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调皮的社长学生
我比预约时间提前5分钟到达位于大阪的宫本会社，有些紧张地坐在社长室里等候。两层楼的公司，估计有三四十名员工。虽然居日不久，我已听说中小企业社长的厉害，他们身为公司之头，俨然公司职员的衣食父母，可以任意处置职员。一个在小公司打工的同学告诉我，他们社长甚至会对下属拳打脚踢。
不久门外传来了此起彼伏的问候：“社长，您回来了。”“田中桑，辛苦了。”“高滨君，辛苦了”……
我看看表，准七点。两位西装革履、手提公文包的中年人走了进来。身材高大如棒球运动员的那位伸出右手、微笑地说：“欢迎你来，我是宫本。”个子较矮的那位递过来一张名片：“我是山本，宫本桑的朋友，我们一起学中文。”我一看名片，也是一位社长。
宫本放下他的公文包笑嘻嘻地说：“山本这个名字很便宜，他的祖先是山民，哪有我们宫本高贵，我的祖先是住在宫殿里的。”
我正不知如何回应，听到山本反唇相讥：“是啊，住在宫殿里扫地的。”我不禁笑起来。后来才知道，宫本说的是真话，日本人的姓就来自祖先居住的地方。
我好奇地问起他们学中文的目的，是要跟中国做生意吗？不料宫本说，跟中国做生意不必懂中文，因为中方总是有精通日文的翻译。他和山本学中文是因为计划去中国探险，就两人，不带翻译。
“探险？去哪里？”我无比好奇。 “西部地区，比如天山。”宫本兴奋地说，“听说那里的人能歌善舞，那里的大自然很美丽。”
幸亏我预备了两本教材，商业会话和旅游会话，当即决定采用后者。我们谈好，中文课每周一次，每次一个半钟头。更关键的问题来了，“你打算要我们付多少学费？”宫本问。
我说出一个中文教师的市场时薪价。“好，我们每人付你这个价。”宫本爽快地说。我听了又惊又喜，简直怀疑自己听错了他的日文。我提议的是一堂课的价钱，宫本答的是每个学生每堂课的学费。我乐得不去纠正他，对我这个穷学生来说的大数字，对两位社长恐怕是区区小数。我用心去教、对得起那份学费就是了。
两位社长学生学得很认真，对我一口一个“先生”，尽管他们的年龄可以做我的父亲了。两人每次上课都紧盯着我的嘴唇，似乎要看穿我的牙齿和舌头的一举一动。宫本反应灵敏，模仿力极强，几乎可以完美地重复我的发音，包括最令日本人发怵的卷舌音。
可怜年龄大一些的山本，舌头比较僵硬，卷不起来。我放弃了对山本的纠正，开始称他“上海人”，宫本也就成了“北京人”。宫本非常得意他的新名字，每逢发卷舌音的时候特别响亮而清晰，惹得山本叫他“Peking Man”。我添油加醋地说，中文是“北京猿人”，山本立刻对宫本说“北京猿银”。
我告诉宫本，中国的老鼠是“zi zi”叫的，宫本于是脑筋急转弯，冲着身材瘦小的山本叫Mickey Mouse。我赶紧说中文是米老鼠，然后用课本挡住我的脸，不让“猿”、“鼠”看到我的嘴角几乎咧到了耳朵。
中文课成了我的每周一乐，两位学生看来也非常享受学中文的乐趣。他们很快发现我来教课之前来不及吃饭，就邀请我课后共进晚餐，并且宣称这个尊师之举已列入了“学生手册”。他们下课后摇身一变，好为人师，侃侃而谈，话题包罗万象。
“你不要只顾埋头读书，希望你好好了解我们国家。”宫本一边给我倒日本清酒一边说。
“对，希望你能喜欢日本，享受生活。”山本拿过酒瓶等我喝完。
不过，两位社长不总是像劝酒时这么齐心协力，时不时地来一场唇枪舌战。
山本用筷子夹起了一块腌萝卜，问我：“你知道这为什么叫‘渍物（日语泡菜）’吗？”他把筷子转向一小盘酱油，自己回答了：“因为要沾着酱油吃。”
“不对，叫‘渍物’是因为已经沾着盐了。”宫本吃腌萝卜不沾酱油，“你这人当老师就会误人子弟。”
“那沾了酱油就叫‘渍渍物’。”我替他们打圆场。
“先生可以去做‘落语家（日语单口相声艺人）’了。”山本大笑起来，接着向我谈起日本人每天的餐桌如何离不开渍物。
看得出，他们两人气味相投、友情深厚。我忍不住好奇地问他们是怎么结识的，宫本答是在一个经营塾认识的，经营塾里的热门课就是如何用孙子兵法经营企业。两个人的公司都是经营小五金产品的，有很多共同话题。
我听了觉得有趣，日本的小学生们去上塾，中学生们也去上塾，连社长们也热衷上塾。进而想到，日本企业的成功之道与日本社长们的好学恐怕不无相关。
宫本还请我到他家做客。他的家是两层洋楼，屋内是宽敞的西式设计。女主人很有丰韵，热情地和我打招呼。已上中学的儿子和女儿有些腼腆，安静不语。6岁的小女儿却是异常活泼，有着妈妈的美丽和爸爸的机灵，一看就知道是爸爸的掌上明珠，她立刻把我当成大姐姐似地问这问那。
接下来的晚餐让我有些吃惊，因为全是男主人掌厨，烹调sukiyaki（牛肉火锅）。原来日本男人也干家务活，尽管是堂堂社长。宫本熟练地下料、调火候，现烧现吃，材料新鲜的牛肉火锅很是美味。
宫本在家也是谈笑风生，说起了当年追夫人的情形，她还在东京读大四的那年，宫本就娶到了她，新娘子于是不得不常常坐着新干线从大阪到东京上学。
“内人可不是简单的家庭主妇，也是一位社长。”宫本骄傲地说。宫本夫人解释，宫本家族另有一家小公司，经营房地产的，丈夫没时间管，只好她来打理。
宫本和山本开始学中文的那年，正是日本经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上世纪90年代初。日元的急速升值叫企业出口艰难，而国内泡沫经济的崩溃叫银行危机四伏、企业融资无望，许多中小企业纷纷破产，电视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家自杀的新闻，经济衰退从此席卷全日本长达十年。
快乐的中文课进行了大约一年后，山本开始缺课，然后是宫本开始频频取消中文课，因为他时常出差到中国办合资企业。“如果我们公司的产品不能到海外生产、降低成本的话，公司就要……”宫本在我面前用手一抹脖子，却还是笑咪咪，“不过，我不会跳搂自杀的。当不成社长，去教开车也不错。”宫本说他年轻时是曾是赛车手，开心地玩了几年，后来因是家中唯一的男儿、要子承父业，只好告别了赛车生涯。难怪他反映敏捷。在宫本身上总有令人眼目一新的发现，学生、朋友、社长、父亲、丈夫种种交织的形象中，如今又添了赛车手形象。
我断断续续地教了宫本半年中文，直到有一天接到他的电话，“老师，我恐怕要长期休学了，我现在住在大阪的医院里。”原来他在北京出差时不慎摔断了腿。“山本知道了，笑话了我一番，说怎么下着楼梯还会摔跤。”宫本病中还是那么风趣。宫本腿好了之后更忙碌了，我的学业也繁忙起来，中文课终究没能恢复。
回想起来，我那时毫无教学经验，我的中文课何以吸引宫本和山本？他们在企业乌云笼罩之时，该有多少的奔波和忧虑。也许他们明知天山之梦遥不可及，却还是奢侈地腾出中文时间。我的中文课或许成了一方“世外桃源”，一处让他们放下压力、拾起梦想之地。他们又以此为契机，热诚地关照一位异国学子，帮助她欣赏他们引以为豪的文化。他们的善意如愿以偿，我享受了那段旅日生活，那份互为师生的情谊还成了记忆中永远有滋有味的“渍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