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谈天下（21）回望六四 三十年后的中国
今天是六四天安门事件三十周年，这个是一个全世界关注，但是在中国尤其敏感的话题，作为当年亲身参与的百万青年的我，也已经步入中年了，但是我们不应该，也不能够忘记当年的那些日日夜夜。今天不做叙事，就事论事，综合整理一些网上的资讯，然后发表一点个人的感受。
六四马上就到了三十年，而这三十年正是中国从改革初期，进入到改革稳定期的关键节点，但是六四好险打断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短暂的开了历史的倒车。
美联社报导，中国摇滚音乐家李志从公众视野中消失已有3个月了。先是他的巡演被取消，接着他的社群媒体被关闭，随后他的音乐也从中国所有主要的流媒体网站中被删除，好似他的职业生涯从未存在过。目前没有人确定他的行踪。经纪公司和唱片公司也都没有回应。
李志与中国大多数艺人不同，敢于提出1989年6月4日以流血事件结束的天安门广场民主抗议活动的禁忌话题，创作了歌曲《广场》、《1990年的春天》， 以及《人民不需要自由》等有关作品。与此同时，李志在中国网路上全面遭到封杀。根据“中国数据时代”，中国政府4月21日发出指令，要求所有网址删除李志5首歌曲的所有音乐和影像。日前李志在获颁地10届中国摇滚迷笛奖最佳年度摇滚男歌手时，有别于其他获奖者和歌曲的明确称呼，只被称作“南京市民李先生”。
三十年后的今天，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民生也有了巨大的改变。但威权下政治腐败，权贵与资本勾结，公民的很多诉求无法正常表达，以及外部政治、经济环境的的恶化，再次让这个国家乌云密布。
“八十年代是中国充满各种可能的十年，是思想开放的黄金时代，”当时在上海读书的中国问题专家、美国克莱蒙特·麦克纳学院政府学教授裴敏欣说。“那时的中国充满各种可能，既有回到毛时代的可能，也有走向自由民主的可能，还可能向新威权主义发展，”他向BBC中文表示。
“那是有一个思想的外部思潮大量涌入的年代，或者说是文化的某种复兴，狂飙突进，”那一年在北京电影学院做教师的郝建回忆道。“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从未出现过。
六四以后，民主、群众示威以及政治体制改革成为了中共眼中不可跨越的红线。“六四”，成为中共政治改良的分水岭。
“六四改变了中国整个国家和民族的轨迹，”裴敏欣说。“八九让中国不可能在所谓的和平渐进体制内进行自我政治改良，这条路被堵死了。”
30年来，在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与网格化管理体系之下，中国大陆未曾再见要求民主的大规模群众运动，但共产党治下的中国民主环境每况愈下。2008年12月，在《世界人权宣言》签署60周年之际，303名中国各界人士联名签署《零八宪章》，呼吁中国修改宪法，分权制衡，推进民主化进程。但宣言发布后数小时，“六四”代表人物、《零八宪章》发起人刘晓波被拘留，后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被捕。2010年，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公民，而身在狱中的他无法现身领奖，直至2017年去世前，他一直与外界严格隔离，他的名字与“六四”一样，在中国都是禁忌。
高压“维稳”也成为中国“后六四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1989年2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时任美国总统老布什（George Herbert Walker Bush，又译布殊、布希）时强调，在中国“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六四一周年之际，《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稳定压倒一切》，之后“维稳体制”被贯彻到中国各个角落。
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刘能2010年撰文称，中国群体性事件自1995年起爆发上升，年增长率约为17% ，参与群体性事件人数也由73 万多人增加到307万多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2010年发表的报告也指出，伴随维稳投入不断增加，中国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数量非但没有减少，反而不断增加。
“这可能是早年共产党想象不出来的景象，”中国历史学者章立凡表示。“早年共产党还是想要均贫富、人人平等，但那个时候所谓的流血牺牲，不是想换来今天的场景。所谓的初心，早已经不存在了。”
在今日中国离民主与开放越来越远的同时，中共领导层对六四的态度没有丝毫松动，公开讨论、纪念六四仍然是政治高敏领域。就在六四30周年前夕，中国法院判定四名中国公民因自发制作六四纪念酒而犯“寻衅滋事罪”，反映出中共高层没有要反思六四的迹象。
习近平2012上台之后，在政治上保持高压下，党内推行了中共数十年来力度最强的“反腐运动”，打散诸多利益集团，清洗范围下至街道干部，上至政治局常委。据中国经济网报道，中共十八大习近平上台至今年5月，中国省部级及以上落马官员（不含企业任职）已达180人，其中包括一名正国级官员周永康，以及五名副国级官员徐才厚、令计划、郭伯雄、孙政才及杨晶。过去三十年间，中共体制不断自我进化、适应中形成的“后六四体制”虽一定程度上有效支撑了社会发展，但集权政治下不断累积的问题让习近平面临更大挑战。
“专制体制下的经济发展使得共产党内部退化很厉害，完全靠利益驱动，而不是用任何价值观念、理想主义、意识形态作为后盾经营。过去20年中，中国的精英和权贵全是机会主义分子，这种体制对政治强人上台根本没有任何抵抗能力，所有人都有可能被反腐清洗出去，”裴敏欣解释道。“而体制内没有真正有信仰的人，他们完全没有忠心、忠诚，很容易被各个击破。”
“专制体制下的经济发展使得共产党内部退化很厉害，完全靠利益驱动，而不是用任何价值观念、理想主义、意识形态作为后盾经营。过去20年中，中国的精英和权贵全是机会主义分子，这种体制对政治强人上台根本没有任何抵抗能力，所有人都有可能被反腐清洗出去，”裴敏欣解释道。“而体制内没有真正有信仰的人，他们完全没有忠心、忠诚，很容易被各个击破。”
“中共政权的支柱也就是这些特殊既得利益集团，”吴国光说道。“习近平相当于是撸起一把大刀砍掉了自己的胳膊。砍掉一只可以，但他还能砍掉第二只吗？”
在吴国光看来，习近平接下来“显然要走毛的模式”。但在用毛泽东模式理政的同时，如何避免毛路线的最大弱点——无法发展经济，是习近平面临的一大挑战。自2012年习近平反腐运动开始之后，中国GDP增速连年下降，而2018年开始的中美贸易战，更给未来中国经济带来诸多不确定性。
回顾30年来中国走过的道路，裴敏欣对当下中国较为悲观。 “现在的体制要比09年的体制看上去更没有希望，政治上压抑更重，经济也没有改革迹象”。“要说六四30年的中国跟20年、10年的中国相比，肯定是一个倒退，没有进步。”
总结一下，六四当年是民众对于腐败的强烈反应，但是腐败作为一个在中国这种特殊的政经结合体制下，不可避免的产物，后来的历史证明，反腐败只会产生更多的，不同形式的腐败，腐败本身已经不是能不能铲除，而是谁被铲除，利益重新分配而已。同时，它有几个有趣的附加效应。
第一，中国在六四后受到严厉的国际制裁，但是同时反而改革开放的大门开得更大，1993年的邓小平南巡成为一个新的转折点
第二，中国的利益集团重新分配利益，江泽民突然走上历史舞台，而他主政的十年，几乎是中国全面腐败，登峰造极的开始
第三，大陆华人因为多国对于六四绿卡（有点称之为血卡）的大规模开放，而出现井喷式增加，这个也奠定了工农兵学商，人人都出国的基础
回望六四，三十年弹指一挥间，当年追求民主自由的一代人，已经在中国全民向钱看的氛围下，被迫向生活低下了高昂的头颅，但是他们心里的那一种信仰可能永远也不会改变，但是后来的80后，90后呢，他们还会有兴趣去了解六四吗，这个可能只能留给历史去回答，如果有80后，90后的文学城城友也可以留言表达你们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