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之张松献地图
张松献地图
三国跟春秋战国一样,都是中国历史上个性突出、可歌可泣的年代。做为一种你死我活的竞争效应,这两个时代凸现的,都是人才辈出,英雄蜂起的格局。
其中,竞争的核心力量,无疑是代表着社会发展指标的“士”集群。在各种“士”的身上,蕴含着强烈的活力,他们也因此凭借才智与生存技巧,影响着那个时代的社会格局,他们试图通过多少是接近理想的方式,让社会按照他们的意图发展。但是他们往往又都输得很惨。因为,他们有时候的确是影响了社会的格局与趋向,然而,每当他们试图触及到社会的真正核心,也就是权利的结构重心的时候,他们未免要头破血流了。权利与理想的不可调和的对立,始终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瓶颈。
像春秋战国时代的所谓的“士”,大都是些无事生非的人。他们一般没有明确的报效对象,而只有功利性。像战国时的孙子,伍员,吴起,苏秦,张仪等等。正像《三国演义》里多次提到的“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一样,有奶便是娘。到了三国时代,“士”的理想意念开始渐渐地复苏了,然而其入世的技术手段,仍然没有超越春秋战国时期。
中国的历史大格局是乱世出英雄,而英雄云者,实际上又大都是一些枭雄。“士”阶层命中注定地,只能在历史的舞台上充当配角。所以我以为,中国历朝版图的一次次短暂而残酷的分裂,其实也造就了一种武化当道的现象,但是,让人惊奇的是,武化却始终不能构成中国历史发展的真正精神动力,而在经历了磨难之后的中国文化,却出人意外地成了中国历史的脉络。这是一种非常矛盾的历史现象。
同时,我们也可以认为这是“士”阶层产生的历史基础。如果没有了战国,三国,甚至隋唐、五代十国等乱世的血腥的过渡,中国的文化将会变得十分的苍白。像宋、明两朝最突出时期的文化,明显地就是失去血性与筋脉的。岳麓书院跟东林书院的讲学风气,实际上是相当保守的,它们代表的,是很退缩的功利观,而不是像战国、三国时期的那种进击理想。
在那些混乱的格局中混水摸鱼的人,你可以称之为“士”,也可以视之为“奸”。这里讲讲张松。
张松算是个蜀奸。其时占据汉中、曾经被毛主席歌颂过的原始共产主义者张鲁,想要并吞蜀中,而刘备从前的老板刘焉的儿子刘璋,却一筹莫展。这时,益州别驾张松挺身而出,说他可以说动曹操出兵,以救蜀中。刘璋是个没有头脑,但是心地善良的人,有点像阿斗。他马上就允诺了张松,并且安排了数目可观的礼物。
哪想到张松是个吃里扒外的人。张松长相奇丑,“其人生得额䦆头尖,鼻偃齿露,身短不满五尺,言语有若铜钟。”可能跟庞统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过正如俗话说的,矮人多计,张松在出使许都前,就已经打好算盘了:他要把益州悄悄卖掉,于是“乃暗画西川地理图本藏之”。你看这人可怕不可怕?!
孔子说了:“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所以我以为,张松不是士,而是奸。
但是卖东西也得看货色的。张松在许都受到了曹操同志的冷遇。曹操是个无可争议的双性恋者,这一点可以从他对待关羽,赵云等人的潜意识中看得出来。因此曹操一看到张松的长相,就对他失去了兴趣。然而张松的报复,也让曹操付出了重大的代价:他当着曹操的办公室主任杨修的面,将《孟德新书》从头到尾背诵出来,结果将一本可能将成为传世之作的书给毁掉了。我觉得,曹操基本上是个拿得起,放得下的人。他把自己呕心沥血总结出来的著作烧掉,说明他是很有自知之明的。而他的用兵之道,治军精神,则通过实战,被他周遭的人继承下来了。
敢把自己的著作付诸一炬的,曹操算是第一人。这是魄力。
张松离开许都后,唉声叹气的。他在经过荆州时,受到了刘备的隆重接待。刘备也是个同性恋者,他可能在看到张松时,也会大倒胃口的。好在这时诸葛亮在他身边,诸葛亮安排了一切,致使张松在离去时,流连忘返,终于将西川的地图,交给了刘备。
一笔买卖总算完成了。其实,刘璋并不算是昏庸的,他只是不想在乱世的时候,大动干戈而已。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张松将西川跟自己出卖了呢?这个话题,正是“奸”的症结所在:他们以为,很多人用热血去维护的东西,也是可以成为交易的。他们甚至以为,英雄精神是可以被颠覆的。这无疑是对战争意义的背叛!奸人都是聪明人,不然人家也不会欣赏你。张松讨得就是这个巧。
一张地图,显现了一个“士”的人格。这又让我想起了战国时无耻的纵横家苏秦。其人倘若活在当世,也不过是个狂炒股票、大喊“革命是不朽”的人。
相比之下,我倒是很欣赏刘璋手下黄权,刘巴等人的骨气的。因为骨气正是真正的“士”的核心!
后来,张松卖主求荣之事暴发,刘璋大怒曰:“吾平日未尝薄待他,何故欲谋反!”遂下令捉张松全家,尽斩于市。张松真是自作自受了,因为,没有人会容忍背叛的,尤其是在汉人中间。我们发明了“奸”这个字,就是为了将背叛者永远钉在耻辱柱上!
后人有诗叹张松曰:
“一览无遗世所稀,谁知书信泄天机。未观玄德兴王业,先向成都血染衣。”
好像张松是个愤青似的。这种吹捧的倾向,未免太露骨了。
三国跟春秋战国一样,都是中国历史上个性突出、可歌可泣的年代。做为一种你死我活的竞争效应,这两个时代凸现的,都是人才辈出,英雄蜂起的格局。
其中,竞争的核心力量,无疑是代表着社会发展指标的“士”集群。在各种“士”的身上,蕴含着强烈的活力,他们也因此凭借才智与生存技巧,影响着那个时代的社会格局,他们试图通过多少是接近理想的方式,让社会按照他们的意图发展。但是他们往往又都输得很惨。因为,他们有时候的确是影响了社会的格局与趋向,然而,每当他们试图触及到社会的真正核心,也就是权利的结构重心的时候,他们未免要头破血流了。权利与理想的不可调和的对立,始终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瓶颈。
像春秋战国时代的所谓的“士”,大都是些无事生非的人。他们一般没有明确的报效对象,而只有功利性。像战国时的孙子,伍员,吴起,苏秦,张仪等等。正像《三国演义》里多次提到的“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一样,有奶便是娘。到了三国时代,“士”的理想意念开始渐渐地复苏了,然而其入世的技术手段,仍然没有超越春秋战国时期。
中国的历史大格局是乱世出英雄,而英雄云者,实际上又大都是一些枭雄。“士”阶层命中注定地,只能在历史的舞台上充当配角。所以我以为,中国历朝版图的一次次短暂而残酷的分裂,其实也造就了一种武化当道的现象,但是,让人惊奇的是,武化却始终不能构成中国历史发展的真正精神动力,而在经历了磨难之后的中国文化,却出人意外地成了中国历史的脉络。这是一种非常矛盾的历史现象。
同时,我们也可以认为这是“士”阶层产生的历史基础。如果没有了战国,三国,甚至隋唐、五代十国等乱世的血腥的过渡,中国的文化将会变得十分的苍白。像宋、明两朝最突出时期的文化,明显地就是失去血性与筋脉的。岳麓书院跟东林书院的讲学风气,实际上是相当保守的,它们代表的,是很退缩的功利观,而不是像战国、三国时期的那种进击理想。
在那些混乱的格局中混水摸鱼的人,你可以称之为“士”,也可以视之为“奸”。这里讲讲张松。
张松算是个蜀奸。其时占据汉中、曾经被毛主席歌颂过的原始共产主义者张鲁,想要并吞蜀中,而刘备从前的老板刘焉的儿子刘璋,却一筹莫展。这时,益州别驾张松挺身而出,说他可以说动曹操出兵,以救蜀中。刘璋是个没有头脑,但是心地善良的人,有点像阿斗。他马上就允诺了张松,并且安排了数目可观的礼物。
哪想到张松是个吃里扒外的人。张松长相奇丑,“其人生得额䦆头尖,鼻偃齿露,身短不满五尺,言语有若铜钟。”可能跟庞统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过正如俗话说的,矮人多计,张松在出使许都前,就已经打好算盘了:他要把益州悄悄卖掉,于是“乃暗画西川地理图本藏之”。你看这人可怕不可怕?!
孔子说了:“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所以我以为,张松不是士,而是奸。
但是卖东西也得看货色的。张松在许都受到了曹操同志的冷遇。曹操是个无可争议的双性恋者,这一点可以从他对待关羽,赵云等人的潜意识中看得出来。因此曹操一看到张松的长相,就对他失去了兴趣。然而张松的报复,也让曹操付出了重大的代价:他当着曹操的办公室主任杨修的面,将《孟德新书》从头到尾背诵出来,结果将一本可能将成为传世之作的书给毁掉了。我觉得,曹操基本上是个拿得起,放得下的人。他把自己呕心沥血总结出来的著作烧掉,说明他是很有自知之明的。而他的用兵之道,治军精神,则通过实战,被他周遭的人继承下来了。
敢把自己的著作付诸一炬的,曹操算是第一人。这是魄力。
张松离开许都后,唉声叹气的。他在经过荆州时,受到了刘备的隆重接待。刘备也是个同性恋者,他可能在看到张松时,也会大倒胃口的。好在这时诸葛亮在他身边,诸葛亮安排了一切,致使张松在离去时,流连忘返,终于将西川的地图,交给了刘备。
一笔买卖总算完成了。其实,刘璋并不算是昏庸的,他只是不想在乱世的时候,大动干戈而已。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张松将西川跟自己出卖了呢?这个话题,正是“奸”的症结所在:他们以为,很多人用热血去维护的东西,也是可以成为交易的。他们甚至以为,英雄精神是可以被颠覆的。这无疑是对战争意义的背叛!奸人都是聪明人,不然人家也不会欣赏你。张松讨得就是这个巧。
一张地图,显现了一个“士”的人格。这又让我想起了战国时无耻的纵横家苏秦。其人倘若活在当世,也不过是个狂炒股票、大喊“革命是不朽”的人。
相比之下,我倒是很欣赏刘璋手下黄权,刘巴等人的骨气的。因为骨气正是真正的“士”的核心!
后来,张松卖主求荣之事暴发,刘璋大怒曰:“吾平日未尝薄待他,何故欲谋反!”遂下令捉张松全家,尽斩于市。张松真是自作自受了,因为,没有人会容忍背叛的,尤其是在汉人中间。我们发明了“奸”这个字,就是为了将背叛者永远钉在耻辱柱上!
后人有诗叹张松曰:
“一览无遗世所稀,谁知书信泄天机。未观玄德兴王业,先向成都血染衣。”
好像张松是个愤青似的。这种吹捧的倾向,未免太露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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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秦无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