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交白卷的张铁生是咋回事

文革中交白卷的张铁生是咋回事

背景: 1966年6月1日，中共中央(注:此时的中共中央主事的是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一线领导）批转高等教育部党委《关于改进1966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请示报告》后，北京女一中高三（4）班和四中高三（5）班学生写信给党中央和毛主席，状告当时的高考制度使得许多青年为考大学而钻书堆，不问政治，“走白专道路”；许多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分数挂帅，将大量优秀工农和革命干部的子女拒之门外，要求“立即废除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制度”！

当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把当年的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紧接着18日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文章说，旧的招生考试制度已成为革命运动的绊脚石，所以“不仅招生制度要改革，学制、考试制度、升留级制度等等也要改革，教育内容也要改革……初小可以学些毛主席语录，高小可以学更多的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等文章。中学可以学《毛泽东著作选读》和有关文章。大学可以学《毛泽东选集》。”同时决定全国所有高等院校在1966年停止招生，高考被废除。

直到学校停课搞文化大革命结束时的1968年7月21日，毛泽东对《人民日报》文章《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作出批注：“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据此，七·二一大学遍地开花，开始了工农兵学员的招收。从一九六九年试点大学招生到一九七0年扩大招生再到一九七一年后全国各大学校招生。从工人农民解放军中选拔学生后各招生学校出题数学、化学、物理和写一篇作文进行摸底考试。之后等待学校通知, 接通知后去学校报到。这就是工农兵学员。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开始几年这个摸底考试是没有事先通知的,  根本谈不上什么复习的, 只通知被选拔上的学员到某地报到后, 由各学校招生的教师发考卷监考。笔纸考卷全事先放在桌上直接就去参加考试的。一九七三年邓小平复出后要求增加统一“文化考试”的内容。为什么要特别说明这一点, 就是因为和“白卷英雄”张铁生的事有关。

张铁生是辽宁省兴城县白塔公社枣山大队第四生产队的一个普通插队青年。1950年，张铁生出生在辽宁省兴城县。1968年10月，张铁生从辽宁省兴城县初中毕业，被分配到兴城县望海公社厂子沟大队插队落户。1969年秋天，其母亲响应国家号召城镇人口下乡的运动，从城里回到家乡兴城县白塔公社枣山大队，张铁生跟随母亲来到这里继续插队。半年后，被当地农民推选为大队仓库保管员。1971年，被推选为白塔公社枣山大队第四生产队队长，并加入中国共青团。他还和同村姑娘小侯谈恋爱。在队长任内，张铁生坚持原则、反对干部搞特殊化。枣山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岳阳波的孩子，将生产队的一只胶轮车的内胎割成了弹弓皮玩，张铁生坚持要岳阳波照价赔偿。生产队里部分干部白天出去开会，清早不出工，仍算工分，张铁生坚持按照缺早工扣除这些干部的工分。张铁生也是生产队里出勤率最高的人，1972年出勤340多天。

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采用“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的方法，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及下乡知青中招生。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通过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明令废除高考文化课考试，提出了“十六字”招生办法及“两个估计”，全国高等院校开始大规模招收工农兵学员。197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邓小平复出后，经其努力，1973年4月国务院批准了国务院科教组《关于高等学校1973年招生工作的意见》，对1971年开始实行的推荐和选拔工农兵上大学的规定进行修订，增加了“文化考试”的内容。

1973年6月，张铁生被枣山大队推荐考大学工农兵学员，他在公社招生组“考生登记表”中的“本人志愿”一栏填写了兽医、农田水利两个专业。作为生产队长，他要率领社员锄草抗旱，没时间复习功课。本来县里通知称，考前会组织考生统一复习3周，张铁生认为有这3周足够。不料县里后来取消了复习计划，但张铁生不知道。6月27日，接到通知的张铁生赶到县城，成为最后一个到达的考生。带队的人对他说，快回家取书，明天开卷考语文，后天考数理化，大后天回家听信。张铁生慌了，赶紧到商店买了一支小钢笔，同学们给他送去了大批初中教科书，张铁生抓紧看了数学教材。

次日即1973年6月28日，张铁生匆忙上阵参加统一文化考试的第一科语文开卷考试，作文题《谈学习〈为人民服务〉一文的体会》，张铁生在草稿纸上写完后没来得及把它抄到考卷上。6月29日上午开卷考数学，试题大部分是基础知识和常识，考生可查书，监考教师也可对考生作适当启发。中午，张铁生坐在公园长椅上，起草了一封给领导的信，解释自己没能好好复习功课的原因，希望领导酌情考虑，随后疲劳的张铁生在长椅上睡着。等他醒来赶到考场，已开考20分钟，考场闭门。张铁生跳窗进入教室。因为该考场是他的母校，监考教师认识他，所以还是给他发了考卷。张铁生拿到物理化学考卷后，只会做前面几道小题，监考教师催他快答题。这时离考试结束时间还很长，张铁生便将中午起草的信抄到理化考卷背面。当时在考场上写信的不仅有张铁生，还有一位女知青。6月30日，张铁生得知考试结果为：语文38分，数学61分，物理化学6分（并非“白卷”）。

沈阳军区政委、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毛远新（分管文教和宣传）得知一个生产队长答不出卷子给领导写信时，当晚便命人打电话将考卷和信送来，并立即成立联合调查组，到兴城县调查。联合调查组经调查后，看中了张铁生，认为女知青报考的志愿都是理工科，说明她考大学的目的是离开农村，而张铁生报考的第一志愿是兽医，第二志愿是农田水利，可见他上大学不是想离开农村，而是想更好地建设农村，上大学的动机非常好。此外，张铁生的信也比那个女知青写得好。

7月15日，兴城县招生办公室通知张铁生补考，张铁生除回答了一般问题外，还针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写了篇批判文章《大学门，向谁开》。7月16日，调查组回到沈阳，毛远新听取汇报后，亲手删去了张铁生信中要求上大学的字眼，并加了编者按，指示《辽宁日报》发表。7月19日，《辽宁日报》头版头条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了张铁生写在试卷背后的信。经毛远新删改后刊登在《辽宁日报》的《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中的张铁生的信是：

尊敬的领导：

书面考试就这么过去了，对此，我有点感受，愿意向领导上谈一谈。

本人自一九六八年下乡以来，始终热衷于农业生产，全力于自己的本职工作。每天近十八个小时的繁重劳动和工作，不允许我搞业务复习。我的时间只在二十七号接到通知后，在考试期间忙碌地翻读了一遍数学教材，对于几何题和今天此卷上的理化题眼瞪着，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不愿没有书本根据的胡答一气，免得领导判卷费时间。所以自己愿意遵守纪律，坚持始终，老老实实地退场。说实话，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浪荡的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而有着极大的反感，考试被他们这群大学迷给垄断了。在这夏锄生产的当务之急，我不忍心放弃生产而不顾，为着自己钻到小屋子里面去，那是过于利己了吧。如果那样，将受到自己与贫下中农的革命事业心和自我革命的良心所谴责。有一点我可以自我安慰，我没有为此而耽误集体的工作，我在队里是负全面、完全责任的。喜降春雨，人们实在忙，在这个人与集体利益直接矛盾的情况下，这是一场斗争（可以说）。我所苦闷的是，几小时的书面考试，可能将把我的入学资格取消。我也不再谈些什么，总觉得实在有说不出的感觉，我自幼的理想将全然被自己的工作所排斥了，代替了，这是我唯一强调的理由。

我是按新的招生制度和条件来参加学习班的。至于我的基础知识，考场就是我的母校，这里的老师们会知道的，记得还总算可以。今天的物理化学考题，虽然很浅，但我印象也很浅，有两天的复习时间，我是能有保证把它答满分的。

自己的政治面貌和家庭、社会关系等都清白。对于我这个城市长大的孩子几年来真是锻炼极大，尤其是思想感情上和世界观的改造方面，可以说是一个飞跃。在这里，我没有按要求和制度答卷（算不得什么基础知识和能力），我感觉并非可耻，可以勉强地应付一下嘛，翻书也能得它几十分嘛！（没有意思）但那样做，我的心是不太愉快的。我所感到荣幸的，只是能在新的教育制度之下，在贫下中农和领导干部们的满意地推荐之下，参加了这次学习班。

白塔公社考生 张铁生

一九七三年六月三十日

编者按称：“张铁生同志是一九六八年的下乡知识青年，共青团员，现任兴城县白塔公社枣山大队第四生产队队长。他对物理化学这门课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问题，却交了一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

1973年8月10日，《人民日报》转发了《辽宁日报》刊登的《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并另加编者按：“七月十九日，《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了一位下乡知识青年的信，并为此加了编者按。这封信提出了教育战线上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确实发人深思。”随后，《红旗》杂志转载时发表评论，认为搞文化考试是“旧高考制度的复辟”，“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扑”。1973年的文化考试很快作废。

1973年9月，根据张铁生想学兽医或农田水利的志愿，有关部门分配他到辽宁农学院畜牧兽医系学习。提前报到的同学们得知和张铁生在同一个班，都希望能在车站接到他。最后接到他的是女同学董礼平，后来成了张铁生的妻子。张铁生成为辽宁农学院工农兵学员。1974年3月，张铁生和师生们一起到农村。在4个月时间里，张铁生和同学们为生产队治疗牲畜疾病，并且为农村培训了一批赤脚兽医。

1976年10月6日粉碎“四人帮”后，10月10日张铁生大学毕业，回到枣山大队第四生产队继续插队务农。10月17日，辽宁省知青办的一位领导和中共辽宁省委组织部的一位干部乘吉普车来到村里，以到锦州开会的名义，将张铁生带走。从此张铁生开始了监禁生涯。

有关部门起初将张铁生安置在兴城县当地驻军的军营内。一位军代表向张铁生传达了中央粉碎“四人帮”的文件。张铁生当即表示：“这是政变，右派上台了。”被安置在军营一个多星期后，张铁生的思想始终无法转变，随后又被带到沈阳，继续参加学习班转变思想，但仍无果。张铁生对辽宁省知青办的一位领导说：“希望组织上尽快给我一个结论，我好早点回农村去，改变生产队的落后面貌，实现我的理想。”这位领导劝张铁生赶紧表态转变思想，揭发批判毛远新，但张铁生并未领会其中涵义。

1976年11月18日，《山西日报》刊登《二月里的反革命噪音》，揭露张铁生1976年2月在山西进行“反革命煽动”的言行，这拉开了揭批张铁生的序幕。12月，张铁生被押到沈阳市郊陈相屯，单独关押在某防化部队的院子内，每天24小时处在监视下。对张铁生的批斗会随之展开，第一站就是他的母校铁岭农学院。在批斗会上，张铁生得知自己被定性为“新生的反革命分子”，从铁岭农学院批斗会上被押走时，只有董礼平一人送别。12月14日晚，在锦州开完批判会后，张铁生被关进沈阳看守所。辽宁知青的典型人物柴春泽、吴献忠、刘继业等人也相继被关进看守所。张铁生不仅被撤销党内外职务，还被开除了中国共产党党籍。

1983年3月，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公开审理张铁生反革命案。在审理过程中，张铁生没有委托律师辩护，并拒绝法院为他指定辩护人。在辩论发言时张铁生表示，自己只是个不明真相的“小将”，在复杂的路线斗争中犯了应当被宽容谅解的“错误”。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阴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张铁生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刑期自1976年算起。张铁生不服判决，以没有反革命目的、构不成反革命犯罪为理由，上诉至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上诉被驳回，维持原判。文革中分散的造反派红卫兵几乎都是这样一个个被关被杀被消失的。假如都集中在天安们,  邓小平恐怕不用坦克用大炮轰了。

“白卷英雄”张铁生现状：在监牢15年出来后成了亿万富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