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寒：人格比任何东西都可贵——写在傅雷先生辞世纪念日之际
再过几天就是九月了，是吾儿入读公立小学三年级开学的日子。美国中部相比于美国东岸、西岸，开学开得最晚，不知是何缘故？这让我的儿子度过了一个漫长的暑假。
前几天的某一刻，我心里瞬间想起来一件事：九月初是我生命中一位重要的文化人辞世的忌日。当年他的数本译著和著作，对我的人生有着莫大的影响。
这位文化人，就是在“文革”中因遭迫害而在上海家中自尽身亡的翻译家和文艺评论家——傅雷先生。
昨晚，我接连找来有关傅雷先生的两篇文章细细阅读，并搜到傅聪先生演奏的萧邦夜曲第62号来听（钢琴家傅聪先生系傅雷先生之长子）。一篇，是陕西作家狄马先生的《傅雷之死》；另一篇，是北京记者胡思升先生的《傅聪的韵律和品味》。伴随着萧邦柔和的钢琴曲，这两篇文章直读得我心头悲凉，不胜感伤。
记得几年前的一个秋日，那是2013年10月27日。那日，已离开人世47年的傅雷夫妇合葬仪式在上海举行，傅雷和朱梅馥夫妇的骨灰合并在一处，安葬在上海浦东福寿园海港陵园的“如茵园”内。在当天的安葬仪式上，傅雷的次子傅敏带着满脸的伤痛，抽泣着感叹道：
“这是一个悲剧，有着特定的历史根源。这个根源还没有彻底被铲除，但我坚信随着时代发展，邪恶的东西终将被阳光所取代。”傅敏这句耐人寻味的话，让我一时间唏嘘不止。
傅雷一生在文学翻译、音乐和美术理论、美学批评等领域多有建树，凝聚成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界独特的“傅雷精神”。
身为一名翻译家，他翻译了数量众多的法语文学作品，其中包括巴尔扎克、罗曼•罗兰、伏尔泰等文史名家的著作。数十载译书生涯，他交出了34部法国文学译著、整整15卷之多的《傅雷译文集》，总共有五百多万字，成为中国翻译史上空前的巨著，以至于有人评价说：“没有他，就没有巴尔扎克在中国”。他两度翻译了罗曼•罗兰的长篇巨制《约翰•克利斯朵夫》，深深影响了几代中国人。
身为一名音乐鉴赏家，他写下了对古典音乐大师贝多芬、莫扎特和肖邦等人的诸多赏析、评论文章。
身为一名文学评论家，他对一些当代作家的文学作品的点评，为学界树立了文学批评深入浅出的典范。
再有，他长期写给孩子的家书，后来编撰成了《傅雷家书》。该书自1980年代出版至今，感动了华人世界数百万的读者。
人们常说“文如其人”，在翻译领域可以说是“译如其人”。正如傅敏对父亲的那句评价“他是一个拥有赤子之心的人”，傅雷一生正直善良、嫉恶如仇、积极勤奋，因此他的翻译作品也是多以揭露社会弊病、描述各式人物的奋斗抗争为主，譬如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等。在他翻译的罗曼•罗兰所著的《贝多芬传》里，傅雷以一位音乐鉴赏家的角度用“自己的笔与贝多芬心灵相通，在与命运的搏斗中彼此呼应”。这些卷帙浩繁、文笔优美的系列法国文学译著，使得傅雷成为中国近现代翻译界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
值得一提的是《傅雷家书》。该书最早出版于1981年，由傅雷次子傅敏编辑而成，成为当时中国大陆轰动性的文化事件。这些家书开始于1954年傅聪出国留学波兰学习音乐和钢琴之际，终结于1966年傅雷夫妇离开世间。在这十二年间，傅雷父子通信达数百封，贯穿了傅聪出国留学、演奏成名到结婚生子的成长经历，也映照着傅雷的翻译工作、朋友交往以及傅雷一家的命运起伏。
根据傅雷的自述，与儿子通信的主要目的是：讨论艺术、激发青年人的感想、训练孩子的文笔和思想以及及做一面忠实的“镜子”。这对父子通信的内容，除了一些生活琐事之外，更多的是谈论艺术与人生。通过这本广为流传的《傅雷家书》，一位纯洁、正直、高贵的文化人跃然于纸上。傅雷留下的这一封封家书，可谓在一个文化受到戕害、文明遭到毁灭的时代里，得以幸存保留下来的一粒精神的、和追求真善美的种子，也是在一个民族历经暗夜和劫难之后保留下来的一星火种。
然而，一个被暗夜笼罩的时代容不下一颗高贵的灵魂。这位中国翻译界巨匠的厄运从他49岁那年即1957年开始降临。
在当年突如其来的“反右运动”中，傅雷因为曾经翻译过有关苏联的文章集结成《美苏关系检讨》一书、以及在储安平主编的《观察》上发表过《所谓反帝亲苏》一文反击左翼文人，构成了他“思想反动”的罪状。到了1957年下半年，傅雷被指控为所谓“亲美反苏急先锋”，遭到上海各大报纸的连日批判。次年4月下旬，傅雷被打为政治贱民，即所谓“右派分子”。
在傅雷被划为右派后不久，1958年12月，他的在波兰留学的长子傅聪因不愿接受组织安排回国参加反右运动、从而逃离共产波兰出走英国（当时英国系“敌对国家”），成了一名所谓的“叛逃者”。傅雷因此而受牵连，被当局认定为“教育出叛徒傅聪的、来自旧社会资产阶级文化界的渣滓”。此后，傅雷终日闭门不出，情绪陷入苦闷、低落之中。
到了1966年8月，在那场席卷中华大地的国家恐怖主义运动中，傅雷遭到青少年恐怖组织即所谓“红卫兵”的抄家。他家中被搜出藏有所谓“反党罪证”，即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蒋介石旧画报。傅雷夫妇因此受到红卫兵们连续四天三夜的批斗、罚跪、戴高帽等各种形式的伤害和凌辱。
数天后，9月3日夜，傅雷夫妇带着绝望的心情，他们夫妇俩人在上海江苏路284弄5号的住所“疾风迅雨楼”双双自杀身亡。傅雷吞服了巨量毒药，在躺椅上自杀，享年58岁；夫人朱梅馥在窗框上自缢而亡。
一个曾被人形容为“直如竹筒、纯如水晶”的文化人，被那场以“文化”和“革命”为名的黑暗浪潮吞噬了。
回首1966年9月初那个暗淡无光的夜晚，我想，每一个熟悉傅雷文字与性情的人定然会感到伤痛，但同时却也并不感到意外。从傅雷的生前言行文字可知，他本来就性情刚直，就像一团熊熊的烈火，怎么也不愿主动熄灭。他因不堪忍受莫大的凌辱，从而主动结束自己年愈半百、尚未六旬的生命，来表达自己对于一个疯狂而野蛮的时代的失望，乃至于，彻底绝望。
自少年时代离家求学、旅法留学，到回国教书、译书、著述，长期积累的知识学问、人文艺术涵养，使傅雷成为一个胸中藏有浩然之气的刚者、一位具有现代独立知识分子气质的文化人，成为同时代人眼中“直如竹筒、纯如水晶”的一个异类。这种刚直、耿介的品格，在数千年来的华夏民族任何一个朝代中，可以说都是难得见到的，就连儒家圣人孔子也曾说过“吾未见刚者”。傅雷行事为人素来直率，从来不虚伪矫饰，他的笔名“怒安”，即取自“文王一怒而天下安”。傅雷的刚直、耿介是他的一生写照，但在那个黑暗的年代，却注定了招致灾祸。这是他的本色，也是他的命运。而这一抹文化人的刚劲，成为二十世纪下半叶大陆知识界难得的一抹亮色。
写到这，我想起了有关傅雷的一件往事。
1958年的某一天，在上海各大报纸对傅雷加以批判的日子里，当时主管上海文艺工作的市委宣传部长石西民想要暗中保护傅雷，故委托傅雷的好友、剧作家柯灵深夜造访傅雷家，希望他能“做个检讨、以免戴上‘右派’帽子”，还事先特意为傅雷写好了一份检查书。
但是，傅雷在听明来意后，拒绝了在这份为他准备好的检讨书上签名，同时说了一句掷地有声的话：“人格比任何东西都可贵！…我无法做那样的‘深刻检查’！”
多年以后，离休后的石西民在回忆往事时，无限感慨地说道：“傅雷是个有思想、有个性的铁汉子、硬汉子，他把人格看得比什么都重要！”
傅雷在他人生那样一个艰难时刻所说的这句话，曾经像一道闪电般震撼了我，让我在午夜梦回之际既为他纯诚的人格所感动，又为他悲惨的人生遭遇而愤懑。如今，傅雷离开人世已经超过半个世纪了，我想无论如何，世界应该记住这位抱屈受辱死于“文革”初期的中国文化界人物，让“傅雷”这个纯洁而高贵的名字流传于世间。
未来的某一天，我也会告诉我的孩子，在上个世纪的中国，有一个叫傅雷的知识人，生前把人格看得比任何东西都可贵，为此，甘遭厄运至死。
作为一个生于“文革”末年的后辈知识人，在这个傅雷辞别人世的纪念日之际，我在遥远的异国他乡，用文字写下对他著述文章和苦难人生的一点缅怀，也写下对他那如水晶般纯洁人格的深深敬意。
写于二零一七年八月三十日，修改于二零一九年三月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