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居续忆》：附录三：上海文史馆馆员徐定戡先生传略 （上）

《山居续忆》

附录三

上海文史馆馆员徐定戡先生

(1916.4.11-2009.5.1)

传略

（上）

徐家祯

     徐定戡              (约摄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初)

             徐定戡，原名徐祖武;晚年，又号稼研。关于这个别号，先生在一篇自传中曾有所解释:

             “徐定戡，男，以字行。晚岁，别署稼研，以曾得清初潘稼堂所畜秋水明霞端谿佳研，固以自号焉。”

          徐先生祖籍绍兴盛陵，一九一六年四月十一日(阴历三月初九)出生于 杭州四代经营丝绸业的一个大家庭。从清朝迁杭世祖茂顺公与其弟茂源公在杭 州合办瑞云公记绸庄开始，到第二代益庆公徐吉生先生就已成为杭州著名的工 业家。吉生先生先在杭州合资创办吉祥恒绸庄，从苏州引进机器，开创了浙江机 织丝绸的先河，产品不但远销上海、武汉、辽东，而且出口东南亚。以后，即独 资在民国元年创办杭州庆成绸庄，后又在诸暨创办益新丝厂、在上海创办庆丰、 纶祥(合资)两丝厂、在嘉兴接办嘉兴绢纺厂、在南通参与华丰垦殖公司、在杭 州留下创办茂庆林牧场，以及在故乡绍兴盛陵创办吉生布厂和吉生小学，成为杭 州最重要的工商企业家之一。吉生先生去世之后，各地的事业由次子立民和幼子 礼耕二先生继续扩大、发展，以至于抗战前后又在上海创办庆济绢纺厂。以后， 第四代祖伟、祖潮和祖鹏诸先生也参与上海和杭州事业的经营，一直到六六年“文 革”，所有企事业才归国有。《民国时期杭州》一书说:徐氏“祖孙四代历时 100 年 左右，在杭州从事丝绸业”，这即使在以丝绸著称之杭州的丝绸史上也极为罕见。 (注 1)

          辛亥革命前后，吉生先生移居杭州。定戡先生出生时，大家庭尚住谢麻 子巷。民国七年(1918 年)，吉生先生于杭州东城金洞桥购得原属许增(迈孙) 所有的名园——“娱园”(又名“榆园” )，从此，就搬入新居，一直到抗战之中， 既因逃避战乱，又因当时已在上海开办庆济绢纺厂，大家庭的成员除一小部分仍 留居“娱园”之外，大部分都从此移居上海了。

          吉生先生生有三子。定戡先生的父亲是长子，名翰丞，娶朱彝初为妻， 结婚一年，即因病去世。享年仅十九岁。次年生定戡先生。先生十二岁时，母亲 又病亡。定戡先生既为长房长孙，又是“遗腹子”及丧母的孤儿，所以自幼就甚得 祖父吉生先生和祖母李太夫人的宠爱。再说徐家世代从商，现在既然事业有成， 当然就希望后代中有人能弃商从文，从此进入学界、政界，所以，定戡先生自小 就不参与家族的企事业管理，而只闭门读书、专研学问。虽然当时杭州已有新型 学校出现，但家里既怕送去学堂念书会被敲诈、绑票，又怕受新潮思想影响会学 会革命、造反，于是就在家设私塾、念国学。徐先生的塾师为硖石张惠衣先生 (1898-1960，名任政，号苇伊，曾任杭州西湖博物馆馆长、无锡国学专修馆、南 京中央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光华大学、大厦大学教授。建国后任浙江省文物管 理委员会常务委员)。

          徐先生天资聪颖、博闻强记，从小博览群书，常常过目不忘。再加家境 富裕、祖辈宠爱，自幼就广购古今图书，至四九年，上海、杭州所藏图书已有数 万册之多。可惜四、五十年代，文物、古籍的保护还未及列入政府政策重点，于 是几经搬迁，再加“文革”的大规模摧毁，徐先生的藏书极大部分都已散失殆尽了。

          徐先生古典格律诗的创作，始于私塾就读年代，启蒙老师即张惠衣先生。 十六岁时，在杭州出版第一本诗集《弱岁吟稿》，因而在浙江国学界赢得“神童” 之称。十七岁时，又出版《祖武杂诗初稿》，三册，收诗 652 首。(注 2)这些诗作， 很快就得到诗坛耆老陈衍(石遗)的关注，两年后，陈石遗就在他《石遗室诗话续编》卷二中加以评赞:

          “四一，江南徐祖武，年少惊才绝艳，自言为诗好仲则、 定盒，自编六百余首，分三卷印行之，皆七言绝句也。中除论 诗、论文等数十首外，皆无题诗，不必琐碎标题，统称为无题 可也。即《读辽史》、《金史》及各代宫词，亦皆艳体。实则仲 则无题诗并不多，定盒稍多矣尚不如易实甫、樊樊山之多。此 集极似实甫少作，而实甫多古体，樊山多用僻典，为不同耳。 集中大同小异，美不胜采，自可如王次回之《疑雨集》、黄莘 田之《香草笺》，单行传世。兹采《无题》云: ‘天涯地角情 长短，瑟网箫灰认去留。自有藐香白太傅，楼中孀燕也千秋。’ ‘孀燕’二字，铸词鲜新，特表出之。《读辽史》云:‘锡库名称 作女巫，也同方士逞虚诬。延年药要男儿胆，割得南人大胆 无。’用事鲜新，特表出之。”

          徐先生弱冠之时就与当时中国古典诗词、金石书法界的名宿耆老有诗词 创作上的交往和学术研究上的交流，比如:与章太炎、陈石遗、陈三立、马一浮、 龙榆生、夏承焘、吴湖帆、陈九思、张宗祥、韩登安，等等，都有往来。有的还 保持了终生的友谊。徐先生从诸位前辈的作品中得益甚多。一九九四年，徐先生 曾著《六十年前甲戌重九南京鸡鸣寺扫叶楼登高分韵追记》，发表在台湾《中华 诗学》(注 3)，记叙一九三四年南京曹经沅先生创导的两次诗坛重大活动中的一 次。那次诗会，参加者有一百零四人，除陈石遗之外，还有吴鼎昌、叶楚伧、徐行恭、叶公绰、汪兆铭、唐圭璋、夏承焘、夏敬观、王揖唐、龙榆生、林庚白等 等诸老参与。与会各人均分得一韵。作成的诗词由商务印书馆以连史纸、磁青面、 线装，印成一册，分送各与会者。徐先生收到的一册上有诗会发起人曹翁的亲笔 题款，曰:“定戡吾兄诗人吟鉴，弟曹经沅纕蘅持赠”。其实，此时徐先生年仅十 八，而曹先生却已年近五十了!

          一九三四年，章太炎先生在苏州成立章氏国学讲习会。徐先生不但是会 员之一，而且与常熟的李猷先生(1915-1997，字嘉有)同为最年轻的会员。时年， 徐先生亦仅十八岁。

          不久，徐先生就进入浙江兴业银行，任练习生之职。当时兴业银行行长 为诗坛名家徐行恭先生(1893-1988，字颙若，号曙岑，别号竹间居士，晚年自称 玄叟)。虽然行恭先生与徐先生在职位上的差距甚巨，但行恭先生仍十分看重徐 先生的才学，以致不但当时徐先生能得到行恭先生在诗词创作方面的直接指教， 而且，他们的忘年交一直保持到“文革”之后八十年代行恭先生的故世。

          一九三六年，徐先生二十岁，经祖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娶杭州名门望 族高氏维魏先生(1888-1969，字孟徵，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曾任浙江农业大 学前身筧桥甲种农业专门学校校长、杭州安定中学董事长、杭州市参议员等职) 之女高诵芬女士为妻。

        大约也在同时，徐先生进入财政部浙江省直接税局，任秘书之职。不久，抗日战争爆发。徐先生随家庭逃离杭州，在浙江里山一带避难。直到抗战中期， 大家庭在上海开办新厂，才移居上海戈登路(现名“江宁路”)玉佛寺附近一栋巨 宅之中。一九五零年，该巨宅卖给国家成了医院。大家庭分成三房，各自同在江 苏路买了一栋独立的房子，但仍经常往来，直至“文革”之后。这是后话。

徐定戡、高诵芬夫妇 (约摄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初)

          在上海，徐先生以同等学历考取大厦大学，学习法律。抗战胜利，国民 政府恢复国家考试制度，徐先生旋参加司法官考试，录取之后，被分配于上海地 方法院检察院任检察官。时任首席检察官为黄亮。在任期之内，徐先生曾出版法 律专著《两汉刑名考》。(注 4)

          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徐先生遵照上海解放军军事管制委员会命令， 将所管法院宗案，全部移缴新政府。不久，一九五零年，新政府进行司法改造， 国民政府的旧法官除调任他用之外，都进了不同类型的院校，学习马列主义新法律。徐先生进的是北京新法学研究院。院长沈钧儒，副院长谢觉哉、李达。董必 武、史良、杨献珍、艾思奇和苏联专家分别担任教员或参与讲课。

          学习一年之后结业，徐先生按分配，回上海，改任最高人民法院华东分 院审判员。曾参与处理国民政府时期未及审理、积压多年的成千上万件汉奸案， 并直接参与新中国成立后新颁布的婚姻法和土改法的执法以及建国初期华东地 区的一些重大刑事、民事案件审理。

          三年后，徐先生进苏州华东革命大学(简称“革大” )。一年结业之后， 按志愿分配回上海，到第一医学院卫生干部学校执教中国语言和文学。这所卫生 干部学校的任务是培养华东地区的各级卫生界革命老干部，提高他们的文化水 平和理论水平。毕业以后，学员被分至华东各地，担任卫生局、医院和各种医疗 卫生机构的领导工作。

徐定戡墨迹之一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底的一天，未经任何司法程序，卫生干部学校的校长 就通知徐先生:经过干部审查，在解放初期徐先生主动上缴军管会的法院案宗里， 发现在上海地方法院期间审理的案件中，有数宗涉及镇压革命活动、迫害革命群 众，因此判决定为“历史反革命”，撤除现任一切职务，回里弄，接受群众管制改 造三年。其实，不但这些案件早就已主动上缴政府，并未隐瞒，而且，在上海地 方法院期间，徐先生的职务是检察官，对送来的案件，只能按当时法律代表政府 提出公诉，并无审判权。再说，上海地方法院处理的都是民事、刑事案件，政治 案件另有特刑庭专门审理。即使带有政治性的案件经过徐先生之手，往往也只能 当作“破坏公共秩序”之类的普通犯罪案件来起诉而已。但是，在半个世纪前，这 些情况照例均无机会可以申诉。

          三年以后，管制撤销。但到六四年“四清”运动时，忽而又说虽然管制撤 销，但还有“历史反革命”帽子未摘，仍需继续争取摘帽。六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徐先生突患中风，从此半身行动不便。幸而右肢仍能行动自如，写作并不受影响。

          不久，“文革”爆发，徐先生作为“反革命”和“资本家”双料反动派，当然成 为“文革”首当其冲的对象。从一九六六年八月三十日的抄家开始，到十一月初的 扫地出门，“红卫兵”和“造反派”上门翻箱倒柜地查抄、无休无止地批斗不知其数。 扫地出门后，徐先生当时在上海的全家四口，从三层楼的房子被扫进一个十六平 方米的朝北后间，一住就是十五、六年。

             所幸这间朝北后间原来的屋主竟是荣毅仁父亲荣德生先生的私人秘书无锡人朱梦华(1891-1973，一名朱烈)、朱龙湛(1914-1996，字复康、又字敬圃) 父子。二朱都是上海很有名望的书画家兼诗人，家中藏书甚丰，有“千明楼”之称， 意为“盼望能收藏明版书一千部”。朱家在“文革”中虽也受到抄家、冲击，但是所 藏书画、文物基本上并未受损。两位朱先生和徐先生原来就住在同一条街上，却 并不相识。现在，“红卫兵”倒作了媒介，把他们拉到同一屋檐下，成了紧邻。表 面上，两位朱先生要和徐先生“划清革命界线”，实际上，三人却相见恨晚，自此 日夕谈文论史、唱和诗词，如鱼得水、得其所哉。朱先生不但把藏书借给徐先生 阅读，还把收藏的书画拿出来请徐先生鉴赏，甚至请徐先生题诗题词。因为怕以 后万一再抄家“红卫兵”发现他们的关系，就故意要求徐先生把题款的日期倒填到 四九年之前。可惜好景不长，朱梦华老先生不久就被当作“地主分子”揪出来批斗， 含冤去世了。 

徐定戡墨迹之二

          徐先生在“文革”前主要的创作是写诗;而填词，就是“文革”期间在朱龙湛 先生后间寄住时才开始的。在此期间，写的诗词除了与朱氏父子切磋、讨论外， 还以书信向词界前辈、杭州的徐行恭先生请教。“文革”后期，经方琳女士介绍， 徐先生又认识了诗学耆老、福建陈声聪先生(1897-1987，字兼与，号壶因、荷堂)。 于是填词的功力日见长进。

          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去世，四凶随翦。一九七九年，徐先生所谓的“历史 反革命”帽子被摘除，并得到平反改正。八十年代初，“文革”期间被公安局占用的 屋子按政策发还，于是徐先生得以搬回原处。本来，在三楼书房，徐先生挂有一 副陈叔通先生长兄、晚清翰林陈汉第写的《依然静好楼》横批，后在“文革”中被 毁。旧屋发还之后，徐先生就请云间朱孔阳先生重写《依然静好楼》横批，并补 画“依然静好楼图”一幅，挂在三楼卧室。以作纪念。

徐定戡墨迹之三

          一九八六年四月，徐先生经徐行恭先生推荐，入上海文史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