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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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玲

 

李玲到我们家照顾老太太的时候,已经45岁,她在我们家是最年轻的,我们就叫她小玲。

小玲是我姐姐带来的,她和姐姐的相识也算是戏剧化了。那天姐姐在银行办事,九十年代的银行柜台一大溜,不叫号,存取钱的人都在柜台前乌泱着。柜员和一个顾客的争执引起了姐姐的注意,顾客是一个中年乡下妇女,陕西口音,说是要取钱急用,可是身份证丢了,正在补办。柜员说没有身份证就是不行,除非有人给你做保。妇女说,我这里谁也不认识,哪儿找保人去?看着妇女急得眼泪要出来了,姐姐好管闲事的毛病又犯了,胸脯一拍,身份证一亮:“我作保。”

女人取了钱对姐姐千恩万谢,两人就聊起来了。女人叫李玲,从陕西到北京打工有一年了,在餐馆洗碗,最近丢了工作,只好从账户上取点钱花。看她一筹莫展的样子,姐姐又动恻隐之心:“保姆干不干?”“干。”于是小玲就到了我母亲家。

老太太那阵八十岁,身体健康,自己一个人住。小玲的工作很轻松,做三顿饭,陪老太太走走路,空闲时给老太太捏捏腿脚。老太太身边有个人,我们都放心了。

小玲矮小精瘦,长得也不甚好看,寡条脸,面青黄,眉毛都拔光了,纹了两条又粗又黑的卧蚕眉,说是县城里纹的。以前她曾在一家干过几天,可能是因为长相,人家不愿意要了。刚开始老太太也不大受用,可她勤快干净,一到家,边角旮旯的灰尘一扫而空,锅盆刷得锃亮,也就不说什么了。

到底是农村来的,那手有枯木逢春的奇迹,阳台上原本奄奄一息的花草一经她手,便像沃土上的庄稼欣欣向荣,一年四季花开不断。她从外边捡回来的枝枝叶叶,随手一插就直起腰来发芽长叶,喜爱花草的老太太更没的说了。

小玲身体有毛病,是到了家才知道的。首先是耳聋,要大声说才听得见。她听不见又不好意思问时就抱歉地笑笑,然后按自己的主意办事,让人急不得脑不得。

耳聋是丈夫打的。自打结婚她就没过上一天好日子。丈夫是媒人说下的,送点彩礼就算结婚了,彼此没有一点了解,更谈不上感情。婚后恶梦就开始了,丈夫除了赌博,就是打老婆。老婆怀了孕照打,打流产了十一次,好歹养下了一个女儿。

要说小玲是一个过日子的人,勤快,耐劳,农活一把好手。针线活儿也做得好,常帮人家的月壳娃做小衣服,小棉袄棉裤,帮助当裁缝的姐姐锁扣眼,纤边,挣点钱补贴家用,但这些都无法打动丈夫。

实在没法忍受毒打,她忍痛离开才八九岁的女儿,偷跑出来到西安打工。丈夫追到西安,把她带回家,用自行车的轮胎条暴抽,把她的脚踝抽开了一个大口子,之后把她锁进一间柴房,吃喝拉撒都在里面。丈夫也过来,不是毒打就是强暴。最后她央求女儿偷偷打开门锁,什么也没拿,直奔火车站,这回跑得更远——北京。只要能摆脱苦难,过几天舒心的日子,天南地北都去。

妹妹带她到协和医院耳科检查,医生说是重度耳聋。想帮她配一副助听器,一打听,一般的助听器都需要上万元,她一听吓一跳,赶忙说不用不用……我们也爱莫能助,老太太的退休工资只有两千多元,不吃不喝也得近半年才能凑齐这笔钱,助听器的事就搁下了。

小玲还有个毛病是胃疼。刚来时她的饭量把大家吓一跳,一个人吃两三人的饭菜,好像要补回来前半辈子没吃够的东西,连老太太的营养品也毫不含糊地吃一份。吃就吃吧,问题是吃完了就闹胃疼,一天到晚手捂胸口,病病歪歪。全家人跟着着急,怕有什么大病。妹妹让她冒名顶替自己的合作医疗,上大医院做了全面深入的检查,幸好就是胃炎,吃点药调理调理,渐渐地好起来了。我们常劝她,少吃点,别心疼饭菜,要心疼自己的身体。说了也没用,见到吃的还是管不住嘴,直吃了几年,肚子里的油水攒够了,脸色渐好,腮上也贴了些肉,饭量才减下来,不过水果鸡蛋牛奶仍是少不了的。

小玲的活儿不多,老太太没什么事,除了枯坐就是睡觉,和她话又少(主要是因为她耳背,老太太没那精力对她大声嚷嚷)。小玲一天做三顿饭,中午一个午觉,睡醒了就出去遛弯锻炼身体,傍黑时回家。

小玲还有自己的屋子,一室一厅的单元,不讲究什么客厅了,她和老太太一人一间。闲得无聊时,小玲在自己的房间里阅读书报杂志,还抄录了一本警句当自己的心灵鸡汤或给女儿写信引用。

小玲在老太太家过得舒心。老太太四个闺女,小玲比最小的还要小一岁,就以我们家的老五自居了,满嘴“三姐,四姐……”叫得欢。

要说小玲这样的保姆也让人省心,一是她在北京举目无亲,没有亲戚乡党没完没了的连扯;二是她不休息礼拜天。其实一星期有她一天休息日,问题是她没地可去。刚来时有一个礼拜天她背着个包出去了,说是去看天安门。老晚才回来,说差点让警察抓了,说她正在广场上敬仰天安门呢,被警察喝住盘问,搜包,包里只有一瓶在家灌好的白开水,什么也没搜出来,才把她放了,敢情把她当成法轮功了。也难怪,小玲虽说穿着我们姐妹给她的衣服,穿来穿去还是个乡下人的模样,加上枯瘦无光的面容,一个人在天安门逛游,能不让警察怀疑?回到家狼吞虎咽了一大顿,说一天没吃饭,外面吃的太贵了。这以后休息日再也不出去了,出门就得花钱坐车吃饭,在家坐着看看书就够了。

小玲的工资都攒下来,一分钱不花。

有一年小玲闺女来信说,村里的地都卖给开发商了,每人分了一些钱,小玲的那份必须本人回去才能拿到。小玲请了个假,穿了一身新衣服,回家拿钱去了,同时要和丈夫办离婚。

这是她出来七八年第一次回老家,我们姐妹把不再穿的四季衣服都拣出来,让她挑选一下带回去,她一件也舍不得撂下,塞满大包小包都带走。妹妹去火车站送她,在简装出行的人群里唯见她背着比她人还大的包袱,分外扎眼。

一个月后小玲回来了,带来了家乡的红枣、做凉皮的家伙什,还有掩盖不了的笑容。她说婚离了,丈夫没打她,相反对她非常好,有一次她从外边回来,丈夫站在她回家的路边等她,手里拿了一串葡萄送给她,这是一辈子唯一的一次示好。前不久丈夫遭了一次车祸,腿脚不灵便了,可能想挽回婚姻。葡萄“橄榄枝”一丝一毫都没有动摇小玲离婚的决心,皮肉之苦的烙印永远抹不掉了。

离了婚小玲的心踏实了,她要考虑自己的婚姻大事了,从乡下人的观点看,女人总要找个男人做依靠的,而且她要在北京找,落户在北京那怕是北京郊区,再也不回老家了。

她在报纸上找了个婚介所,打电话一问,人家一开口就要先交五百,小玲哪儿舍的得呀。

那就自己找,小玲开始留意异性。有一天,她有点羞涩地跟我说:“二姐,我觉得你表叔挺好的,你帮我说说呗。”我吓了一跳,眼光真不俗啊,见过一次就看上了。我表叔,科学院物理所高级工程师,失偶多年,其间无数人介绍了无数条件极好的女子,表叔一概不允,决心把鳏居进行到底。我说:“小玲,恐怕不行吧,多少人介绍过,他都不答应。”“噢……”小玲将信将疑,心里还没放下这个人。

农村女子办事就是直率,一次表叔来看望我母亲,临走被小玲一下子拦在门口:“表叔,我对您印象挺好的,我想跟您交个朋友。”也不知表叔理解没有,只是宽厚地笑道:“你先好好照顾老太太吧。”表叔这个“先”字用得真不好,他根本没那个意思,却给小玲留下了等待的希望——有先就有后。

不久老太太中风,瘫在床上。小玲一个人尽心尽力地伺候,弄屎弄尿,洗洗涮涮,屋里没有一点儿异味儿。“对象”的事她暂时不提了,但心里一直惦记着那个“后”。

两年后老太太走了,遗体告别会上表叔也冒雨来参加了。告别会一结束,小玲快步追上了正在离去的表叔:“表叔,我跟您说的那件事您考虑好了吗……”表叔有点错愕,看着小玲羞涩的样子,想起来了,和善但不失认真地说:“我跟你说,这是不可能的,我不会再成家了。”

这一点点念想终于被残酷地掐断了。

老太太去世后,小玲没了工作,我们留她在家里住到找到工为止。妹妹给她介绍了个住家工,去了三天,就回来了。

她诉苦,说她从冰箱里拿一根黄瓜吃,主人一把抢过去说,这是你吃的吗,这是炒菜用的!还说主人吃水果,没有她的份,还说一分钟都不准歇着,真把她当奴隶使唤了。

又帮她找了几家,都干不长,总之谁也比不上我们家。

妹妹说:“你在我们家的好日子很难再碰到了,到别人家你就得明白你的位置——保姆。”这就是现实,把保姆当做自家成员的家庭不多,更多的是当做“下人”。小玲在我们家享受过了平起平坐的待遇,就再也“回不去”了。

只有一件事值得欣慰,几年前,一个上门推销基金的人天花乱坠地怂恿小玲买了三万元基金——她在我家干活的全部积蓄。眼见那钱跌啊跌的,剩了七八千了,小玲这份心疼呀,要兑现。妹妹告诉她:“现在兑现亏大了,再等等看吧。”还真没有白等,有两年基金突然病态地向上翻跟斗,小玲的钱翻了十倍不止,有了这“大笔”钱垫底,还需要在北京“受”吗?只要再嫁个人这一辈子就都踏实了,北京找不到,老家总能找到,小玲终于决定回老家了。

回去没多久,小玲真的结了婚,嫁了一个农民。她没有料到的是,曾经走上了“高处”,再回到原来的“低谷”,生活该有多么痛苦。她不再习惯和农民生活,那男人也不喜欢她,结果又离婚了。

离了婚跟着女儿住。这个女儿也是小玲心头的一个痛,她离开家时,女儿才八九岁,让她无限牵挂。每收到女儿的信就激动地给我们高声朗读,回信写好草稿又要征求我们的意见,她女儿的一切事情我们都知道得一清二楚,就像是知道自己的孩子一样。问题是在北京这十来年,她只见到女儿一次,就是卖地分钱那次。女儿在成长中长期与母亲分离,早已生疏甚至心生怨气。有一年我们出资让小玲把女儿接到北京来玩,拉近母女关系。没想到女儿来后整天窝在床上,愁眉不展,不说不笑,哪儿也不去。那一年她快20岁了,还像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对她妈妈只有无尽无休的指责和怨恨,她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让妈妈回家。

女儿已经结婚生孩子,自从接纳了小玲就没给她一点好脸色,嫌她白吃饭,嫌她饭量大,嫌她不给自己带孩子。两人争吵不断,小玲原本就虚弱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女儿家呆不下去了。上无片瓦,下午寸土的小玲不得不回到了第一个丈夫的家。离了婚,房子至少应该有她一间吧。

这次回归得更彻底,绕了一个大圈回到原点。

她跟前夫住在一个院子里,但是两人形同陌路,不说话不来往。前夫的屋里堆满了垃圾,是他每天从村子里捡回来的,又脏又臭,连床上都堆满了,晚上就睡在垃圾里。前些年那场车祸没钱治疗,不光是腿,脑子也受了伤,人已经变得呆呆傻傻,苟且活着,早就没精力打人了。

小玲写信给妹妹诉苦,说她还想回北京干活儿。妹妹去了一趟西安(她的村子已归西安郊区了)探望她,见到的小玲已经彻底还原成一副农妇模样,又老又弱,耳朵更聋,一口陕西话,完全忘记普通话怎么说了。她不再适合在北京工作了,妹妹能做的就是塞给她几百块钱。

2013年春节后,小玲的女儿突然给妹妹打电话,说小玲心脏病突发去世了,语气像在说什么不相干的人,没有一丝悲哀。旋即提到她妈妈在北京买的基金,她急切地要把基金转移到自己账户上,让妹妹帮助办理。几天后女儿又发来短信“我们可以在西安办理我妈的基金了,谢谢。”从此再无消息。小玲没有享着福,给女儿留下一笔血汗钱,算是还了女儿几十年怨恨的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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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铿锵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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