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玲
小玲
李玲到我们家照顾老太太的时候，已经45岁，她在我们家是最年轻的，我们就叫她小玲。
小玲是我姐姐带来的，她和姐姐的相识也算是戏剧化了。那天姐姐在银行办事，九十年代的银行柜台一大溜，不叫号，存取钱的人都在柜台前乌泱着。柜员和一个顾客的争执引起了姐姐的注意，顾客是一个中年乡下妇女，陕西口音，说是要取钱急用，可是身份证丢了，正在补办。柜员说没有身份证就是不行，除非有人给你做保。妇女说，我这里谁也不认识，哪儿找保人去？看着妇女急得眼泪要出来了，姐姐好管闲事的毛病又犯了，胸脯一拍，身份证一亮：“我作保。”
女人取了钱对姐姐千恩万谢，两人就聊起来了。女人叫李玲，从陕西到北京打工有一年了，在餐馆洗碗，最近丢了工作，只好从账户上取点钱花。看她一筹莫展的样子，姐姐又动恻隐之心：“保姆干不干？”“干。”于是小玲就到了我母亲家。
老太太那阵八十岁，身体健康，自己一个人住。小玲的工作很轻松，做三顿饭，陪老太太走走路，空闲时给老太太捏捏腿脚。老太太身边有个人，我们都放心了。
小玲矮小精瘦，长得也不甚好看，寡条脸，面青黄，眉毛都拔光了，纹了两条又粗又黑的卧蚕眉，说是县城里纹的。以前她曾在一家干过几天，可能是因为长相，人家不愿意要了。刚开始老太太也不大受用，可她勤快干净，一到家，边角旮旯的灰尘一扫而空，锅盆刷得锃亮，也就不说什么了。
到底是农村来的，那手有枯木逢春的奇迹，阳台上原本奄奄一息的花草一经她手，便像沃土上的庄稼欣欣向荣，一年四季花开不断。她从外边捡回来的枝枝叶叶，随手一插就直起腰来发芽长叶，喜爱花草的老太太更没的说了。
小玲身体有毛病，是到了家才知道的。首先是耳聋，要大声说才听得见。她听不见又不好意思问时就抱歉地笑笑，然后按自己的主意办事，让人急不得脑不得。
耳聋是丈夫打的。自打结婚她就没过上一天好日子。丈夫是媒人说下的，送点彩礼就算结婚了，彼此没有一点了解，更谈不上感情。婚后恶梦就开始了，丈夫除了赌博，就是打老婆。老婆怀了孕照打，打流产了十一次，好歹养下了一个女儿。
要说小玲是一个过日子的人，勤快，耐劳，农活一把好手。针线活儿也做得好，常帮人家的月壳娃做小衣服，小棉袄棉裤，帮助当裁缝的姐姐锁扣眼，纤边，挣点钱补贴家用，但这些都无法打动丈夫。
实在没法忍受毒打，她忍痛离开才八九岁的女儿，偷跑出来到西安打工。丈夫追到西安，把她带回家，用自行车的轮胎条暴抽，把她的脚踝抽开了一个大口子，之后把她锁进一间柴房，吃喝拉撒都在里面。丈夫也过来，不是毒打就是强暴。最后她央求女儿偷偷打开门锁，什么也没拿，直奔火车站，这回跑得更远——北京。只要能摆脱苦难，过几天舒心的日子，天南地北都去。
妹妹带她到协和医院耳科检查，医生说是重度耳聋。想帮她配一副助听器，一打听，一般的助听器都需要上万元，她一听吓一跳，赶忙说不用不用……我们也爱莫能助，老太太的退休工资只有两千多元，不吃不喝也得近半年才能凑齐这笔钱，助听器的事就搁下了。
小玲还有个毛病是胃疼。刚来时她的饭量把大家吓一跳，一个人吃两三人的饭菜，好像要补回来前半辈子没吃够的东西，连老太太的营养品也毫不含糊地吃一份。吃就吃吧，问题是吃完了就闹胃疼，一天到晚手捂胸口，病病歪歪。全家人跟着着急，怕有什么大病。妹妹让她冒名顶替自己的合作医疗，上大医院做了全面深入的检查，幸好就是胃炎，吃点药调理调理，渐渐地好起来了。我们常劝她，少吃点，别心疼饭菜，要心疼自己的身体。说了也没用，见到吃的还是管不住嘴，直吃了几年，肚子里的油水攒够了，脸色渐好，腮上也贴了些肉，饭量才减下来，不过水果鸡蛋牛奶仍是少不了的。
小玲的活儿不多，老太太没什么事，除了枯坐就是睡觉，和她话又少（主要是因为她耳背，老太太没那精力对她大声嚷嚷）。小玲一天做三顿饭，中午一个午觉，睡醒了就出去遛弯锻炼身体，傍黑时回家。
小玲还有自己的屋子，一室一厅的单元，不讲究什么客厅了，她和老太太一人一间。闲得无聊时，小玲在自己的房间里阅读书报杂志，还抄录了一本警句当自己的心灵鸡汤或给女儿写信引用。
小玲在老太太家过得舒心。老太太四个闺女，小玲比最小的还要小一岁，就以我们家的老五自居了，满嘴“三姐，四姐……”叫得欢。
要说小玲这样的保姆也让人省心，一是她在北京举目无亲，没有亲戚乡党没完没了的连扯；二是她不休息礼拜天。其实一星期有她一天休息日，问题是她没地可去。刚来时有一个礼拜天她背着个包出去了，说是去看天安门。老晚才回来，说差点让警察抓了，说她正在广场上敬仰天安门呢，被警察喝住盘问，搜包，包里只有一瓶在家灌好的白开水，什么也没搜出来，才把她放了，敢情把她当成法轮功了。也难怪，小玲虽说穿着我们姐妹给她的衣服，穿来穿去还是个乡下人的模样，加上枯瘦无光的面容，一个人在天安门逛游，能不让警察怀疑？回到家狼吞虎咽了一大顿，说一天没吃饭，外面吃的太贵了。这以后休息日再也不出去了，出门就得花钱坐车吃饭，在家坐着看看书就够了。
小玲的工资都攒下来，一分钱不花。
有一年小玲闺女来信说，村里的地都卖给开发商了，每人分了一些钱，小玲的那份必须本人回去才能拿到。小玲请了个假，穿了一身新衣服，回家拿钱去了，同时要和丈夫办离婚。
这是她出来七八年第一次回老家，我们姐妹把不再穿的四季衣服都拣出来，让她挑选一下带回去，她一件也舍不得撂下，塞满大包小包都带走。妹妹去火车站送她，在简装出行的人群里唯见她背着比她人还大的包袱，分外扎眼。
一个月后小玲回来了，带来了家乡的红枣、做凉皮的家伙什，还有掩盖不了的笑容。她说婚离了，丈夫没打她，相反对她非常好，有一次她从外边回来，丈夫站在她回家的路边等她，手里拿了一串葡萄送给她，这是一辈子唯一的一次示好。前不久丈夫遭了一次车祸，腿脚不灵便了，可能想挽回婚姻。葡萄“橄榄枝”一丝一毫都没有动摇小玲离婚的决心，皮肉之苦的烙印永远抹不掉了。
离了婚小玲的心踏实了，她要考虑自己的婚姻大事了，从乡下人的观点看，女人总要找个男人做依靠的，而且她要在北京找，落户在北京那怕是北京郊区，再也不回老家了。
她在报纸上找了个婚介所，打电话一问，人家一开口就要先交五百，小玲哪儿舍的得呀。
那就自己找，小玲开始留意异性。有一天，她有点羞涩地跟我说：“二姐，我觉得你表叔挺好的，你帮我说说呗。”我吓了一跳，眼光真不俗啊，见过一次就看上了。我表叔，科学院物理所高级工程师，失偶多年，其间无数人介绍了无数条件极好的女子，表叔一概不允，决心把鳏居进行到底。我说：“小玲，恐怕不行吧，多少人介绍过，他都不答应。”“噢……”小玲将信将疑，心里还没放下这个人。
农村女子办事就是直率，一次表叔来看望我母亲，临走被小玲一下子拦在门口：“表叔，我对您印象挺好的，我想跟您交个朋友。”也不知表叔理解没有，只是宽厚地笑道：“你先好好照顾老太太吧。”表叔这个“先”字用得真不好，他根本没那个意思，却给小玲留下了等待的希望——有先就有后。
不久老太太中风，瘫在床上。小玲一个人尽心尽力地伺候，弄屎弄尿，洗洗涮涮，屋里没有一点儿异味儿。“对象”的事她暂时不提了，但心里一直惦记着那个“后”。
两年后老太太走了，遗体告别会上表叔也冒雨来参加了。告别会一结束，小玲快步追上了正在离去的表叔：“表叔，我跟您说的那件事您考虑好了吗……”表叔有点错愕，看着小玲羞涩的样子，想起来了，和善但不失认真地说：“我跟你说，这是不可能的，我不会再成家了。”
这一点点念想终于被残酷地掐断了。
老太太去世后，小玲没了工作，我们留她在家里住到找到工为止。妹妹给她介绍了个住家工，去了三天，就回来了。
她诉苦，说她从冰箱里拿一根黄瓜吃，主人一把抢过去说，这是你吃的吗，这是炒菜用的！还说主人吃水果，没有她的份，还说一分钟都不准歇着，真把她当奴隶使唤了。
又帮她找了几家，都干不长，总之谁也比不上我们家。
妹妹说：“你在我们家的好日子很难再碰到了，到别人家你就得明白你的位置——保姆。”这就是现实，把保姆当做自家成员的家庭不多，更多的是当做“下人”。小玲在我们家享受过了平起平坐的待遇，就再也“回不去”了。
只有一件事值得欣慰，几年前，一个上门推销基金的人天花乱坠地怂恿小玲买了三万元基金——她在我家干活的全部积蓄。眼见那钱跌啊跌的，剩了七八千了，小玲这份心疼呀，要兑现。妹妹告诉她：“现在兑现亏大了，再等等看吧。”还真没有白等，有两年基金突然病态地向上翻跟斗，小玲的钱翻了十倍不止，有了这“大笔”钱垫底，还需要在北京“受”吗？只要再嫁个人这一辈子就都踏实了，北京找不到，老家总能找到，小玲终于决定回老家了。
回去没多久，小玲真的结了婚，嫁了一个农民。她没有料到的是，曾经走上了“高处”，再回到原来的“低谷”，生活该有多么痛苦。她不再习惯和农民生活，那男人也不喜欢她，结果又离婚了。
离了婚跟着女儿住。这个女儿也是小玲心头的一个痛，她离开家时，女儿才八九岁，让她无限牵挂。每收到女儿的信就激动地给我们高声朗读，回信写好草稿又要征求我们的意见，她女儿的一切事情我们都知道得一清二楚，就像是知道自己的孩子一样。问题是在北京这十来年，她只见到女儿一次，就是卖地分钱那次。女儿在成长中长期与母亲分离，早已生疏甚至心生怨气。有一年我们出资让小玲把女儿接到北京来玩，拉近母女关系。没想到女儿来后整天窝在床上，愁眉不展，不说不笑，哪儿也不去。那一年她快20岁了，还像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对她妈妈只有无尽无休的指责和怨恨，她只有一个要求就是让妈妈回家。
女儿已经结婚生孩子，自从接纳了小玲就没给她一点好脸色，嫌她白吃饭，嫌她饭量大，嫌她不给自己带孩子。两人争吵不断，小玲原本就虚弱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女儿家呆不下去了。上无片瓦，下午寸土的小玲不得不回到了第一个丈夫的家。离了婚，房子至少应该有她一间吧。
这次回归得更彻底，绕了一个大圈回到原点。
她跟前夫住在一个院子里，但是两人形同陌路，不说话不来往。前夫的屋里堆满了垃圾，是他每天从村子里捡回来的，又脏又臭，连床上都堆满了，晚上就睡在垃圾里。前些年那场车祸没钱治疗，不光是腿，脑子也受了伤，人已经变得呆呆傻傻，苟且活着，早就没精力打人了。
小玲写信给妹妹诉苦，说她还想回北京干活儿。妹妹去了一趟西安（她的村子已归西安郊区了）探望她，见到的小玲已经彻底还原成一副农妇模样，又老又弱，耳朵更聋，一口陕西话，完全忘记普通话怎么说了。她不再适合在北京工作了，妹妹能做的就是塞给她几百块钱。
2013年春节后，小玲的女儿突然给妹妹打电话，说小玲心脏病突发去世了，语气像在说什么不相干的人，没有一丝悲哀。旋即提到她妈妈在北京买的基金，她急切地要把基金转移到自己账户上，让妹妹帮助办理。几天后女儿又发来短信“我们可以在西安办理我妈的基金了，谢谢。”从此再无消息。小玲没有享着福，给女儿留下一笔血汗钱，算是还了女儿几十年怨恨的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