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不骂“中共”
为什么我不骂“中共”
（蓝字均可点击）
001 关于“外交部战狼发言人”的留言
002 关于“地方卫生局决定机场抽血”的留言
003 关于“作家协会海外会员”的留言
004 关于“红x代与精英”的留言
005 关于“中共”两字的留言
006 关于“一代人只能干一代人的事”的留言
007 关于“国、党国、人民，是不是一回事”的留言
008 关于“枪口抬高1厘米”的留言
009 关于“中西对比中弑君现象”的留言
（所有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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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个新冠，最近网上论战频频发生，用一位朋友的句子：论战的双方都是激情饱胀的。不过，再读读，我觉得其实也没有什么“论战”，都只是各说各的，各有一批拥护者。人，往往是只读自己想要读的，只相信自己已经相信了的东西，不管这个“相信”亦或“信仰”是怎么来的。
《为什么我不骂“中共”》，这应该是一篇很需要逻辑、很需要层层递进剥皮式论证的题目，但我不会，我是喜欢写案例并“编剧”的人，我喜欢把人放到一个场景中，把“我”、把“你”，放到一个个小舞台的中央，让大家知道所谓“正义”“勇敢”的虚假；另外，我还是属于非常意识流，喜欢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并写到哪里，还喜欢把各种历史片段错位地写、穿插地写。就因为这样，我周围的朋友常常会突然提起我3年前或5年前甚至10年前说的话，并对我说：我现在理解你了……
所以，对于这个《为什么我不骂“中共”》，与其再啰里啰唆地“论证”，不如把我以前在各处的留言汇集起来，编撰一部《土豆语录》，碰碰运气，看看会不会成为又一部《方方日记》。
001 关于“外交部战狼发言人”的留言
和朋友聊天，朋友对现在外交部发言人非常不满，而我却表示理解，并说明原因。
回忆案例A：
2011年7月的动车追尾事故。“他们是这么说的，至于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这是一个奇迹”，因这两句话而成名的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于同年8月16日被免去宣传部长一职，并于次日17日，赴波兰华沙任铁路合作组织中方代表兼副主席；2014年11月29日，王勇平结束在波兰的工作回国；回国后不久，被任命为中国铁路文联主席兼秘书长，直至2015年11月27日退休。
回忆案例B：
2004年，“中法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40周年，在这之前有幸接到一个法国媒体的工作：协助拍摄北京外交部举办的一系列活动。去了北京，跟着法国人和孔泉开了几个小会。后来借一次随意聊天的机会问了孔泉一个小问题：前任外交部发言人的去处。答：一般都是派往国外……
简单讲，领导们不能直接出面发话，但可以通过各类选拔方式选出一批人才/知识分子/精英（随你怎么称呼都可以）充当“发言人”。他们的作用就是出去讲话，出去“接轨”，如果运气好，任职期间没特殊事情发生，则上下同乐；而一旦出了“特殊事件”，比方讲动车出轨、病毒出逃……那么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发言人”得出去帮领导顶住，由下往上一级一级出去死扛，直到外交部长等。作为回报，国家领导会让你出国，既是避避风头，也是给后任树立一种榜样：领导明白，不会亏待你们的。而且不仅你出国，根据情况你孩子也可以一起出去，在国外的读书经费也由国家承担……
如此一二三十年，“外交世家”就被培养出来了。三级城市、四级城市，穷乡僻壤旷野中有的是“考试精英”。早日离开鸟不拉屎的贫瘠土地，早日定居北上广，早日出任各国使节，早日让自己的孩子有机会进入名媛舞会……牺牲我一个老爸老妈的脸面又何妨？
朋友听完唉声叹气，说了一声：无语，但理解了……
002 关于“地方卫生局决定机场抽血”的留言
这个案例其实是我经常说的，有趣的是，外国朋友（搞哲学历史类的）听后常会说：对于中国，我们不知道何时何地会发生何种荒谬之事，但我们知道一定会随时发生的……
而我的中国朋友听后往往会一脸惊讶地问道：政府为什么要这样做，目的是什么？（一脸的茫然并加学究气）
我的回答往往是安排一个“场景模拟”，让大陆朋友假设一个身份，并去参加那个卫生部/海关/公安部三人举行的“秘密讨论会”，决定是否需要对入境华人就地抽血，朋友始终装糊涂装正经装无知装正义……我的结论：会议结束后，“国际机场就地抽中国人血”之决议一定会发布，然后你们每个人一定会说这是“组织”的决议，我也没办法……
在中国大家都熟悉这样的操作：所有的决议/决定都是由一个人或几个人做出的，最终以红头文件或公告的形式来告诸大众，说是政府/组织的决定。
后来，朋友们很少追问我“为什么”，当然，“朋友”也越来越少了。
参考：《万湖会议 Die Wannseekonferenz (1984) // 阴谋 Conspiracy (2001)》
003 关于“作家协会海外会员”的留言
城里有人写了一篇关于中国作家的文章，有人留言：看到一篇收集了数位作协名作家对抗疫的豪言壮语，底下的评论一片讥讽之声。有一个留言获多人点赞：“十万文人齐发嗲，唯独方方是男儿。”
我也留了言：如何看待中国作家协会的海外会员、经常回国开会活动的政协人士、或经常被邀请参加领馆文化活动的；还有侨报等报刊的特约作者们……
出席中国作协大会的海外嘉宾团合照（内有孔子学院院长）
我不想说他们的写作是好是坏，更没有理由说他们的为人如何，但在笔会中我常问那些作家：你们不知道那些侨报的性质吗？
他们的回答往往是：我喜欢文学，我喜欢方块字，我不搞政治，我也不懂政治，我搞的是“纯文学”，我只想给我的读者送去阅读的欢乐……
这回答似乎也没错，不，应该说“绝对没错”。对于这耐不住的“情节”，有什么办法呢？华夏文化圈向来喜欢“书香门第”这类头饰！
除了这些“纯作家”，海内外华人中还有“纯科学家”、“纯经济学家”、“纯教育家”、“纯人民”、“纯军人”……但在我土豆看来，这些人都不是“纯货”，更不是“蠢货”，都是看着两边利益玩通吃的主！！
004 关于“红x代与精英”的留言
前阶段武汉病毒的事情，特别是1/2月关于“医生与官员”的各种报道，一位老友说：太生气了！医生在前方冲锋陷阵，官老爷还说风凉话，把这些老爷们送到第一线去。
我留言道：一直在想，红几代或政治局高官的子孙们，往往都集中在商业金融贸易行业，或都是大型国企的头头。但凡需要牺牲的医护行业、或需要丢人现眼的外交部发言人中，似乎都是靠读书专研才得以上位的人。回想薄瓜瓜的北大演讲，下面这些听众基本属于“精英”梯队群体，但和（薄）瓜瓜（万）宝宝等红几代相比，其实都是夹着尾巴做人的，和平时期坐在场下当听众兼职鼓掌大业，“战时”上前线托举炸药包或堵枪眼，换得一个自己也不想要的牌位……
这也许就是不同的“命”，一个身份一种“命”，上下团结，造就出一个“结构稳定”，但同时也是一种社会僵局。
005 关于“中共”两字的留言
很多文章，很多作者或留言者都在怒骂“中共”或土共（TG）。于是，我留言道：
那么多人在使用“中共”两字，我很疑惑，什么是“中共”？除了“中共”两字，大家还会批“政府”“共产党”“组织”等这类集体化单词，表面上没什么错，而且大家似乎都认同，但其实这是一种“逃避自责”，不再追问“人”的责任、或“我”的责任，因为这些事不是“我”做的，是“政府”“中共”“组织”做的，甚至还可以说“如果是你的话，你也会和我一样的”……
想想8000万党员，“中共”是不是就是这8000万“人”？而“8000万人”是什么概念？这地球上有几个国家的人口超过8000万？另外请参考一个红卫兵数据，百科上讲：1966年10月，估计投入运动的“红卫兵”已达1000万人以上。所以，我认为：虽然从“纯数学”上讲8000万永远不会等于14亿，但从“破坏力/行动力”或心理概念上讲，由8000万人组成的一个组织，是完全可以约等于“中国人”或“中国”这个概念的，何况这个数字还会继续上升，直到将来成为一个“全民党”群体。当然，即便未来中共党员数达到2亿，你还是会问“2亿党员和12亿中国人是一回事吗？你的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吗？”
请记住，或说请感悟一下：那群人，不管是上街行动、还是坐着听训诫的，不管是黑白年代、还是彩色年代，其实都是“一切行动听指挥”！！
族群的问题，一个也别想溜！！！！！！！！！！！！！！
006 关于“一代人只能干一代人的事”的留言
参考：《胡兰成，何罪之有？》
语言文字，往往初始版本是一回事儿，但随着时过境迁，会演绎出各种令人意想不到的版本。
我曾经讽刺过最近几年华人中的“岁月静好”派，其实“一代人只能干一代人的事”这句也是我经常讽刺的，当然讽刺对象绝不是那些饱受凌辱与折磨的先辈们。读了我上面关于外交官战狼的段子，关于卫生部官员的段子……你是否可以想象出一个有趣的场景：今天每一个华春莹都在自言自语“一代人只能干一代人的事”；每一个邓亚萍都在对着自己的法国孩子说“一代人只能干一代人的事”；8000万“中共”或“中国人”也都在用这句话自我“励志”，或自我“解嘲”，或“自我卸责”……反正这句话好用！！！
我周围有不少60岁不到的富翁朋友，而且10几年前就拥有亿万家财了。每当他们端着红酒抽着雪茄，一边吞云吐雾，一边感叹“一代人只能干一代人的事，而我赚了8代人的钱，是得岁月静好啊”，这时，他们往往还带着某种调侃、某种阴阳怪气。我每次都讽刺他们是“腐败腐朽的精英”……不过他们对我都很好，也知道我的意思。
我觉得这是对中国现状的一种讽刺。
这次疫情带走了很多“高级知识分子”，可惜。
007 关于“国、党国、人民，是不是一回事”的留言
问答A：
曾经被一位网友问到：按你的逻辑，我们能说二战时期纳粹政府，纳粹党，德国人民是一回事吗?
我的一大段回复：
社会学/政治学等人文学科是非常有趣的，她里面有各种“理论”以及相对应的所谓“逻辑”。当一个人/国家接受理论A时，TA就会运用自己熟练的逻辑a；当TA使用理论B时，便会用逻辑b解说。我猜你的观点是“二战时期纳粹政府，纳粹党，和德国人民不是一回事”，我也理解你的逻辑。但是我不会上这条轨道，而会偏向于另一套理论与逻辑。
Karl Theodor Jaspers
Karl Theodor Jaspers的『罪の問題(Die Schuldfrage)』中分析了四种“罪”，即「刑事类罪(Kriminelle Schuld)」、「政治类罪(Politische Schuld)」、「道徳类罪(Moralische Schuld)」、以及第四「形而上类罪(Metaphysische Schuld)」。其中「政治类罪(Politische Schuld)」这个罪的対象不仅仅是“政治家及其行為”，还包括“国家的国民(Staatsburgerschaft eines Staats)”，他提出了一个国民对本国政治家/政府的態度问题……
你上面的“是不是一回事”之问题，我很难回答，这里有个（我们）国民的自我道德追问！！
这次病毒事件中，曾经和一位旅居法国的大陆同学说起：看来针对华人的歧视行为要抬头了，得小心了。
朋友回答：是得小心，但也没用，“大陆的政府/政治”是我们身背的一个“原罪”……
Theodor Heuss
我喜欢她的回答，这也让我再度想起Theodor Heuss所说的「集団の恥（Kollektivscham）」
关于中国国民个人的“道德追问、或原罪，亦或是集体的羞耻感”，这需要另写一篇文章探讨。
问答B：
一网友认为“其实没有TG用什么科技间谍，千人计划，孔子学院捣乱，海外华人的日子会好过得多”
我回复道：我认为责任不在TG，而在于“海外华人”自身！！从80年代到现在，看看海外华人在政务问题上是如何影响着“大陆/台湾/香港”的；另外，可以对比越南来的移民，古巴来的移民，伊朗来的移民，他们有没有那种“祖国是我娘家”的概念？各个族裔的美国人都会做观察比较，然后把结论放在心里……
三人同框照：Karl Theodor Jaspers/Theodor Heuss/Hannah Arendt
上面A中所说Karl Theodor Jaspers有个弟子兼友人Hannah Arendt，她“反对”Jaspers关于“罪”的观点，Hannah认为“如果人人有罪，就等于人人无罪”，但她提出了众人的“平庸之恶”之概念。
如果大家搜索一下“克服历史”/“每个德国人都有罪”等词条，可以读到很多有趣观点，这些思考不仅限于二战时期的德日两国国民，也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不管是曾经的国民还是现在的国民！
008 关于“枪口抬高1厘米”的留言
有一篇《从“他们为什么自杀”到“他们为什么不自杀”》，朋友在留言中提到：现今的某地，只要能“枪口抬高一厘米”就足矣！
我唱了反调，如下：
几个月前我还蛮喜欢这句法官说给士兵听的话，如同几个月前还喜欢作家演讲时说“鸡蛋高墙”那样……现在呢，我只能呵呵了。
首先，请试想，统一德国的法官审判前东德士兵，这件事本身是不是就有些问题、有失公平之义？如同东京审判及纽伦堡审判，作为“澄清历史”完全可以，作为“法律制裁”有些过分（我个人认为）。
其次，我看到城里那么多对于香港的“批判”，都是海外呆了10几20年的能读会写的知识分子财主啊，居然还能喊出“狗娘养的港独”……你又怎么能寄希望于被关在军营里的平头士兵呢？或许对他们喊“枪口抬高1厘米”本身就是自我责任的转嫁，要知道我们连对城里的那些人都是束手无策的啊！
再而，如果可以对士兵喊“枪口抬高1厘米”，那么，请设想李庄案子中，如果持枪的法警对法官祷告说：“判个缓期吧！”……可能吗？搞笑不？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地位关系”差异一目了然！
所以，对于现在的中国，我觉得与其让士兵枪口抬高，（查了一下，似乎没说那句话），还不如直接希望士兵放下武器，或者调转枪口……这就是我以前写葡萄牙军人、写两次拒绝最高领导命令的苏联阿尔法部队的原因，而不是用“枪口抬高1厘米”或“鸡蛋高墙”那样的“泛滥于纸面及网络的文艺性戏谑台词”。
另外，为什么我们要把希望寄托在没有受过教育的普通士兵身上呢？为什么不一层一层把责任追到指挥官那里呢？我再说一句疯疯癫癫的痴话，我们为什么不寄希望于彭德怀“弑君”呢？或周恩来“弑君”，或陈毅“弑君”……不都是传说中热爱“人民”的好干部吗？
009 关于“中西对比中弑君现象”的留言
曾经看到一篇《中西文化对比》的文章，一位写过几篇《华为》的作者写的，一天过后没上城头也没人留言，于是我留了一条：我最近在考虑中西文化中“弑君”现象的问题……又过半天，那位作者把文章删掉了。
记忆中，古罗马或拜占庭中有很多“弑君/篡权”，但不管怎么换，把“血统”换得面目全非，罗马帝国还是罗马帝国，而且始终是世界各国历史科目中不可缺少的大篇章，并有着永恒的参考研究价值。近现代史中，我会把美国比作罗马帝国，而恰恰这个每四年可以换届的美国也发生了多起总统遇刺事件；还有德国的希特勒也被炸弹吓得不轻，而且这是当时的德国人人皆知的。
弑君，维基词条这么解释：在東亞的漢字文化圈裡，弑君屬於大逆罪，屬於十惡之一。
华夏，肯定也有“弑君”之案例，但一讲到“死于非命”的“一把手”（不一定是皇上），太古老的不说，单讲对我们后人起到作用的，首先想到的就是北宋靖康之耻的宋徽宗、宋欽宗两人，还有明末崇祯，但这些基本属于遭外国全面入侵的朝代更替年代，总体上我们的“一把手”们，只要TA想干，就一定能干到寿终正寝，很少有中间被“翻盘”的。慈禧太后如此，蒋介石如此，毛泽东亦如此；如今的大大，只要他想干到底，他也一定能干到寿终正寝！
这里提两个现代案例供“中国人民”思考，虽然我认为“中国”是一个“虚词”、而“人民”是一个“死词”。
案例一：袁世凯。从形式上看他也算是死在位置上的“寿终正寝”。但是，维基说：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凱宣佈改次年為洪憲元年，準備即皇帝位……然而蔡锷、唐继尧等人在1915年12月25日联名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舉行护国运动，西南爆發反袁運動……袁世凯在内外交困之下，於1916年3月22日召秘书张一麟起草文告宣佈取消君主立宪国体……6月6日上午10时15分袁逝世……
总而言之，寿终正寝前半年的日子，袁世凯每天听着人民的明确的抗议声，形式上开始着手退位了。对那时的人民，不需加引号，也不应加引号！
1970年，访问美国的蒋经国遇到了台湾留学生（康乃爾大學博士生黃文雄）的暗杀……
案例二：美国的麦卡锡主义。不多说，所有人都知道这是美国现代史中的惨痛教训。有趣的是，“始于1940年代末的各种政治压迫，从1950年代中期起便逐渐衰败，其中除了一系列沃伦法院的判决所起作用以外，民意的改变对麦卡锡主义的衰败也起了重大影响……”
对比华夏1949年起的各种事件，切记：文革10年只是其中的一小段历史，而在文革之前整整17年、以及文革之后至今为止，各地始终有着各种名义下有组织的残酷迫害，我们可以用命名“麦肯锡主义”的方法，同样命名5/60年代广西广东的为“陶铸主义”，或四清运动为“刘少奇主义”、或如今的“薄熙来主义”、“周永康主义”、“敬畏主义”……这些个历史片段原理都一样，都是一种制造恐怖，都是一丘之貉！
那么，为什么人家的麦卡锡主义能够不到10年就刹车停止，死亡人数1万都不到呢。反观华夏圈的，我们的运动始终一个接一个停不下来，且非等领袖寿终正寝才可以暂停一阶段、或出逃美领馆才稍微修改一下路线，然后等肚子饱了又重走老路。
如果进入微观思考及局部研究，每个细节都可以成为一篇又一篇的论文题材或YouTube讲座或博客文章，但若从宏观上分析，只有离开那个国家远走高飞这一唯一的行动！
对于所有已经离开华夏国的人也想说一句，那种一厢情愿的窝囊的“好人”，其实都是有意无意地当着那边暴政的帮凶，最终会里外不是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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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总结一下为什么我不骂“中共”，其实不仅是“中共”这词儿，我也不骂那个“吃人的文化”，也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惊叹“经不起考验的人性”，单骂那些个太容易了，一切都已成了堆积如山的陈词滥调。只要愿意，人人可以天天骂，天天写，而且越来越成为一种轻松欢乐的娱乐活动，如同每天早上的一次广播体操，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做也可以，不做也照样没问题，不会对“思想/观念”有本质作用，当然也一定有人会说“潜移默化”的，呵呵，信不信由你，反正我是不信的。
另外，通过这次WHO那些黑官员以及各国的一些研究者的行为，大家还得意识到：在没有国与国之间的全面武力对抗的和谐环境中，钱是可以买通任何人的，而“买通”往往是首先买通“精英/知识分子”群体。这点欧美各类各派的上层人士心里也清楚得很！
杂七杂八、啰里啰唆的东西写了很多，千万别一口气读完，不仅自己消化不了，还会以为我土豆有病呢，我没病，我没病，我只是郁闷怎么还没人来买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