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当初没有出国。。。

老话用“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来说人生之盛衰难料。说法来自于唐朝一个传说：平叛安史之变功臣郭子仪之孙自小娇生惯养、挥霍无度，以此导致富丽堂皇的河东府门庭衰落，30年后万贯家产被消耗殆尽，落得沿街乞讨，最后被河西庄一家大户收容。而这家河西大户的女主人30年前曾是郭孙乳母，经过两代人的勤俭持家发奋图强，赢得粮囤座座，牛马成群。世人由此叹息这两家：“三十年河东享不尽荣华宝贵，三十年河西寄人篱下。”

虽然这个典故与我要说的意思并无关联，但过了今日，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我到澳洲的时间和在中国生活的时间一样长了，虽然还差一点不到30年，但的确让我有河东、河西这种世事难料的感慨。最近我就时常在想：当初如果没有出国，一直呆在“河东”，这一生又会是如何一番景象呢？

遥想当年“河东”的生活，尽管历经文革，经济体制改革和六·四，但比起大多数同龄人还应该说是顺遂的：上小学赶上复课闹革命；初中毕业赶上恢复重点；上大学时赶上思想解放。工作的几年，社会潮流倾向自由，虽然领导作风保守但不腐败，加上家庭生活的安逸，直至出国的时候，自己基本上还是一个政治不拘小节，思想自由散漫，事业不知所向，生活不能自主的女孩子。

我出国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六·四事件(《http://我出国的原因-六.四》）。其实当时的情况，很有可能因为主观上放弃或客观受阻而不能出国。如若没有出国，后面的几十年一直留在河东，无疑命运也会因此截然不同！

这个不同会是好的不同还是差的不同呢？真要看怎么想。

仅以过日子来说应该也不会太差吧。看看现在留在北京的那些大学同学和好友，只要还在学术机构或事业单位，如今的生活都差不太多的不错：大多都有高级职称，比如：大学教授，出版社主编，新闻机构的总编等；有房有车有别墅；很多从政的也都是处级以上乃至局级的干部。依我当年的条件，如果乖一点，和大家一样成为某出版社或报社的主编，拿一笔过得去的退休金，再出一两本书镀镀金，就此退休，别无二话。

但是，我可以基本上确定，自己的结局不会那么顺理成章。80年代名牌大学毕业生留在北京分到一份好工作是想当然的事，作为当地人，家里有房子住，有潜在的人脉，起点自然会比外地留京的高一个台阶。不过这个台阶既可以是快速攀升的资本，也可以成为一些人“作”的本钱，我不可救药地属于后者。

那么如果不出国，又辞去了国家媒体的工作，在事业方面，我的选择很可能有两个：或找一个企业做文案、或去一家企业型的媒体工作。如果是这样，结果也有两个：一是面对现实，委曲求全，做个听话的媒体人；二是继续“作“，乃至焦头烂额，一败涂地，另谋出国之路。

自问：我会成为那个老实而无趣的媒体人吗？老实讲：也许，毕竟我胆子没那么大。。。可是，真的不敢保证！

从个人生活的角度，如果没有出国，我想自己会早一些结婚，因为我非常不喜欢和父母同住。在河东的日子里，我真正和父母一起生活的时间只有出国前那六年多，以前都是和奶奶生活。奶奶死后我上了大学，搬去大学宿舍，毕业才去父母身边。那几年我在单位有集体宿舍，回家也是和妹妹们住在一个单元里，父母住楼上的另一个单元。即便如此，我仍感到受困于父母的严厉，浑身不自在。那个年代，如果不成家或去外地的话，女孩子很难有借口离开父母家，所以我断定我那时会结婚；一旦结了婚，有孩子也是极有可能的，所以，结论是我可能不会成为现在的丁克一族。

好吧，既便这个情景用我今天的思维来断是有说服力的，但是我想我的婚姻十有八九会很糟糕。首先我不能想象会嫁给任何一个那时交往过的男友，其次我那时幻想的择偶标准也是不知天高地厚的那种。实事求是地讲，那个我理想标准的“偶“，既便存在，定不会择我。

所以说，如果留在河东，我现在很可能是单身或单身母亲。

还会发生什么呢？我认为有这样几个可能：

• 离开北京去外地工作？，
• 和朋友自创报刊、杂志？
• 移民他国（不一定是澳洲了）？

但是也有几件事我知道绝对不会发生：

• 绝没有野心走仕途，
• 绝没本事下海经商，
• 绝没心思读博做学问；
• 最后，绝不会成为一名中学老师。。。

然而，人生没有如果。有人说人生的每一天都好似走出一道拉门，出门往左走还是往右走的瞬间决定了你不可逆转的终点。六·四后的一天，当眼前那道拉门打开，我选择了出国那条路。顺水漂流来到河西，从零开始。也曾寄人篱下，最终嫁给了洋人，成为丁克，还做了老师。。。

可曾后悔？

前两篇博文写了北京闺蜜退休前面对职场腐败的苦恼，很多博友都不约而同发出“幸亏出国了”的嘘叹。我在心中暗自庆幸：咱纵然没有一些国人那耀武扬威之气势，但从未经历过给谁送红包的压力，从无需用心看谁的眼色！做主自己的生活，心底坦然、自得其乐。。。

无悔，不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