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时代的一个重大战略决策
毛泽东时代的一个重大战略决策
毛泽东在上世纪新中国60年代做出了一个重大战略决策，就是搞三线建设。三线建设，使中国有了一个相对安全的战略后方，同时也形成了中国的威慑力。中国的三线建设在世界军事史和经济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建国初期毛泽东第一次对前苏联老大哥说“不”。新中国建国初期，毛泽东多次提到：我们在经济建设问题上要学习苏联。他们那里有现成的经验，这些经验也是成功的。他们已经“建成了光明灿烂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们为什么不学？况且当时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主要是争取苏联的援助。1949年，毛泽东亲自赴苏与斯大林会谈，争取到了苏联的援助。毛泽东对斯大林说，我们搞建设，是没有经验的，我们要当你们的学生，学习你们搞建设的经验。
新中国建国初的50年代，苏联援助中国是诚心诚意的。但苏联人是按照他们搞建设的思路和习惯援助中国建设的。当时，在中国怎样建设问题上，中苏两国高层是共同协商的，而且协商的结果往往是中国高层听从苏联高层的意见。50年代，苏联高级经济专家和政府首脑曾经提出：中国的经济建设要想快速发展，必须集中在沿海和东北地区搞建设。当时，在中国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中，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苏联人说得有道理，应该按苏联方面的意见去办。因此中国在制定一五计划时，基本接受了苏联方面的意见。1953年，中国开始实施一五计划。
一五计划是以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为中心展开的，苏联方面打算按照原来的意见，把援建中国的项目集中在中国的东北和靠近沿海的一些大中城市。这样做，工业建设的各方面配套条件较好，企业上马快，见效明显，又可与苏联的工业建设相联系。
但是此时毛泽东有自己的考虑。毛泽东认为，如果把156项工程全部集中在东北和沿海大城市，对中国工业的均衡布局和国家建设的全面展开显然是不利的。尤其是国防工业，都建在与正在打仗的朝鲜相邻的东北地区和易受美蒋飞机袭击的沿海大城市，更不妥当。
就在马上要确定一五计划的前几天，毛泽东把周恩来、李富春找到菊香书屋专门商量156项工程的安排问题。毛泽东说，在经济建设问题上，我们要考虑中国的实际，不能完全按照苏联方面的意见办。他们说得对的，要听；不对的，就不要听。总之要有我们自己的主张。毛泽东与周恩来、李富春最后确定了这样一个原则：既要尊重苏联专家的意见，又要有自己的主张。
那么中国自己的主张是什么呢？这就是毛泽东提出的156个建设项目不能全部放在沿海和东北地区，特别是在朝鲜正在打仗的情况下，更不能这样做，要安排一批项目到西部去搞，国防建设项目要有近一半安排在西部。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意见，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与苏联方面进行了反复协商，最后决定106项民用工业企业的21项，建在西部地区，44项国防工业企业中的21项，摆在西部。这一决策的实施使过去几乎没有工业的中国西部地区建起了一批轻、重工业。其中钢铁、电力、煤炭、石油、有色金属、兵器、航空、建材、电子电气等企业初具规模，并且初步形成了相互衔接关系。
到了1956年，苏联方面经济建设中的弊端已经显现出来，此时毛泽东更感到，对苏联的经验绝不能照搬。可是当时有一些人却十分崇拜苏联经验，毛泽东则认为，苏联人走的弯路，我们不能再走。基于这一考虑，毛泽东对中国经济建设布局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思索。
毛泽东看到中国西部地区虽然已有了一些工业企业，但总体上看，西部地区工业化的底子还很薄，与东部地区相比，差距还很大。他说：“我国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约百分之七十在沿海，只有百分之三十在内地。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在这两者的关系问题上，我们也没有犯大的错误，只是最近几年，对于沿海工业有些估计不足，对它的发展不那么十分注重了。这要改变一下。”
在毛泽东的决策下，中国重新调整了经济建设布局，在新的经济建设布局中，西部地区的发展被放在了十分重要的地位。毛泽东还特别注意把国防科技工业摆在西部地区。一五和二五期间，中国的飞机、坦克、火炮、舰艇等重型武器生产基地都部署在西部地区。西安、重庆、成都、太原、兰州等西部大城市也很快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
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毛泽东思路的重点是考虑国家经济建设的布局问题。在那个时候，苏联经验几乎是神圣的，各社会主义国家大都照搬苏联经验，而毛泽东从中国国家根本利益出发并且立足于中国，从国家经济的长远、全面发展考虑，敢于对苏联人说“不”。他已经把目光投放到了西部地区，为后来的三线建设打下了基础。
在核武威胁下，毛泽东形成了中国作战的新思路。1964年，中国的国际环境很不好，可以说，中国已经处在五方面的威胁当中。
首先威胁中国的是苏联。60年代初，中苏两党之间的矛盾扩大到了国家关系的领域，两国的边界争端也不断发生。当时毛泽东就已经预见到中苏之间的矛盾将要发展到武装对抗的程度。果然，1964年勃列日涅夫当政后，强化了赫鲁晓夫奉行的中苏关系政策。他不仅继续与中国为敌，而且变本加厉，向中苏边界大量派兵，苏联驻中苏边界的军队迅速增至100万人，苏联的一部分战略导弹也指向了中国几个大城市和重要军事设施。苏联还派兵进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并且试图对中国正在搞的核设施实行“外科手术”式的打击。
第二个威胁中国的是美国。美国在朝鲜战场上失败后，仍然把中国当作它在亚洲的主要敌人。从60年代初期开始，美国对中国实行了紧缩包围圈的政策。从60年到64年，美国和中国周边不少国家和地区签订了条约，结成了反华同盟。美国还在这些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数十个军事基地，对中国形成了“半月形”包围圈，威胁中国的国家安全。1964年8月，美国开始轰炸越南北方，把战火烧到了中国南大门。
第三个威胁来自台湾的国民党当局。60年代初，蒋介石国民党在美国的支持下叫嚣要“反攻大陆”。蒋介石加紧派遣武装特务对中国东南和其他沿海地区进行袭击，妄图在中国东南地区建立大规模进攻大陆的“游击战走廊”。
第四个威胁来自印度。当时，中印边境也很紧张，印度军队不断蚕食中国领土，在中印边境东西两段向中国发动武装进攻。
第五个威胁来自日本和南朝鲜。日本与美国结盟，其国内有美国的驻军，日本本国也加紧发展自己的武装力量；南朝鲜也与美国结盟，其国内也有美国驻军。南朝鲜政府同样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
在这五方面的威胁当中，手中握有核武器的苏联和美国，对中国的威胁最大。中国当时没有核武器，在遇到核打击时，是没有任何回击能力的。
面对这些威胁，毛泽东并不害怕。毛泽东自己“不怕鬼”，也激励全党“不怕鬼”。毛泽东在1959年5月6日写道：“世界上有人怕鬼，也有人不怕鬼。鬼是怕客观存在好呢，不是不怕它好？”“经验证明鬼是怕不得的。越怕鬼就越有鬼，不怕鬼就没有鬼了。”因此我们不要怕鬼，要和鬼斗争。那么，原子弹可不可怕？毛泽东说，也不可怕。1961年9月24日，他在同蒙哥马利元帅谈话时说：“我对核武器不感兴趣。这个东西是不会用的，越造得多，核战争就越打不起来。要打还是用常规武器打。打常规武器还可以讲点军事艺术，什么战略、战术，指挥官可以临时按照情况有所变化。用核武器的战争就是按电钮，几下子就打完了。”因此，“原子弹是纸老虎”，不可怕。
同时，毛泽东也认真地对付“鬼”。为了对付“鬼”，毛泽东做出了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中国也要搞一点原子弹。他说，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但是，毛泽东并不把搞原子弹放在特别重要的位置。他在1961年9月24日同蒙哥马利的谈话时说：我们也准备搞一点原子弹“哪年搞出来，我不知道。美国有那么多，是十个指头。我们即使搞出来，也是一个指头。这是吓人的东西，费钱多，没有用。”中国要用很少一点钱搞试验。毛泽东形容中国搞原子弹，“像穷人、叫花子，穿上漂亮衣服，到外边跑一跑。”毛泽东认为，重点应该放在扎扎实实搞三线建设上，因此他的第二个选择，就是搞三线建设，而搞原子弹也是合并到三线建设这一大框架之中的，是在三线搞原子弹。所以三线建设处于毛泽东战略决策的核心地位。
毛泽东是着重从战争，特别是打核战争的角度来考虑三线建设布局问题的。毛泽东看到：中国东北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基地，全部在苏联可携带核弹头的中短程导弹和战略轰炸机的打击范围之内，沿海工业城市也处在美蒋航空兵力打击范围之内。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也在苏美核武器打击之下。一旦战争爆发，即使敌方不使用核武器，中国大部分工业基础也将毁于一旦。而西部地区则距苏联和美蒋军事火力打击之外（当时，无论是苏联还是美蒋的武器装备，都还打不到西部地区，特别是打不到西南地区）。毛泽东的这个考虑，正好与军委总参谋部的考虑不谋而合。1964年4月，军委总参谋部向中央提交了一份关于我国经济布局不适应未来战争需要的报告。这份报告印证了毛泽东原来就存在的担忧，自然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视。就是从那时起，毛泽东把他原来的发展西部的思路进一步强化，形成了把中国工业建设的布局全面铺开，造成沿海的一线、中部的二线、西部和西北部的三线并存，而把三线作为建设重点的新思路。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964年5月15日到6月17日中共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做出了三线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当年8月，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建设三线。从1965年起，中国开始把沿海一些工业企业向西部和西北地区搬迁，当年新建项目则大多集中投放在西部地区。这是中国三线建设大规模进行的阶段。
三线建设在短时间内就取得了成效。到1965年4月，中国的战略资源大多已经向西部和西南地区转移完毕。此时的中国，已经不怕打大规模战争了，中国已经做好了准备，腰杆更硬了。1965年4月，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请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向美国总统约翰逊传话说：“如果美国把战争强加给中国，中国将奋起抵抗，战斗到底。不管来多少人，用什么武器，包括核子武器在内，可以肯定地说，它进得来，出不去，必将被消灭在中国。”周恩来的这个话，是说给美国人的，也是说给苏联人的，更是说给蒋介石集团、南朝鲜和日本的。
1969年，中苏关系恶化。珍宝岛冲突发生后，毛泽东把关注的目光又转回到三线建设上来。他更重视三线建设了。为了排除造反派的干扰，保证三线建设顺利进行，他决定对一些重点三线建设基地和工程实行军管，甚至直接派军队去施工。对这种由解放军直接管甚至直接施工的单位，造反派是不敢来胡闹的。
为了对付来自苏联的军事威胁，毛泽东又提出了一个“小三线”建设的思路。这个思路就是：各省特别是进行三线建设的各省，再建设成本省自成体系的“三线”，这样，既可以使“大三线”与“小三线”两个体系环环相扣，形成一个大系统，也可以将三线建设深入到中小城市、县城乃至乡村，使我国形成支持长期战争的工业基础。从1970年起，中央开始对三线建设项目实行优先安排、重点保证、抓紧抢修的原则。在此原则指导下，全国的三线工程建设全面铺开，各省的三线建设也随之全面铺开了。毛泽东此时的三线建设思路，几乎完全集中到准备打仗、准备打长期的战争上来。因此他对三线建设投资偏重的程度，是他一生中从来没有过的。到1971年，我国三线建设的投资总额达到了340.8亿元。这还没有把各省自筹资金搞“小三线”建设的投资计算在内。而且，在毛泽东把主要精力放在搞“文化大革命”之上的时期，他这样关注三线建设这一经济问题，也说明毛泽东对三线建设的重视，是基于对极有可能发生的中苏战争的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