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组的另类故事之一“唱着歌儿下乡去”
（写在前面的话：前年，过去的知青伙伴建立了一个微信群，把相当一部分过去的伙伴召集到了一起，大家都有相见很晚的感觉。下面这些故事都是发表在微信群上的，现也列入本人的知青回忆录里）
第一篇：唱着歌儿下乡去
我们那一批知青是在1975年8月18日下乡的，离开的那天是在昌潍地区政府所在地的东西大院中间的南北马路上集合的（当时的东西院是分开的，没有南边的墙，更没有北面的大门和传达）。当时地委政治部系统有三个组去安丘县牛沐公社，一个去东田庄（后来搬往大盛），一个去吴家院庄，一个是我们组去马疃（后来搬往大官庄）。我们乘坐的是一辆解放牌卡车，十几个人和行李挤在一个车箱里，车箱前面还插着红旗。一开始大家还唱着歌：“塞北的荒原锤炼了我们的筋骨，南国的烈日晒黑了的臂膀。。。”，可后来车子扬起的尘土太大，活生生把我们这样一群朝气勃勃的知青，变成了一帮灰头土脸的小鬼，于是朝气也泄了，歌也唱不出声了。
在这里需要提一下，我们组的名单上共有十七名知青，其中男生九人：姜源源，宋伟建，张利国，刘育东，吕育林，杜仕仲，高军，刘克强 （因病休缓下乡）和本人；女生八人：刘爱玲，王建霞，腾锐，葛瑞梅，于敏，夏红，于洁和王艳君（本来还有一位黄旭东的名字在这个组里，可他却去了本县的另一个公社）。
来到安丘县牛沐公社的马疃村后，村里把最好的房子--大队部腾出来给我们住，女生住三个小间，男生住两个大间外加院子对过的一大间。知青们有一个独立的小院，院里还有一个小伙房。大队书记叫牛爱军，他们选派了贫协主任刘云喜大爷担任贫农代表，具体负责知青的事务，还派了一位白胡子大爷给知青做饭。那天晚上，大队在公社联中召开了欢迎大会，还专门请来了已经下乡一年多的大官庄知青组女组长小高给大家讲话 (也是一位“花木兰”)。大队和社员们的热情，让大家心里感到暖洋洋的。
知青组的第一任组长
带队干部姓赵，叫赵连起，来自昌潍地区粮食局，是一个文诌诌很憨厚的中年干部，大家都喜欢称他“赵叔叔”。知青组的第一届组委会是由带队干部临时指定的，因为大家彼此都不怎么了解。组长由姜源源担任，副组长由刘爱玲，吕育林和我担任。应当说赵叔叔指定江源源担任组长是个正确决定，因为知青下来面临着艰苦的劳动，选一个结结实实的男青年带领大家干活，可以起到很好的表率作用。如果选我的话，第一个累趴下的肯定是我了。很不幸的是，赵叔叔要我担任生活委员，负责知青组的生活，这可是赶着鸭子上架。这么多年的生活经历证明，我从来没有管理油盐酱醋的能耐。可是当时我不好意思推辞，而是“捏着鼻子”答应干一段时间试试看，不行再换别人。
谁知，“党”考验我的时候马上就到了。好象是没几周后，大队里要我们组自己去牛沐公社的粮站换面粉，这可是个麻烦事。怎么个麻烦法？从马疃庄到牛沐粮站来回三十多里路，怎么去？谁去？毛主席教导我们：“艰苦的工作就象担子，摆在我们面前，看我们敢不敢承担。。。”唉，没奈何，还是担任“生活委员”的自己去吧。
那天，大队团支部书记小王，还是一位未婚的姑娘呢，陪我推着三百斤麦子上路了。乡亲们哪，俺啥时候推过“二把手”车子呢？那就是第一次。
一开始，都是人家小王推的，人家还是位大姑娘呢，一个大小伙子怎能傻呵呵地跟在后面？太丢人了嘛! “俺就不服气了，怎么就推不了它？” 于是我开始跟她争着推，一溜歪斜地上道了，慢慢地也就走的稳了。走平路还不觉的累，可上坡的时候就需要前面用绳子拽着。当时正值八月下旬，中午前后还是很热的。途中要翻过一个好几里路的长长的山坡，可是累的俺俩都出透了汗了。知青们那里知道，那面粉不是用麦子换的，明明是俺们用汗水换回来的！
姜源源是个不错的组长，不仅小伙子长的帅气，干活也一马当先，真正起到了表率作用。更让蚂蚁敬佩的是他喜欢唱歌，而且是一位男高音。当时组里的气氛很活跃，好象每个人都有一把口琴，一到晚饭后，小院里就开演唱会了，不用邀请，各个争先，几乎每人都喜欢亮一嗓子。姜源源最喜欢唱的是《回延安》，《红星照我去战斗》，《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等，他那嗓音简直跟李双江能有一比。可惜他后来随母亲去了南方，走的太早，否则公社宣传队一定会调他去的。
另一位男知青宋伟建唱的也不错，也是男高音的材料。高军喜欢唱京剧，他经常唱的是《智取威虎山》中李勇奇的一段唱--《自己的队伍来到面前》。应该说，受他父母的影响，高军演唱的京剧还是有板有眼的。张利国是组里最喜欢唱歌的一位，他经常说：“不会生活的人就喜欢睡觉，会生活的人就喜欢唱歌。”因此，无论走到那里，都可以听到他那有点沙哑的歌声。他唱的《三套车》，《渔光曲》很有特色，《喀秋莎》也是他第一个在组里唱的。每当他唱的时候，大家就随着他哼唱，渐渐形成一个大合唱。“喀秋莎站在峻峭的山上，歌声好象明媚的春光。。。”如今我一听到这首歌，眼前都会浮现出当年农村的山水，知青的小院，还有知青伙伴们纵情高歌的情景。。。应该说我后来在艰苦的条件下喜欢并坚持练手风琴，与知青组的氛围有着很大关系。
相对而言，女生们比较矜持，她们不太好意思象男生那样，大大咧咧地不管在什么场合，咧开大嘴就唱，她们更喜欢在屋里偷着唱，或者男生不在的场合唱，比如在河边洗衣服的时候，干活的期间，或者收工的路上。虽然她们悄悄地唱，男生们还是偷听了，而且还悄悄地给她们打分。评来评去，一致认为女生中葛瑞梅的嗓音最好，适合唱女高音。有一次组里准备参加公社知青汇演，排练的是大合唱《毛主席走遍祖国大地》，担任女声领唱的就是她。小葛的嗓音高亢，甜美，很好地表达了那首歌曲，那也是我第一次给组里的演出担任伴奏。
其实组里的女生并不是守旧，她们只是比较稳重罢了，这与各位的家庭教育以及当时的社会风气有关。高中的时候，学校里男女生都不怎么讲话，更谈不上交往，因此下乡后男女的相处还是比较拘谨的，无事相互不讲话。对此男生们还没觉的怎样，反而是女生们觉的不对劲了。有一天，女生们主动提议，全组要坐下来相互提意见，为什么男生不理女生？是对她们有意见呢？还是她们哪里不好？她们抱怨男生们架子大，瞧不起女生，还背地里乱评论她们。哈哈，这一下倒弄的男生们很尴尬，不知道怎样解释才好？哪里是嫌她们不好，明明就是不好意思嘛，有啥好奇怪的？
不过，从那个“交心会”后，男女之间的相互猜疑消除了很多，相处的更加融洽了，开始互相讲话和帮忙了。比如缝被子吧，多数男生都不会，他们能洗干净自己的衣服、鞋子就不错了，拆了被子就不知道怎样缝起来，因此需要找女生帮忙。我第一次拆洗被子，就是请教了小葛，而且是在她的协助下缝起来的。不过我会缝鞋，多数女生却不会。小声地在这里说，我不仅帮男生缝过鞋，还帮过女生呢。
知青组的第二任组长
好象没多久姜源源就跟她母亲去了南方，知青组另外选举了宋伟建担任组长，刘爱玲担任副组长,王建霞担任生活委员，我担任宣传委员（那才是我最擅长的位置）。宋伟建是一位体格健壮，充满了正能量的青年。当时带队干部赵叔叔要求每位知青都要写日记，而且他还会不定时地抽查。对此组里有人反对，说那是侵犯了个人隐私。赵叔叔说，如果不敢让人看，就说明你的日记是“黑日记”。呵呵，谁敢不从？记得有一次开小组会的时候，赵叔叔特别提到他看了宋伟建的日记，其中有一句话值得大家借鉴，那就是“要理智地管理自己”。有这样的想法，对一位青年人来说是难能可贵的。尽管彼此分开了许多年，至今我还记得他的这句话，敬佩他的为人。
没多久国家改变了下乡政策，首先是“父母身边留一个”和“父母退休子女顶替”，知青组里先后走了姜源源，吕育林和王艳君。后来又实行了“老大不下乡”，组里又走了于洁和宋伟建。论起来宋伟建不是家里的老大，可是他的哥哥宋伟平，放弃了老大留城的机会，主动到乡下来替换弟弟。记得那天特别寒冷，可是宋伟平表现的手足情确让人感到很温暖。同他一天到来马疃的还有谷卫民，于是组里就成剩下了十三个人（刘克强还在病休中）。按照京剧《沙家浜》里的那段唱腔，那叫作：“看俺十三个“伤病员”，依然坚持在芦荡。。。”
知青组的第三任组长
宋伟建走后，组里又“推举”了刘爱玲当了知青组的第三任组长。为什么说是“推举”而不是选举呢？因为这次选举明显有“推”的倾向，也就是大家“推来推去”，谁都不愿当这个组长，尤其是众男生缺乏男子汉气概 (当然也包括本人)，没有一位敢于“横倒立马”，最后组长的重担就落到了刘爱玲肩上。大家都知道，当组长是个出力不讨好的差事，活要多干，气要多受，还要忍气吞声。后来的事情证明，刘爱玲是个好组长，尽管个别人瞧不起她，喜欢挑她的毛病，可俺还是要在这里讲一句公道话，刘爱玲干的不错，最起码比我干的多，干的好（讲到这里俺先戴上了头盔，免的有板砖飞来）。
于是，从那开始，每天早晨我们都会听到刘爱玲在院里那清亮的喊声：“下把了！（“下把”是当地上工的意思）”于是大家都带上各自的工具，来到院里，跟着她去上工。开学习会的时候也是由她给大家念报纸，领着学文件，当然啦，有时念错字是难免的。文革中，我们大家的文化水都不咋地，谁认的字比谁多呢？不能五十步笑一百步。另外，作为一名年轻女孩，刘爱玲没有一点娇气，重活累活都抢在前面，连学摊煎饼她也是第一人。记的帮炊的张婶问我：“你知道刘爱玲能吃几个煎饼吗？”我猜道：“三个？”“不对。”“五个？”张婶说：“再猜。”还能猜多少？再多了不可能了，男的也吃不了五个以上。可是张婶说，那天她暗暗地记着，我们的女组长吃了七个！天哪，怪不的她干起活来那么带劲呢，胃口好，心情好，才能起到领头羊的作用。
由于她的确表现不错（尤其是在一帮不怀好意的男生的坏笑声中），刘爱玲被评为先进知青，出席了1976年初的全县知青代表大会，那也是对她付出的肯定和鼓励。搬到大官庄后，大队又推荐，经公社党委批准她和王建霞入党（同时填写志愿书的本人却落败）。直到1976年夏收之后，第二批知青来到了大官庄，她才主动要求退了下来，由新来的大江接任。
原作于 07/04/2016 多伦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