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别朋友

四年前的春天，接到小凯的微信，短短一句话：你什么时候回来?再不回来我怕就见不着了。

那年春天，某人因做了手术仍在恢复期，需要照顾，可是也不想错过见小凯最后一面，进退两难。上天怜惜我，某人状况突然有所好转，于是当机立断飞一次上海，速去速回。

小凯曾跟我在一个村子插队。虽然我俩同为初中69届，但因我的中学是“集体插队”试点，即全校69届学生都被发配去黑龙江同一个人民公社插队落户，我们1969年11月就抵达了黑龙江边，算是69届插队的先头部队吧。小凯则是跟着大部队，1970年4月来到我们村的。

集体插队使得一个小小的村庄一下子增添了200多名十六七岁的上海知青。人多，按班级和学校分住在不同宿舍里，吃饭去知青食堂。为了怕我等少不更事，闹得天翻地覆，上海特派了一些干部跟随我们“插队”。他们虽然依旧拿着国家的工资，但也够惨的，一大把年纪还跑到农村吃苦。其实他们的年龄在30-50之间，中壮年，然而在一群青少年眼里，都是老人家了。

我第一次注意到小凯，应该是在70年的夏天。我们村靠着黑龙江，依山傍水，风景秀丽，可是耕地有限，于是乎，便去山丘之间寻找可耕田，终于在离村子几十里外的地方找到了一眼望不到边的大荒原。大兴安岭地区人烟稀少，我们一个公社五个生产大队，大队之间都隔着好几十里地，各个大队自立山头，互不相干，只要是在公社范围内的土地，谁爱种谁种，无人争抢。队里的拖拉机突突突地往前开，撞到森林山包了，掉头往回开，如此这般，我们生产大队（也就是我们那个村子）有了巨大的耕田。

由于耕地离村子太远了，就在曾经的荒原上搭了几间简易的木头窝棚，成了我们村的“地营子”。每年六月，冰雪融化了，冻土解冻了，近百天的无霜期来了，村里便派一些青壮劳力去地营子种地，九月收割完了庄稼再回村过冬。

地营子除了睡觉的窝棚，还有一间厨房，安排了两个劳力为几十人做饭。主管做饭的是当地老乡老何头，近四十岁，威而不猛，面目端正、寡言能干。做帮手的是一名上海女知青，就是小凯。小凯1.65米的个子，长得比较壮实，不像我们那时候，不少人依旧像麻秆，弱不禁风。她的五官很有立体感，长长的眼梢，高高的鼻子，很经看。跟老何头一样，干起活来，手脚麻利，一看就是个能干人。 

我第一次见到她，她正挑着一担水，从颤巍巍的木板条走上灶台，把两大铅桶的井水放在灶台上，倒入大铁锅，为几十个人熬玉米大碴子粥。换了我，肯定会用水勺一勺勺地往锅里添水，怎会想到可以架块木板直接走上灶台？小凯干起活来，真是泼辣利落！ 

平时她从不闲着，在案板上压面团、做馒头、洗菜、削土豆皮。因为每天三顿饭要做许多馒头，根本不可能用手去揉面，而是用一根碗口粗的杠木按压，只见小凯除了用胳膊，时而单腿跪在杠木上，借用全身力量按压面团。说实在的，天天为六七十人做饭挺辛苦的。

乡里乡亲的，每天收工回来，男的会帮着厨房挑水劈柴烧火，女生会帮着清洗准备食材。厨房是地营子的中心，那里人来人往，大家有事没事，都会去厨房看看，唠唠嗑。

小凯忙着干活，说话干脆，没废话，有一股英武之气，对此我很欣赏。当年由于家庭原因，为了保护自己，我不跟人多话。回首往事，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去插队了，还会在行李里放进一本初中的代数课本，一本7毛5分买来的有着绿色塑料封皮的《袖珍英汉字典》，还有一支口琴？这让我显得有点与众不同，想入非非，因此我的不声不响常被人解读为清高。

不知何故，小凯不认为我清高，只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从交谈中，发现我俩有相似的家庭背景，都对文革抱有怨气，于是话越说越投机。促进我俩友情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小凯也有一支口琴。

那会儿在地营子，早晨六点出工，晚上六七点收工。北方日照很长，太阳四点东升，晚上十点西落。尽管在农田里干了十多个小时的活儿，晚饭后太阳依旧挂在天空，我们又处在活力四射的青少年期，难得有人会在天黑前上床睡觉。大家在一起嘻嘻哈哈，打牌唱歌，也有人装模做样学毛选，写革命日记。

小凯和我时而会坐在洒满金色夕阳的场院里吹口琴，微风习习吹来，周围一望无际的绿色麦苗摇曳起伏。

我俩吹口琴都是自学的，但是她会打拍子，我只会瞎吹，便从她那儿学上一两招。由于我妈妈喜欢音乐，我知道的歌曲比她多，没有乐谱，就一个个音符吹给她听，帮她记住。为了练习，我俩一支曲子可以来来回回吹上好几遍。在万分枯燥的岁月里，无人抱怨我们单调的练习曲，相反还常常有人要求我们吹上一段。

在我的记忆里，所有跟小凯的交往都发生在地营子，或许因为当时生产队派活都根据宿舍，我俩不在一个宿舍，干的活也不一样。

在黑龙江呆了四年之后，我终于逃离了农村。我走了以后，听说小凯也离开了黑龙江，转去浙江的宁海老家插队。再后来，大家各忙各的，我又出国了，跟插友失去了联系。

直到千禧年我回国探亲，一名邻居也曾去我们公社插队，但跟我不在一个村。他告诉我，我的队友在找我，让我回了上海就跟他们联系。刚联系上，队友们就接二连三跟我聚会，有位开饭店的插兄，邀上了所有已联系上的队友，去他饭店聚会。在那里，我遇到了二十七年未见的小凯，她特地从宁波赶来，为的是见见我。

小凯在宁海转战了几年后，终于离开农村去宁波上学工作，在那里她结婚生子，安家立业。我俩再遇时，她已成了法官，我觉得她适合当法官，逻辑清楚，干脆利落，英武威严。

之后每次回国，我俩都会找时间见面，时光消逝，人事变迁，却丝毫不影响交流，这就是所谓的三观一致吧，走到哪儿都是同路人。

2017年回国还见到了她，跟几名好友一起住了几天，每天结伴出门游玩，回家聊天聊到半夜。小凯一如既往，为我们掌勺做饭，我几次主动帮厨，但她看不上我的笨手笨脚，叫我一边呆着去。记得我们约定，等她老公退休后，一齐来美国，届时我请假带他俩游玩。

可是不久传来她得病的消息，开始说是头疼，检查结果是良性脑瘤，辐射治疗，还动了手术。我俩常在微信上联系，她一如既往的乐观豁达，我以为病情得到了控制。到了2018年的秋天，她说健康恢复太慢，决定去住院好好检查。不久，另一位好友告诉我，小凯得了胃癌，晚期，医生预计她只能再活一个月了。

可是，在微信上，她依旧活跃，给我发好文、笑话、美片，送来节日的祝福。她说自己出院了，正在中医治疗，我无法断定她是否知道医生的诊断。那时，某人进医院做了心脏搭桥手术，我疲于照顾病人，无法脱身回国去看望小凯。

一个月过去了，又一个月过去了，四五个月过去了，她又住进了医院。后来小凯来微信了，问我什么时候回去。 

当我告诉她已买好了机票，她发来了医院的地址，并嘱咐我上午去看她，因为宁波人讲究上午阳气足，这个时段去阴气重的医院，可以避灾。想到她已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却还在为别人考虑，甚至包括这些有的没的阴阳气，不胜唏嘘。

四年前的五月，我终于见到了病床上的她，已经好久不进食了，靠点滴维持生命，此间她迎来了孙女的诞生。小凯见到我笑了，我也笑了，虽然是在伤心的情境里，老友相见，还是开心的。我握住她温软的手，坐在她身边，这会儿说什么都是多余的了，就这样，朋友相伴，无言中回首共同走来的路，夕阳下两个吹口琴的少女。 

六月，她走了。小凯，又是六月了，我在想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