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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向真:朋友的反馈与指正

于向真:朋友的反馈与指正

博客

朋友们的反馈与指正

2023年8月18日

十多天前,我从笔记本存稿中见到一年多前写的《爸爸的遗愿》一文,发给杨继绳先生,杨老师看后迅速把《墓碑》第一章“祸起中原”电子版发给我,对我说“建议你用一个多小时看看第一章。”

我用半天多看完第一章。多年前我读过鸿篇巨著《墓碑》,当时我对作者如何获得那么多被刻意销毁、被铁腕抹去的历史真实的统计数据与重要资料,杨老师是如何获得的感到惊奇。不难想见,这过程太艰巨也太戏剧化了,当然与杨老师身为新华社国内部资深记者有关,也与经历过大饥荒的人们深埋心中没齿难忘的惨痛事实有关,缺一不可。杨老师自觉肩负重任,倾注全力详尽地收集并记录下惨绝人寰的史实,功不可没!

2008年4月,我曾追访过两位河南老农民,事前有准备,“闲聊”时用携带的录音笔暗自录好,如实写成《中原乡村那三年》上下两篇访问记,发在博客上,不久就被网警删除了,幸好留下底稿。这次我写的《爸爸的遗愿——潘杨王事件起源内幕》,但愿我记录的文字能成为佐证《墓碑》的一份旁证,有旁证也是必要的,这是我不嫌麻烦做此事的初衷。

征得杨继绳老师同意后,我在原稿中加入潘杨王事件的背景简介,再次发给杨老师,很快获得鼓励:“收到了,这样对吴芝圃的介绍就全面了。”

我知道这类文章无论主流媒体还是微信群都不能发表,想听到读者反馈,只能用一对一微信发给几位亲友征询意见。

1. 吴思先生的反馈

我在第一时间发给当代杰出的理论家吴思先生,正忙着写文章的吴先生看后说好文章。有细节就有了真相。长辈们不容易啊。”看了二稿,吴先生又说:“补上背景之后,这三言两语反而抵得上千言万语!”莫大的鼓励,让我甘之如饴。

2. 李大同的建议

我发给著名编辑李大同,他在中国青年报创办的《冰点》,期期都令人热切期盼。大同兄不仅文字功底一流,政治见解亦独到精深,他马上挑出三处不当用词,并提问:“第一个主要问题是,还有没有更详细的内容?譬如邓如何面示怎样操作的具体内容?邓和吴的原话最重要,当尽量还原。

大同提出建议:关于新四军抗日的内容,应尽可能删减,因为总体上不实,新四军实际上是和日军勾兑好的,互不侵犯,互利互惠,共同对付国军,新四军消灭国军动辄一次上万人,对日军哪有这种劲头。当然也不排除有过小冲突。吴法宪回忆录里,对日军作战就一字不提。他是新四军高级领导,可能更清楚内幕。

大同兄说:“文中有一处河南方言,应在括号中注明普通话含义。究竟是愚忠还是愚昧?”“另外,陈健阿姨尚健在否?能否让她看一下文字?

随后,大同还对我说:“新四军事如有可能,仔细看一下张戎的《鲜为人知的毛》一书。二代所夸耀的父辈战绩,多不可信,父辈自己瞎吹,子女信以为真。连大渡河十八勇士都是瞎编出来的,别的可想而知

皖南事变的真相,就是毛借国军之手灭掉新四军,和消灭西路军一个性质,因不是嫡系武装,毛不想成为日后威胁。看一下皖南事变项英与延安和老蒋的电报往来就很清楚了。毛强令项英不走蒋规定的线路和目的地,故意引发沿途国军和新四军的摩擦,此前国军已被新四军消灭万人以上,火不打一处来,见新四军违抗军令,着力痛击,项英却不明所以。毛坑了他。

赶紧回复说: 皖南事变的真相,我是第一次知道,以前太片面,太偏袒共了。”非常感谢大同兄的好建议,很快又把刚写好的另一篇文章也发给他,大同看了我写了《我眼中的新加坡8 总理真难当》,对我说:“这是你近距离观察的感受,很真切。总的说来,新加坡还处在强人和贤人统治与治理之下,有点像老蒋父子。但是现代政治如不经历过政党轮替,那就还处在掷骰子的初始阶段,看运气能否出来一个好总理。事实上,新加坡培养接班人的计划实施很久了,未见到成果,还是李家父子天下。温室里很难培养出真正的政治家,杰出的政治家是搏杀出来的。

淮的书(指《进出中组部》)给我一个很深印象,他就职于新加坡第一大报(指《海峡时报》)时,报纸言论和新闻受到李光耀的严密控制。这是外人观察不到的。也许,新加坡必须实现政党轮替与真正的新闻自由之后,才能说东亚又盛开了一朵宪政民主之花。

我回复:“认同!是这样,新加坡建国58年一直处于人民行动党掌控中,他们极其努力地延长着执政党的优势。2020年大选投票前,他们也挺紧张的,紧急采用一些办法去应对,结果还是又丢了一个选区,我看到工人党连夜欢庆胜利。我乐见这种情况!

3. 阎淮的指正

我发给同为新四军四师后代的阎淮先生,阎淮兄近日很忙,想不到当晚他就在微信用语音回复:“我刚用了近一小时认真拜读了,感觉是很重要的历史资料。有两个问题,一是河南省宣传厅长,当时党的系统是宣传部长,地方教育厅和文化厅。二是你说吴芝圃写的四字诗,在中原地区引起影响,地区有误吴活动地区不属于中原省。你文中说到刘玉柱和彭雪枫,彭的太太林颖后来跟周恩来的秘书马列婚。我也是四师子弟,你提到的这几个人我也知道,这些人当时活动区域是苏北淮安地区中原地区是后来的叫法出生在淮安,所以阎淮新四军驻军大多在江苏长江南北,像陈浩苏,他是哥哥叫苏,他弟弟叫淮;刘延东的姐姐叫刘延,很多新四军子女名字中有淮字。所以你说吴芝圃那时在中原地区是不准确的。”

我很认真的读了,你写出这段历史事实确实有其他相似的真实事据我所知,当时其他省委书记也是省长干掉的,比如浙江和江苏都是这种情况,只是没有人说出来,河南才成为例外大家都很清楚,这不是毛的旨意根本不可能。”

另外你提到1957年邓小平主持行政工作,邓小平那个时期主要负责党务,党务工作总书记主持,有权传达党委二把手将一把手搞掉的决定。邓小平当时虽然有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但分管全行政工作的是总理,邓小平党中央书记处书记,主管党务,所以行政主管不对的。”

阎淮兄的纠错非常重要,我把那几处文字做了更正。
4. 郭于华的评价

清华大学社会系教授郭于华老师对我这篇文章的评价如下:

“真姐,你的文章我一字一句看完了,我觉得特别好,特别珍贵,应该说特别有必要。我从中得到几点启发几个想法,一是我觉得通过这个非常具体的事件,包括说明几个当事人关系细节重要,它不是惯常那种宏大历史叙述所能够表达的,通过这些具体的事件与人物关系展示细节,恰恰能够呈现出当时历史进程,有一种汇涓成流的作用,对理解那段历史是不可缺少的。

我的另一个感受,你这篇文章是非常平实的记录,体现了一个后人对前辈经历,以及前辈的一些思考和他们人格特性的一种使命,于是您承担了这样一个使命就是通过不妄加判断地如实记录,再现出那些很复杂的历史实情,证明那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们往往习惯做出单一的判断,像小时候说这是好人,那是坏人,其实简单的判断并不客观笼统地妄加判断,而是如的记录并呈现出来,就是做了一件好事当然记录过程中不能添油加醋,看到有些人写的回忆录,特别是有些‘红二代’写的东西太夸张,一看就觉得有水分。所以我认为这样平易真实的呈现,最能够承担作为晚辈的使命。

当然我觉得不妄加判断,并不意味着没有价值判断,因为基本的价值判断需要是非黑白善恶分明。这点上,那些左派总是在陈述历史过程或在分析一个事情过程中,他们总是强调事情很复杂,并不是非黑即白模糊甚至缺乏最基本的价值判断,连基本的是非判断都做不出的话,那么写作和记录就失去意义。这是第二个感受,就是说平实的记录不妄加判断,但要体现我们明确的价值观,表明是非黑白分明的判断。

我的第三个感受是你这篇文章在结尾处,分析了制度和人性的关系,很有必要。我写文章也注重展示关于制度、人性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它们是一个相互建构,或者叫做互动互构的过程。中国的问题恰恰出在制度、人性和文化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由于跳不出这种恶性循环,于是制度越坏,人性越恶,文化越腐败。

“正像你这篇文章呈现的,这个制度、人性和文化必须放在一起思考,在陈述这些细节的同时,要把制度与人性在中国特定的一个个进程中,把它们之间的关系呈现出来,才能放在一起加以分析,不能分开单说很多人在分析历史或现实问题时,习惯强调一个方面,比如说制度决定论,或者有些人突出强调人性,其实制度就是最基本的人性决定的,本身就是互动互构的关系只强调一方面,完整的结构会陷入模棱两可的尴尬境地。”

  “一直以来,我也是秉持立场这段历史,或者说是我们这个民族,这几代人的一个共业,说是一个恶的过程也好,说是一个客观进程也行,其实是几代人的共业它并不只是某一些人单独造成的不管高权重者是平民百姓都有责任,我觉得所有人都需要反思,都需要反省,都需要忏悔不是说只有一些人应该去忏悔,应该去反思,而是所有人,不管是哪一代人,都应该用客观公正的态度批判的意识去重新审视历史。

您父母真是有良知者,而且是睿智之人。”感谢于华妹妹的鼓励,她指出的问题是当今关键的大事,不重视的恶果,只能全民买单啊!

 

虞教授评毛邓
好友虞教授看后对我说:“很好的材料,发人深省。”“邓的人品我家人早知道。我外公勤工俭学去法国,和邓住在一个住宅楼很了解他。我外公垂危时,死了我舅舅告诉他这个消息没想到我外公说,‘他怎么死了?还没弄死邓,他怎么能先死?是的。我想说既然有平庸之恶,肯定也有忠之恶。
我外公不和高层来往,不沾的光,他只保留同船赴法留学的李富春夫妇做朋友。我外公和毛很长一段时间住在一个屋顶下恶叫花’,湖南方言,意思是用霸凌的态度对待来讨饭的人。邓坏水多,我外公讨厌他书生不能和黑帮搅在一起否则不是出卖良心就是粉身碎骨!我外公家多人闹革命而牺牲,后来坚决不参与政治运动,怕黑的因素大于怕死的因素。
7. 马波鼓励了我

我又发给著名作家马波(老鬼)我俩虽是新友,但我是《血色黄昏》最早的读者之一,我最要好的老同事吴银妮是杨沫阿姨的干女儿、马波和张丽娜的老友,所以马波和我快速引为知己。

马波的反馈是:“好!一口气认真读完。你爸是好样的!你也是好样的!你执行了你爸的遗愿,将这件事如实写出来,公之于世赶紧公之于世!埋没太久了!

的对!应该更公之于世。这样读者对杨继绳多一项客观准确的认识!幸亏陈阿姨活着见到并做了证。否则二把手扳倒一把手是很蹊跷无法理解的怪事

我坚决支持你!把老爸的遗愿执行出来,让人知道历史真相。不要怕挨骂真相是骂不倒的!你不是替吴说话,你是替事实说话!

以上顺序我是按亲友们反馈的时间前后列出的,同等重要,没有主次之别。

8. 终于得到陈健阿姨确认

天助我也,8月12日,正当我为找不到陈健阿姨烦恼之际,因微信被封号失联已久的老朋友乔海燕突然在微信后台联系到我,我赶紧加了他的微信。原来他妈妈陈健阿姨身体依然健康,头脑也很清楚,还住在皇亭子新华社宿舍。8月12日上午,接到重庆历史学家、资深期刊主编何蜀先生的微信:“刚看到你那篇文章,太重要了!这样的史实,足以促成有关‘吴芝圃现象’的研究。”

我喜滋滋地把陈健阿姨的现状告诉何主编,何蜀说“陈老还健在?那让她再核实一下更好,这是会成为历史研究重点的一件事。”做人做事一向严谨认真的何蜀先生追问“乔海燕的父亲不是周原?怎么姓乔?”我回答“周原是笔名,他爷爷乔致远姓乔。”

与周原、陈健相识的朱学勤教授告诉我,2002年前后,他去北京为河南兰考焦裕禄报道一事,询问周、陈两位前辈。当时已坐轮椅的周原亲口告诉朱学勤老师,左权与他父亲是倒在日军同一颗炮弹爆炸中。就是这样一个抗日烈士后代,1957年在新华社被打成右派。发现并采访焦裕禄事迹的第一位记者是周原1966年2月《县委书记的榜样一一焦裕禄》那长篇通讯的第一稿作者,以及最后定稿人也是周原,但是发表时周原却只能屈居三名作者的最后一位。因为这个抗日烈士的后裔,当时是摘帽右派。

当天上午,我赶紧把《爸爸的遗愿》发给乔海燕,他迅速回复“向真你好,文件收到,粗粗浏览一遍,就我所知,我母亲讲的应该没有问题。我对此事也很有兴趣,第一次看到比较细节的内幕。”

乔海燕当天开车去皇亭子看望95岁高龄的妈妈陈健阿姨,把我的文章读给妈妈听,陈健阿姨听很认真,:“向真写的没问题。”陈健阿姨特别强调了时间性,她说“邓吴密谈是1957年,河南批斗潘杨王是1958年。记录历史事件时间很关键,河南批斗潘杨王是在1958年,在1957年之后开始的。

乔海燕又对我说“孙女9月1日要上学了,这些天要上辅导班的课。我抽时间再认真看看。”我说“发现问题随时提出!”我与乔海燕是父一辈子一辈的交情,无需多客气。

六人五次传递都落实了

到这里,发生在1957年春,邓小平密诏吴芝圃进京布置“潘杨王反党集团”对策之事,次年河南以及全国开展了严酷的反右运动,两年后莫名其妙低调为三人平反并异地安排领导职务。这件河南省二把手将一把手错划“反革命集团”并取而代之的咄咄怪事,最初隐秘的一幕终于浮出水面。

1957年邓小平一对一指示吴芝圃,1960年吴芝圃一对一托付给我父亲于明,2002年于明一对一托付给陈健阿姨,2019年陈健阿姨托付给我,算上邓吴之前那位决策者交给邓执行,共六人五次一对一传递,每一个环节都落实了。我心中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可以放下了,感恩命运!

结束语

这次写潘杨王事件,替爸爸完成遗愿的过程中,我反思了两个问题:一是历史如何评价毛泽东?如何评价邓小平?二是新四军在整个抗战期间的复杂表现。

评价毛泽东,我想借用最了解毛的那个人的一句话,李志绥做毛泽东私人医生22年,他被害之前,有一次接受采访,当主持人他:“毛泽东犯错的根源在哪里?李医生想都没想立即答道“他(毛泽东认为所有的一切,都必须以毛泽东个人的意志为转移。”难道不是吗?独裁专制国家的最大特点正是一切必须遵从独裁者的个人意志,哪怕祸国殃民也一条道走到黑,这是中国悲剧的致命病因,也是人类文明史至暗篇章的起因

关于如何评价邓小平,也许我和很多人看法不一致。我父母1965年夏季曾和他有过工作交集,我听到的是相当负面的情况。如今把几件往事联系着分析,我父亲反常的态度也许与吴芝圃的事有关,那次邓小平身为团长出访罗马尼亚期间,邓发过一次不小的脾气,很可能因我爸爸故意躲避而激怒了他,才爆发出那场不愉快。

两年后刘邓刚被打倒时我爸妈已经回到北京,我看到过爸妈怎么清理家中照片,当时爸爸特意把与邓的几张合影重重地画上叉叉,之后那几张照片失踪了,估计被丢掉了。后来八九六四血腥镇压,我爸爸气的血压飙升在家拍桌子。这次又获知邓曾在反右运动中充当唯上欺下的急先锋我对他不会有任何评功摆好

说起新四军的功过,我不是一个合适的人选,从小听爸爸和他的新四军四师老战友们说过很多战争故事,最主要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机要学院的首任院长、60年代总参三部政委徐树森叔叔和军事科学院战史部部长丁永年伯伯,他俩和我爸爸于明,抗战期间三人同住一屋,是生死与共的老战友。我不止一次听到他三人都认可的那句话“我们好的穿一条裤子”,每次他们都发自内心的大笑出声。我相信他们这些真汉子回忆战争时没有夸大,也不至于隐瞒,我陆续记录过自己听到的原话。

2009年9月我应老同学邓小燕(邓子恢小女儿)之约,随母校育英小学《开国元勋旅游团》赴江苏参观。集合那天我一看到团旗上的字,马上找到团长胡木英说“我父母职位很低,我不是开国元勋后代,我就不参加这次旅游了。”转身离开时被小燕的姐姐邓小涟一把拉住,非不让我回家,告知“我妹妹让你顶学哥张虹生的名跟团,张虹生最后一站在南京与我们汇合,小燕说你必须参加。”早就想见到陈席毛的好友“朴实的像个农民工”的张虹生,他俩都是我尊重的学哥,加上确实也想实地看看爸爸他们当年打仗的故地,我勉为其难地上了火车。

旅游团从徐州一路南下到江苏省最南端的高淳县折返南京市,沿途逐一拜望了新四军各师、军部及骑兵大队旧址,以及埋葬彭雪枫等烈士的陵园,领略了一番父辈抗战的足迹。新四军各部由于所处位置不同,参战情况也不同,更由于从始至终与国军明争暗斗,除了各地展馆陈列的光辉业绩之外,必然还有某些阶段发生过一些难以启齿的不光彩的内幕,最不堪的是曾与日军暗通款曲的勾兑。我相信只要发生过,那些事终究能披露出来,遮天的巨手再大也捂不住事实。

对了,新四军在抗战期间还发生过一次误打误伤的遭遇战呢,这事知道的人非常少。2009年我们旅游团的大巴车特意开到那次枪战的遗址,了解到那件令人唏嘘的往事:1940年的一天,从延安驰援抗战前线的原八路军某部行进到江北那条乡间小道时,晨曦未明中与对面一只部队狭路相逢,双方均以为遭遇敌军而展开近战,一时间枪声大作,互有伤亡,幸好很快被指挥员黄克诚喊停,“他感觉不肯后撤、勇猛开枪的对方不像地方伪军,赶紧喊停并自报家门,交火的果然是自己人。”

那次游览途中,我与物理学家的黄楠姐姐很是聊得来,她给我们讲的那次遭遇战后,她父亲黄克诚随即组建了新四军三师,在苏北地区坚持抗战,最有名的战绩是单家港激战、夜袭陈集镇、银八滩争夺战。能征惯战的一代名将黄克诚,后来在庐山会议上被打成“反党集团干将”,因为他与彭德怀等老军人心悯民苦挺身而出反对冒进,也成为毛泽东点到谁谁倒台的例证之一。

于向真 2023.8.18 马来西亚森林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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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文学城-绿珊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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