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月，陆庆屹导演的纪录片《四个春天》上映。无数观众因此认识了那个远在贵州的普通家庭，以及那一对历经生活起伏、却始终乐观豁达的父母——父亲陆运坤，母亲李桂贤。片中的一幕也常常被观众们反复提及。春天时，父亲惊喜地发现「燕子又来了」，母亲道：「我喊你爸少高兴一点，到时候这些燕子一走，心又灰几天。」今年春天，父亲陆运坤去世。在这个父亲节，我们请陆庆屹写下了他心中有关父亲的点滴记忆，谨以此文，纪念那位无论遇到什么事，都将「好玩得很」挂在嘴边的父亲陆运坤。文、图｜陆庆屹
二十多年前的一个下午，已经记不清是春天还是夏天，只记得紫红色的薄窗帘垂在一扇窗边，呼呼地扑动着。父亲用右手托着腮，和我一起坐在电脑前，看我写的那些诗，坐了一个下午。他几乎不说话，偶尔提出疑问，然后静静地听我解释。父亲微微眯着眼睛，淡淡的疑惑和释然交替着在他脸上出现。怎么看，都像带着微笑。他的声音很小，我的声音也很小。时不时有叫卖声在楼下空旷的街上经过。我和父亲从未谈过心，那个下午，似乎是我们第一次试图用心灵去抵达对方的时刻，回忆起来，我内心是非常庄重的。我认真地解释那些幼稚而严肃的诗歌，并将我在写下每一句诗的时候，是怎么思考的，顺便也将与诗同步的生活状况告诉他，引得他叹息连连。当看到这一句的时候，他脸上出现了难过的神色，问我是否真的痛苦到灵魂深处的程度。我和他由此讨论起灵魂及人生的痛苦这些抽象的话题，这是我始料不及而且从未奢望过能出现的状况，它就这么轻松自然地发生了。有些激烈的解释，我怕他伤心，就说是因为画了一幅画或做过一个梦，敷衍过去。他好像能看穿我的谎话，每到这种时候，他就意味深长地瞟我一眼，也不说什么，微微笑一笑。手依然托着腮。这些诗，都是我在十多年的放逐状态下写的。父亲想从中了解，在我们分离的那些漫长岁月里我的生活方式与状况，思想的变化过程。他想紧紧地拥抱我的心，在那个下午，所有的分歧和过往的裂痕，都被抹平了，我们会继续对世界有不同看法，但那些分歧已经不再因此影响到我们的关系，而且会因为可以深入讨论而让我们更紧密。他终于了解且接受了我的生活，并且认可了我的所思所想，不再为我的未来担忧。天要黑时，他问饿不饿，我说不饿，他指了指屏幕，说那再看一会儿。
我和父亲都属牛，他36岁那一年我出生了，1997年他从独山师范退休的时候，我24岁，远在北京迷茫地漂泊着。那一年，父母做出了一个巨大的决定。当时师范决定集资建楼，每家出三万元，一两年就能得到一套三室一厅的楼房。当时的三万元，在独山是个非常巨大的数字，父母没有参与，他们有更宏大的目标，要盖一座属于自己的房子。母亲在给我们的信里说，以后你们三姐弟回家，都可以有自己的房间睡觉，不用再跟其他老师借宿了。我们得知这个决定的时候很震惊，因为那要花费二十来万，远远超出了集资房的费用。不过父母的豪气从来都很让人钦佩，我们姐弟当然会毫不犹豫地支持，可惜当时我能养活自己就不错了，只能够精神上支持。哥的存款也少得可怜，好在姐工作出色，有几万块的积蓄，哥姐把积蓄交给了父母，先把迎春巷那块看中的地买下来。接着父母又想尽办法筹到启动的费用，买了材料、找人开工，然后继续筹款，边筹边建。一年之后，我们家终于拥有了一栋两层的大房子，房子的正中央还留出了一个四方的天井，可以仰望天空。母亲说这是自己的天地，在这里面，玩什么乐器都影响不到别家，就算邀朋友来唱歌跳舞，都随时，自由自在，这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家。
家中的天井
几乎每天早上，父亲都要巡视这倾注了他们一生心血的杰作，楼上楼下，井台栏杆都擦得干干净净，打开每个房间的窗户通风透气，天黑前再关上。他觉得这所房子称得上完美，虽然它看上去还很粗糙，但他从来不去挑它的毛病，甚至会把一些小问题当作特别之处，去替它解释。他很少出门，喜欢享受呆在家里的安详，时常打量着房子的某一处，笑眯眯地发起呆来。有一次午饭后，他站在天井里沉思了半晌，伸手去抚摸墙面，像欣赏艺术品一样，爱不释手地摩挲着。母亲躲在厨房里，忍住笑偷偷看他，悄声跟我说:「你看你爸，最好玩了喂，呆得呀……」她使劲憋住笑，满脸通红，五官全挤到了一起，半天睁不开眼，最后憋得咳嗽起来。喜悦总是建筑在艰辛之上的，巨大的债务让日常生活更加拮据，但是父母的精神一如既往地旺健，脸上时常洋溢着骄傲和满足的神情。「总有一天会还清的。」他们说。第二年，师范领导决定拆掉学校的临街围墙，盖一排小商铺，出租创收。为了尽早还完债，父亲想去租一间来修理家电，但母亲担心会被人笑话，退休老师还想着赚钱，那时候这种事情说出去，还是挺羞耻的。但父亲没有什么顾虑，他说，我这一手技术，浪费在手里也很可惜啊。他很快去交了一个月八十元的租金，又打印了一块蓝底白字的招牌，挂在门楣上方，摆上一张桌子，一天之内就把这些事情办好了。就这样夹在一家米粉店和一家发廊中间，开始了新的事业。父亲教了四十年物理，平时总在帮人修电器，所以专业优势突出，修得又快又好，人又耐心和气收费低，因此全县的坏电器都找来了，小铺里从墙角到桌面，堆满了大大小小的电视和录音机，还有些古董似的小收音机。有七八个师范学生前来拜师学艺，因此店里总有三四个人，父亲工作时仿佛仍在教室里讲课一样，不那么孤单了，每天都神采奕奕的。
父亲修理电器
那年秋天，我在北京无所事事，看不到什么未来。刚进十一月，就拖着一箱子书回家过年了，天天窝在给我那间朝西的二楼小屋里看书。父母给了我最大的自由，从不打扰我。每天早上我都躺在床上，细细倾听父母的动静。总是八点不到，父亲吃完早餐就出门了。母亲在家做些针线活，同时负责烧饭，饭菜快好的时候，她就在天井里喊我：「庆屹——」她叫我的时候，尾音总是拖得很长：「——去喊你爸回家吃饭。」一天两次，午饭和晚饭。从家里到修理铺大概只有三百米距离。我出门点上一支烟，一般烟没抽完，路就走完了，我会提前把烟扔掉。虽然爸妈知道我抽烟，但我不愿意当他们面抽，不知道为什么，可能觉得有些不敬。到了修理铺，通常要等上一会父亲才能走开，总有人满眼期待地守在旁边。那时的人很依赖电视来打发时间，为此父亲总是一刻不停地工作着。我跟父亲打完招呼，就无所事事站到门槛外面，不时闻到电烙铁焊接的松香味飘出来。回家的路上，父亲会跟我说说当天的成绩，此外我们很少有其他的对话。我每天两次往返在这条路上，父亲每天四次往返在这条路上，日子就这样一成不变地流逝着，我们也很沉醉在这简单而温情的生活里。
不过，再平静的生活，也总在缓慢发生变化的。父母虽然不说，但对我的未来还是很担忧。有一天叫父亲回家吃饭的路上，他沉默了一会，然后小心地说，要是你在北京实在混不下去了，不如回来跟我学学修理电器，会一门手艺总不至于饿肚皮。当时我本能地摇摇头，笑了笑。他欲言又止，也陪我笑了笑。我看着他温和的眼睛，心里充满了感激，之后我们一路心照不宣地沉默着。后来他又跟我提过一次，我仍然不置可否地笑笑，从此他没有再提起。进入十二月后一直是阴雨天，有一天放晴了，阳光格外刺眼。回家的路上，太阳正晒在头顶，脚下的影子缩成了一小团。我和往常一样，阴郁地走在父亲身后，看着他清瘦的背影，心里想，他哪来那么旺盛的精力和活力？我们穿过一条短巷，横跨国道走上了影山路的小坡，这时从侧面吹来一阵小风，父亲的头发被吹立了起来，就像一蓬乱草，一颤一颤在风里飘动。他怎么增添那么多白头发了？我使劲看了看，顿时一阵心慌，我突然意识到——父亲真的老了——眼泪猛地涌到了我眼眶里，不停地往下落。我不敢相信，又忍不住盯住他的白发，模糊的泪花里浮现出一些他以往的照片，十年前，哪怕是两三年前的照片里，父亲还很风华正茂呢，一头黑发，明亮的眼睛里总是充满着光。怎么回事？我感觉心脏好像被重击了几下似的，收缩了起来，脑子嗡嗡作响，恍惚中没听见他又跟我说了些什么。要拐上迎春巷的时候，父亲突然回头问我：「饿不饿？」声音里带着他惯常的那种歉意。我慌忙弯下腰，假装系鞋带，不想让他看到我的眼泪。我支吾着说，爸先走吧，我马上来。他站在那里说，不用，一起。我只好把两只鞋带都解开了，真的重新勒紧系好，顺便用衣领擦拭眼眶，心里希望这期间里父亲没有在看我——往后的日子里，很多次我想问他那天有没有看到我哭，但总是临要开口又退缩了——现在，这已经成了一个永远的秘密。
雾中，父亲的背影
站起来后，我用手背揉着眼睛，假装进了东西，父亲没有问什么，转身往前走去，我仍旧止不住泪地跟在他后面。这样的情景，在很多年前也曾发生过一次，只不过那次我们是走在七八公里外的田野里。那时我十四岁，正是最叛逆的时期。暑假时因为觉得受了委屈，愤然离家，走了将近两小时，边走边访，找到了一个农村的同学明江家，他们那个寨子的名字很好听，叫浪莲。明江看到我很惊喜，因为上学时，他好几次说要带我去他家玩，都未成行，大家初三毕业后，都不知道还能再见几次，没想到我自己找来了。明江兴奋地带我去竹林里挖做烟斗杆的竹根，又带我去小溪里捉虾子螃蟹。回家后，他又去借来村里唯一的录音机，大声放着邓丽君的歌，一家老少坐在堂屋里笑眯眯地打量着我，听得如痴如醉。农村的晚饭很早就吃完了，明江说，你运气真好，石牛坡今晚放电影，先泡个澡我带你去看。我们拿上肥皂，顺着屋后的溪流走到了山脚下，找到一汪池塘。我们平躺在清凉的水里，枕在岸边的泥草上，看着满天白云慢慢变成了火红色，天空像燃烧了一样，又逐渐黯淡下去。整个下午，只有这一刻，我心里似乎才安定了下来，黑暗给了我隐藏的空间，破罐破摔的戾气平息了，接下来该怎么办的念头又开始困扰我。后来，那场露天电影放了什么，我已经想不起来了，只记得自己一整晚忧心忡忡的心情。夜里躺在木板床上，我仍然被复杂的惶惑折磨着，闻着从楼下钻上来的牛粪味，翻来覆去睡不着。明江问怎么回事，我老实说离家出走了，他哈哈一笑，划亮一根火柴点燃蜡烛，下楼去他爸口袋里偷来两支烟。他给我点燃烟，爬到了另一张床上，吹熄了蜡烛。我们两个把头探出蚊帐，沉默地抽着烟，两颗红色的烟头在黑暗里明灭着。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明江传来了细微的鼾声。第二天很早，蚊帐突然被掀开了，我迷迷糊糊地骂了一声：滚开。然后听见明江吃吃的笑声，我睁开眼一看，吓了一大跳，父亲两手撑开蚊帐站在床前，明江捂着嘴站在他身后。我以为是幻觉，立刻坐起身，定睛看着他，脑子里飞转起来。他怎么找来的？我没有跟任何人说去了哪里啊，路上好像也没有碰见哪个熟人，这怎么可能。我呆呆地盯着父亲。他两眼通红，脸上的胡茬使他显得很憔悴。他露出痛心的微笑看着我。「起来，回家吧。」他的语气和往常一样，既没有怪责，也没有询问，却有种让人无法反抗的力量。明江一家要留我们吃早餐，父亲谢绝了。「他妈在家等着呢」，他指指我说。浪莲村被包围在一望无际的稻田中央，我和父亲小心翼翼地走在一尺来宽的田埂上。墨绿色的水稻高到了我胸口，像两面绿色的矮墙夹着我们。我时不时回头，眼光越过稻叶尖去看浪莲，它一次比一次变得更小。夏天蓬松的云填满了整个天空，大地铺上了各种深绿色，我和爸都穿着白衬衣，仿佛天地间只剩下了我们两人，相伴着踽踽前行。我一路在想，独山的寨子那么多，离家又这么远，父亲又不认识我那些同学，他是怎么找到我的？需要辗转多少家去打听啊。那时候天还没有大亮，很显然父亲一夜没睡，不知道这一夜他跑了多少地方，走了多少路程，敲了多少家的门……我不敢想象他在县城大街小巷里奔波的样子，他那心急如焚的神情在我心里灼烧着。我跟在父亲身后几步远的地方，凝视着他的背影，他薄薄的白衬衣敞开着，在身体两侧飘飘地拂着稻叶，消瘦的身体显得特别单薄，蓬乱的头发堆在头顶。我看着看着，眼泪就忍不住流了下来——此刻想起来，那一年的父亲正好是我现在的岁数，那时候他已经养育了三个儿女，负担起了一个家庭的重担。而我呢，内心还在不知年月地飘荡着……
现在父亲不在了，我时常沉陷在他给我的回忆里，很多往事一遍遍地在脑海里流淌而过，很多细节让父亲在我记忆里愈发地深刻起来。我想，他和母亲应该是整个独山最开明的父母了，对我们姐弟三人成年后的所有选择从不干涉。那时候家里已经安装了电话，他们总在跟我们通话结束前说，知道你们工作都好好的，我们就放心了。1999年，我辞掉编辑工作，回到了贵州，决定要去当个矿工，父母惊讶的同时，也只是问我想好了没有，得到肯定的回答后，只是叮嘱我一定要注意安全。在矿上呆了几个月，临近元旦前，我从矿山回家休息几天，却赶上了家里遭遇过最严重的一次火灾。那天妈去乡下吃酒，我躺在床上，听着她出去时反锁门的声音，翻过身又睡了过去。等再醒来，已经临近中午，迷迷糊糊从门框上的天窗里看到了滚滚浓烟，我吃了一惊，连忙跳下床打开门，只见父母卧室的天窗里冒出来大股大股的浓烟。我吓得头皮发麻，连忙拨打119，然而电话一点声音也没有，大概是主线被烧断了。我套上衣裤，想去找邻居家借电话，却忘了外面铁门被反锁，从里面打不开。我朝门外大喊大叫，可这是一条新街，没有几户人家，我绝望得差点哭出来。没办法，只能靠自己了。幸亏家里有一口井，蓄了一大池子的水。我没时间多想，拎着一铁皮桶的水奔上楼，一脚把门踹开，「嗡」地一声，一条火舌卷着黑烟扑了出来，燎得脸一阵灼痛，我连忙弓矮身子避开火焰，埋着头往里冲了两步，把桶里的水使劲往黑压压的火焰上泼去，又退出来飞奔下楼打水。这样上下几十趟，池子里的水干了，好在房间里的明火也几乎都扑灭了，只剩下房间深处有几撮火星子在闪烁。泼完最后一桶水，我瘫坐在门口，泡着从房间里漫出来的黑水，茫然地瞪着不断往外涌的黑烟。房间里的滚滚热浪烤着脸，噼里啪啦的断裂声，还有瓷地板的崩裂声不时响起。这时我才想起来，家里只有这个房间是上锁的，所有珍贵的、值钱的东西都放在了里面，我们的照片、信件、摄像机、录像带、妈收集多年的背带图案纹样，爸的乐器，全在里面。我看着黑洞洞的房间，嚎啕大哭起来。可我已经没力气了，眉毛和头发也被燎得火辣辣的。我摸了摸被烧出裂纹的墙壁，还很烫手。
家中的那口井
这么坐了一会，听见有急急忙忙开锁的声音，大概是父亲回来。我收住抽泣，扶着栏杆站起来，一片惊诧声中，杂乱的脚步声上了楼梯。父亲在最前面奔过来，眼睛瞪出了血丝，身体不知所措地颤抖着。我第一次见到他眼睛里出现惊恐的神色。我安慰他说，已经快熄完了。他扶住我晃了一眼，挥手扇着黑烟，往房间里探视，说要打开对面的窗户，烟才能放出去，说着就要往里冲。我连忙把他抱住，用已经湿透的衣服包住头，冲了进去。热浪顿时堵住了我的呼吸，脑子瞬间感觉变得迟钝了。我奔到窗边，看见玻璃都已经被烧裂了。我也不管烫不烫手，抓住窗框使劲一拉。猛地，一股热气裹着黑烟，越过我的后背和头顶窜了出去，同时窗外隐隐有一丝清凉透了进来。我迅速跑出房间，父亲焦急地扶住我，带着哭腔说：「你眉毛……烧没了，还有头发……」我摇摇头说没事。他跑下楼去，从井里打水上来，同来的几个街坊帮忙拎水上楼，把最后的暗火也浇灭了。大家挨个看了看房间，都摇摇头，发出唉唉的叹息。他们走到天井里，低声讨论起火原因，一致认为是电热毯导致的，父亲听着，露出了痛苦的表情，喃喃地不说话。街坊们看着他，默契地停下讨论，安慰了我们几句，陆续离开了。房间里的烟渐渐散去，里面变得漆黑一团。父亲不忍心多看，别过脸去。他扶着栏杆，环顾了左右，长叹一声说：「才盖了不到两年……」他声音很小，像是自言自语一样：「幸亏你在家，要不然……都烧坏了……」我把手搭在他的手背上，晃了晃。他转过头来看着我，愁眉苦脸中，挤出一丝既像感激又像鼓励的微笑。半个小时过后，房间里温度降下来了，我们两个踩着黑水进去收拾残局。靠门边的大衣柜烧了一半，我拉开变成了炭的柜门，抽屉里珍藏了好多年的照片已经烧掉了一大半。父亲把竖放在衣柜顶部的小提琴取下来，琴盒已经朽脆了，他轻轻打开盒子，小心地把琴取出来，琴面还好，他高兴地哈了一声，吹了吹灰，可翻过来一看，背板大半已经炭化了。父亲心痛地摸了摸，手指就黑了，他说拿下去擦一擦。我应了一声，茫然地转着圈，踱着步，打量房间的每个角落。昨天墙壁还白生生的，一转眼就变成了黑煤窑一般，我心里异常忐忑，害怕母亲回来看到了会多伤心。正当恍恍惚惚中，突然听到咝咝的琴声传来，我一愣，连忙跑到门口往下看。只见父亲端端正正坐在井台边，轻轻低头调整了一下体态，右手轻摆弓子，试了试音，接着开始了郑重的演奏，随着他两手的舞动，残破的声音在天井四壁里回旋。是那首《沉思》，父亲最喜欢的曲子。我浑身鸡皮疙瘩冒了出来，仿佛被电击了一样，魂魄都飞了起来，心中又悲又喜。我静静地端详着父亲，默默感受着从他手指间传递出来的心绪，听了很久。在这种时候，也许只有音乐才能给他莫大的抚慰吧。
2013年，父母金婚纪念日的晚上，父亲在楼顶拉琴
音乐，可能天生就流淌在我们一家人的血液里。在更早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音乐也是唯一能安抚我的东西。我上高一时，因为学校里的烦心事，一气之下离家出走，从此没有再读书。那时候我迷惘极了，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只有听着音乐，沉溺在轻飘飘的世界里，忘掉现实，似乎才能看到一丝隐隐约约的希望。每天夜里，我用单卡录音机小声地听着音乐到凌晨四五点，边听边写自悲自怜的日记，字里行间充满了灰暗的字眼。偶尔父亲起夜时，看见我房间还亮着灯，他敲门进来，提醒我早点睡觉，他的说话声和动作都很轻，怕吵醒了母亲。有时候他看我沉醉在音乐里的样子，有点不忍心，就跟我一起听两首，然后露出抱歉的笑容说，还是喜欢老歌，这些新的歌听不懂。我说听进去就爱听了。他说：「嗯，其实人都喜欢听自己习惯的音乐，什么音乐听久了都能听，就像穿惯的衣服，脱不下来了，一脱下来心里就觉得空荡荡的。」那时候是冬天，贵州的冬夜非常阴冷，父亲穿着薄薄的内衣，拖鞋的橡胶底也很冷，他缓慢地原地踏步着跟我说话，他一说起音乐来就很忘我，总是等我劝他快回去睡觉，他才醒过来，又叮嘱一遍我早点睡，然后轻轻提起门，打开走出去，回头朝我微微一笑，再合上门。我仔细听着，但几乎听不到他发出的脚步声。像这样的对话，都是因为有音乐的缘故，其他方面，我们交流很少。也许是从我有了稳定的工作之后，我们父子之间的界线逐渐变得模糊了，更多像是朋友一样，随意地相处着，几乎到了无话不说的地步。 父亲拍摄正在拉琴的哥哥
过了2000年，我决定离开矿山，回到了北京，打算重整旗鼓继续找工作。为了省房租，我再次厚着脸皮去投靠哥。那时他在香山脚下的正蓝旗租了一个二十多平米的小屋。正蓝旗最早叫黄叶村，离曹雪芹故居一百来米，紧挨着植物园的北门。每天黄昏后，村民可以进出植物园散步，不用买门票。是住在这里的一个福利。哥很有整理收纳东西的天赋，狭小的屋子里居然放下了两架钢琴、一张大床、两张沙发、几张桌子，并且安排得井井有条，不过看上去，也已经达到了这屋子容量的极限。这屋子有个缺点，光线很不好，也不通风，因此房间常年阴暗潮湿，仿佛洞窟一般。好在哥是极温和的人，对我的到来没有任何意见。我像十几年前刚到北京时一样，又跟他住到了一起，睡在其中一张沙发上。我和哥的生活规律不太一样。他每周有四天骑自行车进城去上钢琴课，其中一天要骑上一百八十公里左右的路程，在北京城的东南西角划一个巨大的三角形。他精力实在太旺盛了，有时在教课中间，还要抽空去跟朋友打两个小时网球。我就职的广告公司在安定门，每天通勤将近五个小时。公司几乎天天加班，所以每天我回到住处，差不多都在十一点半左右，进屋就洗洗睡了，因为早上五点半还要起床赶车。只要迟到一天，那个月的全勤奖就会被扣掉。在这种高强度的节奏里，我根本没有精力再去收拾房间了。因此房子的乱是从堆在我枕头边的书开始的，很快就像病毒一样传染到房间的各个角落。一年后，这个洞窟一样的房间就变成了猪窝。朋友来了没有地方坐，下脚都要看看会不会踩到东西。我和哥都很清楚，生活已经陷入了低谷。但我们好像也都在故意测试自己的忍耐限度似的，依旧坦然地窝在这里。我隐隐觉得，总有一天我会摆脱这样的局面。而哥呢，只要摆脱了我，生活自然就会回到整洁有序状态。他有足够的耐心去等待我的成长，我也在认真地工作中，暗暗期盼着那一天的到来。
1997年，陆庆屹（左），哥哥陆庆松和父亲在独山师范门前的合影
然而那一天还在遥遥无期的阶段，父亲先来了。他去沈阳帮姐带了九个月的孩子，要在北京转车回独山，顺便来和我们呆几天。听着电话，我头皮发麻，环顾一圈这个已经无可救药的房间，不知道父亲看见了，会是怎样的心情——记得在老家，每当父母提起两个儿子都在北京时，别人都羡慕地竖起大拇指。谁能想到，这两个让别人羡慕的儿子，竟然会住在如此难以启齿的黑窝里——我们尽力收拾了一下，勉强腾出另一张沙发。第二天，我请了一天假，带着惶恐不安的心情去车站接父亲，一路忐忑地等待着他进门时的反应。车开进村子，父亲饶有兴致地左右张望，他听我们说离曹雪芹故居很近，表现出少有的兴奋，说，那要去好好逛一下，看看《红楼梦》是在哪里写出来的。终于，我担心的一刻就要到来了。我低下头推开门，示意父亲先进去，他站在门口愣了愣，随即笑了出来，「怎么比我们家还乱，哈哈。」他往里走了几步，谨慎地绕过桌子，蹭步走到自己要睡的沙发边，按了按，缓缓坐下来，掂了掂。「还舒服嘞。」然后平躺下来，辗转调整了几下身体。「哎，这边好安静啊，最适合睡觉。」我悬起的心一点点放了下来。哥问他累不累，要不先睡一觉。父亲摇摇头，说，去看曹雪芹故居吧。过了几天，我下班回去时，天光还微亮，但屋里是黑的，哥大概是去上课还没回来，父亲也不在。我看见键盘上放着一张信笺，写着几行字，是父亲洒脱的字迹，我连忙拿起来，上面写着:爸出去走走，饭菜做好了，在锅里，热一热就可以吃。」拿着字条，我心里一阵酸楚，突然才意识到，父亲独自在这黑屋子里是多么的寂寞。说是来看两个孩子，可我们却没有用心陪伴他……我长吸一口气，狠狠地呼了出去，胸口闷闷的，捯不过气来。我把信笺细细叠好，放进钱包里，脑子空空地坐在床边。过了一会，看见枕头上，那本梁实秋的《雅舍小品》半开着，应该是父亲这两天正在读的。我连忙抄起书，顺着父亲折过的痕迹，草草地翻阅起来。过了不久，父亲回来了，看见我手里的书，笑笑地说：「这本还好看嘞。」我说我也很喜欢。他赞同地笑了笑，挺直腰，两手背到身后扩了扩胸，说：「我计划后天走。」我脑子嗡了一下，一直处于发懵的状态，不知道接什么话。我想象着他一个人去问路、找车站和售票点的情景，心里很愧疚。我们又沉默了一会。父亲打破了沉寂，平静地说：「爸在这里，什么也帮不了你们，还影响你们工作。后天是星期六，正好你可以送爸。」第二天我跟公司请了假，和哥陪着父亲在植物园里转了一大圈，本来还想去颐和园的，但时间来不及了，父亲说，不怕，下次再去。晚上，我请父亲到青龙桥一家新开的餐厅吃饭，这家我每天都会路过，看里面的客人总是很多，味道应该不错。点菜时，我问父亲想吃什么，他说，来点没吃过的吧。于是我们要了一份生鱼片。端上来时，父亲哇地一声，好漂亮……随即又咧咧嘴说：「吃生的啊？」「是啊。」我和哥异口同声回答，催他夹起一片，教他蘸了蘸芥末酱油，又警告他要做好心理准备，将会享受到无法形容的难受。父亲哼了一声：「我就不信了。」说着把鱼片递进嘴里嚼起来。不到两秒钟，他的脸就挤成了一团，眼泪瞬间就飙了出来。我和哥哈哈大笑。等他恢复了常态，看上去脸腮的肌肉还是紧张的。「怎么样？」我和哥期待地望着父亲，他平静了一下，坚定地说：「我还想再试试。」很自然地，我们三人一个接一个地都现出了同样痛苦的表情，直到那盘鱼片全被吃光。那个晚上，是我们在外面吃饭时，最欢乐的一次。后来我每次经过那个餐厅，总会想象着我们坐在里面的场景，想起那盘生鱼片，想起父亲强忍住眼泪的笑脸。
2016年春节，一家人出游
此后的十几年里，父母没有再到过北京来看我们。后来我逐渐有了些积蓄，还成了一个自由职业者，回家就方便多了，每年回去三四次，每次一两个月。我和父母的空间距离，又重新拉近了。2007年，我买了一个入门级的单反相机，从此世间的一切在我的眼里有了新的质感，我每天相机不离手，恨不得睡觉都抱在怀里。两个月后我回到贵州，不分昼夜地拍摄起来，经常为了拍朝霞，半夜两三点就出门，独自去爬野山。父母让我注意身体，要适当睡觉，我都听不进去，痴迷得不管不顾的，偶尔才会怀疑这么瞎拍是否有意义。每次我拍完回家，父母都要第一时间看我拍了什么，我忍住疲乏把照片拷到电脑里，我们三个就凑在屏幕前一张张地浏览起来。父母经常发出啧啧的赞叹声，惊讶于自己生活了一辈子的这个地方，居然会有另外一番景象。我们热烈地讨论着，时常耽误了吃饭，好在我们一家人对吃饭都不怎么在意。看着他们投入的样子，我觉得一切都值了，这就是我拍照的意义。2013年的春节，大年初一因为各种原因，就父亲、我和哥三人在家。那天很晴朗，午饭后，我说想去爬城东那座最高的山，拍几张县城的全景。爸和哥几乎同样的反应，走，一起去。路上阳光时有时无，天上布满了松散的絮云，温度也很怡人，不冷不热，这在贵州的冬季是很少见的。我们一路说说笑笑，走走停停，往深山里走去。父亲拿着哥送他的卡片机，一路赞叹一路拍，他说，怪了，有了相机之后，看这些枯枝杂草都变得漂亮起来了。 正在登山的父亲和哥哥
往东走十几分钟就是一条延绵百里的山谷，叫拉垄沟，谷里溪水潺潺，是我们常去游玩的地方。那座高山爸妈都没有去过，春节里也没人逛山，我们只能凭感觉找路，速度很慢，有几次明显走错了，不得不又折回来重新校准方向。我背着二十多斤的相机包，手拿一个三脚架，父亲总想帮我背相机包，哥说，帮他背，还有我呢，怎么也轮不到爸啊。说着我们三人哈哈大笑起来，笑声在空旷的山林里回荡。没想到那座山会那么遥远。阳光慢慢变黄了，斜斜地穿过疏密交织的枝条，洒在我们淌满了汗水的脸上。在没完没了的密林杂草中，我们翻过了一座又一座的山峦，将近六点才登到山顶，那时太阳已经很低了，金色的夕阳洒在起伏的丘陵和田野上，拉出了一道道凌厉的影子。零星的山丘和独山城在这样壮阔的景象里，显得微小而精致，安详地坐落在群山之间。我们穿过的那道深谷，黑沉沉地横亘过大地，延伸到天边染透了霞光的迷雾里。我们找不出合适的语言来形容心里奔涌的情绪，只能一声声叹息着。我和哥赶紧找到视野开阔的地方，支穏三脚架，忙不迭地按着快门。我们拍了一圈之后，太阳落到了山后面，整个世界都变成了灰蒙蒙的蓝色，独山城的灯火犹如海市蜃楼一般，在蓝色的深处闪烁着。父亲说，我们和独山来一张合影吧。这下我才想起来应该早一点，趁有光的时候拍啊。摆弄了半天，勉强拍了两张还能看的，父亲满意地说太棒了，不知道是真的觉得棒，还是在鼓励我。这时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远处的灯光更迷离了。我们三个恋恋不舍又看了一会，才狠下心来往回走，心里既很满足，又有点失落。下山也没有路，我们懵懵懂懂朝着灯火方向摸索，一个多小时后，终于出了山谷，到了城边，能听到远远的鞭炮声。我们放下心来，边走边仰望铮亮的星星，又是一番感慨。我那时候刚掌握了拍星星的技巧，很上瘾，就提出来拍几张星轨。父亲也很好奇什么是星轨，站在一旁看我摆弄快门线。看我按过快门后半天不动，他问怎么了，我说拍一张星轨至少要半小时。他发出一声低低的惊呼，摇摇头笑了起来。过了一会，他看看表，说：「都快九点了，我先回家做饭等你们吧。早点回家。」我和哥说好。父亲踌躇了片刻，问我要不要他帮背相机包回家，我连忙说不用不用，他又笑笑，转过身去。我看着他的身影朝着隐隐的天光慢慢小去，心里感到一阵酸楚。我们往回走时，已经十一点多了，城里的鞭炮声越来越响亮。走进巷子里，街坊邻居带着孩子在路边放烟花炮竹，东一簇西一簇的火光照亮了他们欢笑的脸。我们在忽明忽暗中快步走到家门口，轻轻推开门，听到零星的鞭炮声从天井上方坠下来，在四壁回荡出微弱的嗡嗡声。我透过黑黢黢的天井朝对面的厨房看去，父亲像往常一样，沉静地坐在橘黄色的灯光下，脸上的神情安宁而柔和。他听见声响，抬头看见我们，脸上绽出了和蔼的微笑，站起身朝我们迎出来：「回来啦，星轨拍得怎么样？」我和哥不由莞尔笑起来，打开了相机显示屏给他看。父亲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喃喃道，神奇，好神奇。「来，先吃饭。」我问他怎么不先吃，他笑眯眯地说：「一起吃热闹嘛。」我放下相机包，看见桌子上已经摆好了三副碗筷，铁炉上的火锅正虚虚地冒着几丝水汽。
2013年春节登山拍摄的星轨
父母亲从来不干涉我们的道路，任由我们自然发展，但他们的天真和好奇心，一直对我们的选择有着巨大的影响。他们很豁达，从来没有对生活说过一句抱怨的话，总是笑眯眯的，对我们的兴趣始终充满了好奇和热情，我因此才会在视觉影像上越走越远。2017年，我用将近两年的时间，把拍摄父母的视频剪成了一部纪录片《四个春天》。首映的那天，我回贵州接他们到北京来看，我就想让他们在影院里， 看看银幕里的自己有多可爱，多可贵。映后环节，主持人让父亲说两句，他那时候已经有些衰老了，他站起来，迟缓地摘下帽子对前后的观众各鞠了一个躬，说：「我今天在银幕上看到我自己了，我想这部片子是献给我们老人的吧。」他顿了顿，继续说：「我感谢我的儿子。」当时我在台上泣不成声。我从来没有给他们买过什么礼物，但那一刻，我终于给他们献上了一份礼物。他们终于看到了我在坚持着什么，也终于可以对我放心了。
2017年，参加《四个春天》首映的父母
然而我的长大来得太晚了，父母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衰老着，行动反应迟缓了很多，他们依然努力让嘴角带着一丝笑意，把忧伤哀愁都藏在那笑容里。但他们的神色已经有了明显的变化，以往每次的笑都来得爽朗干脆，而现在的笑容，总混杂着淡淡的哀伤。说话的尾音里，总是带着一丝叹息。他们就在我偶尔的注视下，缓慢地老了。我有时静静地凝视着他们，不甘心地想，为什么时间会让这么美好的人老去，为什么不能让他们永远快乐幸福地互相陪伴下去。更让我害怕的是，我知道总有一天会失去他们，那时我会是怎样的反应，我不敢想象，此后的人生将会笼罩着怎样的阴云，这些念头时常缠绕着我。年初，父亲在我眼前平静地走了，我伏在他身上痛哭了一场。此前所担忧的一切，变成了明确而残酷的答案。此后很长时间里，我不时怀疑着人生的意义。但每次回忆起父亲的音容笑貌，想起他那些让我敬佩且亲近的特质，似乎又能从中得到一些坚定的力量。每当沉浸在回忆里的时候，浩瀚的往事就如春雨过后的原野，不断有新芽生长出来，慢慢把整个大地铺满，重新描摹出生命中已逝去的那些时光，摇曳着安宁的绿意，去抚慰那些未来需要面对的日和夜。我虽然天性自由自在，但每每追忆起漫长的岁月时，总会看到一些隐形的规则，以命运的形式出现在生命轨迹里。随着年岁的增长，我渐渐发现，自己越来越趋近父母生命的本质，在试图延续他们没有说出的那些愿望，仿佛是在茫茫迷雾中，朝着一盏稳固的灯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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