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人生（140）与世无争的韩宪伟

闲话人生（140）与世无争的韩宪伟

韩宪伟是我在湖北省实验师范学校（以下简称“省实师”）短训班的同班同学。当时，我没有被大学录取，却接到武汉市教育局录用通知书，通知我于1965年9月1日到省实师短训班报到。

“华师一附中高三（2）班团支部书记没有考取大学”在学校疯传一时，几乎人人皆知，我感到无颜见江东父老。当时正好新疆建设兵团来汉招收知识青年屯垦戌边，远走他乡是我最好的选择。当我去学校办手续时，团委书记蔡清萍老师晓之以理：团员要服从组织分配；动之以情：说得过肺结核病的人去北方生活对肺很不好，耐心劝我去省实师报到。加之父母苦口婆心规劝，我犹犹豫豫，思想斗争了一个多月，直到在家过了国庆节和中秋节才不情不愿去省实师报到。

报到后，才知道我被分到语文二班。班主任黄娉琴老师，一位身材苗条漂亮的中年女老师满腔热情地接待我，问了我的基本情况之后，就带我到教室，对全班同学说：“李培永同学今天来报到，我们班就全部到齐了。他就是你们的班长，请大家热烈欢迎！”

语文二班的同学都是来自武汉三镇的高中毕业生，都曾经是各校的佼佼者，因了“不宜录取”而被录用为中学语文老师。虽然人已经服从分配，到了短训班，可心难服啊！尽管学校食堂餐餐鱼肉、美味可口，但不可心，于是每天晚餐都有一些学生三五成群到外面去吃喝。我和副班长刘福民，还有韩宪伟、周立三、熊传德等经常聚在一起，哪里是去吃喝呀，只不过借酒消愁、吸烟解闷而已。每次回到学校上晚自习之前，先回宿舍洗口刷牙，还要问问同伴：“还闻得到烟味吗？”其实，当时也没有老师到教室来检查，就是当“三好学生”当惯了，担心被老师发现自己变坏了。

原定培训一年后分配工作，因文革推迟到1967年12月才分配。不成想，我和韩宪伟一起被分到武汉市水厂路中学。因为他在文革中是“逍遥派”。而我是“保皇派”，都不够资格分配到老校、名校。报到以后，我们两人分到同一个宿舍，还有一个数学班的周良君。三人住在一起四年多，直到1971年国庆节，我结婚，学校同意把那间房作为我的婚房，他们两人才搬走。

武汉市水厂路中学是市教育局新建的十六所新校之一，所有领导都是从其他中学调来的中年人，第一批四十个老师都是年轻人，19人是华中师大65届毕业生，21人是短训班结业的65届高中毕业生。教的第一届学生，是69届14个班的初中毕业生。

那时，学生没有课本，教师没有教案，教学没有计划。学生放学以后，年轻老师就下棋打扑克。韩宪伟身高一米八，不喜欢下棋打牌，他在宿舍就拉胡琴，他常拉的二胡名曲《江河水》，虽然不像名家那样令人荡气回肠，但还是给人一种凄怨情绪的感染；要不就下楼和学生一起打篮球。后来经学校领导研究同意，他组织了女子篮球队，每天早自习之前，下午放学之后训练，不到一年时间，他带领的女子篮球队，成了硚口区的冠军队。后来他改行当体育老师了。与其说是兴趣，还不如说是体育老师更自在一些，与学生打交道比与很多老师一起坐在办公室更自由，更合他与世无争之意。每天晚上，九点左右睡觉，早上五点多起床去篮球场开始做准备活动了。

那时也没有电视，我和周良君，每天晚上下围棋，两人棋力不分伯仲，常常三盘棋还没有下完就已经半夜了。好在会下围棋的都自觉遵守“落子不悔”的规矩，也就从来没有争论，也就从来不影响早早入睡的韩宪伟。他每天早上起床、洗漱轻手轻脚，然后轻轻带上房门下楼。三人互不干扰，各得其所，相安无事，和谐而居。不说友谊天久地长，也与日俱增，成为一生的朋友！

1971年，我结婚后，学校把我们三人住的宿舍给我做婚房，他们两人搬到另一间去了，但我们的友谊却从未中断。

1975年大年初三，我的小女儿在武汉同济医院出生，就是韩宪伟在产房门口看的第一眼。当我从学校一手抱着大女儿、一手提着鸡汤赶到医院时，他说：“你走一会，静仪就生了！护士抱出来要家属看看，我帮你看了，好好玩啊！肉嘟嘟的！”两个女儿都是我在水厂路中学工作时出生的，静仪在坐月子期间，我的两位室友经常光顾我家，帮我一起“消费”那些老婆坐月子期间的“残菜剩羮”。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调回母校华师一附中之后，在众多老师争要我住过的教师宿舍那一套单元房时，学校领导分给他了，因为他的篮球队为学校争得了许多荣誉。与世无争的他得到了积极的回报！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调到海南农垦中学去了，有一年放暑假之前，一位农场负责人找我帮他请一位篮球教练，我推荐韩宪伟，介绍了他的业绩之后，他们立即发出邀请函。韩宪伟一放假就带着他的宝贝女儿飞到海口，我们多年不见之后相聚在天涯海角，无比兴奋！韩宪伟不负厚望，协助该农场篮球队强化训练后，夺得农垦总局篮球赛冠军。回汉前，我们在海口畅述别后多年各自的情况，倍感欣慰。

自从2007年女儿为我们在武昌南湖买房之后，我们每年都要回汉住几个月。一回到武汉，水厂路中学的“元老”们一定要聚会，韩宪伟逢会必到，且与大家谈笑风生，非常活跃，完全与年轻时的他判若两人。

也有同学问过我，你与韩宪伟那么好，你知道当年他是为什么“不宜录取”吗？

这一问，还真问着我了。我这个人有许许多多朋友，但我与朋友交往，从来不打听朋友不想说的事情，也许在华师一附中读书时就已经养成了这个习惯，高中毕业之后，才知道我们那个二班，真是不一般！许多同学的爸爸妈妈都是高干，有的是武汉军区政委、还有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省人事厅厅长等。我的那些学友自己从来不在同学中炫耀，更没有同学自夸“我的爸爸是李刚！”。有好多朋友，直到老了，我们还不清楚他们的家庭情况。与韩宪伟交往也一样，记得曾经去过集家嘴附近韩宪伟的家，只见到过他慈祥热情的妈妈，一口山西话，做的那个饺子和手杆面条啊，真是太好吃了！可韩宪伟说的是标准的正宗的武汉话，吃的也是武汉味口，也没有想一下这是什么原因？每次去他家，一次都没有碰到他的父亲。我没有问，他也没有说。

这次，为了写这篇文章，也为了给自己N年来的疑问一个准确的答复，我们视频聊天时，我开口问了韩宪伟。我是这样说的：

“宪伟啊！我当年没有被大学录取的原因，退休后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看到了自己档案中的政审‘材料’，之所以不说是政审‘结论’，那是从来就没有什么结论。因为当时中南路派出所的同志说：他们家‘至少是小土地出租，也可能是一个漏划的地主。请你们根据档案中的材料予以确定’。没有结论比那结论通不过政审，更让人难以琢磨，那个年代，哪个招生的愿意自找麻烦呢？最后确定的是我到了短训班。你知道你的档案中有什么材料吗？”

韩宪伟还是那样憨厚地笑了笑，慢条斯理地说：“我不用看自己的档案都知道是怎么回事。我的祖父当年在山西是著名的开明绅士，跟两边的领导都有联系，抗日战争时期，斗争形势非常复杂，后来被老家的抗日根据地政府给枪毙了。我的父亲就从老家跑出去参加了八路军，解放战争期间随军南下到了湖北随州，留下来当了县政府领导。因了祖父被枪毙而一直原地踏步，没有想到65年高考，我也因此‘不宜录取’。所以，在短训班我学会了抽烟喝酒，到水厂路中学后，我就拉拉二胡打打球，百事不管不问！改革开放后，山西省委有关部门在《山西日报》公开为祖父平反昭雪，后来父亲也调到武汉市一个国营大工厂当厂长，退休后享受离休干部待遇。我还能怎样呢？现在每个月八九千退休工资，很好了！女儿女婿一家四口在上海也非常好！知足了！”

知足常乐是我们这代人的特点，韩宪伟一生与世无争，但那种执着追求做好平凡的本职工作、踏踏实实的作风，集中展现了我们这一代人的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