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谈天下(388)从乌克兰大饥荒聊起

上周写了一篇有关电影Mr Johns的介绍，很少有人评论，看过的人更少，唯一的留言是，这么少人关注这种电影，说明人类不配从苦难中得到教训。

当然，我们提起前苏联的工业化（我会有另外的文章介绍），就不得不提到工业化背景下的以乌克兰为代表的人民的巨大牺牲和苦难，今天就具体聊一聊。

乌克兰大饥荒（乌克兰语： Голодомор ，拉丁字转写：Holodomor；意为“以饥饿灭绝” ，出自“ морити голодом ”，意为“以饥饿杀死” ），是1932年至1933年发生在苏联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大饥荒。 它是20世纪最严重的暴行之一，也是乌克兰历史上最悲惨的事件之一。 由于苏联当局的长期隐瞒，据后来估计，大约有250万至750万乌克兰人因此死亡。 这场饥荒是由苏联农业集体化政策的失误、不利的天气条件、苏联向国外大量出口粮食等多种因素共同导致的严重后果。 其中，农业集体化运动对农业生产力的严重破坏和粮食征购的高指标，是饥荒发生的主要原因。 在乌克兰的观点来看，这次饥荒有时被认为是故意制造的、针对乌克兰族的行动，因此当地也称为「饥荒种族清洗」。 历史学家认为苏联政府在这次大饥荒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致使大饥荒的后果更加惨重。 作为最高领导人的斯大林究竟负有怎样的责任？

1929年年底开始，苏联强力推行“农业集体化”政策——农民的住宅、大小牲畜、家禽等统统收归国有，有的地区甚至连炉子、茶壶、水桶都“不放过”。 作为苏联加盟国之一的乌克兰，同步开启了浩浩荡荡的“农业集体化”进程。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乌克兰的土地面积只占到全苏的3％，但却是全国最大的农产品生产基地。 为保证征集到足够的粮食，苏联组成征粮队，强行向乌克兰农民征集粮食。

对于抵制农业集体化、粮食征集制以及不愿意将粮食低价卖给国家的富农阶层，斯大林采取了残酷的“消灭措施”。 从1930年1月开始，苏联政府抽调了大量人力前往乌克兰农村“镇压富农（占农民总数的15％）”。 有数据显示，大约有30—50万的乌克兰富农被“消灭”——他们被剥夺财产，流放到荒凉的西伯利亚和其他地区做苦役。 一些陷入绝望的富农，为了免受迫害，故意宰杀牲畜、破坏生产工具、烧毁农业基础设施，坦诚说，这样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当地的农业生产活动，影响了粮食产量。

可即便如此，苏共中央对乌克兰的粮食征购指标仍然很高。 数据显示：

1930年，乌克兰农业丰收，粮食总产量2290万吨，上缴国库780万吨，完成了征购任务。

1931年，乌克兰农业减产，粮食产量降至1760万吨，但为了完成指标，乌克兰不得不动用储备粮，上缴了700万吨粮食。

1932年，集体化后的乌克兰粮食总产量仅为1280万吨，而中央下达的指标居然是770万吨，尽管后来“调整”为660万吨，仍远远超过了农民的承受能力。

为了完成征购指标，在1932年下半年乌克兰出台了“关于强化粮食征购措施“的决议，即：

实行武力征粮；

关闭所有国营、集体商店，没收一切粮食储备；

禁止私人和农庄进行粮食贸易；

停止发放贷款、预付和支付现金；

禁止一切团体和个人向农庄收购粮食。

1932年，苏共中央强制从乌克兰运走了700万吨粮食，彻底将农民推向了饥饿的深渊。 据乌克兰方面的统计，从1932年冬到下一个收获季节，一个五口之家的农户仅存粮食80公斤。 可以预见，一场梦魇般的大饥荒，即将席卷乌克兰大地。

饥荒的惨状    1933年乌克兰 哈尔科夫 街上的饿殍

1933年春天，在全乌克兰范围内出现了极其严重的饥荒现象。 苏共和乌克兰政治局发出了一些补救性的命令，包括向饥荒地区运去32万吨粮食 ，但同时自乌克兰向外运出粮食的行动仍未停止。 当年春天在俄罗斯西部和乌克兰大部分地区出现的干旱进一步加重了饥荒。 与此同时，苏联政府禁止灾民向外流动，乌克兰以及 顿河 流域同外界的交通被中断，外界禁止进入这些地区。 任何未经许可便试图离开乌克兰的饥民都被作为“阶级敌人”逮捕。

在这样的环境下，无数人死于饥饿和疾病。 有人估计，在1933年4月至6月期间，在乌克兰每天有2.5万人死亡。 有些地方，死亡率高达50％。 有些村庄，几乎没有幸存者。 有些农庄，只剩下一两个人。 有些城市，街道上到处是饿殍。 有些火车站，成群的饥民蜂拥而至，希望能够逃离这片饥荒之地。 有些医院，没有药品、没有食物、没有医生，只有病人和尸体。

在绝望中，一些人甚至采取了极端的行为——吃人肉。 这一时期的官方死亡统计数据显示，有超过2500人因为吃人而被定罪。 一些目击者描述了他们所见到的恐怖场景：

“我看到了一个女人把她自己的孩子杀死并吃掉。”

“我看到了一个男人把他的妻子煮了，并把她的头发和指甲留在锅里。”

“我看到了一个老太太把她的孙子挖出来并吃掉。”

“我看到了一个男孩把他的妹妹切成块并藏在地窖里。”

这样的场景让人不寒而栗，也让人不敢相信这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

乌克兰大饥荒在当时被苏联政府严格隐瞒和封锁，直到苏联解体后才逐渐被揭露和讨论。 在乌克兰的观点来看，这场饥荒是苏联政府故意制造的、针对乌克兰族的种族灭绝行为。 他们认为苏联政府利用粮食征购和运输封锁等手段，切断了乌克兰农民的生存来源，并阻止他们向外求援或逃离。 他们认为苏联政府的目的是消灭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和知识分子，摧毁乌克兰文化和语言，并加强对乌克兰地区的控制和同化。

为了支持这一观点，乌克兰方面引用了一些档案文献和证词作为证据。 其中最具争议性的是斯大林在1932年11月14日给莫洛托夫等人写的一封信 ，其中提到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破坏活动”和“乌克兰共产党的软弱无能”。 乌克兰方面认为，这封信表明了斯大林对乌克兰的敌意和不信任，也暗示了他对乌克兰实施饥荒政策的意图。 另外，乌克兰方面还指出，苏联政府在饥荒期间向国外出口了大量粮食，而拒绝向乌克兰提供援助，甚至禁止国际组织进入乌克兰进行救济。 他们认为，这些行为都说明了苏联政府对乌克兰人民的冷漠和残忍。

在俄罗斯的观点来看，这场饥荒是自然灾害和政策失误造成的，并不是针对乌克兰族的有意谋杀。 他们认为，这场饥荒不仅发生在乌克兰，而且也波及了其他苏联地区，如伏尔加河流域、北高加索、哈萨克斯坦等。 他们认为，苏联政府虽然在农业集体化和粮食征购方面犯了一些错误，但并没有预料到饥荒的严重性和规模，也没有故意加剧饥荒的后果。 他们认为，苏联政府在饥荒期间也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如降低征购指标、增加粮食配给、调拨粮食援助等。 他们认为，乌克兰将饥荒定性为种族灭绝是一种政治化历史的做法，是为了夸大苏联的罪行和乌克兰的受害。

为了支持这一观点，俄罗斯方面也引用了一些档案文献和证词作为证据。 其中最具说服力的是莫洛托夫在1932年12月27日给斯大林写的一封信 ，其中提到了“粮食征购困难”的原因和解决办法。 莫洛托夫在信中表示，“我们必须承认，在农业集体化运动中，我们犯了一些错误，导致农民对集体农庄失去信心和积极性。” 他还建议，“我们应该降低征购指标，给农民留下足够的种子和口粮。” 俄罗斯方面认为，这封信表明了苏联政府对饥荒的关注和担忧，也反映了他们在政策上的调整和改进。 另外，俄罗斯方面还指出，苏联政府在饥荒期间并没有完全禁止国际援助，而是接受了一些来自美国、英国、德国等国家的救济物资。 他们认为，这些行为都说明了苏联政府对饥荒的重视和应对。

下面我们用一些统计数据来说明，为什么乌克兰大饥荒的种族灭绝可能性更大些。

在大饥荒前，乌克兰每年的死亡人数在55万上下，这个死亡人数其实已经高于正常值了，因为斯大林在开展了驱逐富农运动，造成了大量的超额死亡；在大饥荒和驱逐富农运动平息以后，乌克兰每年死亡的人数在45万人上下，这低于正常值，因为大饥荒提前淘汰了大量的老弱病残；我们取平均值计算，乌克兰正常年份的死亡人数约为50万人：

在1932年，乌克兰的死亡人数为74.6万人；1933年，乌克兰的死亡人数为210.4万人。所以我们很容易就能算出，1932-1933年，乌克兰的超额死亡人数为185万。当然，由于苏联政府并没有认真的统计大饥荒期间乌克兰的死亡人数，所以真实的超额死亡应该远远多于185万。人口学家杰克斯·瓦林在2002年的研究报告指出，在大饥荒期间，乌克兰的超额死亡人数应为220万，这是学术界内最低的一份报告：

至于乌克兰总的人口损失，这也很好计算，驱逐富农运动前，乌克兰每年的人口增长在65万+；大饥荒平息后，乌克兰的人口在3年内恢复到了70万左右，所以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如果没有驱逐富农和大饥荒两个事件，乌克兰每年至少能增加60万人口。而在1932年，乌克兰仅增加了5.5万人口；在1933年，乌克兰人口减少了154万，两年时间内，乌克兰损失了270万人口；如果考虑饥荒的后续影响，也就是1934年的人口损失，那么整个乌克兰大饥荒期间，乌克兰的人口损失应为345万。当然，具体的计算过程肯定不会这么潦草，但大致的原理就是如此，大部分学者的计算差不多都在320万到400万之间。同样的方法还可以用来计算1892年大饥荒的人口损失，在1880-1890年间，俄罗斯欧洲部分的平均死亡率为3.76%，1892年死亡率为4.81%，超额死亡数未40.6万人。在饥荒爆发之前，年均人口增长数为98.9万人，1892年人口增长了33万人，人口损失为65.9万人。

根据苏联自己公布的1926年与1937年人口普查数据，苏联各加盟国在这十余年间，除了乌克兰与哈萨克斯坦，人口都是增加的，而且普遍都是增加了10%以上。

如果从民族别来看数据更夸张，俄族人口上涨20.8%（净增长1千6百万）的同时，乌克兰族人口狂降15.3%（负增长477万），哈萨克族人口更是恐怖的下降了-27.9%（总共不到400万人口给干没110万）。

问题来了，

从国别看俄罗斯只增长了11.7%的人口，俄族却增长了20.8%的人口，

从国别看乌克兰只下降了1.9%的人口，乌克兰族却下降了15.3%的人口，

从国别看哈萨克斯坦只下降了15.8%的人口，哈萨克族却下降了27.9%的人口。

中间的差额哪儿去了？

苏联有专门拨款，通过物质、资金和政策支援俄族人迁入乌克兰人被大面积饿死的地区，乌克兰人自己饭吃不饱，却被规定必须给迁入的俄族人提供口粮、住房、甚至桌子和凳子、甚至要拿省出来口粮的钱给迁入俄族购买留声机丰富俄族的精神生活。而迁入乌克兰地区的俄族获得了“拖欠税款全部清空，免交三年农业税，一年内不用向国家上交牛奶和肉。每户免费获得房屋和庄园，修缮由当地集体农庄在入住前提供。没有牛的人免费发一头，每两三个家庭发一匹马。”甚至乌克兰人如果在饥荒期间逃荒，迁入的俄族就有权合法强占他们的房子，即使屋主逃荒后回家也无须向屋主归还房屋。

现在很多人，尤其是俄粉会以乌东地区俄罗斯族人口高达90%为理由，说明俄罗斯对于该地区主权的正当性，且不说这种提法的荒谬，汉族在缅北广大地区也是高达90%，在印尼很多地区也是人口主力，不代表那里就是中国的土地，而且从历史上来看，乌东从来就没有俄族为主过，苏联成立之前1897年沙俄也是有人口普查的。

即使不统计大量使用俄语的乌克兰族的存在，只统计乌东地区使用乌克兰语的乌克兰族也占当地人口的68.9%、80.62%，何来“乌克兰人都是后来的移民”？乌克兰族在乌东从来都是主流，大饥荒在乌东饿死了大面积的乌克兰人，同时苏联有计划的迁入俄族、抢占乌族的生存空间，到某些人嘴里却反过来把乌克兰人说成迁入者了，符合他们张嘴就造谣的一贯作风。

1937年苏联第二次人口普查之前，苏联领导层普遍对这次人口普查抱有极其乐观的期待：
1934年1月26日斯大林在苏共十七大上报告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大成就，其中的一项便是人口从1930年底的1亿6050万成长到1933年底的1亿6800万。

1935年12月1日斯大林在会见人民公社代表时同样发表以下谈话：大家说工人们的物质状态戏剧性地的提升，生活变得更好更有趣。这当然是事实。这也使得人口繁衍比起过去更加快速。生育率提高，死亡率降低，而整体人口增长更加强劲了。这当然是好事而且我们相当欢迎。

现在我们每年的人口净增长有300万。这代表我们每年等于增加了一整个芬兰的人口。

大家都笑了，然而等人口普查结果出来，就又笑不出来了，因为按照斯大林的“一年300万人口净增长”估计，到1937年苏联理论人口应该有1亿8千万人口，而实际普查出来的数据缺只有1亿6200万人，少了1800万人哪去了？1937年人口普查戳破了斯大林“一年增长一个芬兰的人口”的牛皮，是谁的错呢，当然不可能是我们敬爱的慈父的错啊，一定是实施人口普查的人全部是敌人、破坏分子、托派、右派、德国间谍、50万、1450！枪毙，统统给我枪毙！

奥林匹斯·A·科维金: 人口普查局局长。1937年3月22日遭逮捕，被指控参与反苏颠覆组织，1937年9月28日处决，1956年平反。

拉扎尔·S·布兰德金德勒: 人口普查局副局长。1937年3月28日遭逮捕，判处劳改10年至科雷马，1942年6月11日在当地死去。

摩西·M·穆德里克: 经济会计部俄罗斯地区主管，1937年8月19日遭逮捕，1938年1月21日判处劳改10年。

亚历山大·N·阿萨特金: 经济会计部乌克兰地区主管，1937年7月3-4日开除党籍，7月5日被逮捕，9月2日处决，1957年平反。

瓦列里·梅日劳克 : 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委，共产党籍、苏共中央委员。1937年12月1日被逮捕，被指控叛国、从事产业破坏活动、担任德国间谍、领导拉脱维亚反革命恐怖组职，1938年7月28日判处死刑，隔日处决，1956年平反。

埃马努伊尔·约诺维奇·克维林: 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委，共产党籍。1937年10月16日遭逮捕，被指控破坏与参与反苏恐怖组织，1937年11月26日被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判处死刑，同日处决，1956年平反。

瓦列里安·奥博连斯基: 1932-35年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委、统计委员会主任、苏联科学院科学与技术史研究所所长，共产党籍、苏共中央候补委员。1937年10月13日遭逮捕，1938年3月接受反苏“托洛茨基及右派集团”案公审，被指控参与恐怖组织，1938年9月1日判处死刑，同日处决，1957年平反。

伊万·阿达莫维奇·克拉瓦尔: 统计委员会主任，共产党籍。1937年5月31日遭逮捕，被指控参与间谍、破坏与恐怖活动，1937年8月21日被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委员会 (ВКВС) 判处死刑。1937年9月26日处决，1956年平反。

米哈伊尔·V·库尔曼: 统计委员会人口处处长。1937年3月1日遭逮捕，被指控窜改普查资料和属于托洛茨基及右派反革命组织，判处劳改10年至科雷马。1947年刑满出狱，旋即再度入狱流放哈萨克斯坦，1955年平反释放。

伊万·M·奥布洛莫夫: 统计委员会运输和通讯处处长。1937年3月遭逮捕，1938年1月30日处决。

乌克兰大饥荒是20世纪最严重的暴行之一，也是乌克兰历史上最悲惨的事件之一。 它造成了数百万人的死亡，也给乌克兰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创伤和记忆。 关于这场饥荒的性质和原因，乌克兰和俄罗斯有着不同的观点和解释，也有着不同的证据和论据。 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尊重历史的事实，正视历史的错误，反思历史的教训，避免历史的重演。 我们也应该同情和纪念那些在饥荒中遭受苦难和牺牲的无辜者，他们是人类历史上最不幸的一群人。

可见，历史的轮回中，凡是个人独裁，可以一言九鼎时，那可能就是最危险的时代，而为了维护独裁者的光辉形象，通常都有一大群御用文人来为那些不仅仅愚蠢，而且是极其残酷的政策做各种美化，所谓国家的伟大复兴，可能是个人和家庭的悲惨厄运，对于一个民族，也可能是一个挥之不去的噩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