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学语文教语文的一生（54）
我学语文教语文的一生（54）
在人教社修订教材，一个月胜读十年书
1986年9月22日到10月23日，住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教社”）招待所，参加初中分编型语文实验教材《作文·汉语》（第一册）的修订工作。整整一个月时间，不仅如期完成了修订任务，而且有幸拜访了语文教育家、老前辈张志公先生、叶至善先生。与责任编辑王连云，还有参加修订教材的张必锟、朱泳燚三位老师朝夕相处，学到了许多知识，提高了阅读和写作能力。真是如古人所说：“胜读十年书”啊。
那个时候，人教社在北京沙滩后街55号，大院里面那公主府的梳妆楼，就是后来的北大藏书楼还在，北京大学早已搬迁了，人教社建国之初就搬进去了。那里，不仅北大精神犹在，更可喜的是，还有北大培养的几代文人学者张中行、张必锟、张厚感、熊江平等，与他们的同事们，几十年如一日，都在那里为千千万万莘莘学子，殚精竭虑编写教材。
我从1952年上小学一年级，到1965年高中毕业，就是学习人教社各学科教材长大的。每学期开学，拿到新书，第一件事，就是小心翼翼地用牛皮纸，后来用旧画报把新书“包”好。这还是小学班主任手把手教会我们的，边教边嘱咐我们，读书人一定要爱惜书。
然后翻看新书，看着那些既熟悉又陌生的编者姓名，崇敬之心油然而生。怎么也不敢想，更想不到，几十年后，我走进了中国编写教科书的圣殿，在时任人教社副总编刘国正先生领导下，与中学语文编辑室主任黄光硕、副主任张厚感，《课程·教材·教法》研究所所长张定远，还有分编型写作教材编辑王连云、特约编辑张必锟等一起，逐章逐句修订《作文·汉语》（第一册）。
每天，在王连云老师的领导下，与必锟、泳燚两位老师一起工作，所学受益终生。
首先学会的是写字，一笔不苟地在稿纸上写字。
且不说当年还没有普及电脑，只要写文章，必须写在稿纸上。人教社提供的专用稿纸，比市面上的售卖的稿纸要大一倍，纸质特别适合钢笔书写，而且“天宽地阔”，特别便于审稿人修改稿件。
“处处留心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古人之言，不余欺也！
张必锟先生当时就住在我隔壁房间，他是人教社语文实验教材的特约编辑，他还是各地语文刊物经常约稿的作者，自从1983年人教社实验教材洛阳会议之后，我们就成了忘年交。我第一次参加修订工作，与先生相邻而居，随时去向先生请教。不仅听他说怎么修改、怎么写稿，而且看他怎么做。只见他一笔不苟写在稿纸上的文字，横竖撇捺，笔笔到位，苍劲有力。在人教社招待所房间，张老师的言传身教，给我上了第一课。每当我铺开稿纸写文章时，就像张老师那样一笔一划认真书写。
那一个月时间，我与必锟先生如影随形，开饭时间，我们走在去食堂的路上，几乎遇到先生的每一位编辑，都跟他打招呼，然后，他就告诉我，那位是谁谁谁。有一次，他指着前面不远处踽踽独行的老人，告诉我，他就是《青春之歌》中的余永泽，中学语文编辑室著名的编审张中行老先生。
有时下午工作到四点钟左右，我和朱老师就陪先生去外面走走，边走边聊，听他讲人教社大院的文人轶事。有几次，我们走出大门，右拐到旁边的景山公园散步。在上景山的路边，先生指着一棵树说，人们都说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就是在那棵树上吊死的。崇祯吊死在景山公园是史实，现在的公园曾经是他的皇家后花园。但在哪棵树上吊死的，就难说了。再说，现在也没有必要去考证了。先生知识丰富，且对民间传说有自己独立思考的看法，不是人云亦云。
他做学问更是独立思考，认真研究之后，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先生的文言功底之厚实是众所周知的。记得有一次，给我们年轻教师讲“文言文虚词教学的复杂性和单一性”时，谈到文言“虚词”的复杂性表现之一，就是“虚词的用法很多”，他说：杨树达先生归纳为二十多种。其中“之”： 杨树达说，助词，无义。吕叔湘先生说“之”是取消独立性。
张必锟先生说：“我以为有舒缓语气的作用。哪一种说法对呢？我以为都对。我们可以从鲁迅早期作品中找出佐证。如：‘刘和珍君听我的讲义’这个‘的’相当于‘之’；‘总之，落水狗的该打不该打’这个‘的’也相当于‘之’”。
我庆幸自己在学语文教语文的人生之路上，遇到必锟先生这样德高望重学养深厚的良师益友！
我还庆幸在人教社修订教材期间，邂逅江苏常熟中学语文特级教师朱泳燚。朱老师因学校工作不能分身而迟到了几天。负责领导我们修订工作的王连云老师告诉我，朱老师比我年长几岁，是一位做学问的优秀中学老师，早年一篇科普说明文《看云识天气》，就被选为人教社的初中《语文》课本。他的一本《叶圣陶的语言修改艺术》，在中国语言学界享有盛誉。
他来报到那天晚上，我们两一见如故，促膝长谈，真是相见恨晚啊！他送我一本《叶圣陶的语言修改艺术》，就像及时雨一样，给我提供了修改教材的指南和范例。而且，我们还谈到共同的好朋友、上海《语文学习》的范守纲主编。
更没有想到，第二天晚上，范守纲老师就飞到北京来了，与我们一起住在人教社招待所。
范老师这次来北京，准备采访人教社的老前辈叶圣陶、张志公、以及时任总编刘国正先生，为《语文学习》即将召开的“语文战略讨论会”做准备，组织几篇有影响的“新时期语文教育教学评论”文章，引起讨论。
我和朱泳燚在老朋友范守纲的带领下，先后拜访了人教社的张志公先生和刘国正先生，后来还去了叶老住的四合院，不凑巧，叶老那天下午去医院了。好在范老师与朱老师与叶老一家非常熟悉，就与叶老的儿子叶至善先生聊了一下午。对我而言，从踏进叶老家大门那一刻起，无比激动的心情难以平复。试想，中国千百万中小学语文老师，有几人走进过叶老的家？我们从小读的《语文》书就是叶老主持编的；我当中学语文老师后，特别是执教分编型语文改革教材后，案头放着《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常读常新，活学活用，真是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现在能走进叶老的家，那心情，那感受……
我跟着范老师和朱老师走到北京东四八条71号，只见大门左边的墙上，一块铜匾上有“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醒目标志。走进大院，才知道，这是一座典型的“北京四合院”。也是叶圣陶老先生住了一生的地方。
第一眼看到叶至善先生，就像看到叶老一样，至善先生当年也是古稀老人，头发眉毛全都白了，相貌酷似叶老。我们在他们家的客厅里谈有关语文教学的一些问题，朱泳燚因写《叶圣陶的语言修改艺术》那本书，早就与叶老一家非常熟悉，范守纲以前经常到叶老家拜访，也与他们一家非常熟悉，所以谈话非常自然，一下午时间很快就过去了。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叶至善先生谈他父亲的《景泰蓝的制作》，他明确表示，这篇文章不应该选入中学语文课本，理由是文章的内容太专业化了，老师不容易讲清楚，学生也比较难理解。
范守纲在北京的那几天，我和朱老师还在他的带领下，先后到国正先生家拜访，去志公先生的办公室采访，去特级教师刘朏朏老师家拜访。聆听语文教育大家的教诲，分享特级教师的作文教学改革的成果。尽管每一次拜访只有二三个小时，那真是如沐春风呀！顿觉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
一个月时间，在人的一生中，只是短暂的瞬间，但我在人教社的这一个月，如同在大学“读研”，亲聆中国语文教育泰斗謦欬，在人教社责任编辑王连云的领导下，在语文特级教师必锟和泳燚的指导下，进行“文章与语言修改”专题训练，让我终生受益。
感恩大师和老师们!让我充分享受到了名师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附录】难忘人教社责任编辑王连云老师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王连云老师是人教社中学语文编辑室分编型教材,初中《作文·汉语》、高中《写作》课本的责任编辑。初中《作文·汉语》与初中《阅读》课本配套。高中《写作》自成系统，独立成册。这套分编型教材是建国以来改革步子最大、试教规模最大的一套语文教改实验教材。
从建国之初到八十年代初，中学语文教学只有一本《语文》书，而且课文是“文选综合型”的。人教社推出的重点中学初中语文分编型教材《阅读》和《作文·汉语》（86年修订后书名为《写作》），是开创性的改革，特别是试教师生的写作与说话的教与学，终于有本可依，有案可循，增强了作文与说话教学的计划性和科学性。
从1982年9月到1985年7月，三年试教实践证明，《作文·汉语》课本有效地提高了学生的写作能力和说话能力。
初中三年来，我们在试教过程中，以指导学生不断改进学习方法，来适应改革教材的教与学，经过有计划、有步骤地训练学生“敢说、多说、会说”，“爱写、多写、会写”，培养了学生的说话能力和写作能力。少数学生在我外出开会期间，走上讲台组织教学，效果也不错。卢山同学写的课外练笔文《我第一次走上讲台》（见《作文通讯》一九八五年第三期）生动地再现了学生自己上课的情景，集中反映了学生不断增强的“说与写”的能力。
1985年6月3日，国正先生和定远先生特地来我们华师一附中实验班，参加由语文课代表孙燕主持的“语文教改实验汇报会”。定远先生听了学生的汇报后，鼓励学生说：“你们很会说话，说得很得体，有的同学还有点风度。希望你们继续练好说话，练到出口成章。”
尤其令人欣慰的是，我们的实验成果受到湖北省教研室和人教社的高度重视。其直接原因是，学生在1985年6月28日中考结束后，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由湖北省教研室组织他们参加当年全国高考语文单科测试，与当年高考学生同时考试，试卷交华中师范大学高考阅卷教师评改。考试结果为人平61分，比当年湖北省应届高考考生人平59.46分高1.54分。当年高考语文命题组负责人章熊先生审阅了学生的答卷后，在《语文教学与研究》上发表文章，充分肯定这批参加语文教改实验的初中学生的语文能力，是平时训练的结果。
实践还证明，写作教学有本可依，课堂教学搞活了，学生思维活跃了，就能在写作过程中进一步发挥创造能力。三年来，我班有二十五人次分别在《中学生》、《作文通讯》、《语文报》等报刊上发表了各种文体（包括创作的小说）的优秀作文。其中两人荣获天津新蕾作文邀请赛二、三等奖；一人荣获84年武汉中学生作文竞赛乙等奖；两人荣获85年武汉少年儿童征文比赛二、三等奖；王江同学的《假如我是武汉市市长》，时任武汉市长吴官正阅示后的回信，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道后，在全国引起了巨大反响。王江的优秀作文和日记选己由湖北省教育出版社编成全国第一本中学生个人作文集——《少年改革者的大胆设想》。她的这篇优秀课外练笔文被王连云老师编入了人教社高中实验教材《写作》第一册。供她本人和她的同学们学习。
所以，我认为王连云老师和所有参与编辑《作文·汉语》的老师们功不可没。写作教材从无到有，奠定了中学语文写作教学的科学性和计划性的基础；按单元编写与阅读教学单元横向读写结合，纵向按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系列，一个单元集中解决一种文体的一二个重点问题，以螺旋式上升的态势稳步提高，解决了写作课堂教学三种文体的具体内容的系统性和训练的可操作性。
初中《阅读》课本，按单元编排，每单元教学程序为：先上讲读课文、再上课内自读、后加课外自读。《作文·汉语》课本的单元编排与《阅读》单元密切结合，每一单元阅读教学程序完成之后，就是写作训练程序的开始：先讲《作文·汉语》单元写作的基础知识、自读课本上的学生优秀习作、然后进行写作训练、学生自改和互改训练。这套分编型课本编者的意图，是着重建立现代语文读写能力的训练序列。自1982年教材问世以来，语文单元教学的研究方兴未艾。大家都在探索单元教学与训练序列的关系、单元教学过程中讲读课文与自读课文的关系、课内自读与课外自读的关系。讲读、课内自读与课外自读三者之间的关系，有老师把叶老的“学步法”形象地比做“看我走”、“扶你走”和“放你走”三类不同课文的教学法的特点。
回忆与王连云老师相识、相知、相熟的难忘经历，也是我学语文教语文，不断在教学中成长的过程。
我与王连云老师相识于1983年8月4日。
那天上午，张定远老师主持大会，请张必锟和王连云两位老师，分别介绍《阅读》文言文单元和《作文·汉语》的编辑意图和教学建议。会后，张必锟老师介绍我认识了王连云老师。
从83年开始，人教社每年暑假都召开全国实验教材工作会议，84年在兰州，85年在青岛，86年在太原，87年在上海，88年在西安开总结表彰大会。每次开会期间，王老师都要找我详谈写作试教情况，告诉我如何收集整理第一手资料，指导我对试教资料进行科学分析。
86年暑假在太原开会，8月1日晚上，王连云老师与我谈话，他说国正先生与他研究初中《作文·汉语》修订时，拟调我去北京参加写作教材的修改工作，初步定下用一个月时间完成第一册的修改工作。让我回学校先给有关领导打招呼。等人教社通知到了之后，即赴北京工作。
一个月时间，在人教社地下室招待所，朝夕相处，在王老师的领导下，如期完成了修改任务。在最后一次工作会议上，国正先生和张厚感副主任肯定第一册修改任务，达到了预期目的，感谢大家，特别感谢来自一线的我们三位中学老师。同时宣布，后面五册的修改工作继续请我们三人参加，不过再不集中到北京来了。请王连云老师把修改的具体任务分给各位，按这次的修改原则和方法，各人在家完成初稿后，挂号寄到人教社，请厚感和连云两位审阅后，提出再改的具体意见，再回寄给三位老师修改后，交给王连云老师汇总定稿。
我在会上发言，非常感谢国正先生、中语室黄光硕主任、张厚感副主任，还有王连云老师、张必锟老师和朱永燚老师，感谢他们对我的关心和帮助，特别感谢国正先生和中语室对我的信任和鞭策，让我继续参加修改工作。但我有一个想法，不知是否合适，是否可行，请领导决定。
我的想法是，把人教社分给我的后面五册的修改任务，交给我们湖北省参加第一轮试教的另外五位老师来分别完成。因为我们这六位老师在湖北省教研室的领导下，第一轮初中试教都取得了丰硕成果，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且他们五位老师都比我强！请各位领导考虑行不行。
后来中语室领导与湖北省教研室领导商定同意我的建议，由那五位老师在省教研室的指导下完成了人教社的修改任务。
王连云老师当时盛赞我的团队意识非常强，其实，我在人教社中语室感受最深刻的正是全体编辑的亲密无间的团队意识。否则怎么可能为中学生编出那么多优秀教材呢？
然而，当周正逵老师把他的高中《写作》教材设计思路说给我听了之后，我不得不佩服他！
他的思路非常清晰而有序：高一，思维和语言；高二，思路与章法；高三，思想与理义。
凭直觉，高中《写作》教材的修改，“正逵思路”比“连云思路”可能要好一些。
后来我调到海南去了，离语文教改实验越来越远了，也不知道后来高中《写作》实验教材的修改，到底是按“正逵思路”还是“连云思路”。但是，我想不论是按哪位的思路去修订，一定还是人教社中语室团队的最优秀的写作教科书！因为我知道他们都是国正先生最得力的资深责任编辑。
我学语文教语文的一生（54）
在人教社修订教材，一个月胜读十年书
1986年9月22日到10月23日，住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教社”）招待所，参加初中分编型语文实验教材《作文·汉语》（第一册）的修订工作。整整一个月时间，不仅如期完成了修订任务，而且有幸拜访了语文教育家、老前辈张志公先生、叶至善先生。与责任编辑王连云，还有参加修订教材的张必锟、朱泳燚三位老师朝夕相处，学到了许多知识，提高了阅读和写作能力。真是如古人所说：“胜读十年书”啊。
那个时候，人教社在北京沙滩后街55号，大院里面那公主府的梳妆楼，就是后来的北大藏书楼还在，北京大学早已搬迁了，人教社建国之初就搬进去了。那里，不仅北大精神犹在，更可喜的是，还有北大培养的几代文人学者张中行、张必锟、张厚感、熊江平等，与他们的同事们，几十年如一日，都在那里为千千万万莘莘学子，殚精竭虑编写教材。
我从1952年上小学一年级，到1965年高中毕业，就是学习人教社各学科教材长大的。每学期开学，拿到新书，第一件事，就是小心翼翼地用牛皮纸，后来用旧画报把新书“包”好。这还是小学班主任手把手教会我们的，边教边嘱咐我们，读书人一定要爱惜书。
然后翻看新书，看着那些既熟悉又陌生的编者姓名，崇敬之心油然而生。怎么也不敢想，更想不到，几十年后，我走进了中国编写教科书的圣殿，在时任人教社副总编刘国正先生领导下，与中学语文编辑室主任黄光硕、副主任张厚感，《课程·教材·教法》研究所所长张定远，还有分编型写作教材编辑王连云、特约编辑张必锟等一起，逐章逐句修订《作文·汉语》（第一册）。
每天，在王连云老师的领导下，与必锟、泳燚两位老师一起工作，所学受益终生。
首先学会的是写字，一笔不苟地在稿纸上写字。
且不说当年还没有普及电脑，只要写文章，必须写在稿纸上。人教社提供的专用稿纸，比市面上的售卖的稿纸要大一倍，纸质特别适合钢笔书写，而且“天宽地阔”，特别便于审稿人修改稿件。
“处处留心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古人之言，不余欺也！
张必锟先生当时就住在我隔壁房间，他是人教社语文实验教材的特约编辑，他还是各地语文刊物经常约稿的作者，自从1983年人教社实验教材洛阳会议之后，我们就成了忘年交。我第一次参加修订工作，与先生相邻而居，随时去向先生请教。不仅听他说怎么修改、怎么写稿，而且看他怎么做。只见他一笔不苟写在稿纸上的文字，横竖撇捺，笔笔到位，苍劲有力。在人教社招待所房间，张老师的言传身教，给我上了第一课。每当我铺开稿纸写文章时，就像张老师那样一笔一划认真书写。
那一个月时间，我与必锟先生如影随形，开饭时间，我们走在去食堂的路上，几乎遇到先生的每一位编辑，都跟他打招呼，然后，他就告诉我，那位是谁谁谁。有一次，他指着前面不远处踽踽独行的老人，告诉我，他就是《青春之歌》中的余永泽，中学语文编辑室著名的编审张中行老先生。
有时下午工作到四点钟左右，我和朱老师就陪先生去外面走走，边走边聊，听他讲人教社大院的文人轶事。有几次，我们走出大门，右拐到旁边的景山公园散步。在上景山的路边，先生指着一棵树说，人们都说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就是在那棵树上吊死的。崇祯吊死在景山公园是史实，现在的公园曾经是他的皇家后花园。但在哪棵树上吊死的，就难说了。再说，现在也没有必要去考证了。先生知识丰富，且对民间传说有自己独立思考的看法，不是人云亦云。
他做学问更是独立思考，认真研究之后，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先生的文言功底之厚实是众所周知的。记得有一次，给我们年轻教师讲“文言文虚词教学的复杂性和单一性”时，谈到文言“虚词”的复杂性表现之一，就是“虚词的用法很多”，他说：杨树达先生归纳为二十多种。其中“之”： 杨树达说，助词，无义。吕叔湘先生说“之”是取消独立性。
张必锟先生说：“我以为有舒缓语气的作用。哪一种说法对呢？我以为都对。我们可以从鲁迅早期作品中找出佐证。如：‘刘和珍君听我的讲义’这个‘的’相当于‘之’；‘总之，落水狗的该打不该打’这个‘的’也相当于‘之’”。
我庆幸自己在学语文教语文的人生之路上，遇到必锟先生这样德高望重学养深厚的良师益友！
我还庆幸在人教社修订教材期间，邂逅江苏常熟中学语文特级教师朱泳燚。朱老师因学校工作不能分身而迟到了几天。负责领导我们修订工作的王连云老师告诉我，朱老师比我年长几岁，是一位做学问的优秀中学老师，早年一篇科普说明文《看云识天气》，就被选为人教社的初中《语文》课本。他的一本《叶圣陶的语言修改艺术》，在中国语言学界享有盛誉。
他来报到那天晚上，我们两一见如故，促膝长谈，真是相见恨晚啊！他送我一本《叶圣陶的语言修改艺术》，就像及时雨一样，给我提供了修改教材的指南和范例。而且，我们还谈到共同的好朋友、上海《语文学习》的范守纲主编。
更没有想到，第二天晚上，范守纲老师就飞到北京来了，与我们一起住在人教社招待所。
范老师这次来北京，准备采访人教社的老前辈叶圣陶、张志公、以及时任总编刘国正先生，为《语文学习》即将召开的“语文战略讨论会”做准备，组织几篇有影响的“新时期语文教育教学评论”文章，引起讨论。
我和朱泳燚在老朋友范守纲的带领下，先后拜访了人教社的张志公先生和刘国正先生，后来还去了叶老住的四合院，不凑巧，叶老那天下午去医院了。好在范老师与朱老师与叶老一家非常熟悉，就与叶老的儿子叶至善先生聊了一下午。对我而言，从踏进叶老家大门那一刻起，无比激动的心情难以平复。试想，中国千百万中小学语文老师，有几人走进过叶老的家？我们从小读的《语文》书就是叶老主持编的；我当中学语文老师后，特别是执教分编型语文改革教材后，案头放着《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常读常新，活学活用，真是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现在能走进叶老的家，那心情，那感受……
我跟着范老师和朱老师走到北京东四八条71号，只见大门左边的墙上，一块铜匾上有“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醒目标志。走进大院，才知道，这是一座典型的“北京四合院”。也是叶圣陶老先生住了一生的地方。
第一眼看到叶至善先生，就像看到叶老一样，至善先生当年也是古稀老人，头发眉毛全都白了，相貌酷似叶老。我们在他们家的客厅里谈有关语文教学的一些问题，朱泳燚因写《叶圣陶的语言修改艺术》那本书，早就与叶老一家非常熟悉，范守纲以前经常到叶老家拜访，也与他们一家非常熟悉，所以谈话非常自然，一下午时间很快就过去了。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叶至善先生谈他父亲的《景泰蓝的制作》，他明确表示，这篇文章不应该选入中学语文课本，理由是文章的内容太专业化了，老师不容易讲清楚，学生也比较难理解。
范守纲在北京的那几天，我和朱老师还在他的带领下，先后到国正先生家拜访，去志公先生的办公室采访，去特级教师刘朏朏老师家拜访。聆听语文教育大家的教诲，分享特级教师的作文教学改革的成果。尽管每一次拜访只有二三个小时，那真是如沐春风呀！顿觉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
一个月时间，在人的一生中，只是短暂的瞬间，但我在人教社的这一个月，如同在大学“读研”，亲聆中国语文教育泰斗謦欬，在人教社责任编辑王连云的领导下，在语文特级教师必锟和泳燚的指导下，进行“文章与语言修改”专题训练，让我终生受益。
感恩大师和老师们!让我充分享受到了名师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附录】难忘人教社责任编辑王连云老师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王连云老师是人教社中学语文编辑室分编型教材,初中《作文·汉语》、高中《写作》课本的责任编辑。初中《作文·汉语》与初中《阅读》课本配套。高中《写作》自成系统，独立成册。这套分编型教材是建国以来改革步子最大、试教规模最大的一套语文教改实验教材。
从建国之初到八十年代初，中学语文教学只有一本《语文》书，而且课文是“文选综合型”的。人教社推出的重点中学初中语文分编型教材《阅读》和《作文·汉语》（86年修订后书名为《写作》），是开创性的改革，特别是试教师生的写作与说话的教与学，终于有本可依，有案可循，增强了作文与说话教学的计划性和科学性。
从1982年9月到1985年7月，三年试教实践证明，《作文·汉语》课本有效地提高了学生的写作能力和说话能力。
初中三年来，我们在试教过程中，以指导学生不断改进学习方法，来适应改革教材的教与学，经过有计划、有步骤地训练学生“敢说、多说、会说”，“爱写、多写、会写”，培养了学生的说话能力和写作能力。少数学生在我外出开会期间，走上讲台组织教学，效果也不错。卢山同学写的课外练笔文《我第一次走上讲台》（见《作文通讯》一九八五年第三期）生动地再现了学生自己上课的情景，集中反映了学生不断增强的“说与写”的能力。
1985年6月3日，国正先生和定远先生特地来我们华师一附中实验班，参加由语文课代表孙燕主持的“语文教改实验汇报会”。定远先生听了学生的汇报后，鼓励学生说：“你们很会说话，说得很得体，有的同学还有点风度。希望你们继续练好说话，练到出口成章。”
尤其令人欣慰的是，我们的实验成果受到湖北省教研室和人教社的高度重视。其直接原因是，学生在1985年6月28日中考结束后，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由湖北省教研室组织他们参加当年全国高考语文单科测试，与当年高考学生同时考试，试卷交华中师范大学高考阅卷教师评改。考试结果为人平61分，比当年湖北省应届高考考生人平59.46分高1.54分。当年高考语文命题组负责人章熊先生审阅了学生的答卷后，在《语文教学与研究》上发表文章，充分肯定这批参加语文教改实验的初中学生的语文能力，是平时训练的结果。
实践还证明，写作教学有本可依，课堂教学搞活了，学生思维活跃了，就能在写作过程中进一步发挥创造能力。三年来，我班有二十五人次分别在《中学生》、《作文通讯》、《语文报》等报刊上发表了各种文体（包括创作的小说）的优秀作文。其中两人荣获天津新蕾作文邀请赛二、三等奖；一人荣获84年武汉中学生作文竞赛乙等奖；两人荣获85年武汉少年儿童征文比赛二、三等奖；王江同学的《假如我是武汉市市长》，时任武汉市长吴官正阅示后的回信，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道后，在全国引起了巨大反响。王江的优秀作文和日记选己由湖北省教育出版社编成全国第一本中学生个人作文集——《少年改革者的大胆设想》。她的这篇优秀课外练笔文被王连云老师编入了人教社高中实验教材《写作》第一册。供她本人和她的同学们学习。
所以，我认为王连云老师和所有参与编辑《作文·汉语》的老师们功不可没。写作教材从无到有，奠定了中学语文写作教学的科学性和计划性的基础；按单元编写与阅读教学单元横向读写结合，纵向按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系列，一个单元集中解决一种文体的一二个重点问题，以螺旋式上升的态势稳步提高，解决了写作课堂教学三种文体的具体内容的系统性和训练的可操作性。
初中《阅读》课本，按单元编排，每单元教学程序为：先上讲读课文、再上课内自读、后加课外自读。《作文·汉语》课本的单元编排与《阅读》单元密切结合，每一单元阅读教学程序完成之后，就是写作训练程序的开始：先讲《作文·汉语》单元写作的基础知识、自读课本上的学生优秀习作、然后进行写作训练、学生自改和互改训练。这套分编型课本编者的意图，是着重建立现代语文读写能力的训练序列。自1982年教材问世以来，语文单元教学的研究方兴未艾。大家都在探索单元教学与训练序列的关系、单元教学过程中讲读课文与自读课文的关系、课内自读与课外自读的关系。讲读、课内自读与课外自读三者之间的关系，有老师把叶老的“学步法”形象地比做“看我走”、“扶你走”和“放你走”三类不同课文的教学法的特点。
回忆与王连云老师相识、相知、相熟的难忘经历，也是我学语文教语文，不断在教学中成长的过程。
我与王连云老师相识于1983年8月4日。
那天上午，张定远老师主持大会，请张必锟和王连云两位老师，分别介绍《阅读》文言文单元和《作文·汉语》的编辑意图和教学建议。会后，张必锟老师介绍我认识了王连云老师。
从83年开始，人教社每年暑假都召开全国实验教材工作会议，84年在兰州，85年在青岛，86年在太原，87年在上海，88年在西安开总结表彰大会。每次开会期间，王老师都要找我详谈写作试教情况，告诉我如何收集整理第一手资料，指导我对试教资料进行科学分析。
86年暑假在太原开会，8月1日晚上，王连云老师与我谈话，他说国正先生与他研究初中《作文·汉语》修订时，拟调我去北京参加写作教材的修改工作，初步定下用一个月时间完成第一册的修改工作。让我回学校先给有关领导打招呼。等人教社通知到了之后，即赴北京工作。
一个月时间，在人教社地下室招待所，朝夕相处，在王老师的领导下，如期完成了修改任务。在最后一次工作会议上，国正先生和张厚感副主任肯定第一册修改任务，达到了预期目的，感谢大家，特别感谢来自一线的我们三位中学老师。同时宣布，后面五册的修改工作继续请我们三人参加，不过再不集中到北京来了。请王连云老师把修改的具体任务分给各位，按这次的修改原则和方法，各人在家完成初稿后，挂号寄到人教社，请厚感和连云两位审阅后，提出再改的具体意见，再回寄给三位老师修改后，交给王连云老师汇总定稿。
我在会上发言，非常感谢国正先生、中语室黄光硕主任、张厚感副主任，还有王连云老师、张必锟老师和朱永燚老师，感谢他们对我的关心和帮助，特别感谢国正先生和中语室对我的信任和鞭策，让我继续参加修改工作。但我有一个想法，不知是否合适，是否可行，请领导决定。
我的想法是，把人教社分给我的后面五册的修改任务，交给我们湖北省参加第一轮试教的另外五位老师来分别完成。因为我们这六位老师在湖北省教研室的领导下，第一轮初中试教都取得了丰硕成果，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且他们五位老师都比我强！请各位领导考虑行不行。
后来中语室领导与湖北省教研室领导商定同意我的建议，由那五位老师在省教研室的指导下完成了人教社的修改任务。
王连云老师当时盛赞我的团队意识非常强，其实，我在人教社中语室感受最深刻的正是全体编辑的亲密无间的团队意识。否则怎么可能为中学生编出那么多优秀教材呢？
然而，当周正逵老师把他的高中《写作》教材设计思路说给我听了之后，我不得不佩服他！
他的思路非常清晰而有序：高一，思维和语言；高二，思路与章法；高三，思想与理义。
凭直觉，高中《写作》教材的修改，“正逵思路”比“连云思路”可能要好一些。
后来我调到海南去了，离语文教改实验越来越远了，也不知道后来高中《写作》实验教材的修改，到底是按“正逵思路”还是“连云思路”。但是，我想不论是按哪位的思路去修订，一定还是人教社中语室团队的最优秀的写作教科书！因为我知道他们都是国正先生最得力的资深责任编辑。
我学语文教语文的一生（54）
在人教社修订教材，一个月胜读十年书
1986年9月22日到10月23日，住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教社”）招待所，参加初中分编型语文实验教材《作文·汉语》（第一册）的修订工作。整整一个月时间，不仅如期完成了修订任务，而且有幸拜访了语文教育家、老前辈张志公先生、叶至善先生。与责任编辑王连云，还有参加修订教材的张必锟、朱泳燚三位老师朝夕相处，学到了许多知识，提高了阅读和写作能力。真是如古人所说：“胜读十年书”啊。
那个时候，人教社在北京沙滩后街55号，大院里面那公主府的梳妆楼，就是后来的北大藏书楼还在，北京大学早已搬迁了，人教社建国之初就搬进去了。那里，不仅北大精神犹在，更可喜的是，还有北大培养的几代文人学者张中行、张必锟、张厚感、熊江平等，与他们的同事们，几十年如一日，都在那里为千千万万莘莘学子，殚精竭虑编写教材。
我从1952年上小学一年级，到1965年高中毕业，就是学习人教社各学科教材长大的。每学期开学，拿到新书，第一件事，就是小心翼翼地用牛皮纸，后来用旧画报把新书“包”好。这还是小学班主任手把手教会我们的，边教边嘱咐我们，读书人一定要爱惜书。
然后翻看新书，看着那些既熟悉又陌生的编者姓名，崇敬之心油然而生。怎么也不敢想，更想不到，几十年后，我走进了中国编写教科书的圣殿，在时任人教社副总编刘国正先生领导下，与中学语文编辑室主任黄光硕、副主任张厚感，《课程·教材·教法》研究所所长张定远，还有分编型写作教材编辑王连云、特约编辑张必锟等一起，逐章逐句修订《作文·汉语》（第一册）。
每天，在王连云老师的领导下，与必锟、泳燚两位老师一起工作，所学受益终生。
首先学会的是写字，一笔不苟地在稿纸上写字。
且不说当年还没有普及电脑，只要写文章，必须写在稿纸上。人教社提供的专用稿纸，比市面上的售卖的稿纸要大一倍，纸质特别适合钢笔书写，而且“天宽地阔”，特别便于审稿人修改稿件。
“处处留心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古人之言，不余欺也！
张必锟先生当时就住在我隔壁房间，他是人教社语文实验教材的特约编辑，他还是各地语文刊物经常约稿的作者，自从1983年人教社实验教材洛阳会议之后，我们就成了忘年交。我第一次参加修订工作，与先生相邻而居，随时去向先生请教。不仅听他说怎么修改、怎么写稿，而且看他怎么做。只见他一笔不苟写在稿纸上的文字，横竖撇捺，笔笔到位，苍劲有力。在人教社招待所房间，张老师的言传身教，给我上了第一课。每当我铺开稿纸写文章时，就像张老师那样一笔一划认真书写。
那一个月时间，我与必锟先生如影随形，开饭时间，我们走在去食堂的路上，几乎遇到先生的每一位编辑，都跟他打招呼，然后，他就告诉我，那位是谁谁谁。有一次，他指着前面不远处踽踽独行的老人，告诉我，他就是《青春之歌》中的余永泽，中学语文编辑室著名的编审张中行老先生。
有时下午工作到四点钟左右，我和朱老师就陪先生去外面走走，边走边聊，听他讲人教社大院的文人轶事。有几次，我们走出大门，右拐到旁边的景山公园散步。在上景山的路边，先生指着一棵树说，人们都说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就是在那棵树上吊死的。崇祯吊死在景山公园是史实，现在的公园曾经是他的皇家后花园。但在哪棵树上吊死的，就难说了。再说，现在也没有必要去考证了。先生知识丰富，且对民间传说有自己独立思考的看法，不是人云亦云。
他做学问更是独立思考，认真研究之后，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先生的文言功底之厚实是众所周知的。记得有一次，给我们年轻教师讲“文言文虚词教学的复杂性和单一性”时，谈到文言“虚词”的复杂性表现之一，就是“虚词的用法很多”，他说：杨树达先生归纳为二十多种。其中“之”： 杨树达说，助词，无义。吕叔湘先生说“之”是取消独立性。
张必锟先生说：“我以为有舒缓语气的作用。哪一种说法对呢？我以为都对。我们可以从鲁迅早期作品中找出佐证。如：‘刘和珍君听我的讲义’这个‘的’相当于‘之’；‘总之，落水狗的该打不该打’这个‘的’也相当于‘之’”。
我庆幸自己在学语文教语文的人生之路上，遇到必锟先生这样德高望重学养深厚的良师益友！
我还庆幸在人教社修订教材期间，邂逅江苏常熟中学语文特级教师朱泳燚。朱老师因学校工作不能分身而迟到了几天。负责领导我们修订工作的王连云老师告诉我，朱老师比我年长几岁，是一位做学问的优秀中学老师，早年一篇科普说明文《看云识天气》，就被选为人教社的初中《语文》课本。他的一本《叶圣陶的语言修改艺术》，在中国语言学界享有盛誉。
他来报到那天晚上，我们两一见如故，促膝长谈，真是相见恨晚啊！他送我一本《叶圣陶的语言修改艺术》，就像及时雨一样，给我提供了修改教材的指南和范例。而且，我们还谈到共同的好朋友、上海《语文学习》的范守纲主编。
更没有想到，第二天晚上，范守纲老师就飞到北京来了，与我们一起住在人教社招待所。
范老师这次来北京，准备采访人教社的老前辈叶圣陶、张志公、以及时任总编刘国正先生，为《语文学习》即将召开的“语文战略讨论会”做准备，组织几篇有影响的“新时期语文教育教学评论”文章，引起讨论。
我和朱泳燚在老朋友范守纲的带领下，先后拜访了人教社的张志公先生和刘国正先生，后来还去了叶老住的四合院，不凑巧，叶老那天下午去医院了。好在范老师与朱老师与叶老一家非常熟悉，就与叶老的儿子叶至善先生聊了一下午。对我而言，从踏进叶老家大门那一刻起，无比激动的心情难以平复。试想，中国千百万中小学语文老师，有几人走进过叶老的家？我们从小读的《语文》书就是叶老主持编的；我当中学语文老师后，特别是执教分编型语文改革教材后，案头放着《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常读常新，活学活用，真是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现在能走进叶老的家，那心情，那感受……
我跟着范老师和朱老师走到北京东四八条71号，只见大门左边的墙上，一块铜匾上有“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醒目标志。走进大院，才知道，这是一座典型的“北京四合院”。也是叶圣陶老先生住了一生的地方。
第一眼看到叶至善先生，就像看到叶老一样，至善先生当年也是古稀老人，头发眉毛全都白了，相貌酷似叶老。我们在他们家的客厅里谈有关语文教学的一些问题，朱泳燚因写《叶圣陶的语言修改艺术》那本书，早就与叶老一家非常熟悉，范守纲以前经常到叶老家拜访，也与他们一家非常熟悉，所以谈话非常自然，一下午时间很快就过去了。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叶至善先生谈他父亲的《景泰蓝的制作》，他明确表示，这篇文章不应该选入中学语文课本，理由是文章的内容太专业化了，老师不容易讲清楚，学生也比较难理解。
范守纲在北京的那几天，我和朱老师还在他的带领下，先后到国正先生家拜访，去志公先生的办公室采访，去特级教师刘朏朏老师家拜访。聆听语文教育大家的教诲，分享特级教师的作文教学改革的成果。尽管每一次拜访只有二三个小时，那真是如沐春风呀！顿觉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
一个月时间，在人的一生中，只是短暂的瞬间，但我在人教社的这一个月，如同在大学“读研”，亲聆中国语文教育泰斗謦欬，在人教社责任编辑王连云的领导下，在语文特级教师必锟和泳燚的指导下，进行“文章与语言修改”专题训练，让我终生受益。
感恩大师和老师们!让我充分享受到了名师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附录】难忘人教社责任编辑王连云老师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王连云老师是人教社中学语文编辑室分编型教材,初中《作文·汉语》、高中《写作》课本的责任编辑。初中《作文·汉语》与初中《阅读》课本配套。高中《写作》自成系统，独立成册。这套分编型教材是建国以来改革步子最大、试教规模最大的一套语文教改实验教材。
从建国之初到八十年代初，中学语文教学只有一本《语文》书，而且课文是“文选综合型”的。人教社推出的重点中学初中语文分编型教材《阅读》和《作文·汉语》（86年修订后书名为《写作》），是开创性的改革，特别是试教师生的写作与说话的教与学，终于有本可依，有案可循，增强了作文与说话教学的计划性和科学性。
从1982年9月到1985年7月，三年试教实践证明，《作文·汉语》课本有效地提高了学生的写作能力和说话能力。
初中三年来，我们在试教过程中，以指导学生不断改进学习方法，来适应改革教材的教与学，经过有计划、有步骤地训练学生“敢说、多说、会说”，“爱写、多写、会写”，培养了学生的说话能力和写作能力。少数学生在我外出开会期间，走上讲台组织教学，效果也不错。卢山同学写的课外练笔文《我第一次走上讲台》（见《作文通讯》一九八五年第三期）生动地再现了学生自己上课的情景，集中反映了学生不断增强的“说与写”的能力。
1985年6月3日，国正先生和定远先生特地来我们华师一附中实验班，参加由语文课代表孙燕主持的“语文教改实验汇报会”。定远先生听了学生的汇报后，鼓励学生说：“你们很会说话，说得很得体，有的同学还有点风度。希望你们继续练好说话，练到出口成章。”
尤其令人欣慰的是，我们的实验成果受到湖北省教研室和人教社的高度重视。其直接原因是，学生在1985年6月28日中考结束后，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由湖北省教研室组织他们参加当年全国高考语文单科测试，与当年高考学生同时考试，试卷交华中师范大学高考阅卷教师评改。考试结果为人平61分，比当年湖北省应届高考考生人平59.46分高1.54分。当年高考语文命题组负责人章熊先生审阅了学生的答卷后，在《语文教学与研究》上发表文章，充分肯定这批参加语文教改实验的初中学生的语文能力，是平时训练的结果。
实践还证明，写作教学有本可依，课堂教学搞活了，学生思维活跃了，就能在写作过程中进一步发挥创造能力。三年来，我班有二十五人次分别在《中学生》、《作文通讯》、《语文报》等报刊上发表了各种文体（包括创作的小说）的优秀作文。其中两人荣获天津新蕾作文邀请赛二、三等奖；一人荣获84年武汉中学生作文竞赛乙等奖；两人荣获85年武汉少年儿童征文比赛二、三等奖；王江同学的《假如我是武汉市市长》，时任武汉市长吴官正阅示后的回信，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道后，在全国引起了巨大反响。王江的优秀作文和日记选己由湖北省教育出版社编成全国第一本中学生个人作文集——《少年改革者的大胆设想》。她的这篇优秀课外练笔文被王连云老师编入了人教社高中实验教材《写作》第一册。供她本人和她的同学们学习。
所以，我认为王连云老师和所有参与编辑《作文·汉语》的老师们功不可没。写作教材从无到有，奠定了中学语文写作教学的科学性和计划性的基础；按单元编写与阅读教学单元横向读写结合，纵向按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系列，一个单元集中解决一种文体的一二个重点问题，以螺旋式上升的态势稳步提高，解决了写作课堂教学三种文体的具体内容的系统性和训练的可操作性。
初中《阅读》课本，按单元编排，每单元教学程序为：先上讲读课文、再上课内自读、后加课外自读。《作文·汉语》课本的单元编排与《阅读》单元密切结合，每一单元阅读教学程序完成之后，就是写作训练程序的开始：先讲《作文·汉语》单元写作的基础知识、自读课本上的学生优秀习作、然后进行写作训练、学生自改和互改训练。这套分编型课本编者的意图，是着重建立现代语文读写能力的训练序列。自1982年教材问世以来，语文单元教学的研究方兴未艾。大家都在探索单元教学与训练序列的关系、单元教学过程中讲读课文与自读课文的关系、课内自读与课外自读的关系。讲读、课内自读与课外自读三者之间的关系，有老师把叶老的“学步法”形象地比做“看我走”、“扶你走”和“放你走”三类不同课文的教学法的特点。
回忆与王连云老师相识、相知、相熟的难忘经历，也是我学语文教语文，不断在教学中成长的过程。
我与王连云老师相识于1983年8月4日。
那天上午，张定远老师主持大会，请张必锟和王连云两位老师，分别介绍《阅读》文言文单元和《作文·汉语》的编辑意图和教学建议。会后，张必锟老师介绍我认识了王连云老师。
从83年开始，人教社每年暑假都召开全国实验教材工作会议，84年在兰州，85年在青岛，86年在太原，87年在上海，88年在西安开总结表彰大会。每次开会期间，王老师都要找我详谈写作试教情况，告诉我如何收集整理第一手资料，指导我对试教资料进行科学分析。
86年暑假在太原开会，8月1日晚上，王连云老师与我谈话，他说国正先生与他研究初中《作文·汉语》修订时，拟调我去北京参加写作教材的修改工作，初步定下用一个月时间完成第一册的修改工作。让我回学校先给有关领导打招呼。等人教社通知到了之后，即赴北京工作。
一个月时间，在人教社地下室招待所，朝夕相处，在王老师的领导下，如期完成了修改任务。在最后一次工作会议上，国正先生和张厚感副主任肯定第一册修改任务，达到了预期目的，感谢大家，特别感谢来自一线的我们三位中学老师。同时宣布，后面五册的修改工作继续请我们三人参加，不过再不集中到北京来了。请王连云老师把修改的具体任务分给各位，按这次的修改原则和方法，各人在家完成初稿后，挂号寄到人教社，请厚感和连云两位审阅后，提出再改的具体意见，再回寄给三位老师修改后，交给王连云老师汇总定稿。
我在会上发言，非常感谢国正先生、中语室黄光硕主任、张厚感副主任，还有王连云老师、张必锟老师和朱永燚老师，感谢他们对我的关心和帮助，特别感谢国正先生和中语室对我的信任和鞭策，让我继续参加修改工作。但我有一个想法，不知是否合适，是否可行，请领导决定。
我的想法是，把人教社分给我的后面五册的修改任务，交给我们湖北省参加第一轮试教的另外五位老师来分别完成。因为我们这六位老师在湖北省教研室的领导下，第一轮初中试教都取得了丰硕成果，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且他们五位老师都比我强！请各位领导考虑行不行。
后来中语室领导与湖北省教研室领导商定同意我的建议，由那五位老师在省教研室的指导下完成了人教社的修改任务。
王连云老师当时盛赞我的团队意识非常强，其实，我在人教社中语室感受最深刻的正是全体编辑的亲密无间的团队意识。否则怎么可能为中学生编出那么多优秀教材呢？
然而，当周正逵老师把他的高中《写作》教材设计思路说给我听了之后，我不得不佩服他！
他的思路非常清晰而有序：高一，思维和语言；高二，思路与章法；高三，思想与理义。
凭直觉，高中《写作》教材的修改，“正逵思路”比“连云思路”可能要好一些。
后来我调到海南去了，离语文教改实验越来越远了，也不知道后来高中《写作》实验教材的修改，到底是按“正逵思路”还是“连云思路”。但是，我想不论是按哪位的思路去修订，一定还是人教社中语室团队的最优秀的写作教科书！因为我知道他们都是国正先生最得力的资深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