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爸——《战争与和平》二十四年磨一剑
我爸爸——《战争与和平》二十四年磨一剑
文化废墟
一九七七年初，文化复苏。中外古典名著开始被有选择有节制地重新评价和出版。苏俄文学的出版工作也逐步走上轨道，托尔斯泰当之无愧地恢复了名誉。爸爸的第一件工作，就是继续翻译老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
早在一九六二年，爸爸就接受了出版社分配给他的翻译《战争与和平》的工作。当时他是多么激动，他向全家宣布了这个消息，我们都为爸爸高兴。我那时已经读过董秋斯先生的英译本，领略过这部巨著的辉煌与伟大。出版社委以重任，说明爸爸是出色的。在家人的庆贺中，爸爸手抚头发，连说“伟大呀，伟大呀”。我们问：“谁伟大？托翁还是翻译托翁的爸爸？”爸爸笑而不答。
从那时起，他推掉了一切杂事，全部身心投入了这部巨著的翻译。
对爸爸来说，翻译《战争与和平》最大的困难在于书中反映的不仅是宏大的战争场面，而且是沙俄时代整个社会的全貌，只有对当时人们的生活状况、风俗习惯、穿着用语等等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译作才能达到爸爸一贯遵循的翻译原则——“神形兼备”。可是他 对沙俄时代的了解只限于十八九世纪俄国文学作品和苏联电影。他连苏联也没有去过，翻译工作当然难度很大。为此，在动笔之前，爸爸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大量地阅读有关文献以及英文版本。他手边经常翻看的一套书是从冯雪峰先生那里借来的帝俄时代出版的《战争与和平》精装本。我所以记得这套书是因为书中有数百幅插图，单线条勾勒，画面丰满细腻，令我着迷。爸爸也是为了看画，却不在于欣赏它们的艺术性。他说这里面的人物、着装、场面、景致，以至任何细节都近距离地描绘了那个时代的俄国贵族社会。爸爸细细品味，反复揣摩，以求从感性上进入托翁巨著的氛围。
此后一年，他夜以继日，完成了第一卷的译稿。
可惜爸爸的倾心投入只有一年。一年后，事情就发生了变化。一九六三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了，编译所的翻译家几乎连锅端到延庆县随后河南安阳搞四清，一呆两年。《战争与和平》搁笔。
一九六六年六月份，四清人马回到北京，直接投入文革。然后就是两年的“斗批改”，四年的五七干校。直到一九七三年才重归出版社。可是那时候的出版社又能干些什么呢？八个样板戏和两本书（《艳阳天》、《金光大道》）占据着整个文化界。
继续翻译《战争与和平》？不啻痴人说梦。苏联已经成为“社会帝国主义”，中国不仅与之彻底决裂，甚至中苏大战也是一触即发的架势。翻译苏俄文学简直是一种奢望。文革中人民文学出版社算是中规中矩的出版单位，小心翼翼地，亦步亦趋地，领会着上面精神，翻译工作处于停滞状态。还是上海方面敢干，以“反修防修”和大批判的名义组织了一批翻译家，在那样的年代里翻译了大量苏联当代文学作品，《多雪的冬天》、《你到底要什么》、《人世间》、《角落》、《州委书记》、《敖德萨档案》……封面简单地覆以黄色纸皮，黑色宋体字书名，下面四个字“内部参考”。这些被称为“黄皮书”的书籍悄悄流传，在文革中成为文化上嗷嗷待哺的青年一代的精神食粮。因为在出版社，爸爸近水楼台很容易得到这些书。我们抓到手里就如饥似渴地读。可惜这些书流失很快，刚刚放下，马上就被姐妹们的同学朋友借走了，都是排着队等着的，一传十十传百，最后黄鹤一去。四妹插队的朋友告诉我，四妹全公社有名，因为她带去了一箱子书（是偷偷从家拿走的），那些书传遍了全公社插队生之手，充实了他们在农村寂寞的夜晚。为此我还和她大闹一顿，逼她要回这些书，害得她走投无路大哭，因为一本书也要不回来了。
外国文学编译所基本成为虚设，除去集中学习马列毛著作，要说业务，也有一些。在他的日记中我看到了很好笑的工作——被现代中国文学编辑部借去审稿，比如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二十日记：
“近一个月来，为现代中国文学编辑部审了两部稿子。一部是《英雄神枪》，另一部《大地新花》，各有四十万字，前一部否决了，后一部认为还有修改基础。”
听听这书名，就知道写的是什么了。那几年，整个出版社的人员都在“看稿”，文革七八年间，全国各地一直有一批不甘寂寞的“作者”寄来长篇巨著，多为以“高大全英雄人物”的创作原则产生出来的应时稿件，粗制滥造，不忍卒读，消耗着大知识分子们的精力和年华。
爸爸的工作琐碎到连封面的题字也要亲自找人，比如七五年四月的日记：“给李百忍发一信，请他提《大刀记》书名。”
后来出版社终于为苏联文学开了一条细细的门缝，爸爸可以重新校译一些像《青年近卫军》、《列宁在十月》这样比较“保险”并且已经出版过的苏联革命文学。即使这样，这些书也要一拖再拖才得以再版。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日，爸爸记：“《青年近卫军》拖了两年，前几天才出版。”
那些俄国古典名著哪里有资格再次露面呢？十四年的生命就这样无所事事地溜走了。
难产的《战争与和平》
爸爸重新拿起译笔时，已经六十二岁了，他体会到了生命的紧迫感，而一百二十万字的煌煌巨著还任重道远。
制定计划，抢夺时间，夜以继日地工作，这是爸爸对自己做的严格的规范。他的日记上写着：
“星期日不再找老头们下棋，逐渐改掉下棋癖；戒掉抽了一辈子的烟，避免冠心病和气管炎发作影响工作；每晚听英语和法语广播，重拾英语法语。”
此时全家人住在西跨院的耳房，住房面积只有二十多平米。妹妹们都已经插队回京，姐姐刚出生不久的孩子也留在家里。屋里屋外都是人影晃动，根本没有爸爸工作的条件，他只好搬到出版社去住办公室。晚上支起一个折叠床，早上收起来。每天下班还是骑车回家吃晚饭，看看电视，说说话，然后骑自行车回出版社。这样一住好几年。多少个夜晚，漆黑的办公大楼只有爸爸这一盏灯点到深夜。
翻译中，爸爸经常碰到一些难以准确表达的词汇。一九七七年三月八日的日记写道：
“翻译时常常碰到难题，感到力不从心，颇为苦恼。如XXXXXX（一个俄文词汇），（译成）自由社会，世俗社会，非军人社会，老百姓生活，都觉得不太合适。”
这些翻译中的“拦路虎”，其实满可以轻车熟路地从旧译本中“借鉴”一下，直接抄过来，但是爸爸从来不这么做。为了一个词汇，他宁可到处求师问友。曹靖华先生和李立三的夫人李莎是爸爸经常拜访的老师。周末常常听他对妈妈说一句，去曹靖华家或者去李莎家，然后消失在门外。那准是他又碰上了难题。有的词汇实在生僻，甚至连老师们都不一定能解决。有一次爸爸又被一个单词难住了，查遍了俄文词典，竟没有发现这个词。去请教曹靖华先生，曹先生说没见过，又去问李莎，李莎也不清楚。爸爸只好去打扰俄文泰斗，他的大学老师刘泽荣先生。幸而刘先生知道，他说这是当时俄国贵族的一种时装面料的名称，这个词汇也许还没来得及收入字典，面料就不再流行，退出市场，所以现在很少有人知道它的意思。
沙俄时代的上流社会以讲法语为时髦。托翁的原文中有大量的法语对话，然后加以俄语注释。为了准确地传达原著的精神，爸爸一方面自学法语，一方面向有关专家请教。北大西语系的法语教授陈占元先生给了爸爸很大的教益。以前的译本在遇到法语对话时，也和原文的形式一样，直接引用法文，再在页尾加上中文注释。爸爸觉得这样会给读者带来阅读上的不便，于是把译文中的法语原文统统去掉，用中文斜体字以示区别，大大减少了篇幅，也得到了读者的赞许。
一九八四年，经历了二十二年，俄译本《战争与和平》终于完稿。爸爸庄重地把稿件送到出版社交给责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但是《战争与和平》的出版还是难产。
一九八五年春天的一天，爸爸回到家里样子疲乏，脸色也不好。他对妈妈说，觉得不好受，胸闷恶心。妈妈很敏感，立刻让他到协和医院检查。结果是大面积心肌梗塞，留在了医院。这年爸爸七十岁整，还应该是年富力强的岁数。爷爷走时七十一岁，也是这个病。
幸亏，爸爸经过多年锻炼的体质扛过了这场大病。出院以后，他仍是每天早上到公园，做一些宜静不宜动的气功，慢慢恢复身体。
爸爸说，发病是因为头一两年专心翻译，放松了锻炼，又加上春节后参加了全国老干部陈毅杯围棋比赛，情绪波动起伏，引起了
生理变化，但是姐姐说是因为《战争与和平》译完了已经一年多，却还放在出版社沉睡，校对曹苏玲尽在忙别的事，爸爸着急，急病的。
可以理解，闭关锁国近三十年，一旦国门开放，大量的现代外国文学作品潮水般涌进来，把它们介绍给读者是当务之急。对出版社来说，这部已经有两个译本（董秋思和高植）的十九世纪的古典文学，早出或晚出没有什么区别。可是对于爸爸来说，《战争与和平》是他孕育了二十多年的极为珍贵的孩子。他盼望看到一朝分娩。
爸爸出院的第二天立刻去曹苏玲家催促，这才有了行动，编辑工作才上路了。
爸爸在七月十日给曹苏玲的信中写道：
“《战争与和平》在发稿前本当我再看一遍，但不争气的病使我心有余而力不足了。遗憾之至！现在由您完成这道工序，真不知怎样感谢您才好。多亏您的帮忙，这本书可望早日问世，我也安心了。”
信写得客气，字后面意思却是“请您快点校审对吧！”看来，书的出版与否在爸爸心里确实是一档事。
一九八六年难产的《战争与和平》俄译本终于诞生了。托尔斯泰写这本书用了六年时间，而俄译本在中国的面试，花了整整24年。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八六年，二十四年磨一剑！爸爸从年富力强的中年人变成了满头白发的古稀老人，还病危一次。
爸爸去世后，我为他做了一个家庭纪念文集，几乎所有的晚辈谈到爸爸在他们心中留下的印象都不约而同地做了这样的描写：每次到他家，总是见到他坐在桌前，一手拿着早已熄灭了的烟斗，一手握着笔，或沉思，或伏案书写。爸爸的这个形象为我们每一个孩子所熟悉，已经形成永久的定格留在我们脑子里。
爸爸的《战争与和平》译作不仅准确、忠实于原文，而且高雅优美，流畅舒适，含蓄内敛，具有大家之风。人们说“文如其人”，爸爸恰恰就是这样一个人：安静清雅，从容淡定，崇尚自然，笃实厚道。
偶然在网上浏览，看到“豆瓣”网上有一个叫做“吉祥如意“的网友对爸爸译文的评论说得精准，征得同意，援引如下：
“刘辽逸先生的译文，造句严谨讲究，遣词得当传神，无论长句短句，都注重气势的贯通，音节的安排和语气的细微内涵，显示出对汉语的极高驾驭能力。译者就如同与原作者合二为一，他见识过那些文学幻象，领略过那种想象生活，因此在用汉语转达时，能够细腻入微地表现托尔斯泰整个的文学世界，仿佛他自己已化为一双眼睛，一双借给所有汉语读者的眼睛，通过它，我们看到了美丽、壮阔、丰富多彩的风景，同时甚至没有意识到，这是译者用一个个词语，一个个标点精心构造出的“眼睛”。
翻开《战争与和平》译本，扑面而来的不仅是纯正的汉语表达，而且还有一种强烈的大家风格。词汇如此丰富，字眼那么妥帖，无论对形象的描摹，还是对语气的传达，都极其到位。
书面语如此，口头语也是如此。托翁作品中经常表现士兵们的对话，那种具有强烈生活气息、带有粗俗戏谑意味的语言，在刘老先生的译作里，得到了很好的再现，读来栩栩如生、宛如亲临。
我想，刘辽逸先生译出的《战争与和平》所达到的境界水准，就是所谓的“化境”了。
刘译能让人感到作家的目光，仿佛译者就在那个文学世界里，他看见了托尔斯泰看见过的情景，体会过托尔斯体会过的东西，对文字（汉语）的驾驭是自发的，而且非常娴熟精谌，句子和自然段的处理让人赞叹，可以反复分析学习。虽然有时在句中会有较多“的”字，但并不足以损害句子的平衡与精炼。
在这部巨著的“后记”里，刘先生没有丝毫故弄玄虚，朴素而精当地谈论了自己对文学翻译工作的体会与心得，虽然简短，但其中的每一个要求，都相当的高，要真正做到它们，所付出的努力，只有在文学领域里长期勤劳耕耘的人，才能体会得到。
当我们哀叹已经见不到专心致志从事文学工作的人时，应该会更感动地想到那些怀着虔诚态度和真挚激情为我们留下了巨大文学财富的人，他们不贪图任何表面光彩，不追逐荣誉头衔，只在宁静淡泊的精神世界里，在远谈不上安逸的物质环境里，揣摩文学意味，练习汉语创作，对自己的要求如此之高，对时代的要求如此之少，哪怕谈到自己的工作，为之付出巨大精力并积累了丰富经验的工作，都谦虚到让人感动的地步。”
在这里我详尽地引述了“吉祥如意”的评论，并非因为对我爸爸的赞美之词，而是这位网友对我爸爸一贯主张的翻译准则，甚至本人的性格特点把握得如此准确，让我惊奇和感动。彷佛他与爸爸认识，知道他的为人，知道他的学养，知道他的翻译思想。连我都做不出这样的概括。我猜测这一定是一位中年以上的同行。搜索这位网友的个人资料，竟发现他是一位酷爱文学的年青人。在此我替爸爸感谢他，谢谢他的理解和对老翻译家的尊重。
《战争与和平》是爸爸一生事业的顶峰，也是他的封笔之作。此后我几乎再也没有看到他的书桌上还有什么和翻译沾边的东西。只是在一九九五年，颁发第一届鲁迅文学奖时，爸爸获得了翻译奖。他对这些东西并不在意，奖状或证书拿回来随便一掖，我从来没有见过。爸爸去世后，整理他的东西才发现。在他的信件草稿本上，我还看到一封写给西北大学（西北联大为其前身）校史编写组的信：
“蒙您两次来信催我给西北大学校史稿写点个人的事迹，我迟迟没有写，真对不住。我觉得我实在没有什么可写的事迹。我一生就做了一点介绍俄国文学的工作，实在不足道。既劳您一再催促，我也不好意思再拖了。今拣出旧报，有篇写我作为翻译者的文章，剪下寄给你，你看可以用否。”
爸爸说的是真话，他总是说，他的一生很平凡，不值一说。对了，整理时还发现了多封由不同的出版社或者某某大词典编纂组，比如《中华名人大辞典》一类的信，要把刘辽逸的名字列入词条，请他在表格里填写他的个人履历和自我介绍。这些信爸爸往抽屉里一扔，概不理会。上或不上词典能有什么不同？浮名虚利皆在身外，只有学问才是自己的，别人拿不走。爸爸这一点还真像爷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