产，百方筹钱。最后总算筹足赎金，把老人家赎了回来。

经过这一番惊吓、折磨和一生财富逾半东流的严重打击，年事已高的曾祖父，精气神和身体状况都大不如前了。眼看家道中落、再无复苏之可能，儿子们都没出息，无人能照顾店铺生意，老人决定，把店铺关了。尚余三处房产，若干田亩，趁自己还活着的时候分给 5 个儿子的家庭，大概还够他们过日子。而那个很大的、建在酉水河畔黄泥巷附近的榨桐油作坊，是曾祖父独创，是他费心费力花钱建起来的，现在没人接手，就只能闲置，成了废物。

1947年，我十一岁时第一次随家人回老家居住的那三、四年间，还看到了那个已经废弃20多年的老油坊，自然也看到了当年曾祖父分给各位爷爷家的房产。

一处最大的前院商铺（包含很大的柜台，账房，带几间住房）和有门隔开的后院两进住宅，加上附近另一处小住房是分给二公和五公两家的。不过，他们早就把那处包含大商铺在内的全院房产租给了别人，商铺内部改装后，做了银行，应该是国民政府银行在本地的分行吧。银行职员都是外来的，临解放时都跑了。

另一处较小的前院商铺（也含两个大柜台，账房，带两间住房）和有门隔开的后院两进住房是分给大房（我爷爷）和三公两家的。1930年代，二公家的八叔要开店做生意，就借用了这处房产的前面商铺，他家人也住进前院。我爷爷一家住第二进。自从 1935年，母亲带着爷爷和姐姐去北京与父亲团聚后，留给我们家的两个大房间就空关着，直到1947年下半年，母亲带我们回来居住。房间里的家具陈设，有些还是当年母亲结婚时娘家陪嫁的物品。我们回老家的时候，三公三婆带着一个孙女，还有十婶娘和她儿子，住院子最后面的两间房。三公和八叔用了院子里原有两间厨房，我家回来后在旁边搭了一间很小很小的简易厨房。

分给四公家的是一处独立的住房和院子，有四间房。旁边另有一块菜地，是分给我爷爷的，有几棵橘树、橙子树、柚子树，核桃树什么的。

为防火防匪盗，曾祖父当年建造的那些前店后家的房子，砖砌的院墙都特别高，大门和门闩也都特别粗壮结实，门闩里还有个小机关，不知道的人打不开。湘西那些比较好的房屋的山墙都是用所谓“棉砖”（厚度较薄，约为平常砖块的一半)一层一层地砌起来的，非常结实。高高山墙的顶部呈对称阶梯翘檐形状（与江浙、安徽一带的房屋相同），好看。尤其是一溜排开地看过去的时候，非常好看。

还是二十多年前曾祖父在世分给5个儿子家的那些房产，在他儿子一辈，没有任何发展增益。1947年去看时，随着我们这一辈人出生、长大，各家人口增加（虽然还有不少没住家乡的），那些住房早就显得侷促了。

分家时，曾祖父把劫后所余的一些田产也分给了 5 个儿子家，作为各家的口粮来源。当地是山区，田地都是历年在山坡上开出来的一溜一溜的梯田，地块较小，形状也不规则。多为水田，种水稻；也有旱地，多种玉米、红薯等。各家田地都不多，主要是有了田租（“田租”，就是农民交上来的刚打下的原粮，如稻谷、玉米棒等，五五分成，田主纳税），就有了一些口粮。再加上一些其他来源的收入，如做点小生意等，大概也够过日子的了。在当地，农民动镰收割前，都会让田主去看一下田里已成熟的庄稼，应该有看看当年粮情的意思吧，有经验的或许可以估估产，收割后按五五分成交租，免纠纷。我怎么知道？1947年，随母亲和我们一起回老家的姐姐正在坐月子，母亲分不开身，就派十一岁的我出了一回差，跟农民去乡下田里看了看。在我，也就是去乡下玩了一回，认识了那个农民和他的与我年龄相仿的儿子。就看到一家农民种的田，收割时请两三个亲戚一起帮忙收割，大半天就收完了。我对田亩庄稼全无概念和印象，自然也无责任。大概就是两、三亩，或者三、四亩吧？之前，母亲和爷爷都离开家乡去北平的十几年间，我家出租田和菜地都由四公管理，自然收益也归他家。

大约在绑架事件两三年以后，曾祖父去世。此时，G 家已有二十几口家人和子孙，留给他们的房产田产大体能维持温饱。几个大些的孙子上了中学，最小的两个孙子和长重孙女诞生了。不知老爷子过世的时候是否有什么感慨，G 氏家族的财产因他而兴盛，也随他而衰落，勉强可算是一世财运吧。

后来一、二十年间，曾祖父的孙子们，我的父亲和好几位堂叔都外出读书，然后在外地做事或当兵，不在家乡住了。1947年暑假以后，我家回来在老家住了三、四年，又在建国后不久，因父亲的工作而离开。

1950年父亲先离开老家去兰州西北师范学院任教职，1951年母亲带我和弟弟离开之前，遵父亲来信所嘱，将地契交给当地政府。老家土改、划成份的时候，留在家乡的还有 5 家。他们是三公三婆，四公四婆（和儿子十二叔），住在一起相互照顾的五婆和龙婆（儿子刚刚当兵走了），二爷家的六叔一家和二爷家开店做生意的八叔一家。当时他们各家都有房产，大多自住，也有一些田地，不多。

后来，1955年从老家出来读兰州医学院的长锐姐（六叔的女儿）告诉我们，土改的时候，因家人都不种地，各家原有的不多几亩土地都被充公分给农民了。我们 G 姓家族没有人被划为地主，没人挨斗。应该都算是小土地出租者吧。

不过，后来G家人的大部分房产都被政府占用了。我父亲、三爷和八叔三家共住的那一院房产，后来被政府占用。原来分给二爷和五爷两家、后来租给银行的那一院房产，银行人员在解放前夕离开后，也被占用。四爷家的房子也被占用。后来想想，都不是地主，凭什么占用（没收？）人家房产呢？不过，在那个年代，有人敢问吗？解放，剿匪，枪毙土匪，土改，镇反，急风暴雨，摧枯拉朽的，不挨斗就算幸运了。

已经远离家乡，父母从来没有过问过关于祖屋的事，是不方便，也是不敢问。那两年在老家，亲眼所见枪毙人（土匪？反革命？）的场面多了，想想都怕。不知道还在老家居住的那几位爷爷、叔叔家是怎么处理的。我知道的是，他们后来都是租房子住。

长我8岁的姐姐在老家居住的时间比我长，对祖屋可能另有一份情愫。她是在老家出生的，有不少堂弟堂妹和童年伙伴，直到 7 周岁后随母亲和爷爷去北平，与父亲团聚。我和弟弟在北平出生。抗战胜利后，18岁的她在北平与身为国民党文职干部的姐夫结婚，曾搬去南京与在教育部上班的姐夫同住。1947年秋和1949年春，姐姐两度临产期间，都是回老家，住祖屋，在母亲的精心照护下做月子，先后生下一儿一女，就是她的两个大孩子。第二次生完孩子后，姐姐于1949年五、六月间，辞别爹娘，怀抱两个年幼的孩子，带着小脚的婆婆辗转去了台湾，去追随已由南京迁到广州，后来又由广州先期赴台的姐夫（赴台后任台湾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谁料一去二、三十年，生死茫茫两不知。

80年代初，已是美国公民的姐姐回国探亲。她大概是在海外和台湾听到过什么有关某些地方落实政策、有些返还侨产等事情，也受到一些人的鼓励，回老家探亲时，真去打听了一下。被告知我们那处房产早已被当地政府卖给某经营矿业发了财的私人企业家，人家已把我们家族的祖屋拆掉，在原址盖了新房，。。。。

一向都知道，湘西多匪乱，也多兵祸。上世纪20年代，又是各地各派军阀大混战的时代，多股军队多次“过境”湘西，相互交战或与本地军队对抗作战，兵祸更加厉害。知道是哪一路人绑架了曾祖父吗？那一次，好像也不止是我们一家倒霉，有钱的、没钱的，很多人家都受到侵扰甚至洗劫。母亲讲，大家都说， 1925年那一次是军阀熊克武的川军在四川兵败后，要强行过境湘西、而与陈渠珍部作战时，熊的部下伙同湘西贺X部下一起所作的恶行。母亲常说“败兵过境”最可怕，他们不受任何纪律约束，任意抢掠绑架，祸害百姓。我不能确定坊间所传和母亲所说是否准确。

我曾想，撇开个别事件，如果可能的话，查些资料、了解一下当时当地的历史情况可能会更有意思。不过，当时湖南和湘西的局势真是太纷繁复杂了，一时不易弄清楚，本篇就此打住。

简而言之，1920年——1937年，湖南省长已经换了很多茬（张敬尧——>谭延闿——>赵恒惕——>唐生智——>何键。。。。。），陈渠珍却长期主政湘西，故有“湘西王”之称。他拥孙，但对北伐并不积极，实际想发展湘西，搞湘西自治。有人说他想把湘西变成独立王国。1920年前后有这个倾向，湖南省不少人，包括熊希龄等，不是都主张并积极推进湖南自治嘛。

1921——1926年，应该是赵恒惕当政湖南期间。好像南方有几个省还想搞“联省自治”，这种主张不能见容于南北两个政府。据陈渠珍（1882－1952）建国后写的自传，他要实行“保境息民”，建设湘西，发展湘西。

1920年起，陈渠珍开始进驻我们家乡小县城，先是或剿灭、或收服湘西各县多股土匪势力，然后，着重建设和发展。他在那里办了湘西“十县联合中学”等各类不同类型的学校好几所，多家小型工厂，林场，开办茶业、棉业讲习所，还办军工、军农大队。。。。。

都是有利发展当地工农副业和湘西民众的实事。但在1925年前后，两次受到川军熊克武（好像说是要去参加北伐）和黔军袁祖铭两股军阀的严重侵扰，毁坏殆尽。另外，史料还记载，1925年，保靖大旱，灾情严重。把熊、袁打跑以后，陈渠珍再次出任时，将驻地移往他的家乡凤凰，重点建设凤凰县了。

【百度百科】：“民国14年（1925），省长赵恒惕任命陈渠珍为湘西屯边使。民国16年（1927）唐生智任命陈为第十九独立师师长，陈回驻凤凰。”

下面一段文字摘自陈渠珍（1882－1952）1951年写的自传，写的就是那几年的事，可作参考。

“次年，谭延闿会师湘南，进攻长沙，张敬尧狼狈退走，湘政仍由谭延闿主持，是为谭延闿二次督湘。那时我的兵力从一团统辖到五团，由凤凰一县巡防军而统辖了乾城、永绥、永顺、古丈四县的巡防军。谭延闿委我为凤、乾、绥、保、永、龙、桑七县巡防军统领，这都是民国六年到十年所经过的事。那时防地内土匪最盛，就是龙山、永顺、桑植、保靖四县。我便由麻阳开入北河，驻防保靖。

不到一年，湘局起了几次变化，中间以谭赵之争为最烈。赵恒惕逼谭出走竟取而代之，委我为湘西屯边使。我因鉴于内战日亟，徒苦吾民，乃决心以保靖（境？——nov2016注）息民，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为帜志，专意剿匪，不问外事。过了半年，各县匪患肃清，人获安居。但湖南政府一贯的是把湘西看成化外。因此，民智锢蔽，诸事落后。我乃锐意兴学，先后不到两年，开办的学校：联合中学四百多人，联合女校六百多人外，还办有保姆养成所（幼儿师范？——nov2016注）以及幼稚园各一班、模范小学六百多人、乡村师范八百多人、茶业棉业讲习所各百余人、乡政讲习所二百多人。又提倡乡自治，分教育、实业、慈善、团防四项，又办军农、军工各一大队。正当一切建设事业在积极推进时，不料川人熊克武在川失败，率部六、七万人蹿入湘西，进据常德。不久，忽由慈利回蹿大庸，袭击绥、保（保靖——nov2016注），我军猝不及防，所有防区各县均被其蹂躏已遍。我军极难集中，乃采取游击战术，同川军周旋一个多月。因我方实行清野办法，川军军粮匮乏，加以围攻乾城（今吉首——nov2016）月余，损失更大，乃撤兵退入黔境，防区才一律收复。

次年春间，袁祖铭由川退回黔境，全军七万多人，又取道湘西赴鄂，在湘西停顿月余。我军退守龙山、永顺一带。后袁率师在常德徘徊不进，几经湘军围攻，袁死，全军败退回黔。我防区各县损失亦甚大，尤以保靖一县，经两次破坏，机关、学校焚毁已尽，我乃移住凤凰。此民国十五年以前的事。”

参考：

《自传》，作者陈渠珍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555778b0100ebpo.html

（全文完）

家族往事（六）曾祖父遭遇绑架 家道中落 （结束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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