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组的另类故事之七—“知青组长大江的二、三事”

下面要说一下后一任知青组长的事；讲知青组的故事不提到组长显得不全面。第二，他是我多年的好友，说别人不说自己的朋友显得不公正，于公于私都应该写这一篇。

第四任组长

大江这一批知青是在1976年的9月1日来到大官庄的（这批知青13人,其中男生6人，女生7人，详细名单附后）。他们的到来不仅给知青组增添了新生力量，更打破了知青组里沉闷已久的空气。

首先是组委会需要变更，原来的女组长刘爱玲已经干了多半年，尽管她为全组的工作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任劳任怨，个别人还是对她有意见，这让她有点心灰意冷，萌生退意。现在新的知青来了，而且在人数上又占了多数，更应该选一个合适的人来担当组长，老知青则退居辅助地位，合情也合理。在这样的前提下，在新的带队干部付忠慧老师的主持下，产生了新的一届组委会。

新的组委会由大江担任组长，徐迎春任副组长，蔡跃军负责团小组工作，老知青组委会的成员一律宣告“告老”（暂时还未“还乡”）。

多才多艺

大江担任组长我举双手赞成，不仅他高大帅气，在他们这一批知青中身格无疑是最棒的，带领大家参加劳动能起到表率作用；二是他爱好文艺体育，组织知青的业余活动也没有问题，我俩很快在多个方面成了很好的搭当。

本来我负责组里宣传的，这不仅是我的特长，也是我的爱好。可是，由于下乡以后我的组织问题上遇到了一些不公正的对待，造成了我的情绪低落，不想管这些事了，可谓“私心满满，革命意志衰退”，只想一心一意投入到练琴之中。大江的到来对我的帮助很大，在组里的宣传方面本来“单打一”的局面形成了“二重唱”，无论是出专栏还是黑板报，他都给予我很大的支持。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跟王克还有付金戈二位负责“舞文弄墨”， 大江负责“摇唇鼓舌”。在美术方面，他有很多不同的想法与做法，比如专栏上的美术字标题过去都是我直接用笔写出来，由于技术和色彩的原因，那些字看起来并不那么美观。后来，在大江的建议下，我俩多次采用了剪纸或者雕刻的方法，使的那些标题更加醒目和持久。

在文艺方面，大江喜欢唱歌，他自己讲他当时最喜欢唱俄罗斯的那首《让我们举杯》。不仅如此，他文艺活动组织方面也成为我最好的支持者和参与者。1977年春节期间，地区知青办组织要一次回潍向知青家长的汇报演出活动，我们公社从各知青组抽调了一些人，由我担任队长，编排了两个节目，一个是手风琴伴奏的男声小合唱《四人帮都是坏东西》，另一个是女生舞蹈《绣金匾》，大江协助我组织了男生小合唱的排练和演出，并亲自参加了演唱。在春节期间，我们公社知青的两个节目与诸城昌城公社的知青节目一起，在地委大礼堂里向全体知青家长做了演出，获得了圆满成功。

体育方面大江也是一员猛将，也许大家都忘记了，大江的羽毛球打的很棒，全组数他的水平高，而且是专业级的。本来组里有几付羽毛球拍子，我们这些人有时也喜欢在院里舞几下。可是，大江他们来了之后，就显的我们都是些小儿科了，如果与他对阵的话，几乎一个球也接不起来。后来那几付拍子都被打烂了，也不知道后来有更新了没有。

任劳任怨

我估计大江担任组长应该是大官庄知青组里最长的，从1976年秋直到1977年末，前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带领全体知青，参加了两次秋收，一次春播，一次夏收，几乎两个冬天的农田劳动。1976年夏天的抗洪和冬季的修大寨田，挖水渠等艰苦的劳动他都参加过了，而且还要带头苦干，付出的艰辛和汗水也是最多的，这些大家都应该有目共睹。组里有的人喜欢泡病号，不出勤或者请病假回潍，可他作为组长不能这么做，他必须时时刻刻坚守在村里（集体放假除外），再多的委屈也要忍着，再多的怨言也要听着，以现在的话来说，当这个组长实在是太不划算了。

有一次组里集体放假回潍探亲，由他和高健看家。临走组里前摊了许多煎饼，由于人少吃的慢，那些煎饼很快都长了绿毛。扔了吧，太可惜了，毕竟都是知青们的口粮，用汗水换来的呢。于是他和高健每天都把那些长了绿毛的煎饼用水洗一下，到锅里热一下，就着所谓的“虾酱”继续吃。就是这样，他同高健，组里的另一位“老黄牛”，一连坚持了十几天，天天煎饼，我想他俩当时一定吃的眼睛都发绿了。

说到虾酱，大家还记得我们当年吃的是些什么“酱”吗？有时喉从里面还能扒拉出活的苍蝇来，如果拿到现在，你肯定不会去看一眼或者尝一口的。就是那样的条件下， 他和高健还要每天到菜地劳动，推车，送粪，清理院子，付出高强度的劳动。

多次被“围攻”

各位乡亲不必回避也无须紧张，如今一切误解与怨气都已经消散，讲这段往事是为了珍惜我们由此培养的友谊。别以为当了知青组长获得了什么好处，其实除了埋头苦干，还要面对来自各方面压力和冲击。

知青们有着不同的家庭背景和生活习惯，来到一个集体以后，发生碰撞是难免的。大江有着与众不同的性格，担任组长以后，跟各位发生误解和冲突的几率就更多了。首先是他比较有主见，不随波逐流，不太会轻易被别人的说辞所动摇，因此一些人认为他高傲自大，不接受群众意见；二是大江的生活作风严谨，特别讲究卫生，个人仪表和穿戴，一些人则说他脱离群众，与乡村和贫下中农格格不入。比如他在帮炊的时候坚持把碗筷放在大锅里用开水煮来消毒，劳动的时候还穿着雪白的衬衣和漂亮的毛背心，从而引起了社员的好奇和围观，不一而举。于是，组里的多位知青联合起来给他提意见，甚至还要求带队干部罢免他等等。据说有一天晚上的小组会几乎进行到了凌晨，可见意见之多，火力之猛。这哪里是什么“小组会”，明明是一场“批斗会”嘛，大有不把大江批倒斗臭绝不罢休的意味，真不知大江怎么能顶得过去？

大江还有过一次被组里的一伙老知青“批斗”的故事。1976年冬天，前组长刘爱玲在一次帮炊的时候，不慎摔碎了一大摞碗，尽管人没有伤着，可知青组损失了一大摞碗。作为组长的大江说了她几句，主要还是提醒她要当心，别无他意。可是另一位老知青得知此事后借题发挥，带领好几员女将找到了大江要“交换意见”，实际上是开了大江的“批斗会”。她们在会上舌枪唇剑，说大江不尊重老知青，摆架子，高傲等等，实际上，她们是在发泄对前些天就工的不满。好像那次就工中男知青走了张利国，刘育东，宋伟平和谷卫民 ，女知青走了腾锐和刘敏（我当时在县里，不太了解细节，如有错误请大伙更正）。实际上，就工知青组里说了不算，谁走谁留都是大队和带队干部决定的，知青组长没有多少发言权，大江那次是被误解而被“误斗”了一回，实在是冤枉的很！

高考前后

1977年夏天知青组掀起了一股复习考大学的热潮，谁都知道那是一次期望了很久的机会，决不可轻易放过，因此争分夺秒地利用一切可能的时间进行复习。许多人（也包括本人）都利用各种借口请假回潍，找老师，借资料，全然不顾什么接受再教育和参加生产劳动了。

对此，带队干部很生气，一再捎信让那些回潍坊的知青回村参加劳动。记得在一次小组会上杨金礼老师毫不客气地说：“都象你们这个样子，贫下中农的孩子不用考大学了！”

其实，作为一个年轻人，大江同大家的心情是一样的，他何尝不想去借资料和复习功课呢？可是他作为知青组长不能忘记自己的职责，他必须作出牺牲，首先要协助带队干部维持好知青组的秩序，带领大家参加劳动，至于复习功课只好放在劳动之余了。

后来，大江，小杜，王克和我等几人组成了一个复习小组，有空就在一起讨论复习问题。大江的化学功课不错，在上中学时他就是化学课代表，因此他成了我们的化学课辅导员，有关化学的问题都去请教他，让我们受益匪浅。

（题外的话：王克的语文水平较高，有关语文的问题他是我们大家的辅导员；我本人好象数学和物理课强一点，在复习中比较有发言权。另外，组里还有几位女生在复习中悄悄给予了我极大的帮助，可惜我对她们连说句感谢的机会都没有。）

就这样，在最后几个月的复习中，我们互相帮助、相互补充和鼓励，在昏暗的小油灯和寒冷的宿舍里刻苦地准备着，迎来了考试的那一天。

1977年12月10日是我们终生难忘的日子，那天早晨，我们组里众多知青冒着刺骨的寒风，踏着冰冷坚硬的路面，步行八里来到公社联中，参加了文革后恢复的首次高考。

虽然那次只有大江，克强，逄力男和我有幸被录取了，但其他人同样也付出了艰辛和努力，我们将永远不会忘记我们一起走过的那一段路。

就工与上学

1977年12月下旬，又一次就工的机会降临到了知青组。我随着1975年那批知青中剩下的其他6位男女知青返城就工。1978年元旦前后，大江，克强和我先后接到了入学录取通知书，又返回到大官庄填政审表，去红沙沟医院查体，然后奔赴各自的学校。

从此，大江结束了他的下乡生涯，迎着春风，背着行囊，怀着对未来的热切渴望，踏上了新的人生之路。

后面的事我就讲不明白了，还是希望他哪天心情大好的时候开启金口，自己吐露真言吧。

20/04/2016 多伦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