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
墙上的时钟已过下班时间，“爱心小屋”早该打烊了。屋里的客人却没有离开的迹象，他们已酣睡了好几个小时，呼噜声此起彼伏，像是在拉一架老旧的风箱。呜呜呜，秋风起了，一场秋雨一场寒，平常人家早已开足了暖气，全家人围着温暖的壁炉烤火。而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呢？
滴哒滴哒，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流淌。“起身吧，关门了！”没有人听到我的声音。“时间到了，快醒醒！”我喊了一遍又一遍，依然徒劳。即便是在寂静的旷野呼喊，山也会回应，水也会泛起涟波。这群可怜的人哟，该是熬过了多少个无眠的夜晚，度过了几许躁动不安的白昼，才会疲乏劳顿到如此地步？“时间到了，快回家吧！”我再次提高了声调，这次却不料说走了嘴。一位亚裔汉子从昏睡中惊醒，仰着头，瞪着浑浊的眸子问，“你说什么？再说一遍，家，回家……”他声音里带着明显的哭腔，眼珠子都快要从瘦削的脸盘上蹦出来。“家，我哪儿有家，哪里才是我的家啊？”哇的一声，他大哭起来。
屋外，夕阳从茂密的树丛间斜照过来，把大地映染得一片金黄。高高的枝头上，金色的、绿色的、红色的叶片星星点点地装饰着蓝天白云。草地上，孩子们正在欢快地奔跑，抢夺着远处投掷过来的飞碟；老人们不疾不徐地打太极拳，大妈们随着音乐节奏挥舞着手中鲜艳的丝绸彩带，在半空中划出一道道优美的曲线。没有人留意小屋中发生的一切，这是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
当亚裔汉子迈着极不情愿的步子跨出小屋时，忽听得哗啦啦一阵响，一只正在草坪上觅食的雪雁受到惊吓，扑腾着翅膀一跃飞上了天。每逢秋季，雪雁从北极南下飞到美国东部或南部过冬，途经加拿大时总会停下来歇歇脚，在湖泊草滩上寻找食物，养精蓄锐后再往南飞。黄昏和清晨，空中回响着嘎嘎嘎悠长而凄厉的叫声，鸟儿们排着一字形或人字形的队伍飞翔，雁阵惊寒，声断天涯……
长路漫漫，这只失群的雁和这个无家可归的人，还能找到回家的路吗？
阿济，这位身材矮小、内向木讷的亚裔汉子，在听到“家”这个字眼时情绪突然爆发，于大庭广众之中嚎啕大哭，这一幕深深刺痛了我。出于职业原因，我接触过许多不同背景、不同类型的人，听说过不少跌宕起伏的人生故事，心情却从来没有像现在这般沉重过。
根据2020年3月的数据统计，因受疫情重创，W市的无家可归人数比2017年增长了21%，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患有程度不同的心理疾病。最近三年，全球范围内新增加了超过7000万抑郁症患者，9000万焦虑症患者，数亿人出现睡眠障碍等问题。不久以前，大温地区还发生过一起流浪汉残酷地杀害皇家女警的悲剧，凶手是一位37岁的韩裔导演，他曾于2014年荣获美国艾美奖。毋庸置疑，现代社会的急剧动荡和快速发展带来的冲击，加上持续不断的病毒侵袭，已对普通人的心理健康造成极大的压力，对弱势群体影响尤甚。人们身上“隐蔽的创伤”、看不见的心理疾病正变得日益严重，并且成为困扰现代社会的一个敏感而亟待解决的问题。
出于人道主义关怀，W市中心的“爱心小屋”在疫情中应运而生，专为本地无家可归者和低收入、靠福利金过活的老弱病残人士提供一个白天歇脚和吃饭的地方，阿济只是经常来求助的客人之一。每天清晨，当我刚掀起小屋的落地窗帘，就看到一个人光着头敞着怀，穿着单薄的小棉袄，赤着脚板趿拉着大拖鞋远远地走来。阿济进屋后，给自己倒了半杯滚热的咖啡，又抓起牛奶瓶，哗啦哗啦，往杯子里倒进半杯牛奶搅了搅，再拿起两块松饼，然后一屁股坐到椅子上，抓起食物就往嘴里填，一边吃，嘴角还一边掉渣，一副饥不择食的样子。
进屋的人渐渐多起来，以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为主。他们蓬头垢面，随身携个小包，衣衫不甚齐整，身上明显地带有流浪的痕迹。这伙人坐下身来，一杯温热的咖啡入口，两块鲜美的蛋糕下肚，身暖心也暖了，瞌睡虫也就悄悄地钻进了脑壳。渐渐地，靠在椅背上的脊椎就弯了下来，脑袋瓜也垂到了桌上。你会看到各式各样的睡相，有人侧着脸，半张的唇里流出一长串清亮的哈喇子；有人把头枕在手臂上，看不见脸，只看见裸露的脖颈上刻着一道道骇人的刺青；发色发型也不同，有浓黑发，金丝发，红毛发，像马鬃一样高高耸起的头发，地方包围中央的地中海发型，也有一丝不挂的秃头。还有人索性一屁股躺倒在地睡起了大觉。阿济吃饱喝足了，也像他们一样闭着眼睛打起盹来。
与精神病人和无家可归者相处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工作。如果把人生比喻为爬山，来“爱心小屋”求助的人，必定是已经走上了陡峭的悬崖，情况岌岌可危。有人因失业付不起房租；有人与父母不和、离家出走；有人离婚或面临家庭变故；有人寻求刺激、染上吸毒、酗酒、赌博等不良嗜好；多数人有过精神创伤，或患有心理疾病；悖逆传统，有反社会型人格障碍，还有不少刻意与主流社会脱节的边缘人士。“爱心小屋”的工作人员怀着一颗金子般的心，必要时伸出手拉他们一把，让绝望之人透过迷雾，重新看到生的希望。
也许因为同是亚裔的缘故，我被指定为阿济的专案经理(Case Manager)。我从电脑中调出了阿济的资料，一边看，脑海里一边浮现出一张闻名世界的照片：上世纪七十年代，年仅九岁的越南女孩潘金福(Kim Phuc Phan Thi) 在村庄里赤裸着全身死命奔跑，南越战机投掷的燃烧弹把她的全身衣服烧毁，她也被烧成重伤。这张以《战火中的女孩》命名的照片最终获得了美国新闻界最高奖普利策Pulitzer Prize新闻奖，它带来的震撼力直接促使了越南战争提前半年结束。对比照片上越南女孩潘金福身上那肉眼可见、伸手可触的疮疤，阿济心上的创伤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战争带来的痛苦却实实在在地贯穿了他的大半生，如可怕的蛔虫一般在他身体内部生长、穿孔，乃至繁衍。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阿济出生于越南南部。父母原籍广东，在西贡经营小商品生意。他上过两年中文学校，会讲简单的粤语。然而，童年的好日子没有维持多久，越战的炮火就打到了家乡。轰隆隆的枪炮声震耳欲聋，周围随时有人丧命，阿济哥俩整天生活在担惊受怕之中。在他10岁那年，父亲变卖了家产，换取黄金付给蛇头，作为船费和贿赂官员的过路费，一家4口踏上了一条难民船。哪会料到木船在海上遭遇了风暴，舱内食水渐渐用完，阿济母亲的体质本来就弱，开始出现脱水现象。水，水，水……母亲哀求的声音先是断断续续，后来就变得越来越微弱。孝顺的阿济不忍心看着母亲受罪，从大海里舀出一小碗水，端到母亲面前，用小勺子盛了喂到她嘴里。谁知母亲的喉咙一下子被水噎住，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脸色也变了，由苍白变成死灰色，眼睛凹成了两只深不见底的黑洞。阿济亲眼看着母亲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他一边掐自己的手臂，一边狠狠地骂自己，“你这个笨蛋！都是你闯的祸！”母亲死后，父亲带着哥俩在大海上飘泊了六天六夜，历尽艰险终于到达了马来西亚，被当地难民营收留，一年后又辗转来到加拿大。
在阿济的“健康状况”一栏中，清楚地标明：此人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焦虑症(Anxiety)和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每天需服用两片奥氮平(Olanzapine)控制病情。阿济之所以沦为无家可归的悲惨境地，在于他用武器伤了人，而伤者正是他租住的那幢大楼的管理员。根据临床研究，曾罹患创伤后遗症PTSD的儿童，在成年后比起没有PTSD的人有着更强烈的不安全感，以至更高的犯罪倾向。这句话在阿济身上得到了应验。
说起来还是疫情闯的祸！疫情前，阿济在食品厂打工，每天忙忙碌碌，很少有时间待在家里，和大楼管理员也相安无事。疫情暴发后，阿济停工在家无所事事，心情郁闷，经常在走廊上闲散踱步，大楼里正巧有人报失，管理员就对他有了疑心。一天，阿济在洗衣房洗衣服，一不小心把水滴在地上，被管理员大声喝斥。阿济认为管理员看他不顺，给他小鞋穿。以前他曾投诉过隔壁邻居夜间噪音大，男欢女爱、打情骂俏声搅得他不能睡觉，管理员却只当耳旁风，这岂不是太不公平了吗？争吵变得越来越升级，阿济嘴拙说不过人家，又正在气头上，就顺手操起一把扫帚挥了过去。当时他的脑子都炸了，耳朵里嗡嗡响，也不知道听到的是叫骂声，还是炮弹的轰隆声。待他回过神来，几个全副武装的警察已经站在面前，哐铛一声，在他手臂上扣上了冷酷无情的手铐。阿济犯案前，有好几天都忘了吃药，他被关在牢房四天后又被送去了医院。出院后，病情有所稳定，但是家再也回不去了。
家，对阿济来说，是一个禁忌的话题，是贴在嘴上的封条，是窝在心口的痛；回家，是日夜缠绕着他的梦，也是支撑他继续活下去的理由。
“爱心小屋”为阿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他联系到了就近的疫情紧急避难所，正巧那儿有个床位，阿济暂时有了安身之地。因为这间避难所只是临时机构，我们接着又为阿济申请了政府为低收入人士安排兴建的组合屋。因申请房屋的人数实在太多，阿济的名字只能排在长长的等候名单上。在等待过程中，阿济的焦虑症又犯了，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老是觉得有人在欺骗他。“你们不是骗我吧？真的有房子给我吗？”“如果申请不到房屋，摆在我面前就只有两条路——医院和监狱！”阿济每天都在喃喃自语，一遍又一遍询问相同的问题。他还几度想到自杀，盘算着怎样才能快捷又不带痛苦地离开这个世界，是服药过量，吞安眠药，喝毒水呢，还是实施安乐死？阿济想归想，那优柔寡断的性格此刻又帮了他，使他久久下不了决心去付诸行动。
一直等到第二年秋天，枫叶红了的时候，组合屋竣工了。本地40多位无家可归人士总算有了自己的新家，干净整齐、厨厕齐全的独立房间。阿济是第一位早早就打点好行装，高高兴兴搬过去的。
日子过得真快，“爱心小屋”已有半年多没有出现阿济的身影了。一天中午，我正忙于招待大伙儿吃意大利披萨饼。忽听得有人呼唤我的名字，抬头一看，正是阿济。
他穿着整齐，面带红光，像是换了个人。
“阿济，好久不见了！一切都好吗？”我问。
“很好，我刚去了教会，顺便过来吃饭！”阿济兴致勃勃地说。
“阿济，你的气色不错啊！”
“是啊，我天天读《圣经》，是个有信仰的人了。”
“太好了！”
“我还去图书馆和电脑下棋，去游泳池泡澡……”
“阿济，可别再忘了吃药！”
“不会忘记了！”阿济信心十足地说。
秋日的阳光从窗口射进来，照得阿济脸上红彤彤的。看他吃得又香又甜的样子，我突然想到了一句话，是民国才女陆小曼在《随着日子往前走》里写到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不带伤的人，无论什么时候，你都要相信，真正治愈自己的，只有自己。”
我为阿济感到高兴，他现在已是个新人了，不仅拥有市俗意义的家，还寻找到了通往天堂的道路——那个永恒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