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之殇（45）-- 段干钺论农民起义
第四十五章
段干伯父尊鉴：
久违大教，荏苒数年。近读《历史研究》，有伯父论明末农民起义文，一启蓬心。长久以来，史学界认为中国数千年封建制度，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为农民革命。文革之前关于“太平天国”和《李秀成自述》的争论影响颇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本质上也是农民革命。伯父以为农民革命究竟是不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动力？农民起义有没有社会进步作用？中国乃数千年农业社会，中国的发展与阻滞，离不开农民问题。
书不尽意，伫候明教。
顺颂秋安。
侄儿远征叩上
一九八一年十月五日
远征侄儿如面：
天气尚暖，体中尚适。每日读书写字，心旷神怡。
文革前中国历史学界有“五朵花论”，即提出并自认为解决了五个问题。这五个问题是：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1957年9月，北大的翦伯赞先生在批判向达时（当年我也参加了对向达的批判会），指出向达“攻击”新中国史学的“五朵花论”。“五朵花论”由此得名。20世纪50年代史学界对农民战争史研究中，对农民起义起因、经过、性质、作用、特点、规律、意义等进行分析，也出现分歧。为了给农民造反的天然合理性提供理论根据，翦先生创造了“让步政策”论，作为“农民战争动力论”的一个附属理论，成了这朵“金花”的一片绿叶。这个理论是说，尽管农民战争破坏了生产力，但一旦建立新王朝，统治阶级接受了教训，就对老百姓施行让步政策，减轻赋税徭役，于是就发展了生产力。“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都是在农民大起义之后形成的，等等。翦先生因此红极一时，他写的散文《内蒙访古》借古颂今，广受称赞。文革一开始先批判海瑞，同时批判了“让步政策”。历史就是这样谲诡，同吴晗先生一样，翦先生不幸成为最早的斗争对象，自杀身亡。
“金花”是左派史学家们引以自豪的成果，“农民起义动力论”这朵金花的立意是为历史上的造反者辩护，颂扬暴力革命。
社会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总要伴随思想的进步和生产关系的整合。而中国的农民起义，没有这两方面的进步内容。没有文化的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他们的大业往往是从装神弄鬼开始的。陈胜吴广刚起事的时候，找一个算卦的卜鬼，在帛上用红笔写“陈胜王”，剖开鱼腹装进去，派士卒买之烹食，就宣扬开了。吴广在荒庙打着灯笼装狐狸叫，大呼“大楚兴，陈胜王。”元末韩山童、刘福通造反，埋一独眼石人于河滩。是时，流传于民间的谣谚“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得以应验。李自成找举人牛金星算卦，得谶语“十八子，主神器。”因为农民自己没有思想体系，他们只能寻找和依靠代言人。代言人不是大祭司就是皇帝，又由于中国没有成体系的宗教，最后农民只能选择皇帝。马克思说：“农民曾经是波拿巴主义者，因为他们以为大革命及其带给农民的利益是和拿破仑的名字分不开的。”（《法兰西内战》）基于小土地所有制经济的脆弱性和历史传统的影响，农民“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所以小农曾寄希望于拿破仑把一切美好的东西送还给他们。斯大林也说：“在说到拉辛和普加乔夫的时候，决不应该忘记他们都是皇权主义者：他们反对地主，可是拥护‘好皇帝’。”（《和德国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的谈话》）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说对了，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当然在这之前毛泽东还说过：“我们就是造反，和当年宋江差不多。”）当然欧洲的农民造反多是披宗教外衣，恩格斯说：“对于完全受宗教影响的群众的感情来说，要掀起巨大的风暴，就必须让群众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出现。”（《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农民起义造反的结局不是建立一个新王朝，就是被剿灭，但不会建立一个更好的社会。而在暴力过程中人口被大量杀戮，生产力极大的破坏。仅以东汉末年黄巾大起义为例，在公元156年，全国人口为5007万，经过黄巾起义和军阀混战，公元208年赤壁大战后全国人口仅为140万。到了公元221年，人口下降到90万，比60多年前损失了98%。“马前悬人头，车后载妇女”、“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余一，念之断人肠。”
梁山泊好汉是反皇帝的，反的是大宋皇帝。黑旋风李逵说得好：“你的皇帝姓宋，我的哥哥也姓宋，你做得皇帝，偏我哥哥做不得皇帝！”《西游记》孙悟空大闹天空就已经提出“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水浒传》还有一首诗“朱李石刘郭，梁唐晋汉周。都来十五帝，拨乱五十秋。”是说通过暴力来替换做皇帝。
农民起义造反都是暴民打冲锋。伯夷叔齐反对武王伐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伯夷叔齐是最原始的托尔斯泰主义、甘地主义。毛泽东认为韩愈的《伯夷颂》颂错了，韩愈是民主个人主义者。在中国历史界评价最高的农民战争是李自成起义和太平天国，作家姚雪垠要写两部小说，一部《李自成》，另一部《天京悲剧》。前一部写了一半，后一部没有写。姚雪垠写书有投机心理，《李自成》第一卷文革前出版，得到毛泽东的称赞。1966年毛泽东游长江时对王任重说：“你告诉武汉市委，对姚雪垠要保护，《李自成》写得不错，让他写下去。”《李自成》第二卷出版于1975年，把李自成写得“高大全”，李自成的“老八队”就像八路军的队伍，弥漫全书的只有虚假和雕饰，成为毛泽东“古为今用”的样板。
明朝的覆灭是一个最诡谲的事情。有一首苏格兰民谣非常形象地说明控制论的道理：一个小小的输入，经过逐级放大和正反馈，使系统发散至颠覆。这在气象学中叫“蝴蝶效应”。这首苏格兰民谣叫《一个铁钉与一个王朝》：
缺了一枚铁钉，掉了一只马掌；
掉了一只马掌，失去一匹战马；
失去一匹战马，损了一位骑兵；
损了一位骑兵，丢了一次战斗；
丢了一次战斗，输掉一场战役；
输掉一场战役，毁了一个王朝。
民谣反映的是一次真实的战斗：为抢夺英王的权杖，查理三世与兰开斯特家族的亨利伯爵撕杀三十年。1485年在波斯沃斯城郊的荒原上最后决战。查理三世气度轩昂，策长鞭，挥长剑，带领千军万马步步紧逼，胜利在望。突然马失前蹄，查理三世跌翻倒地，众官兵误以为统帅阵亡，军心大乱。亨利乘势大举反攻，阵前取查理首级，从此将英格兰置于都铎王朝统治之下。查理三世缘何失足？答案就在这首民谣里。原来，决战前夕马夫在给查理三世的战马换马掌时少上一枚钉子，谁料到关键时刻马掌掉了。马既失蹄，查理三世安能不摔倒仆地？
明亡清立是华夏最为谲诡的历史大事，也是农民造反的最大胜利和最大失败，最悲壮戏剧和最悲惨戏剧。“蝴蝶效应”的起点也许可以追溯到一个女人的身上，你可能说是陈圆圆，“恸哭六军皆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其实那是以后的故事。话说明朝有驿站制度，运送人员货物以及传递公文，快捷便利。有一个京官，不大不小的御史，在京城养个小姘，不料老家的嫡妻很快杀上门来，母夜叉怎么这么快得消息？是驿站。母夜叉怎么这么快赶到京城？也是驿站。御史狼狈不堪，想用驿站撒气。是时中央财政紧张，御史上了一折，建议撤销驿站。而刚愎自用的崇祯帝居然批准了这个折。驿站一撤，有一个陕北青年叫李自成的下岗了。正赶上西北大旱，民不聊生，百姓揭竿而起。李自成参加舅舅高迎祥的队伍，高迎祥战死，李自成继承“闯王”称号，成了气候。李自成的口号“迎闯王，不纳粮”，多么吸引人啊！破败不堪的的大明大厦顷刻之间就倒塌了。李自成生性残忍，以杀人斫足剖心为戏。攻打河南一城，杀掉福王，用鹿肉酱和福王的血做成“福禄酒”喝。还把人肚子剖开作马槽子。攻城后屠城，将尸体捆在一块“点天灯”。
张献忠更是杀人魔王，一日不杀人，辄悒悒不乐。张献忠攻陷黄州后，老百姓逃跑了。张献忠把未来得及跑的妇女驱逐去刨城墙，随后把她们杀死填壕沟。杀人太多，烂骨腐肉，浮满江面，鱼鳖不可食。张献忠是反智主义，天生仇恨知识分子。他称帝后，诡称开科取士，把书生诓来尽杀之，笔墨成丘冢。四川经张献忠之乱，人口由1000多万降至十几万，以至有后来的湖广填四川。
再说太平天国。洪秀全原名洪仁坤，是个落弟秀才。他在第三次落榜后大病一场，神经发作，陷入狂想和梦幻中。冯云山为他相面，说他“多异相”，“有王者风”，鼓动他造反。洪仁坤就势说上帝封他为“太平天王大道君全”，并改名洪秀全。这名字用的是拆字法“禾(吾)乃人王”。他的“拜上帝会”是乌七八糟的东西，既与儒家的忠孝仁爱格格不入，也与基督教沾不上边，是一个邪教。他通过迷信对会徒进行精神控制，弄了一整套条规、措施，进行人身、家庭、财物的全面控制。入主南京后，他弄一个“天朝田亩制度”诓骗农民，一个根本不能实现的“乌托邦”，没有任何可操作性。他实行最严格的差格最大的等级制，分为男营、女营，夫妻不同住，而他自己却拥有88个嫔妃。1000个宫女，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儿子9岁时就给他娶了四个太子妃。
清军和太平天国的战争使繁荣富庶的江南人口锐减经济萧索，中国的人口由原来的4亿减到了2.4亿。这个农民战争没有使中国获得任何进步。太平天国起事时马克思为之欢呼，但仅仅过了11年，1862年太平天国还没有灭亡时，马克思在他的《中国纪事》中毫不留情地指出：“太平天国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旧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就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清史稿》中评价洪秀全道：“秀全以匹夫倡革命，改元易服，建号定都，立国逾十馀年，用兵至十馀省，南北交争，隐然敌国。当时竭天下之力，始克平之，而元气遂已伤矣。中国危亡，实兆于此。”梁启超则说：“所谓太平天国，所谓四海兄弟，所谓和平博爱，所谓平等自由，皆不过外面之假名。至其真相，实与中国古来历代之流寇毫无所异。”毛泽东年青时崇拜曾国藩，说他“收拾洪杨一役，是大手笔。”毛也对胡林翼（清湖北巡抚，号润之）钦佩之至，把自己的字也改为“润之”。打下江山后，毛泽东对太平天国的评价就完全相反了。洪秀全思想意识极其低下落后，岂可是“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之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
再说义和团。在近代之前，中国只认华夷之辨，以中央大帝国自居。可是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几次战争皆败，签了许多赔款条约，面子尽失。特别是战败于蕞尔小国日本，乃奇耻大辱。明治维新几乎与洋务运动同时开始。明治维新是彻底的改革，从器物到制度到文化全盘西化，提出脱亚入欧口号。洋务运动局限于办工业，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敢涉及制度和文化。三十年后，这个比赛进行检验了，结果出来了，中日战争中国一败涂地。随后从士的阶层发起戊戌变法又失败，西太后这个几近胡搅蛮缠的老太婆，颟顸蛮横极端自私，成不了事尽惹事，这就引来个义和团事件。
义和团起初是乡下游民的一个练武的组织，拘于见识对传教士和入教的中国人不满。西方传教士被准许在中国传教和成立教会，在治外法权之下，教会的西方神职人员不受清政府管辖，中国信徒也常获教会庇护。教民中不乏作奸犯科之徒，教民和非教民于是发生冲突。加之甲午战后外国以为中国好欺，以各种方法在中国谋利。德国出兵占据了胶州湾，俄国进驻了旅顺，英国和法国占领威海和广州湾。教会除了传教之外也兴医办学、提倡破除陋习，不可避免会引起守旧势力的仇恨。这期间清庭、义和团和洋人三方互有武力冲突。清庭的政策反反复复，义和团的口号亦由“反清复明”变成“扶清灭洋”。义和团的所有行动就是两个字：杀人。所有外国人都被称为“大毛子”，杀无赦。中国的教民通称为“二毛子”，统统杀；其他会说几句洋文，或使用洋火洋油者，凡是与洋字沾边的，被称“三毛子”，也要杀。义和团的宗教不是正经的信仰，乱力怪神，刀枪不入水火不伤，以妖术为工具或形式。
西太后派刚毅和赵舒翘去考察义和团，二人把义和团吹嘘的不得了，神勇无比，“请老佛爷降旨，把义和团编为义军，扫灭洋人，立威天下，大清国运，在此一举。”义和团进京烧毁教堂，清军围攻使馆区，各使馆也调兵进京。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代表各国前去总理衙门要求保护，途中被清兵伏击身亡，成战争导火线。第二天，西太后开御前会议决定向英、美、法、德等11国宣战。清廷还悬赏捕杀洋人，“杀一洋人赏五十两；洋妇四十两；洋孩三十两”。这样因传教引起的冲突一下子变成国际间的战争，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慈禧及皇室逃到西安。1901年清政府被迫签署《辛丑条约》，战争赔款4.5亿两白银。这个数目很大，当时中国的人口4.5亿，意味着要向每个中国人惩罚一两白银，羞辱的意味很浓。
义和团的暴虐和滥杀带着狭隘性与落后性，反工业文明反机器生产。义和团除了杀害无辜的外国人外，也直接造成许多无辜的中国人（数量远超过洋人及教民）受害，其不人道处比八国联军更甚，不论以中外何种道德观点来看，义和团的行为野蛮残暴。当时记载：“城中日焚劫，火光连日夜……夙所不快者，即指为教民，全家皆尽，死者十数万人。其杀人则刀矛并下，肌体分裂，婴儿生未匝月者，亦杀之残酷无复人理”，“京师盛时，居人殆四百万。自拳匪暴军之乱，劫盗乘之，卤掠一空，无得免者。坊市萧条，狐狸昼出，向之摩肩击毂者，如行墟墓间矣。”京西天主堂坟地悉遭发掘，利玛窦、庞迪我、汤若望、南怀仁诸名公遗骨，无一免者。
台湾及许多海外华人对义和团的评价极差，义和团成为迷信及暴力的象征，更成为骂人用语。历史学家唐德刚将义和团与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相提并论。义和团的理论以扶乩打醮的道教为主，乱力怪神什么都有，崇拜姜太公、东方朔、鬼谷子、孙膑、孙武子、徐庶、梨山老母、金光圣母等众多偶像，降神附体就可刀枪不入水火不怕。袁世凯接替毓贤任山东巡抚，他就想试验试验。袁世凯问大师兄，可以放了吗？大师兄说，可以。于是袁世凯放了一枪，大师兄应声倒地。还是法术没练到家吧！于是精明的袁世凯劝说和打发山东的义和团去天津卫勤王，结果一上阵倒了一大片。
1967年戚本禹发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对义和团运动大唱颂歌，称其为“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一次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群众运动”。戚本禹文章既是讨伐刘少奇的檄文，又是鼓动造反的号角，“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像他的关于太平天国的文章一样，戚本禹这篇文章得到毛泽东的赞许，“写得很好”。戚本禹高度赞扬了义和团的青少年和妇女，他说：“在义和团运动中，青少年是一支最生动最活跃的力量。他们在这次伟大的革命运动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这也是在赞扬和歌颂“红卫兵运动”。红卫兵打砸抢就是义和团烧杀掠的继续；火烧英国代办处就是义和团围攻使馆的翻版。红卫兵和义和团都是‘奉旨造反’的暴民运动。戚本禹满怀激情地赞颂了义和团的妇女组织“红灯照”，他写道：“她们著红妆，戴红帽，提红灯，拿红枪，前方作战，后方除奸，积极参加义和团的起义行列，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表明了中国青年妇女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英雄气概！‘红灯照，义和团，亲兄妹，闹得欢，一个心，杀洋官。’”戚本禹最后写道：“义和团的英勇斗争，是中国人民的光荣和骄傲，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
义和团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愚昧、最荒谬、最反动的邪教组织和群氓运动，是腐朽政权“官助民反”的政治闹剧。把义和团的“拳乱”当成共产革命的奠基石，不是往自己脸上抹黑吗？
以上拉拉杂杂，随想随写，不成条理。
此询秋祺。
段干钺示
一九八一年十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