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土地孕育的文学情怀
在祖国辽阔的东北角，有一块充满深情的黑土地，孕育出“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萧红（鲁迅语）。上世纪八十年代，尚在读中学的我偶而从祖父的书架上翻到一本《读书》杂志，其中有篇文章介绍这位民国时期才华横溢、生命却如昙花一现的女作家。稍长，喜爱文学的我如愿考入复旦大学，在学校图书馆又读到萧红的《生死场》和《呼兰河传》。鲁迅在《生死场》序言中说，“这自然还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生死场》是萧红早期创作的一个巅峰。这部作品奠定了萧红作为抗日作家的地位，使她成为三十年代最引人注目的作家之一。特别是鲁迅为之作序，胡风为其写后记，使《生死场》成为一个时代民族精神的经典文本。
因着命运的奇特安排，我和萧红同为东北老乡，孩提时代祖父对她的喜爱和对她文学的启蒙，和我的童年也有相似之处；通过阅读，我进一步了解到萧红的文学才华。她富于传奇色彩的悲剧命运，更是深深打动了我；后来，我又结识了和她同时期的东北作家端木蕻良，并受到他的鼓励走上文学道路。如果说，东北这块撒满萧萧红叶的肥沃土地是我血缘意义上的故乡，那么，由阅读萧红而引发的对文学的挚爱则是我远离尘世、诗意栖居的精神家园。
从呱呱坠地起，我就与东北这块神奇的黑土地结下了不解之缘。父母都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大学生，毕业后放弃北京的优越条件，自愿奔赴黑龙江支援边疆建设。在一个雪花飘飘的除夕夜，家家户户都正忙着过年，我却急不可待地挣脱母亲的子宫提前降临人间。父亲请来了村里的接生婆，准备好毛巾、床单、枕头、毯子等必需品，然后亲自用他那双捏惯了粉笔头的大手把我抱到这个世界，并为我剪断了和母体的最后一丝牵挂。第二天清早，他冒着大雪深一脚浅一脚地上山，在一棵种有小柳树的土坡上挖下一道深坑，掩埋了我的胞衣。
出生半年后，我就被父母从黑龙江送回上海的祖父母家抚养。在祖父的教育下，三岁开始认字，但到了入学年龄却因为没有上海户口，不得不返回东北上小学。那一年，母亲带着我和哥哥长途跋涉赶上了老式绿皮火车。车厢里，挤满了大包小包支边的上海知青。到处都是人，站的，坐的，连过道也挤得水泄不通。我人小，憋屈在大人的前胸后背，挤得喘不过气来。幸好有一只大手抱我到一个行李架上，才使我免于憋死。到了黑龙江安达，我们又坐上大卡车，一路颠簸，隆隆作响的轮子，震得沿途的土圪垃块儿溅得老高。我晕车晕船，茶饭不思，不知呕吐和昏睡了多少回。卡车咣当一声停下时，我如梦初醒，被我妈像拽一团虚弱而空虚的小面袋一样拖下车，到了一个叫做太平山的地方。
这仿佛是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貌似太平，却不见山。一望无垠的沙丘，小村庄就掩映在土色的晕黄中。车子一转二转，停在村头一间小屋前，父亲出门来迎接，他已早先一步随学校下放到这儿。一溜黄土，几点墟烟，两三间零星茅屋，其中一间就是我的新家。屋子很暗，密不透风。院子里却活跃着一片生机。一只大黑猫和一只大白狗绕着尾巴追逐，兜着圈子，乍看像一幅阴阳八卦图。天黑了，屋里没有灯，父亲用一只盛油的小碗，撑着几根灯草，捻亮了油灯。我俯身看书，不小心烧着了头发，父亲一把将我推开，用疼惜的目光凝视着我。这一幕深深烙在我童年印象中。
小学校就在隔壁，十几个小孩挤在一起，在七拼八凑的课桌上看书写字。就在这儿，我学会了念a, o, e, i, b, p, m, f。经常有小孩缺课，老师问起时，就有邻座抢着答: “白燕霞尿了裤子，不能来了！” 哈哈大笑中，开始了新的一天。下课了，孩子们三五成群，或在土坡上满处跑，或用手攥起一把黄沙，从指缝间慢慢看沙漏。女孩们最爱玩的游戏叫"嘎拉哈(读四声)。四块磨得油光锃亮的小石块，往地上一撒，再把沙袋往上扔，一定要先把石头摸放到一定形状才算赢。玩这种游戏，那些心灵手巧的女孩子往往占上风。我则仗着有利条件，经常偷偷溜回家，从炕头掏出小人书看。看得入了迷，常常误了课。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离这儿不远，有一条河叫呼兰河，因萧红饱含深情的诗意描写而名扬天下。那段时间，凡是和黑龙江或者东北挂上钩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亲切的。大学里有一位女教师，讲课时态度严肃一本正经，被同学们戏称为“马列主义老太太”。当我得知她的老家是黑龙江呼兰县时，我们的距离就一下子亲近了许多。有一年夏天，我路经哈尔滨去父母处探亲，不料正遇上松花江发大水，巴士过桥时我发现，低处有几排小房子孤零零地立在茫茫的江心，仿佛被大水浸坏了的一盘输定了的残棋。游太阳岛时，又惊恐地发现岛上横卧着一具溺水而亡的尸身。我脑海中蓦然浮现出当年松花江江堤决口，洪水猛兽般泛滥，从小旅店中仓惶出逃的萧红走投无路，被从天而降的救星——萧军“英雄救美”的悲壮场景。
黑龙江，这块生育了我，又给予我文学启蒙的宝地，凝聚了我多少数不尽的回忆……尽管我只在那儿待了短短的三年，童年打下的印记却决定了我今后漫长人生的奋斗方向。大学毕业后，我有幸跟着研究现代文学的伯父，专程去北京拜访了东北作家端木蕻良，他也是萧红的最后一任丈夫。听说我毕业于复旦大学，端木蕻良兴致勃勃地回忆起抗战期间他和萧红在重庆北碚复旦大学教书写作的陈年旧事。萧红还在那儿写下了著名的《忆鲁迅先生》。当我们不可避免地谈论到端木和萧红的感情话题，以及社会上一些传说和误解时，端木只是沉默不语。他的再婚夫人钟耀群动情地说，端木在萧红去世后孤独地生活了十八年以后才踏入第二次婚姻。他珍藏着萧红的一缕青丝，每年都要亲自去广州为萧红扫墓。自己不能去时就托朋友去，并写悼诗献于墓前。
回到上海后，我出乎意料地收到了端木蕻良的来信。这位八旬老人在写作长篇小说《曹雪芹》的繁忙间隙中，还抽空给我这位文学新人写信，使我大为感动。1992年11月，在萧红离世50年之后，萧红青丝冢在东北家乡落成，墓碑上的“萧红之墓”四个字是端木亲手所题。1996年10月5日，端木在北京病逝，临终前留下遗嘱，将自己的骨灰分四处安放，东北故乡乃是其中一处。对于世人的误解，这位倔犟的老人至死保持了沉默。“清者自清，浊者自浊，让世人自己去分辨吧！”老人还随信寄来一张亲手绘制的兰花图，画面高雅质朴，题字言简意赅，这不是已经说明一切了吗！
岁月如梭，光阴荏苒。萧红、萧军、端木蕻良，这三位著名东北作家虽已辞世多年，但他们在这块神奇的黑土地上播下的文学的种子早已生根发芽。再次返乡时，我惊异地发现在父亲当年掩埋我胞衣的小土坡上，柳树已经成林，且根深叶茂郁郁苍苍。就像自然界的发展一样，一代又一代的文学新人也在茁壮成长。旅居海外26年后的今天，在我新近出版的自选集《柳风絮语》中，深情地纪录和追溯了这一段美好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