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中国大使馆

80年代初，美中关系处于蜜月阶段，每逢国庆，大使馆便举行各种不同的招待会，邀请从正式官方到非正式民间的各界人士。连续几天，一到傍晚，使馆门口车水马龙，好不热闹。那个时候大使馆位于康涅狄格大街，离动物园不远。原来是一家酒店，以后改建成公寓楼，美中建交后中国购买下来成为大使馆。

我参加了一次大使馆国庆招待会，受到邀请的大部分是政府和教育界人士。使馆的内部格局还是像酒店，一进去是大厅，二楼有会议厅，餐厅。除了大使以外，使馆全体人员都住在使馆内。那个时候申请中国签证的人不多，所以签证处也在大使馆内。后来申请的人多了，签证处就搬到威斯康辛大街。

教育处一位官员接待了我们，先是讲话，表示欢迎；然后进餐，自助餐形式；最后看电影，祖国大好河山。那顿自助餐可真不怎么样，按现在的标准，和外边二流三流中餐店的美式中国菜差不多。有一道菜是把热狗切成小块烧在白菜里。也难为使馆的大师傅，那个时候没有大中华超市，想买正宗中国食材还真难。也苦了使馆工作人员，不能带家眷，整年整月吃不到地道家乡菜。也许是我们的档次不够，拿热狗白菜唬弄我们。

大使章文晋的待遇不同，他跟夫人住在大使公馆。一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去做客以前很兴奋，说她从来没去过中国人的家。回来后有点失望，因为章文晋家里的家具全是不锈钢和塑料贴面之类的现代家具，墙上挂的也是西方油画，和美国人家里没有什么不同。不过她对晚饭十分满意，说第一次吃到地道的中国菜，很多菜连听都没听说过。不知是什么山珍海味，一定是空运过来的。

巧得很，在那次招待会上我遇到了我们家的邻居老曾，在大使馆工作。与其说是邻居，不如说是房客。我们家有四间房，文革期间两间被让出去给别人住，其中一间住的就是老曾夫妇。老曾是北大的年轻教师，刚结婚不久，没有自己的房子。两口子和我们共用厕所和厨房，早出晚归，白天家里并不显得拥挤。老曾非常客气，闯入生人的家里住，脸上的微笑总是带着尴尬。他手脚勤快，帮助奶奶把厨房收拾得干干净净，抢着倒垃圾，搬蜂窝煤，有时还从学校食堂带回饭菜，反而让我们觉得不好意思了。后来父母下放到干校，我们兄弟二人下乡插队，老曾对奶奶的照顾更是无微不至。我们相处得很好，一起住了几年，学校落实政策后，他们两口子搬走了，还回来看过我们。

在美国见到老曾真是意外惊喜。他成了我家的常客，有时候我开车去使馆接他，有时候他自己开着车就来了。当时并不明白，我们这一来一去，他开着大使馆的车，后面一定有盯梢，我好像也就上了FBI的黑名单。几次从北京回来，被请去喝茶，让我纳闷了好几年，怎么就不请别人呢？

有两个公派留学生，苦于找不到住得起的房子，求使馆协助。老曾跟我谈起这件事，问我有没有可能低价出租一间房。我和太座觉得可行，把整个地下室租给他们，旁门出入，有自己的厕所，不可以用厨房。那个时候租一间屋子的行价大约一个月150块，我们的租金低得可笑，每人只收20块，还包水电，简直就是白住。两个人都是30开外的人，老王的性格跟老曾差不多，和蔼可亲，每个月交房租都是二话不说，还很感谢我们。另一个人老马有点倔头，不跟他要他是想不起来交房租，甚至提出来能不能便宜一点。国家给的生活费太少，他们的日子也真是够苦的，天天吃方便面。

以后找使馆帮忙的留学生多起来了，老曾就跟我协议一个方案：用我的名字在大学附近买一栋房子，使馆帮忙出首付，当留学生宿舍，我收房租，不必交还使馆首付。这时候我有些警觉了，跟中国大使馆走得太近了。当时使馆有规定，工作人员休闲外出必须至少二人同行。可是老曾每次来我家都是一个人，我大概成了统战对象，老曾出来是工作，可以一人单行，而且可以开使馆的车。

要是我当时贪财，想来想去以后没好果子吃，一条辫子两边抓。我的生活一直并不宽裕，没有能力当地主买房出租，可是从来没后悔放弃赚使馆钱的机会。

不久老曾就回国了。不记得是不是问过他是怎么当上外交官的，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一定是党员。这也让我怀疑，当年他住进我们家是不是被派来监视我父亲。不管怎么样，老曾人很好，以后就再也没有联系了。

1989年，中国大使馆门前又热闹了一回，但不是国庆宴请。我参加了那次抗议活动和烛光悼念。那是我最后一次与中国大使馆的近距离接触，以后也再没有收到过招待会邀请。下面几张照片是当时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