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上的不速之客（有图无真相）
先简单聊聊一些基本背景吧：
广告制作中的协拍工作。除了为本地客户创意/制作电视广告以外，还有一部分工作属于协拍工作，即协助境外同行在中国拍摄。所有创意导演摄影师等“主干”都是他们那边的，我们主要负责场景落实、器材租赁以及运输等工作。
“三得利乌龙茶”就属于协拍工作，他们在东京有自己的广告代理，以及一直保持长期合作的主创/导演/摄影团队。所以当他们决定找我（们）时，只要把脚本或分镜图发过来，我们“阅读”分镜后估计一下可行性即可，接下来就是对方要什么我们就负责找什么，场景是这样，器材设备也如此，具体预算由对方掌控，最终的加加减减都由对方决定。
关于人员组合及规模。每个摄制工作，不管规模大小，基本都会有导演、摄影、灯光、录音、美术、道具、化妆、服装、演员等单元组成，小工作可能每单元就1-2人，总共20人左右；大的，比方讲得用大型升降设备、或上百群众演员，那伺候这些机器/人员的管理人员就会相应增加。
“三得利乌龙茶”项目的情况是需要远行出外景，带几个单片置景，外加各类道具，需要5辆5吨卡车运输；另外群众演员有80人（后排60人武夷山当地解决，前景20人上海带过去），所以为求拍片当天的效率，演员化妆服装道具等单元会配备3-7名助理，这样上海的工作人员数就达到70人，再加上日本飞过来的三得利客户、广告代理公司、以及他们的电视广告组和平面广告组共20余人。总共将近100人的团队。
飞机上的不速之客
项目周期：2002年12月初至2003年1月底
一
那时从上海飞武夷山，不记得是东航还是上航，每天只有一个航班，晚上7点多起飞，9点到达武夷山，使用的是加拿大庞巴迪产的支线飞机，满员80人左右吧，一张来回机票好像是1000元不到。
对于有着各种需求的大团队，制片不仅要显示其工作方面的组织安排能力，还得显示其对团队的人文关怀。如果日方人员中午飞抵上海，然后马上检查上海的器材设备、并与服装化妆道具等来个简短会议，然后晚上飞武夷山，第二天白天确认武夷山那边的事项，理论上可行，但人会很累。如果安排第二天晚上的飞机，又会觉得太松散，且武夷山那边的各项确认工作会被耽搁掉一天。另外，如果当晚就离开上海飞武夷山，呵呵，再怎么请喝乌龙茶也比不过上海滩的一夜销魂啊。
那咋办呢？上海的协拍制片小脑筋一动，在与日方制片一个长电话后找来了制作经理小袁：小袁啊，你能够搞定外滩的大道封路拍片，也能包下一条黄浦江最大的游船拍片，还能让铁道部为我们找来绿皮火车，你能不能和航空公司联系一下，说我们要早上8点飞武夷山啊？
小袁听后既兴奋又有些发毛，兴奋的是“专门加一个航班包机”，在当时上海的制作圈内是前所未闻的，一旦搞定不要太有面子哦；但想想过去几次，老外随便提出一个“用直升飞机拍金茂大厦”，最终都因空军那里的障碍而不能如愿，所以心里总是七上八下地没把握。
制片也明白这些，于是又对小袁说：你想想，日方那么多人中午赶到上海，然后马上开会检查设备等，都很辛苦了，晚上应该带他们出去休息休息，然后第二天早上精神饱满地飞武夷山，到达后直接去拍摄地检查……这样的计划多合理多人性啊！
二
小袁明白这个出去休息休息的意思，每次和外国同仁拍片，都是一整天的各类检查确认，再是7点的晚餐，然后又是直到凌晨3点的KTV休息休息；不过还是蛮佩服这些鬼佬的体力和敬业精神的，回宾馆睡两个小时冲个澡，第二天确实都能够精神饱满地工作，就好像五小时前什么也没干过一样。
那就试试吧。小袁先找出飞上海武夷山航线的航空公司电话，对方说不是不可能，但是还从来没有为非国家领导人的民营小企业做过这事，并让小袁带上各类东西，下午去公司面谈。
挂掉电话，小袁开始准备想得出的所有东西：公司的介绍，营业执照，公司这几年拍摄的大牌广告作品；此次行程的目的以及希望的日程时间，还有大概人数，呵呵，就差一张支票了。一阵忙碌后已是中午，有些紧张的小袁顾不上吃中饭，一个人出发去航空公司了。公司内，大伙儿各忙各的，心里都在焦急地等待，想着能够坐包机去武夷山该多有面子啊。
三点不到，小袁给制片打来电话，说再过半小时就回公司，制片什么也不问便招呼几位相关人员4点开会。
4点，大家带上笔记本陆续来到会议室，小袁：事情80%可行，除了我已给他们的公司资料，航空公司需要我们提供所有工作人员的名单，护照/身份证号，外籍人员的行程安排；航空公司会尽量根据我们需要的日期与时间给我们提供包机，机场、民航局、以及空军空管处的所有报批由他们负责，总价为9万不到，不过这只是单程一次的费用。
小袁话音刚落，已经磨合了一年多的团队成员们马上做出分工决定，简单讲就是谁负责通知哪些单元，制定出各单元中跟飞机走以及跟卡车走的人员名单，然后汇总到谁手里统一制表并交给小袁和制片。（受日本文化的影响，大家已经非常了解也非常愿意用表格或图标来工作了）。
一阵稀里哗啦地分工完毕后，大家似乎又想起了什么，一起看着制片问道：钱，没问题吧，日本方面？制片笑着说：当然没问题，搞钱的事情我去解决，只要和他们说“三得利在中国包机拍广告”本身就是三得利的广告，他们一定愿意。“你这个忽悠人的制片啊，又在忽悠人了”，大家一边调侃着制片，一边整理笔记回到了自己的办公桌旁。
三
随着人员表格的制作，“增开航班包机”的消息传遍上海仅有的几家器材公司，然后又飘进了其他制作公司的窗户，有同行打电话来羡慕小袁“老卵”，也有来咨询如何包机的，考虑到日程安排的合理性、人数以及器材托运等问题，大家都觉得9万包机不贵，但想到这只是单程，回来还得另外买票，大家又觉得有些不够爽透。
接下来的几星期，大家分头做着各项准备工作。为了武夷山那边的场景、当地群众演员、当地用车，各助理们都在上海武夷山之间来来回回飞了2-4次，细心的制片会让大家每次住不同的宾馆，说这样可以选择以后让日本客户住哪家，本地人员住哪家。干这行，作为策略需要一些低姿态，何况百人大队同住一个5星宾馆绝对是互相干扰，互相碍手碍脚。而且事实上，我们制作行业的这些干着半体力半脑力活的熊小伙子们也都不愿意和客户们同住。这个心理特点，似乎在其他国家同行中也一样。
哦，忘了说包机结果了，嘻嘻，当然不会落下。小袁从航空公司回来的当天晚上，那个在上海忽悠中日双方的制片就给日本打了电话，第二天下午马上得到回复：“TORA TORA TORA”。不用一星期，小袁便把航空公司要求的所有表格和支票交到负责人手中。
又一周后，小袁去航空公司取回了盖了公章的行程安排合同以及其他所有红头文件原件。合同中除了包机日期比我们希望的推迟一天以外，起飞时间/行李托运等都符合我们的要求，于是我们也对接下来三个多星期的工作计划做了一些小小的调整。
四
1月20日周一上午（包机起飞前一天），除了制片去浦东机场接日方人员，其余中方人员都在各自的工作坊做最后确认并等待日方人员。日方人员到达上海，上了只有司机和那个在上海制片两人的大包车后，也马上做出了当天的行程安排。
考虑到卡车组将于第二天凌晨4点出发去武夷山，制片们和日方工作人员决定先去器材美术道具处，这样他们就可以早点儿装车早点儿回家休息，小袁当然也在场。一切按计划，5辆卡车除了司机以外还坐几名助理及搬运工人，这些助理，是从摄影灯光美术道具等各单元中抽出，主要是照看各自的设备并负责押运，到达山脚下后还负责搭建帐篷，给大大小小的客户们休息用。
完后，制片一行回到制作公司，和早已等待在那儿的化妆服装及部分演员等一起见个面，一边送上日本带来的点心礼物，一边不断给大家鞠躬道谢：辛苦啦，啊里嘎刀啦，谢谢啦，以后的一周请多多关照啦……对这类日式寒暄，大家都早已暗记在身，也用不着翻译，只是那位忽悠制片总闲不住那张嘴巴，在一旁嘟囔着：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
一通忙碌完毕，已是快5点了，那就去宾馆check in，洗刷一通换上晚香型的服装，然后集体晚餐并KTV休息休息，不是happy hour，只是休息休息。
五
2003年1月21日周二包机起飞日
早上5点半，宾馆客服按中方制片的要求给所有日本人房间打了morning call。制片本人也于6点等在了酒店大堂。不久，日方人员也陆陆续续集中到了大堂，他们都换上了一套行动方便的工作服，大家互相点头弯腰说了声“哦哈哟”，然后避开了抬头眼睛对视的一瞬间，默默地似像又不像地排起了队，有时也会突然冒出一句“昨晚睡得好吗？”，也不知道是问左边的人呢，还是右边的人，又像是在自问自答，然后又陷入一语不发的严肃状。
7点整，中日双方共63名工作人员汇聚到虹桥机场，并在航空公司的专人引导下办理了行李托运，航空公司按名单给每人发了一个通行牌，大家挂着这牌子跟着专员经特殊通道走到了楼下候机大厅。
一路上，大家有说有笑，看着周围那些不挂牌子的普通乘客，觉得自己是那么的与众不同；看到那些带统一帽子的旅游团队，觉得自己更是那么的与众不同。
候机大厅最左边的一个出口，一辆运客车早就等在那儿了，大家习惯性地分散在一旁，让日方人员先上了车，然后再是中方人员紧跟其后。
日方人员聚集在车内前半段，他们的神色已与起先宾馆时的完全不同，都舒展了很多，也开始互相交头接耳聊着上海的巨大变化，制片导演摄影师们关心的是武夷山当地的天气情况，还有器材卡车的出运情况。
中方人员聚集在车后部，很明显，没有日本人那种压抑感，但在日本客户面前，他们还是都压低着嗓门轻声谈笑着。他们互相规划着待会儿的座位，谁和谁一起坐啦，我带了什么好吃的啦，你带了扑克牌没有啊……
至于飞机上的座位安排，其实是事先安排好了的，和这机场摆渡车内的状况一样，日方都坐飞机前半段，特别是导演制片等一定是坐在最前面，接下来才是三得利客户和其他日方人员。中方人员坐中后段，机尾的位置集中放一些较重较大的行李。
沿着地上的标识物，摆渡车在机场跑道间七拐八拐地没两分钟就开到了飞机跟前，和晚上定期航班用的是同样的飞机，加拿大庞巴迪公司的。
大家依次下了车，又依次跨上了飞机的舷梯，导演制片他们最前头，接着是三得利客户，然后是日方其他人员，最后是中方人员。每一组之间会自然空出一小段距离，很微妙的一段空隙，显示出大家是一起的，但又不是一块的。大家不快不慢，不紧不松地走上舷梯进了飞机。
航空公司的专员和小袁还有飞机乘务长站在舷梯上飞机门口旁，一边简单交流着这次包机的事情，一边看着走上舷梯的一队人马，当最后一位进入飞机以后，小袁转向专员：都上飞机了，谢谢你们的帮忙，客户们非常开心，没想到在中国也可以包机了。专员说不谢不谢，以后希望多多合作，便下了舷梯。
小袁转身进入飞机，后面跟着的乘务长向地面人员挥手再见后也跨入了飞机，并熟练地转身关上了机舱门。
（一个项目完成后的报销工作）
六
一进飞机，小袁松了一口气，没想到这次包机的事情就这么轻松解决了，小袁一边把手里的有关包机的文件夹放入背包，一边抬头往机尾部看，想找个并排空着的位置躺一会儿。
这时坐在过道左侧第二排的制片示意小袁坐到自己后面的那个空位。小袁扫了一眼，日方的制片导演和一个三得利客户分坐在过道右侧位置的第二三四排，而第一排却空着没人坐。
没等小袁坐下左侧第三排的那个空位，制片拉拉小袁的手臂，示意他看一下自己前面一排坐着的两个人。小袁一看，摇摇头说“不是我们的人”，制片也摇摇头并手指着日方制片轻声说“也不是他们的人。我们一上来这两人就坐在那里了”。
小袁像挨了一击闷棍，半张着嘴不知说什么好，站直着身子又往后扫了一眼，上飞机前还在轻声嬉闹的大家也都安静地伸长着脖子看着飞机前半段。
中国制片问小袁合同原件带着没有，小袁把刚塞入背包的文件夹又取了出来递给了中国制片，中国制片直接转递給了日方制片，日方制片看后又交给了三得利的人。这过程中大家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互相看了一眼。
这时乘务长走了过来，示意小袁和大家一样入座并系上安全扣，小袁站着不动，手指着前面第一排的两个人问道：
“前面两人是你们公司的吗？”，
“我也不知道，你们是包机啊，应该都是你们的人啊”，
“那麻烦你去问一下好吗，机长应该知道吧”。
此时，飞机已开始启动，正慢慢地倒退转向然后向跑道滑去，机内，两位制片、小袁、客户他们的眼光则跟着乘务长落到了第一排的两位不速之客跟前：
“对不起，我们这航班是他们公司的包机，请问你们是怎么上的飞机？”
“我们是自己买票的”，两位乘客扫读着两手打开的报纸，头也不抬地回答着。
“能否告诉我是哪里买的吗？可能是我们系统出错了吧”，
两人继续低着头读报，一声不吭，什么也没说。
漫长的几秒等待，大家把硬撑着的腰和仰着的脖子轻轻地放到原位上，乘务长红着脸也把身子挪到了第二排的过道处。左侧第二排的中方制片紧盯着乘务长的眼睛说道：“明白了，我们按原计划飞吧”，过道右侧的日方制片也示意小袁回去入座，并拍拍他的后背。
飞机起飞了，乘务长和另两位空姐开始给大家分发一些nuts小吃。大家出奇地沉静，只是微微点头表示谢谢；而空姐们似乎也不想遇到乘客的眼神，都迅速地按程序规则做完一套组合动作，然后回到后舱拉上了布帘。
至于故事结尾，有些伤透脑筋，继续描述：
中方人员的胸闷心情？
日方人员（他们很了解中国的）对小袁的安慰鼓励？
中方公司对航空公司的无能为力？
航空公司对“合同”的不屑一顾、以及“不再回复”？
算了算了，不写了。写下去，又是一个《除了“怂”，我们还能做什么？》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