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6/4的今天，纪念才去世的他
今年的三月十一日，解放军少将军医--蒋彦永，与数亿中国人民一样，在清零后的大撒把中感染了Covid，转阴后依然每况愈下，最终因心肺功能衰竭去世，享年91岁。
今天是六四的纪念日，除了要为逝去的学生点上蜡烛，我还要纪念这位也许大家不太熟知的蒋彦永医生。因为他生前本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名利双收，但却选择了做讲真话的“异类”，为64事件的平反呼吁，奔走。。。。
他是解放军301医院的外科主任，六四时在急诊室和街上见到好多被子弹打死打伤的年轻人。 他后来回忆说： “当时我的脑中嗡的一声，差一点晕了过去，”“在我面前躺着的，却是被中国人民子弟兵用人民给予的武器残杀了的自己的人民。” 90年代初他就写过一封要求为“六四事件”正名的信件，几十年来他一直在为“六四事件”的正名，不屈不挠地战斗着。
蒋彦永最早是因为SARS（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mdrome）为人所知的。提到2002年11月发现的SARS， 也许你第一想到的是钟南山等医学专家，但事实上我们更该记住的是蒋医生，他用他的正义之心挽救了成千上百万民众的生命。因为他的一封揭露隐瞒SARS丑闻的信，才有了后来命名吴仪为SARS战役总指挥所打响的疫情战！
2003年的3月初SARS刚在北京爆发时，301医院收治了得SARS的病人，医院领导到卫生部开会时被要求为确保开好“两会”，对此事严格保密，不许传播任何消息。蒋彦永当时就觉得这样的做法非常不妥。2003年3月底，蒋彦永因为他的一位老同学被怀疑患有SARS， 他特地打电话到302医院和309医院查询，得知在309医院就有了近60给案例，并有5-6例已经死亡。他所在的301医院也有几个得SARS的病人医生和护士，他开始意识到SARS的猖獗和危险。
但4月3日中国卫生部长张文康却对记者说：“北京市只有12例‘非典’，死亡3例。 中国的‘非典’已得到有效控制。” “欢迎大家到中国来旅游，洽谈生意，我保证大家的安全，带不带口罩都是安全的。” “北京由于汲取了广东的教训，有效地控制了输入性病例以及由这些病例引起的少数病例，所以没有向社会扩散…我们采取积极的对症治疗和增加病人免疫力的治疗，病人是可以治愈的，事实上，现在绝大多数病人已经治愈出院。”
蒋彦永愤怒地说： “我看了以后简直是不敢相信。张文康曾经是第二军医大学的一个医生，但他连做医生最基本的标准都不要了。” 他决定不再沉默，找了医院的领导，请他们去反映SARS的真实情况。
4月4日，蒋彦永将他了解的情况写了下来，给中央电视台四台（国际频道）和凤凰卫视发E-mail。信中写道： “昨天，中国卫生部长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了中国政府已经十分认真地对待了SARS的问题，目前该病已经得到了控制。但在后来他提供的数字，北京有12例SARS，死亡3例，我看了后简直是不敢相信。今天我到病房去，所有的医生护士看了昨天的新闻都非常生气。所以我就给各位发此信，希望你们也能努力为人类的生命和健康负责，用新闻工作者的正直呼声，参加到这一和SARS 斗争的行列中来。” “我提供的材料全属实，我负一切的责任。”
以后的几天没有任何的回音。
但这封信被其他海外媒体截获了，《华尔街日报》与《时代周刊》得悉信息后主动要求采访他。
4月8日蒋彦永受美国《时代》周刊采访。他说，自己之所以要站出来，是因为不说实话会死更多的人。 他说： “《TIME》的记者 Susan Jakes 首先要我弄清我提供的数字是否属实。我告诉她，我提供的数字都是经过几位医生肯定的，是十分可靠的，我对此负全部责任。她建议我可以不署名，我告之，不署名的消息的可信性要差多了，我应该署名。她又问，那样做的后果我考虑了没有。我说，我说的全是真实的情况，有宪法保护我。但我也做了最坏的准备。”多么让人感动的大无畏牺牲精神！
继《时代》周刊之后，其他主要海外报刊相继报道了蒋彦永的署名信件。 至此，公众才了解到北京的疫情远比官方公布的要严重。 4月12日世界卫生组织再次将北京列为疫区。
当日，蒋彦永给卫生部副部长写信说：“我作为一个医生，应该将我知道的情况告诉老百姓，让有关的人能知道。因为这种病是可以预防的，只要能正确地对待此病，就可以很好地控制病的传播。但如果不正确地宣传，就很难控制。如果像张部长那样讲，大家都会掉以轻心，那么就有可能造成大灾难。对我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对我们国家都是非常有害的。” “请卫生部公布正确的数字。错了要勇于承认错误，改了就好。对人民健康、生命安全的事，来不得半点虚假、错误。”
4月20日，北京市不得不公布共确诊SARS病339例（是五天前官方数字的近10倍），疑似病例402人。不久卫生部长张文康及北京市长孟学农被免职。
《财经》杂志评论道：“中国SARS疫情报告得以透明化，或许并非蒋永彦一人之力，但他的信确实是披露事实的关键之一。如果说，由于信息的公开和透明，政府能更积极主动地、以更大的力度应对SARS，平常百姓能更多地了解和预防SARS，从而挽救了更多的人的健康和生命，蒋永彦功不可没。”
2003年蒋彦永被《时代周刊》誉为“一位医生的一句真话拯救了一个国家”，并被《亚洲周刊》评为年度风云人物。
2004年8月，蒋彦永获得麦格塞塞公共服务奖（Ramon Magsaysay Award,），这个被称为亚洲的诺贝尔奖是由纽约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Rockefeller Brothers Fund）出资创立的大奖 。他获奖是因为：“在中国勇敢坚持真理，推动采取拯救生命的措施，对抗和遏制致命的SARS威胁”。
蒋医生说：“作为一个医生，保护病人的健康和生命是第一位的，对危害病人的各种行为都应该加以反对。对医生来说，实事求是是最基本的要求，因此要坚持讲真话。50年来，经过历次政治运动，我深深体会到，讲假话，讲空话是最容易的，但我要做到绝不讲假话。” 我不是什么英雄，我只是讲了几句真话而已。”“一个人讲真话还不够，大家都要讲真话，就没有什么可以掩盖的了。大家都讲真话，国家就自然会好了。”
因SARS出名后，他一直想借自己的声望推动六四平反，主持正义，为民请命。 他说：“我认为六四镇压是绝对错的。我总希望这个错误由我们党自己下决心来纠正。” 2004年两会期间，他通过原毛泽东秘书李锐向中共写信要求为六四正名，此事导致他和妻子在2004年的一段时间内被扣押和软禁，并被拒绝离境去美国女儿家探亲。 2019年，六四事件的三十周年，他写信给中共中央再次要求为六四正名。也许因为他对64的执着，他一直没能成为中国官方的抗疫英雄，相反，他被监视，被禁止公开发声，之后逐渐淡出公众的视线。
谁想到SARS的17年之后，悲剧再度发生，新冠给全球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
随着疫情的蔓延，为了所谓的国家利益， 中国各级政府官员再次淡化病毒的威胁，惩戒发出警告的李文亮医生，拖延了遏制病毒的时间，造成全人类的悲剧。 试问，在真相面前，中国到底是倒退还是进步了？
这次当局对他的去世也是戒备森严， 遗属妻子华仲慰，儿子蒋庆和女儿蒋瑞和被告知，严格限制治丧活动，发布了三个不准：“不准公开遗体告别仪式，只准亲属参加，不准接受公众哀悼送花篮，不准接受媒体采访。“ 可以说这是近年来体制内人士，后事受管制最严的一例。虽然蒋彦永属正军级（少将），但没被允许进八宝山公墓安葬。
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说：“对他人的公正就是对自己的施舍。”，英国哲学家培根也说： “就是因为有了正义感，人才成为人，而不成为狼。”蒋医生是中华民族的良心和脊梁，是中国知识精英的楷模和榜样，他的英雄主义是中华民族血液中的细菌抗体。多么希望中国有更多的蒋彦永，让我们一起纪念这位真正的民族英雄！
附蒋医生的生平资料：
1931年10月4日，蒋彦永医生出身于杭州的金融世家，祖父蒋抑卮是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为主的商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的创办人，父亲也是银行家。
蒋彦永的家族有一位显赫的台湾政界人士——蒋彦永的堂兄蒋彦士是国民党高级官员，他从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毕业，是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农学硕士、哲学博士，在台湾官至中华民国教育部部长和外交部部长，也担任过中华民国行政院秘书长、总统府秘书长、国民党中央秘书长。1995年蒋彦永携太太还去了台湾参加了蒋彦士的生日聚会。
1949年蒋彦永进入燕京大学医预系，1952年院系调整该系并入协和，成为中国著名的协和医科大学的学生。1952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回忆说：“我深感燕京的三年和协和的五年严格的教育，对我终身影响最深。燕京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牢记我心中。”
他在20世纪50年代的协和医学院毕业后，成了解放军301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负责中国党政军高级官员的医疗保健工作）的一位外科医生，在文革期间被划为“反革命”，关押两年后，被送到偏远青海军马场劳改，1972年才平反。
80年代他出任301医院普通外科主任，发表过《原发性腹膜后肿瘤的外科处理》等40多篇论文，并著有《胃肠病学手术》等专著。 退休后的蒋彦永被聘为301医院专家组成员。蒋彦永曾在大学史中写过：“我一定要想尽办法，竭尽全能，通过为病人解决痛苦，来提高自己为病人服务的本领，进而才能为更多的病人解除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