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女回忆祖母吴健雄 (兼议吴健雄未获诺奖之实因) -3

孙女回忆祖母吴健雄 (兼议吴健雄未获诺奖之实因) -3  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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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四年之后，我们收到了来自邮政局的一封标记为“机密”的电子邮件。询问我们是否同意吴健雄成为“杰出美国人”邮票系列中的一张？当时只是“推荐”阶段。他们需要查看遗嘱文件。公民邮票咨询委员会每年会获得了大约三万条邮票主题的提名。我们至今不知道是谁提交了她的名字以及她是如何被选中的。

作为她遗嘱的执行人，我父亲得到过很多这一类的要求。他都懒得作出回应。我祖母的粉丝和崇拜者常常最后求助于我，询问我是否可以催促父亲给他们回信。他已经74岁，仍在从事保密的核物理研究项目，他不大使用个人电脑，主要是用来查看我的行踪，以及纽约尼克篮球队或克利夫兰布朗橄榄球队的赛事。不过对于邮政局的要求，我唯一的一次看到他马上回复了。

我们当然知道不要把这件事当作已经敲定了，但是两年后，画像的初稿寄给了我们——一幅由香港出生的布鲁克林艺术家麦锦鸿（Kam Mak）创作的蛋彩画。此后又过了几年，美国邮政局传来消息：邮票将于2021年2月11日国际科学界妇女纪念日发行。它将是普通邮件用的永久性邮票。

除非您是集邮者，否则邮票不过是邮票——但是如果祖母在邮票上就不一样了。这张邮票将我与我祖母失散多年的堂亲表亲以及从前的学生联系了起来。热爱科学的小女孩们寄来了她们的新英雄吴健雄的画像。

纽约的一位朋友将吴博士的邮票贴在100张号召“停止仇恨亚裔”运动的明信片上，她鼓励人们寄送给他们的国会代表。

我告诉她，她每张明信片多付了12美分。她说让我祖母的头像出现在上面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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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母在纽约的公寓，我喜欢把它看成是学会了以中国人为傲的地方。这里有着华丽的茶具、煮白菜的味道，以及中文谈话，这个另类的世界，总会使我觉得祖父母就在当着我的面谈论我。

那些年去纽约时都排满了访问各种亲戚，他们中许多人都是在我的祖父母帮助下移民到纽约的。经常在铺着白色桌布、优雅的餐厅里举行宴会，门口有木头浮雕的龙迎接我们。我的祖母知道最好的餐馆都藏在哪里，它们好像总是位于高速公路的立交桥下面。孩子们在餐厅里四处奔走，接受装满簇新钞票的红包，设法逃开让我们吃海参的叔叔伯伯。我的祖母像女王一样主持这些活动——这是吴女士的高光时刻。

她写的英文写作优雅而流利，但我小的时候，经常会因为听不懂她在电话中的口音感到沮丧，只好把话筒交还给父母。我记得在我9岁的时候，她兴奋地告诉我她会带我去看……什么，奶奶？这是一个p开头的字。直到我们在布朗克斯动物园里挤过人群，我才意识到她说的是从北京借来作短期展出的大熊猫勇勇和玲玲。

我们当面交谈或者通过她从世界各地给我写来的信和明信片交流就好得多。发行纪念邮票，贴在她最喜欢的交流方式上，看来是一种颂扬她的恰当方式。我无法知道语言在多大程度上妨碍了我们之间的相互深入了解。不过，这使得我们之间的交流被简化为最纯粹的感情：我知道她爱我。

在我的朋友群中，我是唯一一个成绩报告单曾被交给一位近乎诺贝尔奖得主过目的人。我在六岁时得过一次坏成绩，后来再也没有过。我的父母让她随时了解我的学业以及我在小提琴方面的进步，有一段长时间我热衷于练习小提琴，那是因为她带我去了一个青少年交响音乐会，由马友友的姐姐马友乘指挥。她是祖母的朋友。

不知道我这里讲的故事是否给了人们一个严厉的中国祖母的刻板印象。实际上，她无非是想让我看到生命的无限可能；看到突破周围的障碍能够给你带来什么。在美国的女性和中国人很少受到重视和尊重的时代，她努力让自己受到重视和尊重。

早在1965年，她就在演讲中提倡科学界包容更多的女性。在麻省理工学院那年召开的关于科学和工程领域中的妇女的研讨会上，她抨击那种把科学视为男性领域的“牢不可破的传统”，并大声提出质问：原子或DNA分子难道也像我们的社会这样“对男性或女性有偏袒”？

她问道：“在我们现在这个富足而成熟的社会，在白天提供优良的专业托儿服务，使得妈妈们可以摆脱单调的家务，在他们喜好的领域工作，这种要求难道太过分吗？”她说，科学家们固然需要家庭生活。“可是，在理想情况下，这种对于伴侣和父母作奉献的人类高贵愿望也必须由男性平等分享。”

我记得我们之间曾有过一次冲突，当时我还是个青春期的孩子，我自豪地给她看了我刚打了耳洞的耳朵。她很生气。我怎么能在自己的身体上打洞呢？后来我了解到，她父亲一直坚决反对女孩子缠足，在她出生的那一年缠足被禁止，但在很多地方这种做法仍长久地持续存在。她侥幸地逃过了这样的厄运。

这是我们之间的代际距离之一——我这种美国人的凡事不在乎和她那种中国人的坚韧不拔。从1970年代后期开始，我的祖父母终于可以回中国了，他们回去了很多次，但是从未带他们唯一的孙女——他们回去见亲戚，了解文化。中国曾是他们的家，但我觉得，对于我的祖母来说，这也是一个略带失落感的地方，就如同每当我经过哥伦比亚附近她居住过街道时，所产生的失落感。

我对祖母的最后记忆是她坐在套着褪色的黄灯芯绒的扶手椅里，她和我的祖父喜欢一起坐在那一对椅子里。我握着她的手，那是在她1996年第一次中风后不久。她喜欢看着窗外的巴纳德学院校园，赞叹透过体育馆的大窗户所看到的打篮球的女青年。

她说：看他们有多强壮，多快。看她们做事多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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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在1997年2月的一个寒冷的星期天去世的，那正是我在耶鲁大学上大一的第二学期第一个月。我祖父正在为她准备午餐的时候，她倒在了黄色扶手椅中。我的室友告诉我：“你得给你妈妈打电话，她给你打了二十次电话。”一个我并不熟识的同学在我之前从《纽约时报》读到了祖母的讣告，他告诉我他非常悲伤。

几十年过去了。我的祖父在她去世六年后也去世了，他是在去中国旅行时被送进医院的。发行纪念邮票是一件好事——给了我机会回顾我祖母的一生，和父母谈谈他们的记忆。但我有时感到很难保持一种假象，仿佛我们对于纪念她有着无穷的热情。我不需要从历史书中去了解她。我只想再次握住她的手，让她告诉我那是什么样感受：横渡大洋、无法估量牺牲、战争、吴实验的争分夺秒、作出科学发现时的独特的快乐。

我想到了那晚的话剧，为了讲述她的人生故事，为了不多的几次也许再也见不到的演出，人们付出了多少努力和心血。扮演我祖母的歌手在会见我们时都哭了。他们讲述的部分是吴健雄的故事，部分不是她的故事——它是从中国声称拥有她的角度来讲述的。

这是永恒不变的现象。在一个不对称的宇宙中，一个现实中的人同他延伸到空间和时间中的形象是不同的，人民、机构和国家都想声称拥有她，正如我现在仍然想拥有她一样。我接受这样的说法：她究竟是谁？其很大一部分是完全不可知的，她存在于每一个人的脑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