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人生（177）我的四叔

闲话人生（177）我的四叔

儿时的记忆中，怎么也找不到四叔的一点点印象。只从祖父的言谈中，知道我的四叔在铁路局工作，非常忙，从来没有回通湘门外李家花园老宅，但每个月按时给祖父汇零用钱。祖父收到汇款后，就带着我去首义路与张之洞路交叉路口的那个邮局取钱。然后去剃头，剃完头再去买点零食回家。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1984年8月16日,出差途径宝鸡，下车去看望四叔。

那一年暑假，湖北省教研室张老师通知我，人民教育出版社语文教材改革实验备课会在甘肃兰州举行，我们湖北实验班执教老师一行8人，赴会走的路线是武昌到西安，一路硬座再去兰州开会。返回则从兰州到成都，再到到重庆坐船顺流而下回武汉。我立即请示他，经允许到宝鸡时，下车去看望我的四叔。

那个时代的绿皮火车不能与当下高铁同日而语。15日晚上9点从兰州火车站出发，乘硬座到宝鸡已经是16日中午一点半了。到车站打电话给四叔，他马上到车站接我到家。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到家还没有与叔叔婶婶说几句话，眼睛都睁不开了。婶婶就说让培永先睡一会，休息好了再说吧。哪知道，我一觉睡到六点多。

婶婶曾于1982年底，退休后，特地回武汉看望她的三位兄嫂。通湘门外李家花园老宅，早就消失在城市发展之中了，连地名都没有了。她只有一家一家登门拜访，与各位兄嫂畅述多年未见的思念，互告各家如今的幸福生活，并留下了通讯地址和电话号码。在武汉盘桓多日，到武昌时，还特地到我工作生活的华中师大一附中看了看，吃完中饭后，我的爱人陪她去游览新修的黄鹤楼，还去汉阳归元寺数了罗汉。

热情好客的婶婶让我睡下之后，忙了几个小时，外出买菜，回家做了一桌丰盛的佳肴，六点钟才叫我起来吃饭。让我陪叔叔边喝酒边聊李家花园的往事。

我们喝酒时，离四叔9月1日正式退休，只有十几天时间了！四叔见到多年未见的侄子已近不惑之年，感慨无限，端起酒杯一饮而尽，打开了话匣子，娓娓道来。

我听四叔讲那过去的家事。

四叔生于1923年，是祖父的幺儿子，名叫光松。那时李家花园还在张之洞路与黄土坡（解放后更名为“首义路”）交汇处附近，祖父有四个儿子：长子光柱，是我的父亲；次子光卿；三子光楷。家中老大和老三，十几岁就跟着祖父种花一生，老二到汽车行学会开车后，就在外面跑运输。

四叔1939年技校毕业后，虚报两岁年龄到邮局谋一差事，后辗转到铁路部门工作，一直到退休。

四叔离开武汉是在五十年代初，那时，李家花园早已搬到通湘门外了。张之洞路上的那个李家花园，是祖父亲妹妹的严家花园倾情倾力资助下创建的，他苦心经营二十多年后，赚了钱，于四十年代在通湘门外买下一块荒地，建起了自己的花园。其中一栋住宅，就是祖父为他的四个儿子建的。

四叔边喝边说，勾起了我那淡忘了的儿时的印象。

模糊的记忆渐渐清晰了。记得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从武昌大东门到梅家山，再到武昌起义门，还残存一段土质的城墙，上面长满野草。从张之洞路武昌通湘门出去，有一条石子路，走一二百米就可以看到任家湾和刘家湾，穿过任刘二湾，再翻过粤汉铁路，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走五六百米就到了武昌晒湖西边的李家花园。

映入眼帘的第一栋房子就是李家的住宅，新中国建立后，被命名为“新农村1号”。住房建筑是典型的湖北农村风格，土木结构。住宅大门进去是一个比较宽敞的堂屋，堂屋两边有四间卧室，前面两间卧室的门对着堂屋，后面两间卧室的门，对着堂屋后面的一间在湖北农村叫做“倒（dào）屋”的房间，“倒屋”与堂屋之间是用木板隔开的。堂屋正对大门的隔板前面的神龛上，供奉着我们李家的列祖列宗牌位，旁边还有一个古色古香的木箱，里面存放着《李氏宗谱》，那也是我们李家唯一的一套书。后来，在文革初期，被我的大姐夫回来拿到门外一把火给烧掉了。还美其名曰，破四旧从我做起。

神龛下面还有一张八仙桌。堂屋两边靠房间木壁，一边摆放着四把太师椅和一张茶几。

“倒屋”开有后门，后门与大门在同一中轴线上，挨着后门有一个木楼梯可以上二楼，二楼堆放一些杂物。“倒屋”后面是厨房。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们一家住在进堂屋左边一间，三叔一家住在进堂屋右边一间，二叔一家住在三叔隔壁，祖父一人住在我们家隔壁。祖父住的这一间，1953年前是四叔一家的住房。

四叔心中的老宅，就是我儿时幸福的乐园。

最快乐的是过年。

除夕之夜，从住宅大门口到花场四周，再到花房门口，三五步之距就插一只大红蜡烛，夜幕降临后，所有蜡烛全点燃，祖父借此祈祷来年花事如火如荼，香花生意兴隆、前途一片光明。我和三叔的长子茂永、四叔的长子大双、小双几个小孩，就拿着祖父给的烟花炮竹，来回在住宅和花房之间跑着欢叫着，鞭炮声、五颜六色的烟花，让我们流连忘返。

玩累了，就回到堂屋，围着一个大火盆，听二叔、三叔给我们讲故事，我的父亲不善言辞，早就去花房守护过冬的香花了。那时候，没有电视，连电灯都没有。但是除夕之夜，门外一直到花房大蜡烛的烛光，通宵映照着李家花园；堂屋也是灯火辉煌，叔侄们谈笑风生，热闹非凡。还记得两个叔叔总是非常认真地宣布，谁能守到天亮，明天就去“长街”（解放路）给你们买一双新皮鞋过年！结果，总是在黎明前就呼呼大睡，叫都叫不醒！

我陪四叔喝了一口酒后，说：“那时候总是看不到您啊！”

四叔微笑着说：“我那时正年轻啊，还不到三十岁，在武汉铁路局的工程部门工作，哪里开始修铁路就到哪里去，从来没有在家过一次年。刚解放不久，国家决定建设鹰潭到厦门的铁路，由中南设计分局设计，武汉工程局早期去做开工准备，我去那里干到52年底，又随武铁工程局到宝鸡，参加修宝鸡到天水的‘宝天线’。那时交通非常不便利，大双、小双也到了上学的年龄，再加上宝鸡气候比武汉好多了，而且物价也比武汉便宜多了，经祖父同意，1953年，我们一家就搬到宝鸡定居了！”

四叔说完，又抿了一口酒，似乎在回忆当年在宝鸡的那一段，拖家带口、艰苦创业的人生苦旅。

婶婶给我们上了最后一道菜后，四叔关切地说：“你也坐下来和培永喝一口吧！”我赶忙站起来，举杯，“叔叔婶婶，麻烦你们了，我敬两老一杯！”

婶婶喝完酒后说：“哪里有什么麻烦？你大老远来看我们，高兴都来不及啊！”她接着说：“前年回武汉，看到你们各家各户长辈健康快乐，晚辈家庭和睦，事业有成，非常高兴！”

婶婶热情待人、谈吐不凡，五十年代的街道居委会主任的风采依旧。她和叔叔年轻时都是基层领导，叔叔1956年已经是处级干部，组织上为了培养他，送他去唐山铁道学院干训班学习了四年。那几年，可辛苦了婶婶啊！

四叔深情地回忆往事，“毕业后回工程局，又到福建去施工了。几年后成立二局，回来到二局十一处任付处长。大约是在1972年左右吧！铁道部有一个文件，要求照顾老弱病残的干部，还将一些常年在工程局四处奔波的老人，调地方局工作，以便照顾家庭。四叔调回宝鸡，到西铁工程处五段任书记兼段长，后调西铁电化段任书记。1978年左右调宝鸡分局任付局长，1983年退居二线。再过半个月就正式退休啦！”

说完无限惆怅。感觉自己身体还硬朗，但已经无所事事了，虽然儿孙满堂，但还是心系一生钟爱的铁路事业啊！他说准备办完退休手续后，跟婶婶一起去各地走一走，看一看铁路事业的快速发展。让我陪他喝完最后一杯，带我去两个堂弟家看看。沿途告诉我，他的一对双胞胎，当年中学毕业安排在贵州铁二局，一生都在那里工作；女儿在西安航天公司工作。还有四个儿子当时都在宝鸡铁路局不同单位工作。

四叔一生都献给了祖国的铁路事业，只要国家需要，指向哪里，他就奔向哪里。1972年组织上照顾他，调回宝鸡工作。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接到铁道部指令，他立即带队前往唐山抢险救援，恢复重建，直到1978年调回宝鸡铁路局任副局长。

四叔一生以铁路事业为己任，不论在哪里工作，也不论担任什么职务，都密切联系群众，关心职工生活，深受职工喜爱；56年就是处级干部了，从来不摆官架子，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常年奔波在铁路工地。他那个年代每月拿近百元的工资，也算高工资了，但是，他不抽烟不喝酒，只给自己留10元生活费，其余全寄回家养育子女；还按月给祖父汇10元零花。

四叔于2018年元月18日寿终正寝！享年95岁。

深切怀念我敬爱的四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