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罗门圣殿与《旧约》 信仰的颠覆（四十五）

原文再续，书接上回。本来以为美国最高法院一夜春风，先是保护个人在公共场合携带手枪自卫的权利，并且推翻了纽约州的控枪法，6月24日又推翻了Roe v. Wade判决。6月30日更是以6比3的结果裁定，环境美国保护署(EPA)并没有控制二氧化碳排放的权力，认为《清洁空气法》没有赋予环境保护署广泛的权力来监管二氧化碳排放。这等于把民主党掌控的白宫权力给腰斩了，把权力还给了各州。

但也是6月30日，美国最高法院裁定，拜登政府可以废除川普政府的移民保护协议，即通常被称为“留在墨西哥”的政策，推翻了下级法院的裁决。川普的移民保护协议（俗称“留在墨西哥”）政策规定，寻求进入美国南部的移民在等待听证会期间必须留在墨西哥，确保移民不会被释放到美国。拜登政府曾试图废除该政策，但先前被下级法院阻止。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这一裁决后，拜登政府将不再将越境的非法移民遣返到墨西哥一侧，而是留在美国境内的移民拘留所等待审理。目前来看，美国移民拘留所已经人满为患，所以大量非法移民涌入美国边境内，边境执法人员只能给他们作一个登记，发放等待审理的通知。而这些非法移民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会前往加州，这里不仅有他们的亲友，还有友好的福利政策，比如考驾照、免费粮食券等等，加州州长宣布加州将成为第一个为非法移民提供医疗保险的州。

关于堕胎，碳排放这些判决，只是把权力还给各州，蓝州一定依然故我，其实影响不大。现在开放边境接收难民是全球性与灾难性的。

另外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前几天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候说：“他从来没有让乌克兰割让领土给俄罗斯以换取和平，他的意思是让乌克兰收复失地，打到2月24日俄乌开战以前的实际控制线，就可以迫使俄罗斯坐到谈判桌上来，一些人误解了他的意思，并且在媒体上大肆炒作，引起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不满，造成了误会。基辛格还说，当今世界，用发动战争的手段来提高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已经行不通了，时代已经变了！”估计收到闭嘴令了。

同时当地时间7月1日，美国克里斯托弗·卡沃利将军接管了驻欧洲所有美军和北约部队的指挥权。 卡沃利将军为四星上将，精通俄语、意大利语和法语，曾获耶鲁大学俄罗斯和东欧研究的硕士学位。 ???

战况不利，临阵易帅，这仗还是要打下去，看来犹太精英目前还是激进派系当权，中期选举川普就算赢，也不会是决定性的，对拜登的施政没有实质的影响。令人担心的是，如果欧美还是邪教中的激进派系当权，到2024年，美国已经是南非化，不要说号令全球，能否自保都成问题。

犹太帝国走到如此极端，还是需要从头说起。话说以色列学者施罗默·桑德认为《旧约圣经》是一般虚构的神话书，必须配合犹太教的《塔木德》一起看，才可以真正理解《旧约》的意思。

他认为“只有当19世纪后半叶前民族主义犹太历史编纂学出现，才赋予了《圣经》在现代犹太国家兴起这幕戏剧中的主导作用。这部著作从搁放神学传单的架子上被转换成了历史部件，犹太民族主义的信徒们开始阅读它，好像它是历史过程和事件的可靠记述。更确切地说，它被提升到了神话与历史相混合的史学地位，代表着无可争议的真理。它成为了世俗的不可触摸的圣洁中心，所有对人民和民族的思考必须自它开始。

在数个世纪里，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三个一神教文化都把《圣经》看作是神启之作，是上帝显现和卓绝的证明。随着现时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它日益被视为由人编纂的重构过去的一部作品。甚至在前民族主义的新教英格兰，经过年代误植和炽热的想像，《圣经》成为了一种现代宗教 - 政治集体性形成中的理想典范，在北美和南非的清教徒拓殖者中更是如此。在过去,犹太教信仰者往往不去探究它。但随着犹太启蒙运动的兴起，人数不断增多的有教养的个人开始从世俗的角度阅读《圣经》。

现在《圣经》成为了小学生阅读和了解他们古代祖先的一个世俗读本，孩子们以后就会像进行殖民化和独立战争的战士们一样自豪地前行。

不过他在书中阐述：以色列特拉维夫学派的开创者一纳达夫.那阿曼( Nadav Naaman)、伊斯雷尔.费科尔斯坦( Israel Finkelstein)、泽伊夫.赫尔佐格(Ze'ev Herzog)和其他人主张《圣经》 的历史核心部分创作于大约在犹大王国末期的约西亚(Josiah)统治时期。他们的分析表明《圣经》的成书时间不可能在公元前8世纪末，而且其中大部分故事完全缺乏事实根据,这些观点都非常具有说服力。”

公元前745年，亚述王国迎来了一位强大的新统治者——提格拉·帕拉萨三世，在他的带领下，亚述先是征服了巴比伦，然后攻克大马士革，到公元前738年，几乎所有位于叙利亚地区和迦南北部的国家都需要向它进贡，其中包括北方的以色列王国。以色列王试图拉拢南方犹大王国的国王，却遭到拒绝。最终被亚述攻占了首都，历史就此终结。

其实就在以色列王国灭国之后不久，由于亚述内部内战不断，曾征服的地区纷纷独立，犹大王国和包括推罗在内的非利士各城市组成了反亚述的联盟，巴比伦的崛起给了这个垂死的王国最后一击。

后来埃及控制了巴勒斯坦地区，但在巴比伦王国不断地扩张之下，埃及的领土不断被蚕食。犹大王国无力抵抗，所有的皇室成员、金银财宝统统被巴比伦人掳了回去，只留下一个傀儡国王西底家。不甘做傀儡的西底家转而向埃及求援，但仍无力反抗，公元前587年，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的军队攻破了耶路撒冷，焚毁了这座城。西底家也被弄瞎双眼后，被带到了巴比伦。

巴比伦之囚 詹姆斯·迪索

施罗默认为公元前6世纪的流亡和“回归”的动乱可能给予有文化的犹太精英，如以前的宫廷抄写员、祭司和他们的后裔比在直接的王朝君主制下享有的更大的人身自由。政治崩溃的历史偶然事件和由此导致的过分苛求的权威的不存在，给予他们一种新的、罕见的行动机会。这样，一个独特的文学创作的新领域诞生了，它的奖赏不在于权力，而在于宗教。比如，只有这样一种处境能够解释如何在歌唱颂扬王朝奠基人(大卫)的同时又把他描绘是受到在上的神惩罚的一个原罪者。只有这样，在前现代社会中如此稀缺的表达自由才会创造出一部神学杰作。

施罗默认为“更有可能的是，古代的以色列和犹大王国留下了详细的行政记录和自吹自擂的胜利碑文，由忠顺的宫廷抄写员比如《圣经》中亚萨利( Azaliah)的儿子沙番( Shaphan) 编辑，这和该地区其他王国的情况相同。我们不知道，也永远不会知道,那些记录中包含着什么,但很有可能的是,在两个王国残存的档案中保留了一些记录。在犹大王国衰亡后，《圣经》各篇的作者以令人惊异的创造性把那些档案用作原始材料,并据此创作出关于近东一神教起源的最有影响力的文本。他们把一些在整个地区知识精英中流传的寓言、传说和神话补充进那些记载之中，并从如神般的君主的角度创造出了关于世俗统治者地位的极具吸引力的批判性话语。

作者接着说因此,我们可能会提出如下假说:几乎清晰地显现在《圣经》每--页上的独有的一神教，而不是政治上一个力图扩张其政权的小的地方性君主的政治手段。流亡中和从流亡归回的犹太知识精英与波斯人的抽象的宗教引人注目地意外相遇。这种一神教很可能在一个先进的知识体系中发现了其源泉。决非偶然的是，希伯来语的“宗教(dat) ”一词源自波斯语。这个早期的一神教在它后来与希腊化的多神教遭遇过程中将会得到充分的发展。

哥本哈根-谢菲尔德学派( the Copenhagen Sheffield school)托马斯. L.汤普森、尼尔斯.彼得.莱姆奇(Niels Peter Lemche)、菲利普.戴维斯(Philip Davies)和其他人的理论更令人信服，即便我们不接受它的每个假设和结论。它指出,《旧约圣经》事实上不是一部著作,而是从公元前6世纪晚期到2世纪初期3个世纪的过程中创作、修订和改编的一个巨型文库。《旧约圣经》应被解读为有着宗教和哲学性质的多层文学建筑,或出于教育目标，尤其旨在教育未来几代人(因为上帝的惩罚体系通常会因为他们祖先的犯戒而惩罚后人)而有时会采用准历史描述的神学寓言。

需要注意的是公元前586年，犹太王国被灭之后，大批犹太人被沦为“巴比伦囚虏”。这样，巴比伦逐渐发展为犹太人最主要的文化和精神中心，集中了许多有影响的犹太贤哲和宗教研究人员，形成了一个享有很高威望和领导地位的学者阶层。他们以维护犹太教传统及犹太精神价值为己任，潜心研究神学，著书立说，在公元2世纪至6世纪之间编纂了犹太教口传律法集，传统习俗、祭祀礼仪的论著和注疏的汇集，即《巴比伦塔木德》和《巴勒斯坦塔木德》，统称《塔木德》，形成了塔木德文化。其内容分三部分，分别是密西拿——口传律法、革马拉——口传律法注释、米德拉什——圣经注释。

由于《巴比伦塔木德》编纂于《巴勒斯坦塔木德》之后，经精通摩西律法的拉比们的研究，更主要是犹太实际生活中的实践，所以其律法权威性远远超过《巴勒斯坦塔木德》。一般意义上的《塔木德》指的就是《巴比伦塔木德》。

在整个中世纪，欧洲犹太人对《塔木德》的研究非常活跃。时至今日，犹太教正统派仍然认为，载于《塔木德》的律法乃出于上帝的启示，对这部律法集的诠释和补充工作仍在继续。

因此《旧约》与《塔木德》都产生于相同的历史背景，虽然可能《塔木德》成书比《旧约》晚，但编写《旧约》的作者们不会背离当时犹太教口传律法集，传统习俗、祭祀礼仪等等。要真正理解《旧约》故事背后的真正含义，的确离不开《塔木德》。

在下猜想当时编写《旧约》这套神话故事，除了对犹太人自己妇女儿童启蒙外，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传教。作者认为为了传教，必须给耶路撒冷的崇拜中心准备一个稳定且持久的未来,众多古代作者和编者力图创建-一个话语上连贯清晰的宗教共同体，同时无节制地利用过去的辉煌政治。由于关注将该共同体从偶像崇拜的民众隔离开来,他们将犹太人虚构成神圣的上帝选民,这个民族的起源地在与迦南截然不同的他处，他们不是当地砍柴担水的人。

充斥于《圣经》中的一些领袖、士师、英雄、国王、祭司和先知(主要是后来的先知们)可能是历史人物。但他们在历史中的真正作用是后来想像的产物。同样,《圣经》全套故事的知识和宗教影响的早期的犹太人信仰共同体形成的时间也很晚。

犹太一神教开始形成于公元前6世纪犹大王国衰亡后被强行逐离家园的文化精英之中。从被逐出伊甸园(Eden)，中经亚伯拉罕迁居迦南和雅各一系进入埃及，到撒迦利亚(Zachariah) 和但以理(Daniel) 的预言，犹太教透过流亡、被迫离开家园和归回的视角凝望着过去。第一圣殿的陷落与放逐联系在一起，这种文学－神学记忆有助于塑造犹太人后来的宗教感情。

因此流亡的神话对犹太人的身份认同很重要。

虚构公元70年“第二次流亡”这个历史事件非常重要，为现代犹太人提供族群认同的路径。把一个想像中被流放的民族描述为以前“圣经民族"的直系后裔，对于建构一个长期记忆是必不可少的。正如我们基督教传统养育了被迫离开家园和流亡的神话，并从那里汇入了犹太传统中，成为了深深印刻在通史和民族史中的真理。

所罗门圣殿

那么史称“犹太战争“的第二圣殿陷落到底如何发生的？难道真的如主流意见一样，是因为罗马总督的暴政。我们先从罗马人对犹太人的政策说起。

第一    结束后世称为“希腊化时代”的300年后，罗马人取代之前的统治者希腊人，提高此前一直处于被统治阶级的犹太人的社会地位，使得东方世界的两大势力——希腊人和犹太人在经济上趋于了平等。

像斐洛这种开明的犹太人高度评价尤里乌斯·恺撒开创的罗马帝政也是出于这个原因，在罗马人看来，自己的帝国在东方世界实现经济上的繁荣只有通过这两个民族的自由竞争才能实现。

第二  希腊人和犹太人都是优秀的民族，正因为如此，动不动就容易陷入敌对关系，罗马采取的方针是不偏袒任何一方，而是始终在双方之间充当调停的角色。在作为统治者的罗马人看来，希腊人和犹太人同样是被统治者。

第三   对于犹太人主张自己所拥有的“特殊性”，充分给予承认，具体来说包括以下几点：

（一）在不破坏社会稳定的前提下，给予完全的信教自由。

（二）允许每年继续向耶路撒冷的大神殿捐献2德拉克马的香火钱。

（三）除死刑的宣判执行以外，允许犹太人社区内的法律自治，但只限于帝国东方的犹太人社会。

（四）免除军役及其他国家公职，但对于有意参军、奉公的人仍然保持开放政策。

（五）每星期六仍然定为安息日。对于罗马人来说的假日是供奉神灵的祭日，不是每周定期一次的休息日。在罗马人眼中，犹太人这种每到周六就停止工作，除了祭神以外什么都不做的习惯一定显得很奇怪，但同时罗马人也将犹太人严格遵守的每周六的安息日视为了他们自己的祭日。信奉多神教的罗马人已经习惯了罗马教以外的祭日，因此也尊重犹太人的安息日。

帝国的首都罗马有一项名为《小麦法》的小麦免费发放制度，以保障居住在首都的贫困的罗马公民权所有者的生活。相当于“面包与马戏”中的“面包”，虽然这种做法被后世大加抨击，但也是一项兼顾社会福利和争取选民的政策。

小麦的发放通常一个月进行一次，有时发放日正好赶上周六的安息日，遇到这种情况时犹太裔的市民就无法前往马尔斯广场的一角领取小麦，因为在安息日除了敬神之外什么都不能做，于是负责发放小麦的当局会将属于犹太裔市民的那一部分留到第二天。

除了卡利古拉皇帝统治末期双方关系一度恶化之外，从犹太人处于罗马直接统治下的公元6年开始的60年间，罗马人一直对犹太人奉行这种政策。不过罗马人唯独没有允许在耶路撒冷建立神权政体，因为如果允许的话，恐怕无法避免这种影响波及海外的犹太人社会。作为不允许建立神权政体的交换条件，罗马一直致力于在犹太地区实现由犹太人的国王领导的统治政体。如果能确立起像大希律王时代的那种世俗王权，就可以抑制犹太人建立神权政体的念头。

然而，在耶路撒冷建立神权政体才是正统犹太教徒的心愿，这是无论罗马如何让步也无法解决的问题，因为两个民族对“自由”这个词语的理解是不同的。罗马人的“自由”意为在有军事力量保障的和平以及有法律保障的秩序下，每个人都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在犹太人的观念中，能够建立神权政体才是“自由”。罗马人60年来承认犹太人特殊性的统治政策只能暂缓犹太教徒追求“自由”的脚步，却不能从根本上消除他们的这种愿望。

因此犹太战争是本来就应该发生的叛乱，无论统治者罗马如何施行善政，也只是将问题暂且搁置罢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居住在犹太的犹太人起兵反抗罗马是不可避免的，只要想到犹太人和罗马人的思维方式（文明）的差别，就可以知道这是一场命中注定的对决。

犹太民族的第一个特殊性是他们的居住地区——巴勒斯坦一带位于大国叙利亚和埃及之间，如果他们是居住在黑海东岸一带的话，犹太肯定会有一段不一样的历史。因为如果处在交通要道上，必然长期受到叙利亚和埃及的垂涎，而此时叙利亚和埃及都处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

第二个特殊性是，他们是一个相当优秀的民族。在统治者看来，越是优秀的民族越不好统治。如果是平庸的民族，被打压到社会底层也不会有反抗的能力和勇气。

第三个特殊性是犹太人与古希腊人不相上下的离散倾向。以叙利亚的安条克和埃及的亚历山大这两处犹太人聚集区为首，各个城市都存在犹太人的共同体。与希腊人不同的是，这些居住在海外的犹太人与本国的连带关系非常强。具体来说，只要是犹太教徒，不管住在哪里，每年都有义务向耶路撒冷的大神殿捐献2德拉克马的香火钱。

第四个特殊性在于，犹太人没有对自己以外的民族进行统治的历史。犹太人也有诸如大卫和所罗门时代那样的独立时期，但这些都是自己国家内的独立，并不是将他国纳入统治下的帝国。而且，这个时代在他们的历史上稍纵即逝，即使不追溯到被巴比伦奴役的时代，他们也曾长年处于埃及和叙利亚的希腊化（Hellenism）王朝（希腊裔国家）的统治下，最后又被罗马统治。在历史上被其他民族长期统治的民族以现代人的思维来看肯定是受压迫的民族，当然会让人们抱以同情之心。但是，也需要注意这样一种现实，就是在历史上长期被压迫的话很可能会带来精神构造上的变化。

具体来说就是自卫本能异常发达，失去了思考的灵活性而变得顽固不化。同时，对于任何事物都会反应过于敏感。为了在残酷的现实中存活下来，往往容易将希望寄托在梦中，犹太教中期待救世主的教义就是一个例证。

第五个特殊性会让人感到这是犹太人特殊性的极致，就是与宗教的关系。以希腊和罗马为代表的多神教中的众神只是保佑人类、为其提供帮助的存在，相反，犹太人信奉的一神教的神却是规范人类行为的存在，一旦有人违反，就会毫不犹豫地对其进行惩罚。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理所当然的结论——在多神教的民族中政治与宗教是分开的，相反，一神教的民族却容易衍生出宗教积极介入政治的神权政体。

加之犹太人还有着诸如巴比伦奴役时代被强制迁移到他国的经历，因此对于他们来说，在身处异乡的情况下还想保持犹太人的身份认同，除了诉诸宗教外没有别的选择。从他们的历史来看，犹太人观念中的国家一直是神统治的国家，也就是神权政体（意大利语Teocrazia，英语Theocracy）。有意思的是，罗马人使用的拉丁语中不存在表示“神权政治”这个意思的词语，这表明古代的罗马人甚至没有设想过让神来介入人类政治的政体。

正如塔西佗所说的：“犹太人对于我们来说之所以是难以忍受的存在，就在于他们固执地坚持自己与帝国其他的居民不同。”

作为征服者的罗马人一直努力同化被征服者，并试图将他们吸纳为罗马帝国这个共同体的一员。希腊人、西班牙人、高卢人和北非人都赞成并且加入了罗马的这条“败者同化”路线，相反只有犹太人以一神教为由加以抗拒。并且，他们不仅抗拒被同化，还固执地坚持建立神权政治，对于不接受他们要求的罗马不断进行反抗。虽然希腊人存在反犹太的情绪，但是与希腊人不同，在社会立场和职业上都与犹太人不存在竞争关系的罗马人却没有反犹太的情绪。

不过到了与犹太人发生直接接触60年后的发生的犹太人叛乱，其次数之多恐怕就会占去很多篇幅。被称为“短剑党”（杀人者）的恐怖组织的活动范围已经扩大到了犹太全部地区，另外，从大神殿的重建工程结束的两年前开始，耶路撒冷出现大量失业者。建立神权政体的大义正道，失业造成的生活不安，中近东地区特有的酷暑，使得当地难免不生状况，这要求直接负责人需要比以前更加慎重。

埋下的火种被点燃的契机是长官弗洛鲁斯从耶路撒冷大神殿的宝物库中没收17塔兰特金币充当了欠缴的行省税。尤里乌斯·恺撒在年轻的时候曾被海盗生擒，海盗向他开出的赎身钱是20塔兰特。1塔兰特相当于6000德拉克马，用平民的生活开支来比较的话，相当于560人一年的收入。在弗洛鲁斯看来，这些只不过是用来代替没有缴纳的行省税罢了。

但是，问题不在于金额的多少，耶路撒冷的大神殿是犹太教徒每年都会义务捐赠2德拉克马香火钱的圣地，是将捐款奉献给神的地方，不是储蓄自己钱财的银行，更不是以拖欠税金为由便可以随便提款的账户。然而弗洛鲁斯不仅没有反省自己的冒失行为，反而决定对发起暴动的犹太人实施强硬的镇压，这当然会让犹太人的愤怒更加强烈。

并且犹太人一方也不懂得控制自己的愤怒。犹太人有一个特点，就是一旦冲动起来便无法在中途停下来，要一直冲到无路可走为止。以17塔兰特金币为起因的暴动发展成了将罗马势力从耶路撒冷赶出去的战争，时间是公元66年6月。

不过，并不是住在耶路撒冷的所有犹太人都参加了暴动，他们分为激进派和稳健派。激进派指的是此前游荡于犹太内陆地区的“短剑党”，他们这次成功地将耶路撒冷的下层民众卷了进来。稳健派是处于耶路撒冷上层阶级的人们。

内部不团结使得激进派的行动更加过激了。他们急于证明自己的想法是正确的，同时也是为了让本来没有信念却出于立场而不得已支持稳健派的人明白“事已至此只能一不做二不休”的道理。而且在这个时候，激进派内部也已经分裂成了两派，过激的行动愈演愈烈。

想不到美国现在激进派与温和派的斗争，竟然在2000年已经预演。

因畏惧暴徒而逃入王宫内的罗马守卫队听到对方承诺缴枪不杀后纷纷投降，之后却全部惨遭屠杀。稳健派的主心骨——大祭司和他的弟弟一起成为了恐怖事件的牺牲品。罗马的卫兵驻扎在马萨达的要塞落入了前来袭击的激进派手中。

统治犹太北方的阿格里帕二世以犹太人的身份出面劝说却无功而返，夏秋之间，在耶路撒冷发生的反罗马暴动开始向犹太地区的西部和南部扩散。

居住在恺撒利亚等希腊移民城市的希腊人对这次事件产生了危机感，他们本来就有很强的反犹太情绪，因为危机感而倍增的反犹太情绪朝着直到昨天为止还同住在一个城市的犹太人爆发了。同样的现象还波及了叙利亚，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希腊裔居民和犹太裔居民之间长年的敌对情绪也一触即发，罗马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