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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时节雨纷纷 (上)

清明时节雨纷纷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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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时节雨纷纷

                 注:这是我为母校校长和老师写的纪念文章。这是上部分。谢校长前排右起第九人

                     —-怀念谢亚德校长和董世景老师

 

    清明时节,细雨绵绵,院子里的竹林都笼罩在一片白色的雾气之中。打开手机,却传来了谢亚德校长和董世景老师相继去世的消息。谢校长和董老师都是我的长辈,是看着我长大的,我其实应该叫他们“伯伯”的。望着窗外的蒙蒙小雨,心里感到一阵阵的难过。我的思绪,不禁回到了几十年前的三中校园里。

 

                          谢校长

    我第一次见到谢伯伯,大约是一九七九年的夏天,我读小学一年级暑假的时候。现在算起来,都已经有四十多年了。

    那是一个炎热的日子。明晃晃的太阳挂在天上,照在身上火辣辣的;地面上是热浪滚滚。四宿舍老师家养的鸡都躲在了阴凉的地方,就连平时活蹦乱跳我的小狗“小灰”,都无精打采地趴在树荫下的青石板上,伸出舌头,呼哧呼哧地喘着气。

    不过,再热的天气也挡不住我们小伙伴去外面玩耍呀。我们跑到院子后面的梨树林里面,捉迷藏、摘果子,一会就玩得满头大汗。不知道是什么引起的,我和院子里的一个孩子打闹了起来。我踢了他一下,他一拳打在了我的左胸上。

    “哎呀!”我疼得大叫一声—可能是因为那年夏天太热了,或者是因为爸爸那段时间里老给我们做炒米饭吃而上了火,我的左胸上长了一个大疖子,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了,一碰就痛,何况他这么猛的一拳下去。低头一看,疖子居然破了,开始流出脓水来了。

    “快回家去,让爸爸帮你清理一下。”哥哥提醒我。我就连忙跑回四宿舍的家中。爸爸一看,就拿出一团草纸给我擦了起来。

    我光着膀子,就站在外屋中间;爸爸弯着腰,一边给那这个已经破了的大疖子擦着脓水,一边和坐在旁边的人说着话。我这才注意到,家里来了一位伯伯。他中等个子,头发黑黑的,梳得整整齐齐,穿着一件短袖白衬衣,戴着一副眼镜,脚下一双皮凉鞋,正微笑地打量着我。

    “谢主任,这件事,我考虑考虑,还要向朱书记汇报一下。”爸爸手里处理着我的大疖子,抬头对着那位伯伯说。

    “不急不急,老江。”那位谢主任温和沉稳地说。

    过了好一会,疖子里面的脓水终于流完了,大疖子只剩下了一层薄薄的皮,用手碰一碰,一点都不痛了。大疖子就这样神奇般地消失了。

    一直坐着的谢主任这才站了起来,

    “老江,那你再和朱书记请示一下。我这就告辞了。”他微笑地和爸爸握了握手,然后,弯下身询问我,

    “你多大了?叫什么名字?刚才痛不痛啊?”

    “我八岁了,叫小涵。刚才不怎么痛。”看着这位温和的伯伯,我心里一点都不害怕。

    “快叫谢伯伯。”爸爸在旁边催促说。

    “谢伯伯好!”我仰头叫着。

    “这孩子不错。”谢伯伯笑了一笑,然后,骑上自行车就走了。

    过了几年,听说教育学校要调一位主任来三中当党支部书记,接替已经荣升教育局局长的朱书记。等这位新书记来到后,我一眼就认出来了,这不就是谢伯伯吗?

    谢伯伯那时变得更加沉稳。他的头发已经有些花白了,但仍然梳得一丝不苟,衣服总是整整齐齐的,夏天,就穿着白衬衣;天气凉快些,他就穿上中山装,系紧着风纪扣。他常常满脸严肃,背着手在校园里走着。

    “谢书记早。”大家见了他,都尊重地打招呼。

    “早。王老师,你过会到我办公室来一趟,我们商量一下今年高考的准备工作。” 他一边走着,一边谈着工作。

    我那时已经读初三了。见到谢伯伯,我正犹豫着,是应该叫他“谢书记”,还是“谢伯伯” 呢? 谢书记却认出我来了,微笑着说,

    “这不是江老师家的小涵吗?都这么大了?读初三了?”

    “谢书记早。”我连忙叫他。

    “早。你还是叫我‘谢伯伯’吧。”他笑着说。

    没过多久,谢书记就召开了全校师生大会。八十年代中期,开大会都在小操场土台的平地上。记得那次开会,他向大家郑重地介绍了一位高年级的学生,

    “李革同学,身患重病,却刻苦学习,追求进步,大家要向他好好学习。”谢书记认真地说。

    一个高瘦的男生,拄着拐杖,一条裤腿空荡荡的走上了主席台。他先向大家敬一个礼,然后坐了下来,大声讲起话来。 

    “这就是李革。是邮电局的子弟。”

    “听说得了骨癌。还截肢了。真不容易。”

    李革同学在上面讲话,我们这些顽皮的初中生就在下面窃窃私语起来。

    后来,李革身患重病却积极进取的精神感动了很多人,赣南日报,江西日报, 最后连中国青年报都报道了他的光荣事迹。广播电视台也跟着报道了。李革后来还装上了假肢,在校园里走着。大家都很尊重他。

    可到后来,李革同学还是不幸去世了。

    那也是在一次全校师生大会上,谢书记站了起来,沉痛地宣布,

    “李革同学因病医治无效,不幸去世了。“

    说完,他难过地垂下头来。大家都把头低下下去。

    后来,谢书记又发现了一个好典型,就培养他进步。那位同学也很争气,在高中毕业前就成为了预备党员,还被一所名牌大学给录取了。

    八十年代的三中还是很朝气勃勃的。大多数老师都甘于清贫,认真负责,学生们也努力学习;在各项活动、学科竞赛中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在历届高考中,成绩更是辉煌,以至于社会上有了 “1+4<3“ 之说,就是说当时市里的三所重点中学,而三中一所学校的大学录取人数,比其他两所学校加起来都还要多些。这当然有教师队伍和学生素质的因素,但谢书记等校领导,也是做出了重要贡献的。

    后来学校里开始搞校长负责制,来了个新校长。后来,那位校长调走了,谢书记就兼任起校长来。

    有段时间,谢书记还常常来找爸爸,和他谈心,大概是希望发展他入党吧。

    “老江,你业务这么好,应该追求更大的进步嘛。加入了组织,就能为学校、为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了。”谢书记这么劝说着。

    “谢谢你,谢书记。”爸爸很感谢这种知遇之恩的。估计这是他这辈子头一次有领导来发展他吧。后来,爸爸还是对文革心有余悸,犹豫不决,不想参与政治,这件事才不了了之。

    八九年的时候,我已经读高三了。正在我们紧张地准备高考的时候,传来了一些闹事的消息,社会开始动荡不安起来。广播电视里反复播放着一些新闻。每当这个时候,谢校长就站在土台上,忧心忡忡地听着广播。

    “不能这样下去了,要安定团结啊。”他皱着眉头,对周围的人说。

    “谢校长,外面有很多说法,很混乱的。”有人这么说。

    “我们学校里千万不要乱,一定要保证正常的教学秩序,保证高考。”谢校长很认真地说。

    有一天,我们正在课堂里学习,突然校园外面一片大乱,人声喧哗。我们跑到校门口一看:好家伙,青年路上人山人海,各色旗帜标语满天飞扬。好些冶院、医学院的大学生们就站在三中门口,大声呼喊着:

    “三中的老师同学们,快出来,加入我们!一起去南门口。”

    “去南门口?”好几个同学心痒痒的,就想走出校门去。

    “都回来,都回来!”不知道什么时候,谢校长也来到了校门口。他身穿蓝黑色的中山装,脸色异常严肃。

    那几位同学停了下来,低着头走了回来。谢校长拉住铁制的大校门,和传达室的范师傅一起,“哗”的一声,把校门严严实实地关上了。

    “快回到教室里去!”谢校长站在校门后面,满头白发,神态威严。我们就都听话地回到了教室里。

    高考结束后,学校组织大家去青年路和文清路交叉口的人民电影院看电影。不知道怎么回事,电影却是说一个变态的男青年乱杀人的故事。

    我正好坐在谢校长的旁边,只听见他不停地摇头叹息,

    “这样的电影,真会教坏我们的孩子们啊。”

    我考到外地去后,每次回三中家里来,遇见了谢伯伯,他总是很认真严肃地对我说,

    “小涵,不管社会怎么样地变化,我们都要做一个正直的人。”

    “放心吧,谢伯伯。”我敷衍道。

    后来,据说谢校长退下来了;听人说,他的心情不是很好。我想,我是理解他的心情的。那时,社会风气已经和八十年代完全不同了,一切向钱看,人心也变了许多。安于清贫、安心教书的人越来越少了。像谢伯伯这么严肃认真的老人,肯定是很看不惯的吧。

    我出国后,很想念祖国和家乡。一拿到绿卡,我就和妻子带着当时出生还没多久的俊俊回家乡来探亲。俊俊却在路上生病了,一到三中校园父母家里,就发起烧来,把我和妻子急得够呛。只能一趟趟地往医院里跑,让医生治疗、打吊针。那次探亲,每天都忙着去医院了,很多长辈和老师都没来得及去看望。

    等到离开的那天,当我们走出三中后门,我没想到,谢伯伯居然来送我们来了。我赶紧问候他,

    “谢伯伯,你身体好吗?”很多年不见,谢伯伯显得苍老了许多,头发全白了。

    “我还好,过得去。你在异国他乡,要保重自己。”他亲切地对我说。然后,谢伯伯把我拉到一旁,低声问道,

    “你的妻子是中国人吗?”

    “是中国人,还是我的同学呢。”我说。

    “是中国人就好,是中国人就好。”谢伯伯念叨着,接着又说,

    “小涵,你别忘了你是个中国人,别忘了你是个从三中走出来的三中子弟啊。”

    “谢伯伯,你放心,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这一次,我是很认真地对他说的。

    这,就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谢伯伯了。

                         上部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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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三江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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