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泉石上流-我的父亲母亲（29）

二十九　住进少帅府

1962年和1963年发生了许多重要事情。在国内，大饥荒接近尾声，农业生产渐渐恢复。“七千人大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对经济问题作自我批评，随后他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反击刘少奇。谁也没有想到，毛泽东的好斗性格导致几年后一场惊天大内乱。在国际上，中苏两党公开论战，社会主义阵营彻底瓦解；古巴导弹危机使冷战达于极点；肯尼迪总统被刺杀。我十分关心局势，每天中午到图书馆看报纸杂志。

在父母走后一个月，我和弟弟妹妹放暑假了。除了路费，父亲特别留下200元，叫我带弟弟妹妹吃一顿。于是我们到北京饭店，在大厅落座。墙上有一个大招牌：“谭家菜迁入北京饭店”，那是吃不起的。据说是周恩来的指示，谭家菜从菜市口迁来，主厨是谭家的烧火工彭长海——谭家三姨太从河北乡下招来孩子，成了谭家的传人。我们三个孩子在北京饭店大吃一顿，这一年物价回落不少，手里的钱吃得不错了。这可是1962年啊，大饥荒还没有过去。

到了沈阳，我们的新家在沈阳老城大南门，即张作霖的帅府园。帅府园是一个大院子，省图书馆和省档案馆占据办公区，作家协会和文联占据生活区。生活区有三幢楼，文联在大帅府，作协在少帅府，还有一幢前小楼，过去是下人的房子。赵四小姐楼在帅府园的大门外，归沈阳市文联，后来是《芒种》杂志编辑部。人们看到这幢小楼，恐怕就会想起少帅的名句：“自古英雄爱美人，我爱美人似英雄。”大帅府和少帅府都是西洋式建筑，四层楼，院子里有假山、鱼池、花圃。大帅府贴白色面砖，配绿色琉璃，就像土财主的大宅，很难看。少帅府好看，用红砖砌筑，是严谨的西洋建筑。少帅府有两个大门，两个门厅，每个门厅摆一张台球桌。这里的几十个房间，彼此通连，每个房间均有两三个门。张学良有许多卧室，每天住哪一间卧室，外人不得而知，以防刺客。

这是一个安静而舒适的小院，罗烽伯伯每天在楼下打弹子，是四个球的“开伦”。几年前，聋叔叔带我到东安市场打过“开伦”。罗烽打得有模有样，他穿西装背带裤，黑色丝绸马甲，头发打了蜡，一副绅士派头。

沈阳很大，又脏又乱，破败不堪。从大帅府出来，走200米即是努尔哈赤的皇宫。同北京故宫相比，这里就像农家小院。再走几百米是第二大商业区中街，有两家大商场是日本人建的老房子。南门外有小河沿公园，两只老虎，几只猴子。第一大商业区太原街，小孩子的糞便就拉在联营百货公司的大门口，叫路人掩鼻。沈阳比较像样的公园是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陵墓，北陵和东陵，不比北京明十三陵差。

辽宁作家协会是老干部成堆的地方，作协主席马加行政九级，在作家中很高了。马加为人厚道，不善言辞，有点木讷。他高举《讲话》的大旗，各次政治运动碰不到他，在作协主席的位子上坐了40年，正像他小说名字，《开不败的花朵》。马伯伯喜欢下围棋，80年代我在作协当专业作家时候，同他下过一次，他的满盘棋子没有一块是活的。他最喜欢钓鱼，可是钓鱼把他害苦了。一次钓鱼水流湍急，大儿子不小心掉进水里，被漩涡卷走，马加的弟弟跳下去救人，两个人都死了。作协还有比马加级别高的，八级，他是罗烽，可惜打成右派。罗烽在延安整风期间有一句名言：“还是杂文时代，还是鲁迅笔法。”这句话作为反面教材写进毛泽东的《讲话》。辽宁作协1957年打右派的有“罗舒白”外加萧，罗烽、舒群、白朗、萧军，名气都不小。罗烽和白朗是夫妇，女作家白朗凭小说《为了幸福的明天》得到“文艺一级”，是全国唯一的“文艺一级”女作家！丁玲应该评一级，可是她不要。白朗这可就遭人忌妒啦！她又是漂亮女人，上大学时候就发表小说，是“美女作家”。白朗的“文艺一级”是她打成右派的重要原因。舒群行政九级，他和罗烽“九一八事变”前后入党，如果不搞文学，官位肯定大得多。搞文艺是做不了大官的，可怜他们不但没有得到拔擢，反而成了阶级敌人！萧军不用说了，延安时代就是另类，和王实味差不多，1957年当右派后又打成“反革命”。母亲去沈阳的时候，萧军在监狱里，直到80年代初，母亲和萧军住在北京团结湖同一幢楼里，我才见到萧军。还有思基、方冰、师田手、蔡天心、慕柯夫、谢挺宇、韶华，都是资格很老的。

罗烽打弹子气宇轩昂，派头十足，俨然一个将军，借用一句东北土话，“倒驴不倒架”。这些东北文化人呀！

戈扬和小胡、小林、阿布于沈阳大帅府（摄于1964年）

我家在少帅府的二楼，对面是编辑部的范程、赵玉秀，和韶华家一门相隔。门是封死了，但是不隔音，听见韶华家里说话。前面说了，少帅的各个卧室是相互联通的。白朗经常来找母亲聊天，她的心情比较低落，母亲要开导她。而在十几年前，母亲和白朗一同乘火车去莫斯科，要坐一个星期的火车。母亲的回忆录中有一段有趣的描写：

“动身前，我和白朗各买了半磅毛线，一红一绿，上车就织毛背心。白朗织红的，天天织，已经织好；我织绿的，也是天天织，却才织了一半，两人拿出来一比，我将红的穿在身上一试，说道：‘正合适！’便将绿的推给了她。白朗笑道：‘你真坏！’她就把绿的收去。在年龄上她比我大三岁，只好原谅我这个妹妹了。但是她织得快，到莫斯科前绿背心也织好了。”

想到过去的幸福日子，两个“右派”女人真是不堪回首啊！

母亲调到任刊物的编辑部主任，主编思基。文学刊物叫《文艺红旗》，大跃进色彩的名字。

父亲在沈阳住了一个月，他要回北京，到外文局报到，分配工作。周扬把母亲调到沈阳，却不调父亲。他认为胡考冥顽不化，党需要的是“齿轮和螺丝钉”，不需要自由化的人。父亲还没有摘掉右派帽子，他和母亲吵架的时候说：

“摘不摘帽子无所谓！”

母亲十分恼火，这样重要的问题，这样的大是大非，居然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