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旧文明的社会组织 （3）

 3. 欧洲中国不同的社会演变

旧文明的社会组织，权力金字塔，一层压一层，将劳力者社会生产，压在最底层。社会组织是政治，生产分配是经济。 政治是上层，经济是基础。上层建筑压迫经济基础，劳心者压迫劳力者，统治阶级压迫被统治阶级。

封建制度的问题，是金字塔的最上层，没有统一的财权军权人事权。上一层压下一层，压不太住。一群人打败了另一群人，要管理。你把打下来的人和地方，分给亲戚朋友，分的时候，大家服从你。但是他们的子孙，凭什么要服从你的子孙？这些王公贵族，相互之间起了争执，他们有自己的人事权，有财权有武装，谁也不服谁，打起来了，你怎么处置？他们又凭什么听你处置？你想用刀，刀又不全在你手里。西周覆亡，说是红颜祸水，幽王烽火戏诸侯，到了紧要关头没人来救命。 其实呢，是因为刀不全在周幽王手里，他有了大的危机，要靠诸侯们来救。即便是不戏诸侯，大家来救了你，接下来你还能有多大威势去管别人？

社会安定一层一层往下压压不住，就要另想办法。欧洲中世纪，社会的总体安定，依靠的是天主教会的精神权威。中世纪一千年，天主教会，全面垄断知识文化，扬善抑恶的基督教义天天讲，深入人心。基督教早期的教父们，将圣经和古希腊的思辩哲学，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宗教社会理论。理论有了，后面就是天天讲，将这一套理论，灌输给社会大众， 建立统一的，自下而上的天主教会，依靠教会和神的精神权威，与王公贵族的武力和野蛮残暴对抗。教会教导普通人，日常事务，要服从世俗政府的权威，但是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精神上道德上，所有人，包括所有的王公贵族，必须服从神，服从天主教会代表神的裁决。中世纪一千年，欧洲社会，从皇帝国王，到普罗大众，都对基督教义和天主教会代表神的权威，深信不疑。教会能够用破门出教，也就是死后下地狱作威胁，不准国王离婚，阻止皇帝发动战争。 

天主教影响力最大的早期教父，是奥利根 (Origan),  圣杰罗姆 (Jerome),  圣奥古斯丁（Augustine）。旧约是奥利根系统修订的，圣经使用至今的版本，出自圣杰罗姆之手，圣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City of God)，是教会超越世俗政府的权威的理论基础。 还有两位，圣安布罗斯（Ambrose）和圣格里高利（Pope Gregory I），是行动的巨人。这五位，要说对基督教的贡献影响，最早最大的是奥利根，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是他的发明。但是他的名字前面，没有圣，天主教会甚至不承认他早期教父的身份， 原因是他走极端，为了专注于神的事业，犯了挥刀自宫的错误。其他四位，没有走这样的极端，但是他们对教会和神的事业的献身精神，大同小异。这几位都是思想实践左右了欧洲历史过千年的杰出人物。

中国的社会发展，走了另一条路。中国没有一神教，七七八八的神尽有，都没有足够的威势给所有人定规矩。百家争鸣的社会理论，不能靠神立规矩，就不靠，子不语怪力乱神，直接人给人定规矩。中国人的社会理论，儒家法家，都是人本主义，没有神。儒家的社会理论，中心是礼，是社会制度行为规范。制度规范怎么推行？儒家说仁者爱人，说服教育为主，不到万不得已，靠教化不用刀。孔子有教无类，是为万世之表的教育家。教化为什么可行？因为人的本性都不坏，为大家好的道理，好好讲，人人自然会同意拥护。人之初，性本善，仁者无敌。儒家的立规矩，有不少理想主义色彩。

法家也是人给人立规矩，不过出发点完全不同。法家说儒家的社会理论是伪善，不切实际，人本质上不是好东西，社会管理，说服教育没有用。人管理人，关键是要利用个人贪利怕死的本性，用法来治。商君之道，严刑峻法，威逼利诱，是高效无比的人治人的法门。

周朝的社会制度，和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农奴制，大同小异，到了春秋战国，大大小小的诸侯国之间，战争不断。秦国用法家治国，从商鞅到李斯，代代相传，到了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一统天下，将财权人事权集中到了社会金字塔的最上层，用中央集权的体制，消弥区域之间的战争。但是秦始皇不懂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的道理，得了天下之后，焚书坑儒，变本加厉地严刑峻法。不到三十年，把天下人全体逼反了。接下来项羽不搞集权搞封建，也不行；刘邦实用主义平天下，搞一半封建一半集权的四不像。后面文景之世，用黄老之术，无为而治；到了汉武帝，几代人的理论实践，明白了平天下靠刀靠法家，治天下用礼义用儒学的道理，听董仲舒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系统地建立发展儒家的礼义道德伦理制度，两千年下来，忠孝节义，礼义廉耻的教化，蔚为大观，深入人心。 在争奇斗艳的人类文明中，中国集权的政治制度和儒家社会道德规范的有机结合，是独树一织的原创。 

封建农奴制和中央集权，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制度。欧洲的封建农奴制度，对劳心者的制约，相对宽松，对劳力者的管理却是严厉苛刻。中国集权的社会制度，金字塔中，对劳心者的管理，要严格很多，但是对劳力者的约束，相对宽松。所以中国有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这样的自由歌。在中国的集权社会里，当官和拥有土地财富，是两码事，拥有土地和拥有在土地上劳作的人，也是两码事。在欧洲的封建社会里，这些都是一码事。中国的集权制度，人用统一的法规治理人。欧洲的封建社会，没有统一的法规，社会管理有很大的随意性。 集权制度之下劳力者的群体，对比封建制度下劳力者的群体，有本质上不同的人身和经济自由。 

中国现代的历史学者，生吞活剥，为了维护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决定论，把马克思对欧洲社会发展的阶段划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往中国历史上硬套，把中国两千年中央集权的社会制度，说成是封建制度，把商和周的封建社会，说成是奴隶社会。大学的时候读范文澜的中国通史，怎么读怎么糊涂，多年后才明白过来，原来是他指鹿为马，胡说八道。中国社会，夏和商不好说，但周是和欧洲中世纪类似的封建社会，应该没有疑义。井田制，和现代文明兴起前欧洲封建的土地制度，是一回事。中国到了秦，特别是汉武帝之后，就不再是封建社会了。

旧文明社会的总体安定，除了武力，还需要有统一的思想来维护。中世纪的欧洲，靠的是天主教会的精神权威；中国过去的两千年，靠的是儒家忠孝节义的道德伦理。有自由思想的人，不会无条件接受天天讲的说教，会对权威思想生出疑问，这些疑问，任其发展转播，会动摇普罗大众对现行的社会制度的信仰。所以自由思想，是旧文明最大的敌人。这就是为什么秦始皇要焚书坑儒，汉武帝要废黜百家，欧洲有送异端邪说者上火刑架的宗教裁判所。雅典政府判处苏格拉底死刑，是因为他 “探究从地下到天上的事，把坏的说成好的并将他的这些黑白颠倒的结论传授给年轻人，腐蚀他们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