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系列之187：黑色闪电
【尘封档案】系列之187：黑色闪电
本文转载自公安月刊《啄木鸟》2023年第08期
作者：魏迟婴、东方明
1949年6月16日，上海南京东路两个小时内接连发生十四起扒窃案。其时上海解放不过三个星期，刚刚挂牌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对这起失主多为外籍人士的系列扒窃案格外重视。为了查找线索，专案组探访早已退隐江湖的“七大神手”，得知作案者是一个自称“黑色闪电”的神秘人物，没人见过此人的真容。一筹莫展之际，南京东路又连发七起扒窃案……
一、系列扒窃案猝发
1949 年6月中旬，上海。
“梅子黄时家家雨”，江南地区已进入一年一度的梅雨季节，整天整夜潮湿得令人犯愁、凉热无常到让人烦躁。当然，上海作为中国第一国际大都市，各行各业的运转丝毫不受影响，每天总有众多市民一脸淡定地照常活动，该干啥还干啥。甚至，以扒窃为业的梁上君子，每天也混迹于热闹地段的人群中，折腾得颇欢。6月16日中午，在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南京东路竟然接连发生了十四起扒窃案件！而且，失主都是随身携带不菲钱钞或者佩金戴玉的有钱人，失窃财物总价值折合人民币高达五千六百余万之巨(此系旧版人民币，与1955年发行的新版人民币的兑换比率是10000：1，下同)。按当时的物价，这个金额已经可以开一家三个门面的中药店铺了。
当时，上海市一共有三十个辖区，这十四起扒窃案的发生地分别属于黄浦区和老闸区。案件最先在外滩发生，然后沿南京东路向西藏中路方向延伸。因此，第一个接到报案的是位于山西南路上的黄浦分局外滩派出所，然后是汉口路上的南京东路派出所；老闸分局下辖的案发地点管段派出所则先是山东中路派出所，然后是西藏中路派出所。因大半失主发现得慢，所以当时这四个派出所接到的报案数分别是两宗、一宗、两宗、三宗。由于外滩和南京路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商业繁荣现象，平时基本上每天都有几宗既遂或者未遂扒窃案件警情，所以四家派出所并未察觉异样。可是，稍后又有失主前来报案，所说的失窃财物金额在当时属于“不小”，而且一半以上的失主是外籍人士，因此接待民警觉得似是情况反常。于是，派出所就向各自的上级机关——黄浦分局和老闸分局打电话报告了。
巧的是，这天下午老闸分局局长王凌青正好在黄浦分局拜访该局局长侯季五。王凌青、侯季五两人都是抗战初期参加革命且长期从事根据地保卫工作的老公安。1948 年济南解放后，分别被任命为济南特别市公安局第三分局和第七分局的局长，上海解放时又跟着济南特别市公安局长李士英赴沪接管旧警局，同时被任命为老闸分局、黄浦分局的分局长。老闸、黄浦两个区相邻，区域面积都不大，两个分局相距比较近，因此这两位老战友平时有公事需要相商时，干脆利用每天独自外出“溜达”马路(其实是微服私访)的机会，顺便互相串个门，当面谈事，也省得在电话里扯来扯去浪费时间了。
这天，两个分局长正谈着，黄浦分局刑侦队队长林行三忽然来向侯局长报告接连发生多起案值不菲扒窃案的警情。林队长刚刚离开，老闸分局秘书股长的电话也打来了。
王凌青接听电话，发现报告的案情竟然跟刚才林队长所报告的一模一样。王凌青结束通话后把情况对侯季五一说，两人都觉得这似是一起同一伙案犯跨区接连作案的系列案件。两个区报案的失主中都有外籍人士，按照规定这需要向市局报告，市局外事科要派员下来对案件进行评估，然后决定是否应该派员参加接下来的侦查工作。
两人说到这当儿的时候，市局外事科的电话就打到了侯季五的案头——原来失主中有一个叫阿梅利亚的英国女士，在发现自己的钱包被偷后，没去分局报案，而是直接去了福州路185号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市局刑警处接到报案，即让外事警员跟案发地所属的黄浦公安分局联系。
当下，侯季五、王凌青意识到今天发生的系列扒窃案件不可小觑，两人交换意见后，决定直接去市局向领导汇报。
两个分局长在未接到市局领导通知的情况下，因同类案子一起求见市局领导，这种情况哪怕在现在也是罕见。因此，市局李士英局长立刻出面接待侯季五、王凌青。在听取了他们的简单汇报后，李局长问两人对此有何想法。两人观点一致：建议从黄浦分局和老闸分局抽调刑警，与市局刑警处指派的反扒行家里手共同组成专案侦查组开展调查工作，力争尽快破获该系列案件。李士英经过短暂考虑后，表示赞同。
当天傍晚，“6·16”系列扒窃案专案侦查组在黄浦分局正式成立，由分局长侯季五担任组长，市局刑警处第三科科长富方略担任副组长，共十二名刑警，开始正式运作。
“6·16”专案组的成立在当时的江南警界内部被认为是一桩“奇事”。扒窃案件在刑事案件中性质最为轻微，因而向来不被重视。而“6·16”专案组是上海开埠百余年来，首个因扒窃案组建且参与侦查的刑警人数最多，主持专案侦查者的职务最高，首次由市、区两级三个警务单位联合组建的专案侦查组。次日上午，当时尚未获得解放的广州、福州、厦门、重庆、成都都有报纸或者电台对此消息予以播报，消息随即扩散至香港、澳门甚至台北。
当然，这些报道的内容都很粗略。因为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刚刚挂牌，对所有公安内部的动态消息都控制得很紧。即使其时沪上还有中外媒体(含通讯社)在工作，但那些解放前被坊间认为“神通广大”的中外记者所能收集到的新闻信息还是微乎其微。比如，尽管有多名记者当天彻夜在黄浦分局大门外以及周边地段守候，但没有一人捕捉到任何“6·16”专案组当晚案情分析会的信息。因此，从一开始，“6·16”案件在外人眼里就是一件扑朔迷离、罩着一层浓浓迷雾的神秘案子。现实情况也是如此，别说一门心思想刺探内情的记者们了，即使是直接参与调查工作的那十二名专案组刑警，对于案情所做的分析判断，事后回顾也觉得“像是犯了迷糊”。
之后的事实证明，专案组一干刑警的这种“像是犯了迷糊”的感觉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缘由的。我们眼下暂且不提，这里先对众刑警梳理的“6·16”案件的特征作一叙述。
特征之一：这是团伙作案。
刑警何得捷有三十余年警龄，在专案组里从事反盗窃工作的资格最老。但这宗系列扒窃案的作案频率之高、速度之快是他从未遇到过的，甚至可以说是闻所未闻。当然，这宗系列扒窃案件虽然表面看起来让人认为“罕见”，但是一干刑警甫一接触，还是觉得案情比较明了。案犯在大约七十五分钟的时间里作案十四起，且桩桩成功得手，没有一起是被人当场发现的。案发地是外滩到西藏中路，这段路属于南京东路范围，长约两公里，以寻常路人在闹市区的正常步速，走完一般大约需要半小时。七十五分钟扣除半小时剩下四十五分钟，这段时间再扣除“物色作案目标”以及随同目标进入商店或者人群等必需耗时后，平均每起案件的操作时间就只有两分多钟了。如果只是一对一冲某个目标下手，这点儿时间对一个窃技了得的扒手来说，应该是足够了。但是，要让一个扒手接二连三下手，在四十五分钟里成功完成十四起扒窃案，那绝对是勉为其难了。
因此，专案组认为这应该是一个专门在城市黄金地段热闹街头扒窃的犯罪团伙。外滩到西藏中路的这段将近两公里的路段，在当时可以被称为“全中国最繁华最热闹的马路”，他们到达这个区域后，按照事先约定分别下手作案，每个扒手的工作量都是提前计划好的，估计是作案两起，得手后见好就收，随即离开。
那么，这个犯罪团伙有多少个成员呢？专案组认为，要想在上述案件发生的时间、地段等特定条件下顺利完成扒窃作案，案犯必须具备以下三个基本条件：“精心策划”+“数次踩点”+“意外预案”。他们必须事先经过数次踩点把现场地形、人流、是否存在反扒便衣等不利因素都了解得清清楚楚后，再经过反复推演认证，最后才能定下作案方案。考虑到作案时还需要转移失主注意力，以及一旦意外失手为了全身而退必须及时移赃等，这伙扒手还得有专人负责承担这方面的“工作”，所以，专案组刑警根据以往的反扒经验，推测该犯罪团伙的人数在七人左右。
特征之二：案犯可能是从外埠潜入沪上的流窜作案分子。
专案组的刑警中，有四位是留用旧警，他们都是具有多年调查盗窃案件经验的老刑警，其中年龄最大的何得捷已经五十多岁，抗战爆发前一直供职于沪上租界警务处巡捕房刑事部，是缉拿各种窃贼的行家里手。日伪统治时期，沪上发生一起被侵华日军驻沪部队宪兵队特高课认为是“政治性要案”的盗窃案件，特高课的河岸中佐决定撇开汪伪“七十六号特工总部”另行组建专案组进行调查，何得捷是当时被河岸点名参加该专案侦查的唯一一名中国刑警。因此，眼下的“6·16”案件该如何展开调查，大伙儿最想听的就是老何的意见。
老何的看法简单明了：这伙扒手作案手法干脆利落、没有任何拖泥带水，应该都是具有丰富作案经验的老手；但沪上警务档案里没有他们的作案记录，长期从事反盗工作的旧刑警脑子里也没任何关于他们的印象，可能是这些家伙虽然是作案老手，但还从未组团作过案，他们应该是一个新近组建的扒窃团伙。这个团伙，可能是一窝互相之间具有徒子徒孙关系的江湖黑道组织，之前从未运用“6·16”案件的手法作案，至于为什么要开这么一个先例，目前还无法判断；也有可能是几个原先不过在江湖上进行松散型单独活动的犯罪分子，由于国共战争形势的急剧变化，让他们意识到今后中共执政后，对社会治安的管理肯定更加严格，他们的生存空间将会受到严重挤压，最后只能退出江湖。他们当然不甘心放弃多年练就的这门技艺所带来的种种好处，于是就想在这时候来一把“最后的疯狂”，进行财富积累，以便今后的日子过得滋润。
那么，这伙案犯是上海滩原本就存在的扒窃分子，还是从外埠流窜来沪的主儿呢？何得捷的观点倾向于来自外埠，因为以其跟黑道打交道三十余年的经验来看，如果上海滩存在此类扒窃团伙或者师徒类型的犯罪组织，那么耳朵里肯定曾经拂入过哪怕是一丁点儿的风声的。而凭老何的职业敏感性，只要听过这种风声，绝对不会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
而且，这个团伙中的案犯，应该至少有一半，甚至全部以前曾不止一次到过上海，对沪上比较熟悉，以往曾作过案，但并非类似这次的团伙作案，而是分别来沪，各自单独作案。
特征之三：该犯罪团伙所制造的“6·16”案件的作案目标让人觉得意外和突兀。
这起系列扒窃案件共有十四名失主，其中男性九人，女性五人；年龄层次均在三十至五十之间；六人系中国国籍，八人是外国旅沪侨民，其国籍分别是英国、美国、法国、苏联。这十四人中有四名女性属于无业，但经济状况不错；其余九男一女则都有职业，其中五人是从外埠来沪探亲访友或者办事的，五人系本市长期居住者，都是老板、富户之流。让刑警觉得意外和突兀的并非是这些失主都属于有钱阶层，他们既然被窃贼给盯上，自然必须是有钱人，这个不稀奇；稀奇的是这些失主中外籍人士所占比例过高，而且显然已经高得“离谱”了。旧上海华界、租界警务机构的刑事档案记载表明，就一宗系列扒窃案件来计算，该案的外籍失主在全部失主中所占的比例最高。这个比例，一直保持到七十多年后的今天。
专案组试图对这三个特征进行研析，希望能够触发某种灵感来帮助分析案情，推测案情走向，可惜没有成功。但是，众刑警比较顺利地排出了现阶段需要进行的调查工作的要点。
工作要点有三条——
第一，访查全市中等档次的宾馆、旅社、饭馆、酒肆和咖啡馆，但凡发现最近几天入住或者涉足其内消费过的三五成群者的线索，不论是本市还是外埠人士，一律收集上报——这是因为专案组刑警认为，这伙贼人作案前需要踩点熟悉现场，所以肯定会提前抵沪。一般说来，他们在沪上是没有备好的安全落脚点的，因此食宿都得靠旅馆、饭店、酒肆，休闲就上咖啡馆。至于为什么把中等档次的此类场所作为重点筛查目标，那是因为考虑到这伙资深贼徒具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对于他们来说，花大把钱钞来个高消费是完全有条件的，但是，得防止自己的高消费行为惹人注目，这在刚刚解放的上海可是引火烧身之举，因此他们必须对此次“出差沪上”的消费额度进行控制。至于为何不去那些街头巷尾的路边摊、苍蝇小店吃喝，也是同样的道理：把消费档次降到比叫花子稍稍高些许的档次，那就是“把戏演得过于夸张”，同样也是犯了大忌。
这个措施在时间上还有一层考虑，那就是若按之前所研析的，这是一个大约七人组成的团伙作案的话，那么“6·16”案件的“总收入”在案犯眼里肯定太少，他们必定还要接着作案，这就需要继续在沪上待几天。专案组如果运气好的话，就有可能一网打尽。
第二，对赃物进行布控。“6·16”系列扒窃案的十四起失窃案件中，现钞只占了赃物的大约五分之一，其余的都是黄白珠宝首饰、金笔之类。按照扒窃作案的寻常路数，扒手在获得此类赃物后，通常都会尽快出手，廉价销赃，换取现钞。这其中也有出于反侦查需要而采取的“将赃物洗白”的意思，一旦运程不佳，被刑警在旅馆客栈等下榻处来一招“堵个正着”的话，查获的就不是具有明显特征可以作为呈堂证据的首饰实物，而是钞票，那是没有明显特征的，便于胡扯抵赖，让承办人员头痛却又无奈。因此，专案组认为应该动用警力进行相关布控。
第三，就是刑事侦查中古而有之的必用措施：动用眼线耳目打探信息。其时，沪上人民公安挂牌伊始，刑侦条线的眼线耳目还都掌握在少数留用旧警手里。“6·16”专案组的四名留用旧警中只有老刑警何得捷手里有耳目。按照旧时就有、解放后沿续至今的规矩，耳目眼线属于需要严格保密的重要机密，如今称为“刑事情报”，只有刑侦队个别警员才有权按分管领导指令掌握使用。何得捷的这份秘密只有分局长侯季五知晓，这当然是不便在案情分析会上公开下达启用指令的。专案组副组长、市局刑警处第三科科长富方略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提议休息一下。侯季五会意，立刻点头同意。大伙儿离开会议室后，老侯跟何得捷说了此事。当然，按照规矩他是不便了解何得捷的耳目情况的，连姓名都不能问，只是三言两语下达了指令。
案情分析会结束后，一干刑警随即按照上述的三个工作要点进行分工，分头开始投入工作。当然，凭专案组十二名刑警是无法直接完成这些工作量的，他们的具体工作是以“6·16”专案组的名义向全市各分局、派出所下达协查指令。先由基层警员进行访查，其间发现可疑情况即向设在黄浦分局的专案组报告，由专案组决定应该如何处置。
散会时，包括侯季五在内的全部专案组刑警都对侦破该案信心十足，潜意识里觉得即便需要耗费一些时间，但拿下这个扒窃团伙是没有问题的。可是，连夜开始的一番“组合拳”操作下来，大伙儿发现似乎不是这么一回事，于是，便有了那种“犯迷糊”的感觉。
二、顽劣少年的举报
“6·16”案件发生时，距上海解放不过三个星期。其时，经过市军管会组织的两茬军警联合打击整治，上海滩一天发生数十甚至上百起敌特破坏及刑事案件的最严峻阶段已经过去了。但是，夜间的治安情况还是不容乐观，军管会虽然已经宣布停止对部分区域的夜间戒严，但全市的夜间武装巡逻和军警民联合巡防仍在继续进行。因此，当晚全市各区警方从九点开始对旅馆、客栈、酒肆、咖啡馆、舞厅、影剧院等进行的巡查行动并未引起坊间百姓的注意，大家只以为这是每天晚上都会有的例行治安防范措施，没有人将此跟白天发生的已经引起热议的系列扒窃案件联系起来。
这次行动一直到午夜过后才结束，一共查获本地或者外埠逃窜来沪的可疑分子一百八十余人。次日天亮后各区公安分局进行第一轮盘查，发现其中混有特务、匪霸、还乡团、逃犯，以及强盗、窃贼、骗子等刑事犯罪分子九十一名。
在下半夜两点多的第二轮盘查中，两名嫌疑对象的出现给了专案组刑警一个惊喜。那是两个苏南口音的三十来岁的男子，携带一纸镇江市公安局小码头分局西津派出所出具的“路条”，有效期为十天。路条上显示这两人分别名唤姜金山和邹有财，是一对姨表兄弟，以合伙经营一家食品杂货店铺为生。姜金山有两个不满二十岁的妹妹姜金英、姜金珍，在一年半前被人诱拐来沪做帮佣，之后便没了音信。两人此次结伴来上海就是寻找姜家两姐妹的。估计出具该路条的警员是个科班出身的留用旧警，因为他把“赴沪事由”写得简单明了，关于“二姜”的行踪信息是这样说的：“……当时离宁赴沪后两人即与家属断了联系，其兄曾三趟赴沪四处打听均无音信。日前，有身为僧人的王姓邻居由沪返宁，闲聊时言及曾在大约一月前见过姜氏姐妹……”于是，姜金山就叫上表弟邹有财赶来上海寻找两个妹妹。
据前往访查的北站分局安庆路派出所民警了解，姜、邹二人前天下午抵沪后，下榻于安庆路耕山里“安福旅舍”。当晚，两人外出，至十时后方才返回，喝得脸红耳赤浑身酒气，招呼跑堂给送开水时连囫囵话都说不周全。次日，也就是6月15日，两人上午酣睡，中午醒来后，让跑堂到附近“云峰阁”叫了几样菜肴。晚餐倒是不曾喝酒，洗澡后很快就歇下了。6 月16 日，两人七点就起来了，说去老城隍庙吃早茶。这一去，一直到下午两点多，才坐了一辆“祥生”出租车回来。之后，他们再没有出去，待在房里打扑克。
派出所民警来旅馆访查，初时并未疑上姜金山、邹有财，因为他们有路条，而且主动提出让民警往镇江拨打长途电话查证他们的身份真假。为首的民警是派出所副所长老刘，还真让一名警员拿着那纸路条去邮电局往镇江拨了个长途电话。对方派出所说确有其人其事，并说这俩人都是劳动人民，没听说过他们解放前参加过什么反动组织或者干过啥歹事儿，这次确实是往上海寻找姜金山被拐的那两个妹妹的，据说是被人卖到烟花行院去了，具体情况派出所也不清楚。
如此，刘副所长就认为这俩人没啥问题。又盘查了这家旅馆的另外几名旅客，带走了其中一个看外形就不似善主儿的中年男子。
最近，市局每天都会下发已经解放省市公安机关寄沪要求协查的逃犯照片。老刘等一干警员押着那个疑似有问题的中年男子回到派出所，便让内勤拿出照片进行比对，立马认出这个中年男子是苏北建阳县(1951年7月改称建湖县)公安局通缉的恶霸地主、还乡团骨干分子叶某，于是立刻给他扣上手铐，将其暂时羁押派出所，待天明后押解分局看守所关押。
至此，老刘他们今晚的差使就算是结束了。留守所里负责总协调的是所长老钟，先前已经让人安排了夜宵——每人一碗馄饨，正要煮了让大伙儿吃了赶紧歇息，却忽然接到分局值班室的电话，说有事儿让先前带班下去巡查的刘副所长赶紧去一趟分局！
老刘饥肠辘辘正要端碗去盛馄饨，听见分局有令让他立刻过去，这个气啊，差点儿开口骂娘。没办法，只得骑着所里唯一的那辆据说还是当年北洋时期军阀部队留下的破摩托，风风火火赶往分局。一路上自然要猜想领导点名让他火速前往的原因，想到了几种可能，就是不曾料到会被人告他一个“勾结老板，买放恶人”的罪名！
原来就在老刘一行返回派出所的同时，分局门卫室接待了前来状告刘副所长的人。那是个年方十六的少年，名叫单小狗。他有个身份——“安福旅舍”单老板的独生子。
这单小狗是个自小就调皮透顶的主儿，三岁母亲病殁，老爸没空管束，让他自由成长，一不留心就长成了一棵歪脖子树，还在学龄前就是个上房揭瓦爬窗行窃的顽劣小子。后来上学后，初小四年换了五所学校，如果不是因为他老爸是青帮中人，地方上各路都买他面子，只怕早就让人揍得断臂瘸腿了。
单小狗上到小学四年级时，单老板断定这小子成不了器，便让他停了学，跟在自己后面学旅馆生意。先从跑堂学起，由他亲自管束，立下规矩一十八条，比寻常旅馆业学徒多出十条。若有违反，要接受惩罚，不打不骂也不饿饭，只有一项措施：用麻绳捆成一个端阳粽，四马攒蹄悬吊在院子中间的那棵大树上。吊多少时间？直到这小子开口讨饶为止。
单小狗被这种惩罚整治了一年，身上的恶习倒是改了大半，可就是对学做生意没有兴趣，经常偷懒耍滑，而且手法巧妙，让老爸抓不到证据来跟“十八条”对照。就这样，转眼三年多过去了，上海解放了。
单小狗这下高兴了，头天解放，第二天直奔区公所(即国民党政权的区府，解放后由中共接管，还未挂出区政府牌子，只张贴了一纸盖有军管会大印的长形帖子，曰：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北站区接管组，坊间百姓仍按照旧时叫法以“区公所”唤之)，开口就说有“特别重要的情况”向长官报告。接管组其时忙得不分时辰，哪里有空闲干部出面接待。这小子二话不说，当场跪下号啕大哭，说有重大情况紧急禀报。
于是，一个十八九岁的大学生模样的女军人出来接待。不料单小狗还看不上眼，非要“大官”出场。无奈之下，里面又出来了一个其实三十多岁、但因长期操劳长相说是五十岁了，人们也会确信无疑的穿便衣的男子，说是“一号首长”，其实是个文盲土八路，干了十年革命还乐呵呵地待在炊事班长位置上为大伙儿张罗伙食。但这人个头高大，因早年练武，举止威猛，再加上一口胶东老区话，临时让他装扮“一号首长”，别说唬一个十五六岁的嘎小子了，就是一般的来访群众只怕也能哄过去。
当下，“一号首长”盯着单小狗看了片刻，问了姓名、身份，然后说：“你有啥事儿要反映？”
单小狗还真给唬住了，马上开口说要“检举反革命”。
“检举反革命？很好，说来听听。”
单小狗脸上显出一副大义灭亲的决然神情，郑重其事地说他要检举的是自己的老爸——“安福旅舍”老板单大康。这人是青帮分子，二十多年的“悟”字辈，跟上海滩帮会三大亨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都有交往。听说以前杀过人，劫过财，抗战时还勾结过四川路日本宪兵队特高课和“七十六号”，肯定干了不少汉奸活儿……洋洋洒洒说了好一阵。
看起来对方倒还真当回事。“一号首长”边听边点头，自己抽旱烟杆，却掏出珍藏的纸烟请单小狗抽；那个女军人伏案笔走龙蛇一一记录。临末，让单小狗自己看了一遍记录，签字画押。并当场表扬，说这份材料很重要，这就送交上级领导，让他回去等消息。
单小狗返回旅馆后坐等佳音，脑子里憧憬着老爸被捉进“巡捕房”后自己接任旅馆老板的美好日子。没想到，等到第四天上，来了一辆小吉普，从车上下来两个军官模样的人，进门后没掏手铐，却让跟在后面的司机把车上的大包小包礼物拎到了柜上。单老板跟那二位亲热握手，烟茶相奉，交谈甚欢。看得单小狗几疑梦中，几次三番掐自己的皮肉试辨真假。直到人家告辞而去，他还没回过神来。
几天后他才知道，原来老爸交游甚广，结交的朋友中不乏中共地下党员。早在二十年代后期革命处于低潮时，就曾利用帮会身份帮地下党隐藏文件、营救人员；抗战时期又数次为新四军收集情报、藏匿物资。有这个功劳，别说单小狗举报的都是些捕风捉影子虚乌有的内容，就是真有点儿什么问题，按照将功折罪的政策，中共也不会为难单老板的。
单小狗见告不倒老爸，心里吃了个闷。幸亏单老板并不知道儿子有“大义灭亲”之举，没用四马攒蹄伺候。单小狗虽然全身而退，却心有不甘，寻思看来青帮那事儿后面盘节太多，那时自己还没出世，弄不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那就换一种方式，老爸是开旅馆的，又是青帮分子，跟道上恶徒多有来往，自解放以来半个多月里，印象中天天有鬼鬼祟祟之徒前来旅馆跟老爸嘀咕，料想不会是好事儿。何不留意于此，抓他一个现行？
众目睽睽之下，人民政府肯定会秉公处置的。给老头子来个收容，或者折进局子去坐一阵班房，让自己坐上旅馆老板的位置就行了。回头老头子出来后尊他为太上皇，天天好吃好喝供着，再请隔壁职业媒人张阿婆给他物色一个老伴儿来侍候他，如此自己也算得上“忠孝两全”了。
于是，单小狗伪装老实，没日没夜待在旅馆帮着干些杂活儿。单老板见之窃喜，寻思这共产党就是好，上海解放了风气倏变，捎带着把我这嘎小子也影响着走上了正道。却不料，单小狗一门心思打着“瞅个机会抓现行”的脑筋，而且就在这天被他逮着了！
“安福旅舍”就在北火车站附近，旧时火车站周边的店铺以经营饭店酒肆、旅社客栈、食品杂货者居多，还有就是行李寄存处也多。“安福旅舍”马路对面大约二十米开外有一家“吴记行李寄存”，门面只有一个半，但是后面库房却颇有若干间。老板姓吴，是单小狗老爸当年的帮会徒弟。
尽管吴老板已经四十多岁，足够做单小狗的爷叔辈了，但按帮会内部的叫法，他得恭称单小狗“师弟”。单小狗具有“把自己不当外人”的童子功，十多年来就因为“师弟”身份，没少麻烦吴师兄。有一段时间吃住都在行李寄存处，没少干瞅个空子从寄存的行李里顺件小货品的小动作。吴老板生了三个女儿，夫妻俩盼不着儿子，就把单小狗当儿子对待，给了他钥匙，让他不分昼夜随便几时想去就去，吃喝歇息任其自由。
6月15日，姜金山、邹有财入住“安福旅舍”时，是单小狗把他们迎进店里的。正赶上账房汪先生外出办事去了，单老板亲自接待。单小狗瞅见姜金山他们一副鬼鬼祟祟的样子跟老爸嘀咕着什么，单老板点头，然后，就吩咐单小狗把其中一个客人引领去“吴记行李寄存”，把一口小藤条箱寄存在了那里。
当时，单小狗没将此当回事。过了一天，到6月16日下午，一个跟单小狗一样德性的哥们儿倪歪头特地跑来告诉他发生在黄浦、老闸两区的系列扒窃案。单小狗对道上的事儿不论大小都特别感兴趣，当下问长问短仔细打听，但倪歪头的消息不知已经是几手货了，以讹传讹越说越迷糊。
单小狗送走倪歪头后，突然没来由地把这宗系列扒窃案跟昨天入住“安福旅舍”的那两个镇江旅客联系起来了，脑子里老是出现那口藤条箱。一个虚岁十六发育未全的少年，不能用成年人的思维去衡量他对这件事儿的思维逻辑正确与否，再说单小狗遇事有时会钻牛角尖，用北方人的说法就是“犯轴”。他这一犯轴就硬是要把姜金山两个跟南京路系列扒窃案联系起来去想，想不出什么结果来，最后干脆去吴师兄的行李寄存店去看那口藤条箱了。
藤条箱上扣着一把铁皮锁，不过这种只防君子的寻常锁具是挫败不了单小狗一探究竟的那股轴劲儿的。他很快就把锁对付下来了，掰开箱盖和箱体之间的缝隙只一看，心里还真是“咯噔”了一下！当下便认为南京路那宗扒窃案十有八九跟这两个旅客有瓜葛！不过，当时单小狗还没想好怎样利用这个情况来扳倒老爸，好使其让出店主交椅给自己坐，因此暂不发作。
当晚，全市各区警方对旅馆等公共场所的顾客进行盘查时，单小狗已经睡了。年轻人睡得熟，派出所老刘等一干警员来“安福旅舍”执行公务时没惊醒他，直到结尾时他才醒了。迷迷糊糊起来小解，问店里一个茶役伙计发生了什么事，得知是派出所警察来“查户口”，马上问店里有没有人被逮走。听说只带走了一个操苏北口音的中年男子，不禁疑惑不解：唉！那两个镇江来的男子寄存在吴师兄店里的那个藤条箱怎么没被发现呢？不对啊，肯定是老爸暗里收受了人家的好处，没向警察反映这个情况！顿时，单小狗从朦胧中一个激灵到清醒：行了，机会来啦！我得去报告。
这回，单小狗不去“区公所”了，因为这时市、区公安局都已挂牌正式办公。当然，按理说派出所离得近，该去向派出所报告。但刚才来“查户口”的就是那个老刘所长，这个山东大汉据说是八路军武工队出身，平时下里弄时总是一副秋风黑脸，可是不知怎么的，对单老板就比较客气。单小狗估计，跟上次市里派人来送东西慰问老爸有关。这么想着，便觉得不能去派出所报告，他们没准儿会包庇老爸。
于是，单小狗决定去向分局报告。为防止分局“偷懒”，随手把这事儿一个电话交派出所查办，便一不做二不休，连老刘一起告了。
如此，就有了单小狗夜闯北站分局求见“最高长官”的一幕。因为有了前不久去“区公所”的“大义灭亲”之举，他已经成了区府各机关都知晓的一个角色。现在，分局门卫见单小狗前来，不敢敷衍，立刻往里打电话。分局这天的总值班主任是后勤科牛科长，听说是这么一个少年夤夜前来报告要事，寻思这小爷还真不能得罪，于是赶紧出面接待。单小狗见了牛科长面无惧色，开口就称要告安庆路派出所刘副所长“勾结老板，买放恶人”。这个老板，就是他的老爸单老板；至于恶人，那则是跟白天发生在南京路上的那一连串扒窃案有关的案犯了。
牛科长听着一愣，说无凭无据不能乱讲，单小狗遂把6月15日姜金山两人入住他家开的旅舍后，将一口藤条箱寄存“吴记行李寄存”的情节说了。
牛科长听着觉得这说法不合逻辑啊，案子是6月16日午前发生的，寄存箱子是6月15日的事，不管箱子里装的是啥东西，都跟案子没有关系吧？
单小狗像是猜透了牛科长的心思，说：“这位长官，您知道那口藤条箱里装的是啥东西？哎！是一箱子竹子制作的镊子钳啊！”这话一说，牛科长蓦然一惊，一跃而起问道：“你说啥？装的是竹制镊子？！”
“就是！我亲眼所见！”
先前就在单小狗快到分局的时候，牛科长刚接到“6·16”案件专案组副组长富方略打来的电话，通知全市各分局核查疑似作案工具。
半小时前，“6·16”案件的一名外籍受害人突然夜访福州路185号上海市公安局，向接待他的值班外事警官反映了一个情况：自己白天在南京东路一家食品商店临街的冷饮柜台前买了一块冰砖，剥下包装侧身往柜台旁边的废物箱里扔时，眼前好像晃过一幕——有人单手拿着一把状如牙科医生所用的镊子样的黑色物件。当时因为人多且惦着别让冰砖化了，便没有在意。等到走了一段路，吃完冰砖掏手帕擦手时，突然发现自己的钱包丢失，于是去黄浦分局报案，但也没想到那一晃而过的景象。直到晚上上床躺下后，这才想起那一幕。
这个失主是一家外资广告公司的画师，当下立刻起床一边回忆一边在纸上划拉出那把黑色镊子状东西的图样，又做了一番修改，然后连夜去向市局反映。市局外事警官当即致电专案组派员前往，做了笔录，收下了那纸画稿。专案组认为这是一条线索，于是连夜向各分局急电通知上述情况。
现在，牛科长一听有这么回事，立马把这两个情况捏到一块儿来想。当下，先把单小狗安抚住，将其请入门卫室后面的一间小屋，叫了个警员陪着说话。他自己随即去值班室往安庆路派出所挂电话，请副所长老刘赶快到分局来一趟。
老刘饿着肚子赶到分局。他跟牛科长是部队战友，一起练过兵打过仗，关系稔熟，当下一见面就发牢骚，说：“老兄你这个急电把我的馄饨给砸了！现在我是饿得前胸贴后背。你当着分局后勤科长，掌管生活物资，快让人把留着应急用的压缩饼干、牛肉罐头什么的取一些过来犒劳我，吃不完的我回头带回去给弟兄们也尝尝鲜！"
牛科长回道：“废话少说，分局今晚的夜宵比你们派出所还差两个档次——每人发两个面包，我刚吃了一个，这个给你充饥，你一边吃一边听我说下情况……”
老刘刚要狼吞虎咽，闻听牛科长所说之事，又惊又怒，说：“就是单老板的那个痨病鬼样的小子来胡说八道的？他人呢？叫他过来，老子要追究他诬告民警之罪！”
牛科长说：“我底下还有话哩。”
遂把专案组来电内容说了说，老刘这下不提追究诬告之语了，不过还是坚持要把单小狗叫来问个清楚。
俄顷，单小狗被那个警员带进来了，他进门一眼就盯上了刘副所长手里那半个面包。老刘让牛科长赶紧去拿两个过来，否则这坏小子只怕要告到市局去说分局勾结派出所、报复虐待检举人什么的了。
单小狗面包到手，立刻表示这就带刘副所长去“吴记行李寄存”把那口藤条箱起出来。老刘于是便用那辆破摩托载着嘎小子往安庆路开，单小狗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乘坐摩托，一路上兴高采烈大呼小叫，被心里惦着“可别已经惊动了那两个家伙把东西转移了”而烦躁不安的老刘喝止。
先到了“安福旅舍”，老刘亮出手枪，招呼单老板吩咐伙计去楼上把姜金山两个叫下来。接着从腰间摘下一副手铐，让单老板把两人铐起来，这才押着他们去了“吴记行李寄存”。从库房把那口藤条箱取出来打开一看，单小狗没有看错，里面确实装着竹子精制的、可以作为工艺美术品来欣赏的扒手作案工具。
半小时后，这口藤条箱已经被送到“6·16”案件专案组。专案组长侯季五亲自动手，把箱内的作案工具倾倒在临时作为会议桌的乒乓台上，众人定睛一看，全都眼界大开。
这箱扒窃作案工具一共有十三个种类，光是长长短短的镊子钳就有七种，什么平头、尖头、齿头、勾头、直钳、弯钳、弹力钳等，凡是扒手作案时用得到的一样不缺，比牙科医生的专用金属镊子还齐全，而且形状怪异，连资深反扒老刑警何得捷也暗叹“见所未见”；另外，还有不同形状的钩子，可以借助竹子材质的天然弹力，巧妙地伸入人的手指无法抵达的衣兜、包袋死角进行作案；以及用积年毛竹老根制作的一次性竹刀，坚韧锋利，专门用来割划皮包、皮箱。
专案组把那个失主绘制的疑似作案工具的画稿跟眼前的实物作了比照，发现酷似其中一件前端呈大约120度弯曲的镊子，不同的是，失主所见到的那把镊子是黑色的，疑是外表涂了一层具有防潮功能的某种涂料——这等可以作为工艺美术品的细巧竹器如果受潮，容易生霉变形，这就会影响“梁上君子”进行日常作业时的手感。对于干那一行的人来说，这可不是失手这么简单，严重的会折进局子，或者被愤怒的群众当街重殴，当场毙命的情况亦曾发生过的。因此，这种特殊作案工具必须进行日常保养维护。
刑警当场点检，这批被缴获的作案工具一共有七十八件，以其不同形状搭配应是十三种一套，那就是六套。这跟“6·16”案件是否有关系？这就需要提讯将这批特殊货品从外地带来上海的姜金山、邹有财了。
侯季五说：“我和富科长分别提审那两个家伙，何得捷、小范跟我搭伴，路必顺和小姬跟富科长搭伴，做好笔录，天亮前要把情况弄清楚。
三、茅山老道
两路讯问都很顺利。据姜金山、邹有财交代，他们两个既是表兄弟又是竹工师兄弟，查获的那些小玩意儿都是他俩制作的，他们称这类产品为“小竹器”。
刑警说：“看来你俩有一双巧手啊，做出来的小竹器简直就是工艺美术品嘛！这套手艺是从哪里学来的？”
“回长官话，这是江苏茅山‘一得观’的老道士会济教给我们的，情况是这样的……”
姜金山、邹有财早年以打猎、采药为生，这门职业的自由度高，不过在江南地区的收益比较有限。因为江南地区虽然物产丰饶，却并无弥足珍贵的猎物、药材，不像北方有虎、熊或者人参那样经济价值很高的物产。用“解放区人民打倒地主把身翻”后搞土地改革评成份的标准来比照，他们大致上处于“下中农”水平。大约十年前，这哥儿俩在不经意间遇到了一个改变人生的机会。
这个机会跟“一得观”老道士会济有关。当时，江南已是日伪沦陷区，姜金山、邹有财的猎枪被汉奸政府没收，只能自制弓箭作为猎器。而制作对付野狼，野猪的弓箭，材料是有讲究的，必须是寒冬腊月进深山砍伐积年老毛竹，取其下端三尺以内的竹体，经过特殊工艺操作方能制作成利箭。这就是竹匠手艺了，所以对于姜金山、邹有财而言，面临着学一门新技艺的问题。他们常年狩猎、采药，过惯了散漫生活，突然要坐下来琢磨竹匠手艺，内心当然是不愿意的。可是为谋生计，没办法只能边学边干。
1939年寒冬时节，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两人进山觅伐老毛竹时，遇见了不幸摔伤了腿脚，寸步难行、陷入饥寒交迫困境的会济道人。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二人救了老道士一命，同时也获得了一个日后进山劳作之余可以落脚的港湾——会济独自居住的修行之所“一得观”。交往下来，双方觉得颇为投缘，于是，年逾七旬的会济老道就把自己的那手已经达到工艺美术品境界的小竹器制作技艺传给了姜、邹兄弟。
会济出身竹匠世家，其祖上是江南地区有名的匠师，被同行誉为“竹业鲁班”。这倒还真不是徒有虚名，因为在清朝雍正、乾隆年间，他的祖上有三代曾被皇家内务府定为专门制作宫廷小竹器的“御用工匠”。会济自幼就跟着父辈学习竹艺，到十八岁时已经成为苏南地区有名的小竹器工匠了。至于他后来为何落魄到背井离乡，潜入茅山做了道士，那就不清楚了。
姜金山、邹有财原本居无定所，结识会济后，就住在道观。一边继续狩猎采药。一边学习竹艺，同时还伺候年岁渐高的老道士。一段时间下来，他们发现会济道士不简单，乃是一个跟江湖黑道有关系的化外隐士。每年春节、端午、中秋三个节令前后，都有几个神神道道的江湖人士前来拜会。送钱送物，执礼甚恭。临走时，他们还会带走一些小竹器。这些制作精巧的产品包括上述那些各种式样的镊子、钩子、刀具、针具，以及一些姜、邹只在少年时在茶馆说书先生嘴里听闻过的武侠人士使用的暗器、机括。
抗战胜利那年的中秋节后，会济的健康状况已经到了卧床不起的程度。老道士自知来日无多，留下遗言：吾走之后，你们两个将我火化后即离道观，可去镇江或者南京购置居所落脚，不要再染指狩猎、采药和制作竹器，也不要向人透露跟我的关系，可开家小店铺谋生，两三年后可娶妻成家。言毕，留下一笔数额比较可观的金银，说是用于购置房产、开店以及娶妻。
几天后的一个深夜，会济去世。姜金山、邹有财遵循其遗言，遗体火化后洒入山溪，然后收拾了要带走的东西，一把火将道观烧了，去了镇江。
他们的老家就在镇江，警署里还留着他们的户籍档案，所以购置房产后得以顺利落户。表兄弟俩一番商量后，开了一家食品杂货铺子，只想此后娶一门亲，靠着经营店铺和老道士留赠的遗金，太太平平过一份滋润日子。
没想到仅仅过了三个月，随着一位名叫凌家鑫的上海男子的突然来访，他们的平静生活就被轻而易举打破了！凌家鑫是上海浦东人氏，是一个中等身材的车轴汉子，内行人看其行走架势就知道此公长期习练武术，估计桩功不错，下盘功夫了得。
他跟会济道士是朋友，或者说是会济的固定客户。每年从上海潜往茅山“一得观”数次，向老道士定制一些外行人看着觉得稀奇古怪的小竹器，且出价不菲。
姜金山、邹有财两个在道观待了六年，已经与其熟识。但会济一直在背后告诫他们不要跟老凌接触，至于原因则从未说过。姜、邹两人的理解是凌家鑫十有八九是黑道人士，否则，会济不会临终前再三叮嘱他们在其死后立刻离开茅山隐居。
没想到，这个老凌还是有些神通的，姜金山、邹有财算得上行动迅疾、行踪诡秘了，可还是很快被他寻访上门了。没办法，只好热情接待。凌家鑫一看就是久走江湖之辈，登门时携来一份礼物，都是在沪上所购置的吃穿用的舶来品，林林总总装满了一皮箱。光是崭新的瑞士手表就价格不菲，还有名酒名烟皮鞋衣服，看得姜金山、邹有财目瞪口呆，心头似悬了十五只水桶，七上八下不停地晃荡，不知对方送来这么一份重礼用意何在。
老凌倒也干脆，跟着就掏出一沓图纸：“请二位兄弟帮个忙，把这几件活儿做一下，两个月后交货，或我亲自来取，或我会给个信息，烦请你们把货送到上海指定地点。”言毕，掀起衣襟，从怀间那个挂在皮带上的钱包里取出一沓钞票压在图纸上，“这是定金，交付时另有小黄鱼一条作为酬金。”
老凌语气平和，脸上神情平静如水，举止动作也透着友好。可是，姜金山、邹有财看得清清楚楚：他怀里分明插着一支左轮手枪！
邹有财已经吓得脸面变色，姜金山倒还撑得住，取过图纸翻着浏览，心里盘算找个借口回绝对方。
不料凌家鑫从容开腔，说：“这是道上朋友要二位制作的一些小玩意儿，无非是用来讨生活糊口的器具，二位兄弟以前跟着会济先生制作过的。道上朋友对二位兄弟的手艺赞不绝口，兄弟我也打心底里对二位佩服得紧！”
姜金山、邹有财也算得上是老江湖，知道对方把话说到这分儿上，如果再开口拒绝，那就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了。他们不想吃枪子，所以只好接下了这桩活儿。凌家鑫作揖致谢，婉拒姜、邹留客喝酒以尽地主之谊的殷勤，告辞而去。
十天后的晚上，老凌再次像个幽灵似的倏然出现在姜、邹面前，肩上搭着一个沉甸甸的帆布包。打开，里面竟是手铐和当时被坊间称为“红毛机关锁”的特制锁具，一看便知是用在机要库房或者监狱看守所监房门上的。原来，他上次送来的图纸中，有让制作可以打开手铐和特制锁具的特殊小竹器。那种选材眼力和特制处理的药水秘方，只有老道士会济的传人才有。做成后还需要测试，此刻的手铐、锁具就是供姜金山、邹有财测试用的。之所以上次没有连同图纸一并拿出来，可能是老凌故意为之。十天后再次现身，也有让姜金山、邹有财知道他们是被盯着的，别想违约不辞而别。
这项活儿，姜金山、邹有财足足忙碌了两个月，终于圆满完成。凌家鑫准时前来取货，留下五两小金条一根，揖谢而去。姜金山、邹有财望着老凌远去的背影，心里既有如释重负的感觉，又有一种日后败露被警方追究的担忧。当天，他们就去订了《中央日报》、《申报》，之后一段时间天天看报，报上倒是没有刊登上海或者南京等地发生越狱案件的报道，国内其他城市亦无类似传闻。
“6·16”案件侦查中，专案组调阅了上海旧警局的相关资料，发现越南西贡同期曾发生过重大越狱案件，其作案手法“诡秘狡黠”，用来打开手铐和监房铁门锁具的器具“不知所用何物”，估计就是姜金山、邹有财哥儿俩按图制作的小竹器。如此看来，姜、邹还真是出手不凡，初次单飞就一举做出了出口产品。
姜金山、邹有财知道，老道士会济在风烛残年行将就木之际，还对他俩千叮万嘱一定要离开茅山道观隐居，分明是为了避开这些年来一直是其客户的老凌等人。会济是个好人，凭其禀性德行，不可能跟黑道中人沆瀣一气狼狈为奸，为老凌等客户制作特殊小竹器，显然是由于以前岁月中生成的某种原因而迫于无奈。他知道自己死后，老凌等人在特殊产品方面肯定还有需求，不会放过这两个独门手艺的传人。而以姜、邹两人的境遇，加上可能缺少定力，他们大抵逃不过黑道帮派的影响，最后结局料想不佳。因此，老道士在临终之前留下遗言，一定要两人速速离开茅山这块险地。
姜金山、邹有财这样做了，可最终还是没能逃过。现在有了第一笔强迫性业务，有一必有二，看来以后难保太平了。两人商议是否再次玩失踪借以避险，可是这时的形势已经跟抗战胜利伊始不同了，国民党已经在各个方面露出容不得共产党的端倪，对国统区的人口流动、户籍管理越来越严。即使他们能够逃离镇江，也难找一个适宜安身立命的角落。况且，以老凌他们的神通，既然能够从茅山找到镇江，那也就能够在别处找到他们的行踪。因此，两人寻思只好听天由命了。
之后，老凌倒是没有来找他们，但像是跟姜金山、邹有财已经有了感情似的，每年的春节、端午、中秋三个节令，都会从上海寄来一个满是舶来商品的包裹，作为节日礼品。姜金山、邹有财每次去邮局领取时，总有一种畏惧。不过，两年多过去了，老凌除了寄赠东西倒是没有其他动作。
转眼到了1949年元月，被国民党方面称为“徐蚌会战”的淮海战役结束了，局势对国民党政权极为不利。姜、邹是老江湖，对于局势的关注可想而知，他们甚至去旧货行淘了一台短波收音机，在深夜偷听解放区电台。知道共产党执政后黑道会被消灭，便寻思那太好了，老凌之流给他们造成的阴霾消除有期了。之后，又有消息说解放军即将饮马长江，伺机解放江南，不禁窃喜，当天哥儿俩还弄了点儿酒菜悄然庆贺。哪知，庆贺宴还没结束，老凌就来叩门了。
老凌说：“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特地从上海赶来，不为别的，就是为成全二位一笔买卖，有朋友愿意斥足赤黄金十两，请你们哥儿俩制作几件小竹器。”说着，取出图纸放在桌上。
姜金山、邹有财纵然千般不愿，也只得强作笑颜去看那图纸。这回定制的小竹器是十三样一套的竹质镊钳、弯钩、三棱子午针和竹刀等，都是用于扒窃的工具，一共六套。
老凌把一根小黄鱼放到两人面前，说：“老规矩，先付一半定金，另一半在交货时当场给付。时间比较宽裕，阳历六月黄梅时你们送到上海来。住到北站旁边的安庆路耕山里‘安福旅舍’，安顿好后去外白渡桥，在西侧桥堍的那块桥碑角上用炭笔画一个铜板大的三角就行了。三天之内，必有人去付款取货。”
姜金山、邹有财两人听着面面相觑，一时作声不得。稍停，姜金山大着胆子嗫嚅道：“这个……眼下时势艰难，共产党军队要打过长江来了……”
老凌打断道：“跟国民党、共产党什么的政党都没有关系，这活儿是江湖人的需要。自古以来，无论谁坐天下，江湖人自有一套生存下去的路数。你们两个只管放心大胆干活儿就是，有钱挣总比没钱挣要好吧？这种钱不挣，你们就是犯傻了。”
姜金山、邹有财听出这是对方的警告，且知道他是有枪的，哪里还敢推辞，当下就点头答应准时交货。
于是，姜金山、邹有财次日即冒着严寒前往茅山。已有几年没干砍伐竹子的活儿了，体力也有所消退，所以在当地雇了两个农民帮着他们把物色好的野生毛竹锯成短段，打包捆扎后运回镇江。两人开始一边经营店铺，一边在后院精心制作老凌所定制的那些用于扒窃的小竹器。估计两人一边干活儿，脑子里一边不时映现出老凌那张凶神恶煞的脸，以及那把左轮手枪。
两人忙碌了三个余月，终于把这批小竹器完成了。由于交货时间未到，他们得把货品藏匿起来。这时镇江已经解放，治安情况比旧时改观不少。两人担心气候潮湿会使小竹器发生轻微变形，这可是老凌不愿意看到的，于是，按照以前会济道士所传授的方法，去购买了清漆，把小竹器极为仔细地涂拭了三遍。
又过了些日子，终于到了六月中旬，姜金山、邹有财去上海送货。他们在抵沪当天，就按照老凌的吩咐前往外白渡桥，在西侧桥堍碑石处留下了三角记号。没想到，他们等了两天没等到老凌来银货两讫，倒等来了刑警的手铐！
四、线索初露
两拨刑警分别审毕姜金山、邹有财后，马不停蹄汇总讯问情况，并进行了分析。专案组正副组长侯季五、富方略两位领导交换意见后，决定立刻布置抓捕凌家鑫。
刑警林行三、史雨舟、许凡夫受命执行此项任务，三人简短交换意见进行商量后，随即直奔安庆路耕山里“安福旅舍”。那里，单老板因为儿子单小狗没跟自己商量就直接向警方举报，气得吹胡子瞪眼大发雷霆。待专案组刑警将姜金山、邹有财抓走后，即把儿子叫到账房间赏了俩大耳瓜子。
单老板还是不解气，开了瓶老酒独自喝了两杯，直到远近此起彼伏连绵响起鸡鸣声时才歇息。睡了不多时，就因林行三等刑警的到来被伙计叫醒了。
为首的林行三知道老单是帮会分子，但人家对革命事业有过贡献，所以对其相当尊重。于是先是为清晨打扰表示歉意，然后才说明来意。单老板说：“小店理应积极配合协助您三位公干，不过昨晚这么一闹，四邻八舍全给惊动了，如果事后正好有您三位所要留意的那位朋友来夜访，没准儿会有人告知他也未可知吧？”
林行三觉得从理论上来说，是有这种可能性的，便说：“多谢单老板提醒，那我们先向邻居做个了解，贵号昨晚在班上的伙计也要接触一下。”
当下即走访四邻八舍，原想不过是随便走个程序，也算是对单老板的一份尊重。哪知，似是运气不佳，还真给老头子给说着了：有邻居反映，昨晚刑警前来旅舍抓人时，前脚刚进大门，后脚就来了一辆蓝色摩托车。骑车人看见马路对面停着一辆中吉普，便把摩托车刹停，却没有下车，一脚搭在马路边上的界沿石上，问正在人行道上纳凉的几个居民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听说是公安局便衣来旅店公干，那人一声“哈哈”，驱车就离开了。
问了那个骑手的年龄容貌，颇像姜金山、邹有财所供述的凌家鑫，禁不住扼腕叹息。
林行三考虑到几个领导昨晚一夜没睡，这会儿正在休息，遂和另外两人去安庆路派出所喝茶，顺便又梳理了一遍案情。既然画稿上的那把黑色镊子与起获的那批作案工具中的一件基本相同，那么可以说，盯住凌犯就是盯着了“6·16”案件的案犯。那么，应该如何对凌犯进行追踪呢？三人一起想到了通过耳目打探信息。
于是，不得不打电话叫醒应该正在熟睡的副组长富方略。富方略听了林行三的汇报，表示赞同，随即通知老何过去和林行三会合。
民国时期，江湖黑道上喜欢对各类作奸犯科之徒进行排名评估，举凡强盗、杀手、骗子、窃贼、地痞等不法分子中技艺超群者，在当地都有排名。扒窃作为窃贼的一脉分支，自然也不例外。而如上海滩这种旧时有“冒险家乐园”之称的国际大都市，各路邪派人士向来非常注重自己的名气影响，谁能在道上被众人评判上一个排名，那可是一份了不得的“荣誉”。比如扒窃，上海滩黑道在晚清、北洋政府、南京政府、抗战等几个年代曾多次排名，最终排出了“七大神手”。几年过去，随着国共内战的影响，黑道人士也是变幻无穷，“七大神手”中有的金盆洗手，有的移居内地，有的生病伤残，只剩下两个还算正常。
这“硕果仅存”的二位，分别叫阮大康、胡仁山。阮、胡在“七大神手”中的排名分别是第一、第七。阮大康这年已经六十挂零，在道上诨号唤作“春申亚父”。春申，系被楚考烈王封为“春申君”的黄歇，他与魏国信陵君魏无忌、赵国平原君赵胜、齐国孟尝君田文并称为“战国四公子”。战国时，黄浦江(当时叫什么河或江无从查考)由于泥沙淤积，河床过高，一到汛期常常洪水泛滥，老百姓苦不堪言。黄歇到后，就对这条河进行治理，疏通了河道，筑起了堤坝，使这条河不再泛滥，造福了当地百姓。人们为了怀念他，将这条河改称为春申江，简称申江。后来，“申”字就成了上海的代称。黄歇被认为是上海“开申之祖”。至于亚父，通常指的是项羽的高级谋士范增。民国时期，阮大康被称为“春申亚父”，足见其在沪上黑道中的声望之高。
据说阮大康出道甚早，四岁已经跟着扒窃师父在现场观摩如何作案了，之后在名师指点下苦练七年，十一岁开始单飞。后来名声渐起，连北京和天津的黑白两道都知晓上海有这么一位“奇才”。待到进入民国，二十出头的他已经开山收徒，自己不再作案，日常开支靠“吃佛”(意为弟子供奉)收入。民国早期，蒋介石的“革命引路人”陈其美先生任沪军都督，曾为调查重要公事而秘密召见阮大康，请其出马施展窃技助力。之后，阮大康再也没作过案。抗战全面爆发后，他为躲避汪伪特务机关“七十六号”的相邀，秘密前往浙江天目山，直到抗战胜利方才下山返沪。
另一位“神手”胡仁山在“七大神手”中排行末位，年龄也最小，时年三十又三。据说这人对扒窃有天生感觉，并未拜过师父，属于“自学成才”一类。作案特点狡黠、隐蔽，凭着一副其貌不扬似是终日睡不醒的迷糊相，作案成功率据传百分之百，从未失过风。黑道上送其绰号唤作“胡伸不空”，这个“胡”并非只因为他姓胡，而是说这人随便在何种状态下，哪怕稀里糊涂伸伸手，也必定有不菲收获。
胡仁山的偶像是阮大康，成名后意欲效法“春申亚父”做一隐士。当年阮大康潜隐天目山后，沪上只有他知晓阮的住址，也只有他可以前往拜访。他是阮大康唯一认可的一个来往于上海滩和天目山的信使。抗战胜利后，胡仁山跟阮大康成为一对关系密切的忘年交。两人都是单身，因为投缘，一起住在早年一位江湖大佬送给阮大康的一座中式花园院落里，就位于南市露香园路大境阁。
此刻，林行三向专案组副组长富方略请求增派留用老刑警何得捷出马，是因为老何跟“春申亚父”有一份特别的交情。
当年，老何还是新入警的小何时，参加一个涉及江南两省一市刑事大案的专案侦查，当然只是跑跑腿。但这份差使，让他有机会获悉一些警方的内部机密。一日，侦查专班头头儿让他火速向警厅主管刑侦的副厅长报告一份情报，且只宜口传不宜成文，其中涉及阮大康，听口气像是租界巡捕房刑事部督察长想设计抓捕这个江南黑道上的新秀。
何得捷并不认识阮大康，但他干着这一行，自然是知晓“春申亚父”的，而且早年他那在上海道台衙门当捕快的老爸跟阮大康的师父有过交往，于是就想给阮大康透个底。他不知道阮大康的行踪，但知晓阮大康的师父“江南神钳”令狐老先生已经隐入寺庙做了一名居士，于是赶紧写了一纸条子，让一个熟识的无业小厮速送寺庙。无论阮大康藏匿在哪里，他的师父肯定是清楚的，相信这张条子能在第一时间传递到阮那里。果然，阮大康赶在捕房抓捕他之前半小时逃离上海，在苏州东山躲了两个月，待风声平定后方才重新在上海滩露面。
自此，阮大康就把小何作为自己的救命恩人，捎话要请他吃饭。可是，何得捷这桩事儿做得看似胆大，但他却不敢借机正式跟“春申亚父”结交朋友。因为他怕受到什么牵连，弄不好连小命都不保。不过从此以后，何得捷跟阮大康搭上了关系，为保密起见，阮指派了两个徒弟跟何接触。
可是抗战爆发后联系就断了，阮大康那两个徒弟，一个在抗战初期参加国民党组织的“武装别动队”，在沪郊跟日伪军队作战时阵亡；另一个失踪了，据说去了海外。
何得捷以为跟阮大康的缘分到此已尽，此后也就没再去想“春申亚父”。反正从抗战胜利到上海解放这三年多时间里，上海的治安秩序虽然严峻，但是在扒窃方面倒也并未冒出什么了不得的高人来跟刑警较量。
上海解放后，老何因没有反动历史而被留用，市局刑警处领导同他谈话时，老何主动交代了和“春申亚父”阮大康的关系。现在，专案组领导认为老何发挥作用的时候到了，指派他去南市大境阁对阮大康进行便服私访。
阮大康对于老何这个救命恩人的到访似是意料之中，从容接待，没等老何言及正题，就直截了当地说：“老朽估摸阁下此番前来，是跟外滩和南京路的案子有关系吧？”
老何微笑点头：“我确是为此事受命前来向先生请教的。”
阮大康听着就笑了，说：“只要问问小胡就知道了”
老何这才想起，阮先生这边还住着一个上海滩“七大神手”排名末位的小子——“胡伸不空”胡仁山。
三十三岁的胡仁山是个其貌不扬的瘦小个子，脸面焦黄，人见之十有八九都以为这小子患着痼疾，富有同情心的甚至要为他“还能活多久”担心。可是他自己却是该吃吃该喝喝，倒也活得太太平平。据说最近正拜阮大康为师研习《周易》、《道德经》，日子过得越发洒脱，正考虑要把自己“胡伸不空”的诨号改称“江南小神仙”。这天老何登门时，他正在后院自己屋里摇头晃脑背诵《道德经》，被人打断说前院“亚父”有请，忙不及赶去，却见老何端坐在那里。当然，以其职业眼光一看便知老何是何许角色。跟老何点头致意后，胡仁山恭问“亚父”唤其何事。阮老爷子说明老何的来意，并把那纸黑色竹镊的画稿给他过目。
胡仁山脸上露出嘲讽的笑意，老何见之窃喜，寻思“看来有戏”。果然，“胡伸不空”开腔道：“这是那个自称‘黑色闪电’的主儿干的活儿！”
五、密室较技
十年前，胡仁山二十三岁，却已是上海滩黑道上的一颗新星，“胡伸不空”的诨名传遍江南。当时，小胡住在老城隍庙旁边的福佑路上，每天清晨必去城隍庙“春风得意楼”喝早茶。
这天，他照旧前往，跑堂阿二见这个出手大方的老主顾登门，赶忙迎上前去热情招呼。小胡上到二楼，在临窗那副被他常年定下的座头上落座，冲跑堂打了个手势，示意照老规矩送上茶水茶食和早点。
这时，一个看上去比胡仁山大七八岁的男子从店堂角落的包房闪出，径直来到临窗座头前，冲胡仁山抱拳作揖，微微欠身，轻声道：“胡爷您好！在下窦某有个不情之请，想麻烦胡爷稍稍移步，去那边包房饮茶，在下有事奉告。”
对于虽然年轻但却是老资格江湖人的胡仁山来说，这种情况经常会遇到，已经见怪不怪。当下他便点点头，站起身来，做了个手势：“恭敬不如从命，请了。”
这个自称姓窦的男子特地事先在茶楼订下包房，是想跟胡仁山说一桩事儿：他受朋友老安的委托，来向胡爷传个话，老安久闻胡爷技艺了得，正好他对此行也颇有兴趣并自己琢磨着研习了一套江湖罕见的绝技——用特制的竹质镊钳、刀子、钩子等工具，代替手指进行“现场作业”。老安的这手技艺经过数年苦练，可以说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是特地去苏州、杭州、南京、镇江、徐州、芜湖、合肥等外地几个城市进行过实践的，收获还不错，江湖朋友送了个绰号——黑色闪电。
胡仁山那年不过二十三岁，扒窃技艺几近出神入化，但江湖修养还略欠缺，用他后来自我检讨的说法是“涵养不够”。因此，听到这当口儿便忍不住打断对方：“这位安先生为何不在上海滩检验他的本领，而偏偏要跑到外地去试水？是他自己觉得道行不够还是怎么的？”
窦某说：“请胡爷听在下接着奉告，不瞒您说，老安是想让他的这独门技艺在沪上横空出世一鸣惊人，好叫本埠道上一干朋友对他另眼相看，说不定也能跻身沪上神手行列哩。
“明白了。请窦先生往下说！”
“这个……因此嘛，老安托在下前来跟胡爷商量，想请胡爷约个时间、定个地点，比如先施、永安、新新、大新四大百货公司中的一家，到时候劳您大驾与老安一起前往，在指定的同一楼层商场区域里转悠片刻，各施手段，回头离开后在安全隐蔽处展示所获……呵呵，就是这么个意思。”
胡仁山一听明白了：对方这是来点名向我小胡挑战，是想一举胜出后扬名立万，顶替我在“七大神手”中的位置。这种做法，心情可以理解，不过在江湖上被人视为不屑行为，上海话称为“急出呜啦”(意为“迫不及待”)，吃相太难看。但按照道上规矩，今天对方找上门来，把话搁这里了，如果不接受这个叫板挑战，那么传出去必会坏我名声。既然如此，我就接受挑战吧。
能够进入“七大神手”之列的，不单单是扒窃技艺高强，还得具有过人的心思和迅疾的思维速度。胡仁山又下意识想到：没准儿这是警方设的一个圈套，通过眼前这个自称姓窦的家伙以及不知是否真实存在的什么老安，在我自己指定的时间、地点接受挑战“干活儿”时，当场来个“活掐”，人赃俱获，送我进监狱去吃牢饭？这样想着，胡仁山觉得自己不能随便接受对方的挑战。不过，如果这个怀疑是虚的，那自己在道上的名声可就要栽了！这事到底应该咋办？
“神手”的水平毕竟是寻常扒手无法相比的，转念间，小胡脑子里倏地冒出一个主意：“窦先生，请你给安先生回话，就说承蒙他看重敝人，赐予一个切磋交流的机会。不过，我这人喜静不喜动，尤其是切磋技艺之时。所以，我们换一个方式来玩这个游戏吧……”
遂将主意一五一十说了一遍。
窦某听了，频频点头，说：“胡爷这个主意非常高明，我这就去向老安回复。明天这个时候咱俩还在这里见面，请您听老安先生的回音。”
胡仁山跟老窦第二次见面时，得到了老安同意的回复。次日午后，他一个人前往公共租界南京路“大东旅社”。在大门口恭候迎客的老窦把胡仁山引领进门，上到二楼，进了事先订好的一个套间。胡仁山进门一看暗吃一惊，整个套间所有的窗户都已放下厚实的墨绿色天鹅绒窗帘，屋里的电灯全部打开，会客室的沙发已经被挪到一旁；中间墙壁上靠近天花板的灯具架上拴着一截绳子，绳子上挂着一块比被单还宽大的崭新英国进口白色薄府绸棉布，白布两侧放着两张桌子。
胡仁山没见那个从未谋面的老安，以为自己来早了。却不料老窦说老安已经到了，因为不便直接露面，故委托他代为迎客并致歉意。说话间，随着老窦一个响指，从卫生间里走出两个十七八岁的青年，手里各端着一个长方形的大托盘，盘里各放着三个崭新的大号搪瓷茶杯和木质、象牙、白银三种材质的筷子。他们把托盘分别放在两张桌子上，又去卫生间里拿出两个硕大的“东洋瓶”(细颈玻璃瓶)和一盒西子牌藕粉。
老窦请胡仁山查看这两套用来测试扒窃技艺高低的道具是否一致。得到胡仁山的首肯后，说：“原本是应该请胡爷您先选赛台位置的，但因为老安先生说他不能露出真容，故先到后进了卧房。一会儿拉上这道布帘子，把客厅分隔成两个区域后，他就直接从卧房出来待在里侧赛台前了。这样安排，不知胡爷是否觉得有不公平之嫌？”
对于老安的不露真容，胡仁山暗自觉得好笑，寻思这主儿还没出名就已经想着给自己蒙上一层神秘面纱了，回头如果能够出名，那只怕更要弄得神神道道。当下，神情平和地点头，说：“一切按照安先生的想法办就是。”
胡仁山站在一旁，看着老窦指挥那两个小青年把东洋瓶里苏打水和豆油分别倒在茶缸里，又用开水冲了两缸子稀藕粉，以苏打水、藕粉水和豆油的顺序予以排开；又把木筷、象牙筷和银筷子分别放在三个茶缸旁边。老窦一个手势，小青年拉上白布，把客厅隔成两个仍旧连通但互相看不清比试者面容的区域。
老窦担任公证人，一声口哨：“请胡先生、安先生各就各位！”
胡仁山站到外侧那张桌子的前面，这时，桌子上方的照明灯被关了，客厅门边和外侧窗前天花板的灯具依然亮着。胡仁山隔着布帘，看见老安从一旁卧房里步出，中高个身材，戴着口罩和眼镜。老安步履从容地来到桌前，双方面朝对方方向站立。胡仁山拱手作揖，老安欠身鞠躬，互相致敬。
“请胡先生、安先生做好准备。预备，开始！”
这个比试方式，是胡、安双方通过老窦在中间转告、斡旋，共同商量达成的，一是不触犯律条，二是不损害他人，三是可以达到一试高低的目的。事先，胡、安互相许诺：如果老安胜出，胡仁山将公开宣告知会江湖，他本人甘愿自动退出沪上“七大神手”排行，推荐老安登榜。如果胡仁山胜出，老安原本就是无名之辈，什么宣告、知会没有必要，反倒为其扬名了，所以只需要从此退出江湖，以后不能在上海滩江湖露面作案，若去外埠操作，悉听尊便，但永远不得诋毁江南道上同行。
两张桌子上放着的比试道具是相同的。第一个盛小苏打水的搪瓷茶缸里，放着大小不一的二十一颗木珠，比试者须用那双上等木材制作的福建漆筷将其悉数夹出。之所以不用清水而要用小苏打水，那是因为清水中掺人一定量的小苏打后，沾过这种水的物品就会变得滑溜，从而增加用筷子夹出的难度。第二个盛藕粉水的搪瓷茶缸里，放着十四颗大小一致的寻常儿童玩耍用的玻璃弹珠，比试者得用那双象牙筷子把这些弹珠夹出来。针对第三个搪瓷茶缸所要攻克的难题最大，那一缸豆油里放着七颗大中小三种型号的精钢轴承滚珠，比试者得用那双银筷子把它们夹出来。这三宗“游戏”都非常难玩，胡、安两个商议决定：不计时间，看哪位先把这三个茶缸里的木珠、玻璃弹珠和精钢轴承滚珠全部夹出来，就是胜出者。
这种比试方式最先是胡仁山提出的，因为他听老窦说，老安干这一行活儿时从来不用自己的双手直接接触钱包等作案目标，一概以特制的竹质镊子、钩子、刀子等代替手指，动作既快又准。而且竹制作案工具比手指细小，十三种工具形状各异，可以针对不同的情形选择不同的作案工具，因此，老安打算要创立的“镊钳派”肯定要比传统的“手指派”厉害。
要说胡仁山，小小年纪作案无数，所以颇为自负，寻思对方既然擅长使用镊子类工具，那就在比试方式上让他占个先吧，于是就提出了“不用手直接接触”的比试方式。
老安虽然尚未扬名立万，但其江湖资历料想也是非常老到的，当下领会了小胡的意思，托老窦向胡仁山捎话说：“如此最好，安某谢了！”
按照这个比试方式，胜出者应该是老安。哪知，最先把这浸在不同溶液中的四十二颗珠子悉数夹出者，竟是二十三岁的胡仁山！
公证人老窦以一声尖厉的口哨声宣告比试结束时，老安正在对付第三个豆油茶缸里的第四颗精钢滚珠。听见口哨声，他放下那双白银筷子，挺直身子，深吸了一口气，尔后长长地呼出。离开桌前，老安隔着布帘对站在另一边的胡仁山深深地鞠了一躬，哑着嗓子道：“我输了！胡爷，您真是好生了得啊！安某从此以后永远不会在上海滩道上露面了！”言毕，不等胡仁山回礼、开腔，身子一晃，闪进了一旁的卧房。
胡仁山性情深沉，理解对方的心情，所以，这件事他没对任何人说过。但可能是那天在场的那两个小青年中的某一个曾向外界透过口风，反正后来被“春申亚父”阮大康听到了些许风声。但老头子并未在意，从未向小胡求证过。今天因为老刑警何得捷以新政权警方的名义前来调查，才又想起此事。
何得捷对胡仁山的陈述听得很仔细，听完后，他接连提了几个问题：“你估计那个老安当时为什么执意要把自己弄得神神道道的来跟你见面？”“你隔着布帘看到了他的模糊身影，也听见了他说话的声音，觉得他有多大年纪？”“那个替老安传话的老窦，你对他有什么印象吗？”
胡仁山回答道：“那个老安吧，之所以要把自己弄成那副神神道道的样子，我猜想他是要刻意隐藏自己的相貌，以便将来某天在上海滩大肆作案时可以确保安全；同时也是给自己迅速扬名起助推作用——同样的一件事，如果当事人带点神秘色彩，在道上更容易引人注目、被人记住，同时还会引发大家的好奇心。
“另外，看老安那进出客房的敏捷动作，我估计他当时不会超过三十岁。他说的是上海话，听不出其中夹杂了其他口音，我估摸是个土生土长的上海本埠人。
“至于老窦，年龄特征我前面已经说过，我觉得这人的职业应该是跟油漆有关的。因为我跟他几次见面，尽管他穿得清清爽爽，西装革履，说话也很斯文，但是我都闻到了些许油漆味儿，那是从他那浓密的头发里隐隐地散发出来的，可能还有松香味儿。这个，他自己应该没有意识到，旁边的人如果不是鼻子很灵，一般也不会察觉到的。”
一旁的阮大康听到这儿，嘴角不禁露出一丝笑意。他想起了这个忘年交小朋友早年有一个不雅绰号：“狗鼻子”。
何得又问了一下老窦的体貌特征，随之窃喜：老窦与现在专案组正在寻觅的那个“老凌”颇为相似！看来专案组追捕凌家鑫的路数是正确的！
胡仁山又拿起那张竹制镊子的画稿：“这张画稿画得很逼真，十年前我跟老窦在老城隍庙‘春风得意楼’第一次见面时，他给我看的就是这么一把黑色镊子，记得当时他说老安要打造一个本行从来不曾有过的‘镊钳派’。那个老安吧，本领还是不错的，我当时能胜出，是因为我的这双手更有劲。”
他一边说一边伸出瘦得几乎是皮包骨头的双手，这双手虽然瘦，但若是使出劲儿来，就是一把活的老虎钳——能用象牙筷、银筷把玻璃弹珠和轴承滚珠从藕粉水和豆油中一颗颗夹出来。
“老安的输，就是输在后两个环节上，他的手，特别是手指，‘隐劲儿’不足。不过，他的速度之快实在惊人，第一个环节夹木珠时，我只听见珠子叮叮咚咚落进旁边空碟子的声音，这个环节他是比我先完成的。”
胡仁山接着说道：“老安还是有江湖人一诺千金之信用的。之后，我特地暗暗留意探听，上海滩没有出现过用竹镊作为工具的扒窃案子。”
阮大康冷冷道：“不过他最终还是食言了。现在看来，6月16日外滩、南京路的那十四起扒窃案就是这个自称‘黑色闪电’的家伙作下的。”
老何说了声“这人必难逃法网”，便起身告辞。
六、追缉逃犯老凌
何得捷回到“6·16”专案组驻地黄浦分局，跟林行三等三名刑警把所获情况梳理了一下。
林行三说：“老何得到的这些情况很有价值，这些情况不但证实了之前我们把那个老凌作为嫌疑对象的必要性，而且让我们知晓了老凌和‘黑色闪电’老安乃是一对犯案搭档。这样，就需要调查这两人的情况，仍旧先从追查老凌作为切入点，现在我们手头已经有了一条线索：这个老凌——也有可能是老窦，十年前是一个从事油漆相关行业的主儿……”
四人正议到这里的时候，专案组副组长富方略忽然打来内线电话：“紧急出动！”
紧急出动的原因，是因为在“6·16”案件发生二十多个小时后，在昨天的案发地南京东路，竟然再次发生系列扒窃案件！
昨天发生系列扒窃案件后，市局已经通知全市各分局、派出所对各自管段的马路、商铺、车站、码头等公共场所加强明察暗访，密切注意扒窃案件的发案动态。“6·16”案件案发地所在的黄浦、老闸两个分局，对此自是重视，分局长侯季五、王凌青分别指令下辖治安部门落实市局指示，予以具体部署。
不过，当时包括市局刑侦处领导在内的众多公安人员，潜意识中都基本认定“黑色闪电”是“6·16”案件的案犯，且肯定会再次作案，但是作案地点大概率会是当时沪上的另一个商业繁华地段——林森中路(即旧时法租界霞飞路，1945年抗战胜利后改称林森中路，1950年改称淮海中路)，或者南京西路、北火车站、十六铺码头等地，至于外滩和南京东路，因为前一天已经被“黑色闪电”光顾过，从犯罪心理学来判断，案犯几无可能在第二天再次光顾。
因此，在对市局“注意防范”指示的执行中，南京东路的执勤警员以及协助警方反扒的青年治安积极分子，都难免出现思想松懈现象。而“黑色闪电”恰恰准确地揣摩到了这种心理，偏偏把作案轨迹按照前一天的路线重复了一遍。
这次的作案时间比昨天短，所作的案子数量也比昨天减少了一半，干了七起。警方根据失主报案时所述内容推测，案犯一共用了大约五十分钟时间。另有一个不同点是：6月17日的七名失主全部是中国人，被窃物品包括钱包、首饰、金质挂表、金笔等，涉案金额折合人民币三千五百余万元。其中一个失主是苏南行署公安局来沪出差的政保侦查员老陆，他的挎包被割，钱包在身上倒没损失，可是，挎包里的那支手枪连同二十来发子弹，以及记载着办案内容的笔记本不翼而飞了！
老陆发现遭窃，先没向上海警方报案，而是奔进附近的上海电报局，挂了个加急长途电话向苏南行署公安局报告。
当时苏南公安的一把手是后来出任上海市公安局长的黄赤波，这个老红军出身的“老政保”闻讯把老陆大骂了一顿，然后把内部保密电话打到上海市公安局长李士英的案头，告知了相关情况，尤其是那个笔记本，要是落到敌特手里就麻烦了！
但李士英更担心的倒是那把手枪，要是窃贼准备用来行刺哪位领导，那他这个局长只怕也就当到头，所以心里比黄赤波焦虑得多。
当天稍后，主管上海政法工作的潘汉年和上海市公安局长李士英分别下达指示，要求“6·16”专案组尽快破获该系列扒窃案件。
当天下午，专案组听取了林行三、老何等刑警的汇报，对一应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后，一致认为6月16日、17日两天发生的二十一起扒窃案件的案犯就是“黑色闪电”，应以抓捕那个“老凌”抑或“老窦”为目前主要方向。该如何摸查线索？大伙儿想到了那个位居“七大神手”末座的“胡伸不空”。以“老窦的头发隐隐散发着油漆味儿”为切入点，从全市油漆行业中寻找端倪，希望能够有所发现，然后顺藤摸瓜，将这个“老凌”抓获。
好在民国时期就组建了漆业公会，解放后还在正常运行。专案组十多名刑警全部出动，分赴各区走访漆业公会，展开调查。这一走访，就是整整两天。6月19日下午，侦查员史雨舟、小恽组成的搭档终于查觅到了“老凌”的下落。
史、恽两人是在新闸路一个只有半个门面的小铺子访查到相关信息的，这个小油漆铺的门口挂着“专事上门油漆家具”的简易招牌，主人是一位四十岁的老油漆匠，名叫成阿锁，浦东三林塘人氏。老成少年时就被家里送到从事油漆匠职业的舅舅那里学艺，三年后满师时不过十五岁。
当时学手艺的规矩是“学三年，帮三年”，头三年学艺，是没有工钱的，只有少量“月规钱”作为日常必需的零用开支。三年学艺满师后，师父(一般即是店主、老板)按照行业市价给开一份最低薪水，正式开始工作。但只能在师父的店铺里干活儿，不可去别处。又是三年过去后，那才算是期满，得以恢复自由身，留去随意。但行规是不管你的本领有多大，哪怕已经超越师父，无论去还是留，都不能在人前背后诋毁师父，否则，这个行业就容不得你，没有一家与油漆相关的店铺敢收留你——旧时三百六十行的同业公会就是这等厉害！
老成是个老实人，心眼实诚，不善言辞，甚至有点儿木讷。他满师后帮满了三年，就决定留在其实待他不算好、而且有着一个刻薄舅母的师父舅舅的油漆匠店铺了。舅舅是青帮成员，虽然属于一般角色，但是脑子活络，又善言辞，场面上的事情都能搞定。在旧上海，正常人若是有这几样特质，改变自己的现状那是比较容易的。所以，若干年下来，老成这个舅舅的油漆匠小铺就变成了大店，然后大店变成了兼营油漆批发的“李记漆业行”，而且成为行业公会内一个说得上话的理事。
抗战胜利前几个月，这个在沪上漆业行业中已经颇有名气的李老板突患脑溢血，不治身亡。这时，他的外甥老成已经是“李记漆业行”最资深的老员工了，但是，还是被舅母扫地出门，连遣散费也没给一文。于是老成只好在新闸路上租了半个门面，开个小店招揽生意，提供上门服务。虽然属于惨淡经营，但勉强能让全家大小五口活下去。
专案组要找的那个“老凌”，就是老成在“李记漆业行”时认识的。
“老凌”真名叫凌家鑫，字守正。他并非上海人氏，听说是苏北逃荒过来的难民，曾在旧军队混过，也是青帮成员，但辈分比李老板低，其已故的帮会师父生前与李老板系结拜兄弟。因此，老凌管李老板叫“爷叔”，来油漆行时跟老成以兄弟相称。老凌这人非常聪明，李老板夸他“学啥像啥”。抗战前他认识李老板后，提出要拜李为师学漆匠。
李老板对其青帮师父老蒋说：“这小子非寻常凡器，我若教他那就是糟蹋人才了，得替他寻一个名匠教他。”
这对帮会哥们儿商量后为其张罗，把凌家鑫送到了董家渡曹漆匠那里去学手艺。那曹漆匠其时已经六十挂零，早已不收徒弟了，但是因为青帮方面的面子，最终还是把凌家鑫收为关门弟子。曹漆匠是福建人，福建漆器精美绝伦，其祖上数代都是当地有名的漆工，高祖还被当地坊间称为“曹待诏”，曾去北京清廷大内干过活儿。
凌家鑫还真是心灵手巧，跟着曹漆匠学了一段时间后就自己开了一家福建漆器加工铺，经其上漆的那些专供有钱人家的把玩、摆设以及小型家用的器具，竟跟福建名匠制作的一模一样。本来老凌是可以在这一行出名的，但这人有嗜赌恶习，而且据说出手不小，靠做漆匠根本无法维持，所以，听说他后来改行了，在虹口一带的一家赌场“抱台脚”(旧时沪上黑话，意为专门维持场面秩序的保镖)。
史雨舟问老成：“这个凌家鑫家住何处？”
“他没有成过家，但是据说身边从来不缺女人。至于住处，基本上居无定所，没有人知道他住在哪里。我跟他最后一次见面是我舅舅去世后的隔天，他不知从哪里听到消息，特地前来吊唁。那种场面，我忙都来不及，也没跟他交谈什么。不过，后来曾听别人说过，他还在上海待着。如今上海解放了，就不清楚他是否离沪回苏北老家去了。”
史雨舟又问：“老凌做‘抱台脚’的那个赌场打的是什么招牌？”
老成想了想，说：“我对赌场一无所知，他刚去时倒是说过那家赌场的名称的，可是我听过就忘记了。让我想想……对不起，时间长了，实在想不起来……哦，他好像说过那家赌场的老板喜欢养狗，而且很有经验，四川路东洋人宪兵队的军犬员经常跟老板喝酒的。”
有这个信息就行了！史雨舟、小恽两个随即前往虹口公安分局。
到那儿一问，接待他们的那个留用老警察就说：“抗战时期虹口有这么一家赌场，打的招牌还真是透着一股东洋味儿，叫什么‘大井丸’，就像日本船的名号。老板名叫程敬道，据说是留学日本回来的，会说一口流利的日语。他平时进出的那副穿着打扮，俨然像是个日本人。程敬道跟四川路日本宪兵队的养犬军士确实是有交往的，因为他学的是兽医，又喜欢养狗，这方面的经验很丰富，日本宪兵队的养犬军士在伺候军犬时遇到解决不了的情况，就会开车去赌场向他讨教；三言两语说不清楚的，就把他拉到宪兵队去实地看情况，据说他每次都能搞定。抗战胜利后，程敬道被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逮捕，以汉奸罪名判刑五年，现在关押在提篮桥监狱。”提篮桥监狱离虹口分局不远，史雨舟、小恽立马赶去。
程敬道进监狱后倒也并未吃什么苦头，当时正处于惩治日本战犯、中国汉奸的高潮中，因为他是留日海归，所以当局让他从事翻译工作。国民党当局把一干战犯、汉奸都判刑后，并没有把之前监狱内的材料专班解散，因为当时监狱属于法院系统，法院就把整理卷宗材料的活儿交给了那个专班做。这个专班的头目是法院官员，成员有监狱管理人员，干具体翻译、誊抄、装订等活儿的是囚犯。对待这桩善后差使，专班成员都心照不宣地抱着“磨洋工”的心思，所以一直干到上海解放这活儿还没结束。
接管伊始，提篮桥监狱仍旧属于新政权法院管辖，专班的旧法官旧狱警全部留用，不过洋工是不能磨了，这段时间大伙儿干得比较积极。刑警见到程敬道时，只见他满头大汗，说是正在搬运卷宗。
史、恽两人说明来意，程敬道说：“是有这个人，1939年我刚开赌场不久，一个叫山田大郎的日本商人把他推荐给我的，山田与他的关系好像是做福建漆器生意搭上的……”
山田和程敬道本来没有往来，因为山田从来不赌，但是他的妹夫是四川路日本宪兵队特高课的少佐，操有生杀大权。程敬道开赌场，当然希望有这样一个关系做后台，所以不管山田提出什么要求，从来不打回票。好在凌家鑫在旧军队给长官当过卫士，枪法不错，尤其是手枪射击，还会些拳脚功夫，一身本领很适合做赌场保镖。而且只要他在班上，场子里有啥事儿一般他出面就搞定了，用不着领班，更不需要老板出场。
不过，程敬道其实不想用他，因为这人一直不肯按照规定到岗上班。另外，他对报酬收入也不在乎。当然，看在山田的面子上，程敬道从来不曾亏待过凌家鑫，但他每次领薪水总是看都不看，漫不经心地往衣兜或者挎包里一塞，道声“多谢”就离开了。所以，程敬道不知憋了多少次想把他辞掉的念头，后来权当是给山田送上一份“保护费”。
这个情况，山田后来不知怎么听说了，有一次见面时跟程敬道说：“那个凌桑吧，他到你那里谋一份职业不是为了挣钱发财，而是为了有一件护身外套——社会上都知道虹口‘大井丸’有皇军宪兵队的后台，在你那里干事的，哪怕是个打扫卫生的杂役，若是犯了事儿，警察局肯定只闻不问，更别说抓人了。给程老板透个底，凌桑在外面另有事儿在做，据说那倒是能挣些钱钞的。所以，你不必拘泥给他的薪水发多少，只要给他留着这个饭碗就行了。我相信以他的江湖阅历，是不会给阁下出难题的。”
山田把话说到这分儿上，程敬道自然得把一直在脑子里打转的“把他辞掉”的念头打消了。至于山田所说的凌家鑫在外面究竟干着什么“能挣些钱钞”的事儿，程敬道就不清楚了，他也懒得弄清楚。如此，凌家鑫就在“大井丸”一直待到抗战胜利程敬道被捕方才结束，与此同时，“大井丸”也关门了。
程敬道是个十分机灵的角色，尽管史、恽自始至终没透露为何到监狱来找他了解凌家鑫的情况，但他显然已经猜到了。因此，往下他没等二人再次发问，就主动说了他所知道的凌家鑫在“大井丸”从事“抱台脚”时的情况，倒是跟之前油漆匠老成所说的一致——“居无定所”。
但是凌家鑫第一天到“大井丸”上班时，向程敬道出示过“良民证”。程敬道当时没有仔细看，只是瞥了一眼，现在依稀记得上面写的住址是“榆林区八埭头”。另外，程敬道曾听到其他“抱台脚”议论凌家鑫：吹嘘自己“姘头数量达到双位数”，其中一个曾在抗战前沪上的一次“花国选美”活动中获得季军。
临走时，史雨舟向程敬道索要了当年在“大井丸”供职的其他“抱台脚”的姓名、地址。
七、昔日姘头浮出水面
当晚，在专案组会议上，大伙儿对史雨舟、小恽这对搭档调查到的情况进行了研析，一致认为“颇有价值”。
于是，组长侯季五对次日如何摸查凌家鑫做了分工部署：一路前往榆林公安分局，了解凌家鑫当年的“良民证”上的住址“榆林区八埭头”是否真实准确；一路去图书馆，翻阅当年沪上举行“花国选美”活动时报纸对该活动的报道，如果凌家鑫那“双位数姘头”里真有一位曾得过季军的话，报纸上肯定有记载；第三、四、五路刑警则分别走访当年在“大井丸”供职的其他“抱台脚”，调查他们是否清楚凌家鑫的住址以及其他相关情况。
6月20日，专案组五拨刑警按照昨晚会议上定下的分工，分别开始进行调查。
刑警何得捷、仇贤达前往榆林区八埭头，二人觉得摸查一个十余年前在这里居住的居民，应该不算是一桩犯难活儿。
老何说：“咱们先去派出所打听。”
八埭头当时属于榆林公安分局平凉路派出所的管段，两人去了派出所，说明来意后，两个警员热情接待他们，一个是接管干部小柳，另一个是留用旧警察老赵。二十岁的小柳在南下前是济南市公安局的民警，来沪工作还不到一个月，是第一次踏上上海滩的土地，对相关情况根本不清楚。那就指望老赵了，他是个从事警务工作十余年的老警察，而且一直在榆林分局，按说对情况是比较熟悉的。可是，他的回答令何得捷、仇贤达失望。
一是，当初日伪警局发放“良民证”并非由派出所经办，而是分局直接办理的，分局专门成立了一个临时机构，好像唤作“领证办公室”，由日本警官小田担任主任。不过，当时领“良民证”是有底卡的，底卡上有领证人的姓名、性别、年龄、籍贯、住址，还贴了一张一寸证件照片，底卡应该在分局档案库房里保存着的，可以去那里看看。
二是凭他的经验，他们要调查的那个老凌多半并非居住在八埭头这边。为什么？因为以当时日本宪兵队的淫威，中国人但凡跟他们稍稍沾上一丁点儿边儿的，无论在哪个区的里弄里，都可以成为一个焦点角色。地方上别说派出所警察了，就是警察分局、区公所、区党部(此指汪伪组建的国民党党部)的人也不敢轻易得罪他。而派出所的警察，干别的不行，探听这种角色是头等功夫，知道了还不互相疯传？当官的则会变着法子讨好人家。可是，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全上海成为沦陷区，直到抗战胜利，他一直在派出所供职，却从来没有听说过管段里有这样一个角色。
何得捷、仇贤达于是去榆林分局调查日伪留下的“良民证”底卡，却又碰到了麻烦。
秘书股长拿出接管物品目录请他们过目，说：“上月底接管榆林分局时，文件、武器、卷宗、电台、物资等一应俱全，档案也在，就是日伪统治时期的有缺失，包括全部‘良民证’底卡。”
老何对仇贤达说：“看来咱俩运气欠佳，没办法，还是回平凉路派出所去查找线索吧，这回得下里弄去逐家走访了。”
与此同时，由万光明、许凡夫、丰必润负责的另外三拨便衣刑警，正对当年“大井丸”赌场的另外几个“抱台脚”进行走访。
赌场原本就不是什么遵纪守法的正经场所，一般说来，在赌场里从事“抱台脚”这份工作的更不会是善主儿。所以，解放后除了一个因嗜酒过度引发脑溢血、成了植物人躺在家里苟延残喘外，其余几位都已经“吃到了轧头”(沪语方言，意思是受到了惩治)，有的在看守所，有的在收容大队。
一干刑警打听到他们被关押的场所后，前往外调。临末汇总情况，发现这几位对于老凌这个昔日同事的说法倒是一致，归纳起来有以下四点：
第一，此人心机颇深，对别人的提防心很重，说半句留半句。共事数年，大伙儿竟然没有一个知道他的住址的，而他们的住址他倒是了如指掌，甚至弄堂口有棵大树、附近有一块空场什么的都知道得清清楚楚。
第二，出手阔绰花钱大方。逢年过节总会给每个同事送一条好烟、两瓶名酒；平时他数日不来赌场上班，再来上班时总会给大伙儿送些外地特产，而且要么不送，一送就是林林总总装满一纸板箱。
第三，他有一支左轮手枪。据说是美国产品，可能经常使用，反正过一段时间就要补充子弹，有时黑市上搞不到，就请大伙儿帮忙高价收购。
第四，这人好色，经常去妓院，还在外面串暗门子。据说经常来往的暗娼、姘头有十几个，其中一个就是1937年春上海搞“花国选美”活动时的季军袁敏丽。
抗战胜利后，“大井丸”被国民党当局取缔。大伙儿全体失业后，就再没见到过凌家鑫，也没有听到过他的消息。
负责调查“花国选美”活动季军袁敏丽情况的是专案组副组长富方略。富方略和刑警纪银天、小范去了图书馆，很快就从旧报纸里找到了抗战前那次沪上“花国选美”活动的新闻报道，也由此得知，那位季军袁小姐当时住在法租界贝当路(1943年改为衡山路)的一幢公寓楼内。于是，富方略一行三人就去了衡山路的管段派出所——徐汇公安分局天平路派出所。
一打听，这位昔日的季军仍旧住在那幢公寓楼里，至今竟然还是单身。这倒不是这位美女的择偶观过于严酷，所以这么些年还没把自己嫁出去，而是因为她在1944年被多名男性争夺，一个“西药小开”金武甲眼看就要被排挤出竞争行列，闹得不可开交之际，愣小子抱着“我得不到别人也别想得到”的想法，弄了点儿硫酸把袁美女给破了相，把西施变成了丑妇。这对于袁敏丽来说，等于是遭受了灭顶之灾，此后她就在社会上消失了。
她消失得似乎很彻底，因为就连邻居也再没见过她。其实，她只是缩在公寓楼的家里，终日不出门。日常生活靠以前的积蓄，还雇了一个女佣专事替她外出购物等日常事务。做饭是她自己动手的，因为她嫌女佣的厨艺达不到自己要求的标准，况且正好借此打发时间。袁敏丽另外打发时间的方式是：跟有限的几个昔日好友通电话聊天、阅读书报以及收听广播。因此，她虽然已经多年不出门，但对外面的形势变化是知晓的。
富方略问：“是否有可能请她来所里跟我们谈话？”
派出所长面露难色，缓缓摇头：“估计不行，上旬分局挂牌后，我们曾通知她来派出所登记户口，以便换发新的户口簿，她让女佣带来一张纸条说请求代办，如果不行，那就拖着再说。上户口这么大的事情她都不肯露面，更别说协助提供线索了。我们回复她可以派警员上门为她办理登记，她也拒绝接受，说不愿意见人！”
富方略说：“她的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不过，今天是调查案情，跟户口登记是两码事儿。这样吧，先派人去通知她，就说是执行公务，请她务必协助破案。”不久，派去的警员回话：袁敏丽同意了，请在半小时后直接去公寓。
袁敏丽所居的这幢公寓大楼共五层，她住在三楼中间，就在电梯间对面。富方略三人乘电梯上来时，一个操一口宁波话的女佣正在电梯口迎候。三名刑警随女佣进门，坐在客厅沙发上的袁敏丽起身打招呼。
刑警见之，暗吃一惊：上海的黄梅天湿热难熬，人体皮肤即使裸露着也会有一种湿答答的感觉，可是这位袁小姐却是用大口罩、蛤蟆形平光眼镜、压到眉毛以下的无檐棉布帽子和一条纱巾把自己的头部、脸面和脖颈围得严严实实，料想必是为了遮掩住被硫酸毁坏的皮肤。
看来袁小姐的生活还不错，因为她请刑警落座后，女佣便端上几碟茶食，沏茶奉烟，女主人还让女佣现磨巴西咖啡豆泡咖啡。
富方略说：“感谢袁小姐的热情招待，但是我们有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我们来，是为向你了解一个姓凌名家鑫字守正的男子的情况的。”
袁敏丽先是一怔，随即用带着笑意的声调嘟哝道：“哦，怪不得昨天有电话打来，想来他是惹着你们了？”
三人听说凌家鑫昨天曾给袁敏丽打过电话，不禁窃喜。
富方略说：“如此，就请袁小姐把凌家鑫的情况跟我们说一说。”
于是，专案组便获知了以下情况——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一夜之间全部被日寇侵占。也就不过两个多月，袁敏丽老爸得罪了一个流氓，被三天两头的找麻烦。袁父无奈，只得请女儿找些有头脸的人物帮忙。
袁敏丽四处奔波，几天后终于辗转觅得一条路子，那就是通过“大井丸”赌场的“抱台脚”老凌搭上日本商人山田，这个东洋人的妹夫是四川北路日军宪兵队特高课的少佐。对于山田来说，只要给他妹夫打个电话就行了。
于是，袁敏丽就去找老凌。
老凌说：“这件事听上去似乎难度不大，我可以试试。”
袁敏丽马上递上一根金条，说：“这是一点儿小意思，东洋先生那里需要打点多少，您有了准信后告诉我，我马上送来。另外，事成之后，另有一根金条送您。”
不料老凌却没有收金条，说：“久闻小姐才貌艺三全，今日当面得见，果然名不虚传。令尊大人这事，我甘愿鼎力去办，搭上性命也没啥说的，我要的酬谢不是金钱，而是要跟您袁小姐有一个交往。”
袁小姐是场面人，当下立刻明白对方是什么意思，因为惦念着父亲的安危，只好答应。老凌很快就把这件事搞定了，袁小姐也成了老凌的姘头。
两人的关系是袁敏丽被那个二愣子小开泼硫酸毁容后结束的。老凌没去医院看过袁敏丽，但是在她出事后的第三天，曾请花店往医院给她送过一束鲜花，内附一纸条子：三日之内见分晓！袁敏丽当时伤痛难熬，心绪大坏，没去琢磨是什么意思。隔日，传来消息，那个在逃小开在深夜被人从其昆山县城玉山镇的藏匿之所抓走，砍下右手扔到县警察局门前。值班警员听到惨叫声出来查看时，小开已经昏迷，凶手不见影踪。
袁敏丽这才意识到那张纸条的“见分晓”是什么意思。此后，老凌再也没跟她联系过，她也没再听说过此人的消息。
没想到，昨天下午三时许，老凌突然往其寓所打来了一个电话！
凌家鑫用袁敏丽以前从未听见过的急促语调对她说：“我想来公寓拜访。”
袁敏丽闻之，不假思索当即回掉：“不行！”
凌还想往下说，但只说了“我这……”两个字就被袁敏丽断然挂断了。袁敏丽估计他还会打来，随手扯下了电话机连接插头。稍停，又想到这厮会不会不顾一切硬闯上门来？于是，吩咐女佣下楼去关照门房：不能让怎样年龄、怎样相貌的一个男子进入公寓。
富方略等人随即向公寓门房了解情况，门房证实袁敏丽所言属实，女佣确实下楼来当面关照过那些话；不过，那个男子没有来过。
富方略三人对上述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很有可能是6月16日深夜，凌家鑫察觉到姜金山、邹有财两个在“安福旅舍”出事后，不敢返回其下榻处，这两天便宛如丧家犬那样四处乱窜寻找安全落脚点。怎奈上海已经解放，尽管治安形势严峻，但他以前结交的黑道哥们儿只怕已经东逃西遁早已没了安全窝，想来想去，就想到了袁敏丽这边。他肯定是知道袁数年闭门不出、拒绝会客的情况的，寻思公寓楼正好适合他暂时躲一阵，就打了电话，可没想到袁敏丽连电话都没听完就直接挂断了。之后他可能又打过几次，但都是无法接通，应该就意识到人家不愿意再见他了。
对于专案组来说，这是一条追捕凌家鑫的重要线索。一干刑警随即进行研析：考虑到凌家鑫的现状，他可能还会骚扰袁敏丽，包括继续打电话指望袁小姐对其产生怜悯，网开一面允其见面。以凌犯的凶残本性和其此刻所处的危急情境，他没准还真会潜入衡山路公寓楼。如果袁敏丽拒绝接纳，那就干脆将其与女佣一并控制。杀死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凌犯的意图是在公寓楼秘密躲藏数日，待避过这阵风头，警方不再对进出上海的水陆通道严密控检后，就远走高飞。现在是黄梅天，如果他把袁敏丽及女佣杀死，尸体很快就会腐烂，他连三天都待不住。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控制两个女人，相信凭其能力是可以做到的。
如此，专案组决定立刻组织力量在公寓楼内外布控，既为保护袁敏丽和女佣，也为张网捕凶将凌犯拿下。
与此同时，专案组还需采取另一条措施：迅速联系电话局，对袁敏丽公寓的电话进行密切关注。以当时的通信技术，电话局总机房还不能在事后通过被叫话机，摸查到主叫电话机号码。但是，当被高度关注的某部电话机有电话打进来时，在不切断信号输送的情况下，是可以确定主叫话机的大约方位的。如果凌家鑫真敢再次打来电话，警方就能够缩小其藏匿坐标的搜寻范围，有助于将其拿下。
当天下午，针对上述两项布控追逃措施的具体落实，专案组长侯季五做了布置。两点半，对袁敏丽所在的公寓楼和电话局进行布控的便衣刑警全部进入岗位。没想到，侯季五刚刚接听完便衣到岗的电话报告，紧接着就接到了市局刑警处的电话，说：“你们正在追缉的那个凌姓逃犯已被发现，他被人打死了！”
八、命丧咖啡吧
上海虹口区有一条长约八百米的小马路，是鲁迅先生晚年经常散步的一条小道，至今还留有先生在其散文中提到的内山书店旧址铭牌的建筑物。这里原是旧时沪上民众经常提到的“虹口靶子场”(公共租界警务处训练巡捕射击的打靶场)内的一条无名小路，1920年被命名为“公园靶子场路”。后来随着租界道路拓宽，靶子场迁移，这条路两旁开始建造房屋成为居民住宅区。“公园靶子场路”与附近一条名叫“千爱里”的新式里弄相通，所以又被附近百姓称为“千爱路”。抗战胜利后，旧上海当局根据谐音把这条马路改称“甜爱路”。
甜爱路上有一家只有一个门面的咖啡店，名唤“黑色射手咖啡吧”，平时生意做得不温不火，最近刚关店。老板是一个白俄男子，待人和气，性格开朗，小提琴拉得很好，坊间传言他以前曾是公共租界工部局交响乐团的小提琴演奏师——那就是专业水平了。白俄老板是个乐天派，有时雨雪天从早到晚没有顾客光顾，他照样乐呵呵地坐在临街大玻璃里面那副座头上朝过往路人吹口哨。他的口哨吹得也好，具有那种穿云裂石的功力，而且可能是小提琴师的原因，音准掌握得极好。凌家鑫的尸体就是在这天午后一点多钟，被人在咖啡吧里发现的。
邻居记得，在上个月27日上海解放那天，那个白俄老板起床发现居民正在热烈欢迎解放军，也兴高采烈地用竹竿撑起一面不知从哪里弄来的红旗，在门口挥舞着向过往的解放军表示欢迎之意，嘴里还吹着口哨，解放军都觉得他吹得好听，纷纷向他挥手致谢。
可是次日，人们就发现“黑色射手咖啡吧”不再开门营业了，但白俄店主还住在里面，每天吹着口哨出出进进，全是一夜之间从收音机里学会的《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东方红》、《咱们工人有力量》等乐曲，见到熟人也会点头招呼。
却说这天午后，有对大学生情侣去虹口公园游玩，想起附近那家“黑色射手咖啡吧”的咖啡不错，机会凑巧，还能欣赏到白俄店主用专业水准演奏世界小提琴名曲，于是便信步前往。
咖啡吧已经歇业三个星期，但白俄店主并未张贴歇业或者停业维修之类的告示，只是把平时营业时总是开着的两扇玻璃门合上，附近经常光顾的顾客就知道咖啡吧不营业。这对大学生情侣虽然不是经常光顾的熟客，但每月总是要来两三趟的，所以知道白俄店主的这个规矩。此刻过来一看，见两扇门都关着，情知今天不巧，人家不营业，别说欣赏专业小提琴手演奏的世界名曲了，连咖啡都喝不成了。于是，转身准备离开，商量着去山阴路上的“蓝色星光”坐坐，那里的咖啡也不错的，就是价钱高一些。两人刚要迈步，那个女生鼻子灵，说：“我怎么闻到一股什么怪味儿？”一边说一边扇动鼻翼分辨，这下清楚了，“啊，是血腥味儿！”
男生一个深呼吸之后，也有同样感觉。两人随即断定这血腥味儿就是从咖啡吧里面飘出来的，正惊惧间，忽见一群绿头苍蝇飞来，争先恐后便往咖啡吧的玻璃门下钻。这就毫无疑问了，咖啡吧里面出事了，兴许是那个白俄店主被人杀害了，两人赶紧去报了案。
“黑色射手咖啡吧”的店主是白俄人，无论被害人是不是店主，都算是涉外案子。所以警员接警后立刻上报分局，分局通知了市局外事科。一会儿，分局、市局的刑警都驱车赶来了。咖啡吧门上的司必灵锁被刑事技术人员打开，一股混着火药味儿和血腥味儿的气味扑面而来。刑警暗吃一惊：这是枪击命案啊！打开电灯，定睛一看，店堂地面上躺着一具男尸，仰脸朝上，胸口中枪，身下一摊血迹已处于半凝固状态。
之前，市局刑警处已向全市各分局、派出所下发了凌家鑫的内部通缉令，虹口分局刑警老常一看这张脸，立马想起了通缉令上的照片：“哎！死者就是‘6·16’专案组通缉的逃犯嘛！”
几个刑警过来辨认，都一致认定确实是同一人。如此，按照规定，刑事技术人员、法医就都不便立即着手勘查现场和检验尸体了。外事科那个警员立刻去附近找了部电话机向市局报告，于是消息立刻传到专案组。
当下，侯季五、富方略两人即率一干刑警赶往甜爱路现场，会同法医、刑事技术人员一起检验死者尸体和勘查现场。
死者的容貌和留在现场的指纹表明，此人确是专案组正在追逃的对象凌家鑫。在其身上发现一支美制左轮手枪和内有一些现钞和黄金首饰的钱包，在拴在腰间的肚包里，发现了二十多发子弹和一些银洋。
咖啡吧店堂里的桌椅、茶杯等物品上，遗有另一个男子的指纹，专案组认为这是“黑色射手咖啡吧”的老板安德烈·柏尔卡斯基的指纹。因为这家小咖啡吧由这个白俄老板独自经营，老板、伙计都是他一个人。咖啡吧的房屋是他在多年前从一个离沪返乡的小酒肆老板那里转让下来的，虽然只有一个门面，但进深有三，前是店堂，中是料理间兼库房，后面则是安德烈的卧室。刑警在这间卧室里发现了“6·16”系列扒窃案的少量赃物、护照等，经刑事技术人员鉴定，上面残留的指纹有多枚与在店堂里提取到的相同。
法医检验认定，凌家鑫的死因是其左胸部挨了一枪。由于是超近距离射击，这颗子弹的穿透力极强，从胸前射入后穿过躯体，由后背穿出，击中店堂一侧的墙壁后，才掉落在地板上。刑警根据现场还原出当时的场景：凌家鑫在午后(其胃里的食物残留显示他是在外面吃的牛肉面作为午餐，咖啡吧里的食物以及食材中均无面条和牛肉)到访咖啡吧，老板安德烈接待了他。两人在店堂中间的一张桌子处面对面而坐，面前各放着一杯咖啡，而且都喝过一些。两人一边喝一边谈话，估计谈得很不友好，甚至发生了争执，安德烈拔枪就冲他勾了扳机，一枪毙命。安德烈杀人后，匆匆逃离。
李士英局长接到该案报告后，立刻下令：封锁沪上水陆通道，务必尽快将安德烈逮捕归案！
当天午夜，经过化装的安德烈·柏尔卡斯基手持伪造护照，企图搭乘外轮逃往境外时被截获。
连夜讯问，安德烈对自己所犯罪行供认不讳。
安德烈·柏尔卡斯基1914年出生于俄罗斯圣彼得堡的一个贵族家庭，其父老安德烈是沙皇军队的一名少将。1917年俄国发生“十月革命”，老安德烈带着全家逃亡中国。先在哈尔滨落脚，几年后来到上海，在虹口公平路以经营餐饮谋生。老安德烈当时开了西餐店、咖啡馆各一家，西餐店的后院作为全家居住处。
老安德烈西餐店的员工中有一个被称为“傻瓜伊万”的小老头儿，当时已经五十挂零，其外貌看上去还要比实际年龄大出一截，说年届花甲也有人信。但包括老安德烈在内的所有人都不知道，这个看上去一副傻态的小老头儿其实是沙皇时期全俄著名的“神偷彼得”，还当过沙俄警察的眼线。 “十月革命”后，他脚底抹油，也踏上了逃亡之旅。
他的逃亡路线跟老安德烈全家一样，也是先去哈尔滨。然后奔赴江南，最后定居上海。而且不知动用了什么手段，他竟然弄到了上海地方政府签发的拥有中国国籍的合法证明，还在租借的简陋住所落上了户口。他为自己起了个中国名字叫伊方正，说是有一半中国血统的混血儿，而且是出生在上海的。
洗白身份后，伊方正开始学着过一份正常人的生活。这倒并非他真的想金盆洗手摒弃旧业了，而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神偷彼得”的扒窃技艺是由一个吉卜赛流浪者传授的，那个吉卜赛人的作案工具是牙科医生的金属镊子，辅佐工具是外科手术刀。当时，这种作案手法在扒窃这一行中实属罕见，伊方正考虑得比较周密，他担心自己以此手法作案会在上海滩出名。而此时背井离乡的伊方正已不想出名，只想安稳过日子，因此他不再作案，靠自食其力谋生。
或许是天意，伊方正做出这个决定一个月后，他就因长期酗酒导致脑梗。幸好不算严重，去医院也及时，而且他入乡随俗接受了中西医结合治疗(当时并无这种医院，是他自己选择了既看西医也看中医)，总算基本康复。之所以说是“基本”，是因为脑梗还是让他留下了后遗症.双手有时会没预兆地胡乱颤抖一阵，如同通了电一样，时间有长有短，没有规律。知名的西医、中医谁都无法解决这个难题，老伊只好认命，从此也彻底断了行窃的念头。
安德烈·柏尔卡斯基十六岁那年，伊方正经人介绍，进了老安德烈开的西餐店做了一名杂役。这时，以苏联为首的“共产国际”在上海正处于最为活跃的时期，出于安全考虑，伊方正为自己在西餐店工作定下了基本原则：任劳任怨、装蠢作傻、不事张扬、与人无争。他以早年学扒窃技艺的吃苦耐劳劲儿，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成功把自己塑造成“傻瓜伊万”(老安德烈规定凡是进西餐店打工的员工，不论国籍，都得有一个俄罗斯名字，伊方正于是就自称伊万——这个名字在俄罗斯人中的出现率最高，不容易惹人注意)，此后一直平安无事。直到七年后心脏病发作，救治无效，一命呜呼。
若说世间真的有“缘分”之说，安德烈·柏尔卡斯基大约与老伊算得上有一份。安德烈的性情跟老伊有几分相似，比如沉默寡言、习惯观察琢磨、遇事冷静等等。他生活在自家开的西餐店里，小学毕业放暑假时报了一个训练班学习中国武术。坚持几年下来，倒是会耍几套拳脚，还学到了持短兵器防身格斗的一些技能。常言道：初学三年，天下去得。安德烈就是这样，虽然不曾去外面马路上跟人打架，但在西餐店后院打沙袋、摔皮人什么的折腾得非常起劲儿。那一阵，他看了几次杂技飞刀表演，于是又自己琢磨着练起了飞刀。老伊干的是杂役活儿，后院是他经常待的区域，对于安德烈的这一套举动已经熟视无睹了。
一天，安德烈用飞刀掷扎七八米开外的木板靶子，却屡掷未中，不由得长吁短叹。
老伊这时正好在院子里打扫，闻之不禁觉得好笑。以他的谨慎，当然不会真的让自己笑出来，只是眼神里露出了流星般转瞬即逝的笑意，却不想被安德烈正好瞥见。
安德烈有些恼火，就把老伊叫到面前，问他笑什么。老伊摇头不语。安德烈愤怒说道：“你不讲清楚我就让父亲辞了你！”
老伊对在西餐店打工是颇中意的，当下就愣了。因为他知道老板对这个唯一的儿子极为宠爱，向来有求必应，对于回掉店里一个杂役的事儿还真可能不会拒绝。他不想离开西餐店，这年头工作难寻，即便寻到了也得费心耗神在新老板那里重新打造一个“傻瓜伊万”的形象，于是就决定露一手给少爷开开眼。
当下，老伊微笑着随手从刀架上取了一柄短刀，也不摆架势，不踩步子，而且还侧着身子，把手看似轻轻松松地往侧面方向的靶子一甩。安德烈只见一道白光闪过，还没回过神来，“咚”的一声，刀子已经扎中了靶子上用粉笔画的那个半身小像的咽喉位置。安德烈顿时愣了，他之前老是听说上海滩是藏龙卧虎之地，没想到这话竟然应到自己头上来了，家里就藏着一个高人啊！他立即恳求老伊教授飞刀功夫。
老伊没想到自己一时欠考虑，竟然差点暴露真实身份。无奈之下，只好以保密为条件，收下了这个唯一的徒弟。但他并不想真的教飞刀术，因为他的这手飞刀术并不是拜师学的，也不是自创的，而是跟着那个吉卜赛师父学了几年使用金属医用镊子、手术刀的扒窃技艺后，手上有了那份感觉，自然而然就会了。所以，若是要他教飞刀，他还真的不知该从哪里着手哩。但是，已经答应收下这个徒弟了，便不能违诺，只好先教从如何操作金属医用镊子、手术刀开始。而安德烈根本不知道还有这么一回事，反正老伊教什么他就学什么。
要说安德烈还真有天赋，不过学了两年，手感就已经出来了。此时的安德烈已经能把各种形态不一的金属镊子和手术刀当作自己的手指一样任意运用，只需去社会上进行一段时间的实际操作，就可以成为一个技艺高超的扒手了。但此时他脑子里想的只有飞刀。
一天，他向老伊请教如何把这种动作移到使用飞刀上。哪知这时老伊的想法发生了变化，他暗忖：这小子是上帝派来传承我那手窃技的吧，否则他怎么这么快就学会了？不如就把我这一身偷窃的本事传给他吧。
老伊虽然这么想着，但此刻却不能说。如果这小子一听他的飞刀梦落空、还要当小偷，肯定跟自己急。
那又该办呢？这个，老伊有办法。先是答应安德烈教他飞刀，还买了几个菜让安德烈陪他喝酒。俄国人喝酒那叫一个实在，两个人都喝不少。次日老伊的颤抖症又开始发作了，而且瞧那势头比以前任何一次发作都凶。老伊治了一个多月，颤抖依旧。他自己倒不在乎，可安德烈就大大在乎了，因为老伊胳膊的这种抖法儿，别说耍飞刀了，就是叫他拿把切菜刀只怕也拿不稳了。
接下来，老伊就开始实施他的第二步计划了。他告诉安德烈：“飞刀看来是练不成了，不过没关系，我还有门技艺，比飞刀刺激多了。”
安德烈问是什么技艺，老伊说咱俩出趟门你就知道了。安德烈那颗原本就不安分的心又被撩拨起来了，好奇心顿生，说：“要不就试试吧。”
于是，师徒俩就来了一次上海周边游，从上海到苏州，又从苏州去杭州，再从杭州回上海。行程不长，时间一周。回到上海，老伊把这趟旅行所获拿出来一清点，现钞、黄金首饰、银洋、手表、金笔，琳琅满目摆了半张桌面，惊得安德烈瞠目结舌。
老伊把作案工具也放在桌上，说：“少爷，这够刺激了吗？玩得转，就发财；一失手，就被抓。”
安德烈从小活得滋润，追求的就是刺激，顿时便兴奋起来：“师父您这门技艺从何而得？为什么身怀这等绝技不去发财，偏要打工做杂役呢？”
老伊便把自己的情况一五一十做了一番陈述，听得安德烈连连倒抽冷气：“刺激！太刺激了！”
安德烈就这样成了老伊这门独家技艺的传人，不但要传承下去，还要发扬光大。
老伊叮嘱他说：“你可以去社会上试试手，但是不能在上海行动。因为一旦失手被擒，就会牵连到你爸爸和我。”
安德烈精明灵活，马上明白其中利害，答应去上海周边试手。老伊又趁热打铁给他说了一些作案要诀、防范要领等千金难买的心得，安德烈都牢牢记在心里。
两天后，安德烈独自出门做了一趟旅行，从上海出发沿沪宁铁路走一个来回。十天后，竟然也是满载而归。安德烈初次单飞便大获成功，心里就有股冲动，想再接再厉。但遭到了老伊的坚决阻止：“你已经会这门技艺了，眼下不能使用，要等到我死后再出山！”
安德烈发誓从之。但他怕自己哪天憋不住，手一痒要去玩耍样地作个案子，万一运气不佳失风，最后连累师父和老爸，于是就向老安德烈提出请求：“我已经长大了，可以独立生存了，我去附近寻个门面开一家咖啡馆行吗？”
老安德烈表示支持，于是，甜爱路上就有了那家只有一个门面的“黑色射手咖啡吧”。
九、“黑色闪电”落网
1937 年，老伊病殁。安德烈悲哀之余，有一种困鸟放飞的感觉。处理完老伊的丧事，他就以散心为由，跟老爸打了个招呼，在咖啡吧门上贴了一纸“暂停营业”的告示，携带作案工具外出旅行了。这时，老安德烈还在世，家里经济条件不错，他倒也不完全是为钱。当然，随着年龄的增长、见识的增多，追求刺激的那份冲动减弱了，取而代之的是自己被老伊赋予的那份“传人”的承重感。就像师父被江湖称为“神偷彼得”那样，安德烈认为自己也该有一个叫得响的名号。
这次旅行，是从上海一直到徐州。安德烈将此作为“习练之旅”，有时作完案，会再用相同的手法来一个物归原主，既是练习扒窃技艺，又是锻炼心理素质。在近处瞧着失主发现钱包丢失、接着又失而复得的神态情绪的巨大变化，他觉得也是一种刺激。
旅行即将结束时，安德烈在昆山的一家旅馆里出手救了一个男子。
这家旅馆不大，后院只有两间客房，安德烈独自住了一间，一个男子住了另一间。当晚，该男子在外面喝高了回房倒头便睡。安德烈原本已经睡下，却被那男子发出的炸雷似的呼噜声吵醒，再想入眠已是不能，于是就从行李内取了本小说浏览。才看了两页，忽然听见外面有轻微的异响，不禁奇怪，便翻身下床，没开灯，轻悄移步至窗前，从窗帘缝隙处往外张望。月光下，只见三个便服汉子手持手枪，正蹑足潜行至隔壁房门前，然后二话不说，撞开房门就闯了进去。
安德烈不知这是什么路数，寻思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人家又不是来抓自己的，不必理会。不料，却听见那三个汉子在悄声商量，大意是趁此机会，何不把隔壁那个住客也盘问搜查一下，说不定也是歹人。安德烈一听便知道这三个便服汉子是警察，奉命前来抓捕隔壁房间那个打呼噜的男子。自己行李里有这趟旅行的不菲收获，那是经不住盘查的。
思忖间，三个便衣中的两个已经在叩门了。安德烈取出随身携带的手术刀，迅速装上锋利无比的精钢刀片，嘴里应着“来了”，空着的那只手已经把门闩拔开了。门外两个敲门的警察没想到这个旅客的动作这样神速，话音未落，房门就打开了。跟着，还没看清对方什么模样，持枪的手背已经一阵剧痛，手枪被对方劈手抢去——竟是同一只手一扫而过，几乎同时没收了两把手枪。安德烈原本就是学过格斗的，紧接着就施出一招“单足连环脚”，提起一条腿接连踢了两脚，选中的袭击部位有点儿阴——裆部，把两个便衣当场踢倒，疼得张着嘴发不出声音，也不顾右手血流如注，连同左手一起捂着裆腹部在地上打滚。
那个已被扣铐上绑的汉子也颇了得，当下趁押着自己的警察目瞪口呆之际，转身一个头锤撞在对方下巴颏上，同时抬脚也给了对方裆部一下。
安德烈行事快速又有条理，用手术刀割断那汉子手腕上的绑绳，又从便衣衣兜里搜出手铐钥匙给那汉子开了手铐。那汉子来不及道谢，先把地上的三支手枪捡起来，这才悄声对安德烈说：“朋友，此番这祸闯大了，赶紧走吧！得找根牢固的长绳子，以便悬吊出城。”
安德烈有洋老江湖师父生前的真传点拨，处事不慌，说：“从前面出门时，得把柜上的住店登记烧了。”
这个被安德烈救下的男子，就是凌家鑫。从此，两人成为好友。若说安德烈遇到“神偷彼得”是改变了其人生道路，那么跟老凌的结识相交则是给他走向人生邪路增添了一份助力。这份助力包括为安德烈出谋划策创立门派，具体来说就是老凌在知悉安德烈的那套作案工具的材质后，为其出主意说可以把金属材质改为竹子材质。老凌的本行是漆匠，因为跟诸般漆器打了多年交道，所以对竹子的性质了解甚深。他把金属与竹子作为作案工具的利弊分别作了精细分析，其中不乏引经据典，列举中国古代以竹子为材料制作兵器、暗器、机关的诸多例子，说得安德烈心痒难熬，让老凌寻觅能工巧匠先试制若干件产品供其研究。于是，就有了茅山“一得观”老道士会济那份被半胁迫制作特殊竹器的活儿。
老凌的心灵手巧不亚于安德烈，他在这个“材料改换工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为他熟悉竹子的特性，而且江湖经验丰富，一次次修改意见几乎都是他提出的。最后，这个工程终于完成，老道士按照图纸制作出了既比金属重量轻，又具有金属所没有的柔韧特性的新一代作案工具。拿到外埠去一试，果然达到了预想的效果。
老凌认为产品算是定型了，但还得上漆，用来防潮、防变形且能不反光。这对于老凌来说，是最为拿手的技能，于是自己研制了一种黑色亚光特殊漆，精制了一套作案工具。安德烈见之大喜，对这种涂过特殊漆的小竹器简直爱不释手，再结合自己作案时伸缩如闪电瞬间得手的动作，为自己起了江湖名号：黑色闪电。
之后的三个多月，安德烈隔三岔五就去上海周边城市溜达，伺机作案，作为对改变材质后的作案工具的测试。据其不完全回忆，这段时间他作案不下百起。这时，老安德烈已经病殁，给他留下了一大笔遗产。
老凌鉴于安德烈三个多月的测试成绩，认为他可以在上海滩打出“黑色闪电”的名号了。两人商量后，便由老凌化名老窦去约位居沪上“七大神手”末位的胡仁山来挑战。原以为必胜无疑，哪知最终却是安德烈败北。无奈，他只能按照规约许诺，不在上海滩黑道上露面。
安德烈的临场发挥技不如人，老凌大觉意外。他鼓励安德烈：“你闭关埋头苦练一年，明年在‘七大神手’的其他六位中挑选一个再次挑战，肯定能胜出。”
安德烈说：“这不合江湖规矩吧？容我想想再说。”
他反复考虑下来，最终还是没接受老凌的这个建议。不过，安德烈在一点上与老凌达成了共识：既然他练成了这个独门绝技，那就要用起来，但是必须严守诺言，不能在上海滩扒窃作案。
之后，安德烈每年离沪外出一两次，有时与老凌同行，有时则独行，每次都有不菲收获。安德烈非常谨慎，而且不差钱，就把所获都让老凌保存，而且随时可以取用。这些年来，老凌对安德烈“创收”的钱财动用得并不算多，每次动用前都主动向安德烈道明用途，征得同意。这一点，使安德烈觉得老凌这人可靠，对其极为信任。
安德烈自己当然也有用项，去福州路逛堂子，心血来潮时施舍乞丐，还几次匿名捐款救助灾民什么的。要说这人还真是聪明，他独居甜爱路咖啡吧，经常阅读图书杂志、收听广播打发时间。因为买不到功率强大的短波收音机，就自己买了专业书刊研究无线电，去旧货店摊淘来零部件，自己动手装了一台收音机。之后，安德烈就能清晰收听海外电台、解放区电台了。初时不过解闷，渐渐就对日益紧张的时势留意起来，预测国共内战前景。他对此方面的上心，已经超越了打发时间寻求消遣，而是开始为自己的个人前途考虑了。
还真别说，安德烈对于时势的研判还是蛮准的。1948 年11 月中旬，辽沈战役结束，他推断国民党必败。这下，他就开始失眠了：以中共的外交路数，新政权肯定会和苏联建立外交关系，而以他对苏联的隔空印象，届时苏联很可能会要求遣返本世纪前期从苏联流亡来华的白俄侨民，以清算当年的那些旧账。他那个榜上有名的沙皇少将老爸尽管已经去世了，但他这个儿子还在啊。他左思右想，觉得远走高飞去往海外方为上策。
安德烈在考虑上述人生大事时，他的哥们儿老凌的脑子也没闲着。老凌虽然从不收听电台，也不大看报纸，但是他在社会上交际甚广，三教九流的朋友颇多，所以对时势的了解程度不在安德烈之下。他根据北方一些朋友辗转传来的消息得知，凡是已经解放的城市，新政权对他这种人是不会客气的。老凌的历史经不起调查，肯定得去刑场，再宽大也得弄一个无期。因此，老凌想来想去，只有效法当年安德烈的老爸，来一个逃亡，去海外定居。
说起来，老凌倒还是讲义气的，他没有把安德烈数年的“劳动果实”收拾一下，卷款而遁，而是在打定主意后先去跟安德烈谈了一应想法。安德烈说：“这真是‘英雄所见略同’了，我也是这样想的。”于是，两人一拍即合，随即开始商量具体事宜。这一商量，就有了镇江那两个哥们儿姜金山、邹有财的活儿，这活儿后来竟把他们送进了上海提篮桥监狱。
安德烈对老凌说：“咱俩此番远走高飞去了海外，可就是‘黄鹤一去不复返’了，别的倒没什么可顾虑的，只有一点咱们得预做准备，那就是得带若干套小竹器出去啊！”
原来数年前定制的那套小竹器，经过长时间的使用，性能已经变弱。这次去了海外，就没人能给他们制作这种世间独一无二的小竹器了，即使把那两个竹匠一并带走，只怕也寻觅不到那种最适合制作小竹器的竹子了。
老凌说：“我考虑下来，只有一个法子：请那二位赶制几套，我们带走。”
安德烈赞同，说：“那就请你去镇江走一趟。”于是，就有了老凌的那次冬日镇江之行。他们给那两位工匠半年时间制作六套小竹器，那是因为按照安德烈的估计，半年之内中共别说解放大上海了，就是长江也打不过来。没想到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中共大军竟然势如破竹，赶在安德烈预测的时间前渡过长江，攻占南京，解放了上海。而这时，定制的小竹器还没交货，护照签证也没来得及办理。
两人因此而陷入了惊慌境地，几次三番商量下来，总算想出了一个主意：自己伪造护照！怎么个造法儿？说来似乎也不算特别犯难：外国护照上的证件照是用很厚的照相纸冲印的，照相纸是舶来品，中国照相馆为降低成本，所用的照相纸远比外国的薄，安德烈的主意就打在这个“薄”上，只要把外国真护照上的持证人证件照撕下来，将薄证件照覆在其背面，然后用工具小心翼翼沿厚照片背面的钢印凹痕拓在薄照片上，再贴回护照即可。这样，安德烈也好、老凌也好，就摇身一变成了外国人。这种造假手法，如在现今使用，百分之百戳穿，因为边检的电脑系统里都有护照底卡，只要按照护照号码搜索出来对比一下就会按警铃了。可是，七十多年前的情况就不同了，证件上的钢印就是最后一道验证身份的关卡。
安德烈、老凌商议妥当，安德烈说：“护照我去搞，你最近待在上海住所别出门，尤其是千万不要来甜爱路这边找我，以防万一。我得手后，会给你信息的。”
于是，就有了“6·16”、“6·17”系列扒窃案。安德烈之所以频频作案，倒并非纯为敛财带往海外，而是要窃到护照上的年龄、国籍不会穿帮的假身份对应人。因为要提防旅行途中或者受到检查时对方用外语跟你做交流，一旦听不懂、答不上，那就当场穿帮了。安德烈的母语是俄语，尽管平时不常用，但让他说是没有问题的；另外，他因为在公共租界工部局交响乐团的小提琴师岗位上供职过一段时间，英语也还过得去。不过，即便如此，他也只能盗用苏联、英国、美国的护照，他的形象跟上述三国公民也相似。老凌的长相就只能是东亚国家的人了。老凌的日语还勉强，那就得盗用与其年龄差不多的日本人的护照来冒充了。
说是这样说，但安德烈作案之前是不可能知道对方的国籍的，只能靠蒙。因此，尽管他连续两天作案多起，但窃得的护照和自己的要求都不相符。老凌的护照就更难觅了，因为抗战后沪上已经很少有日本人了。
至于失主中的几个女性和苏南行署公安局政保侦查员，那是安德烈施放的“烟雾弹”，为了让刑警分析案情时产生误判。
那么，安德烈为什么要把老凌一枪撂倒呢？他对刑警的解释是“误伤”——
那天午后，老凌突然登门。安德烈现制了两杯上等咖啡，坐下后询问对方来由。得知姜金山、邹有财被捕，小竹器没到手。安德烈大失所望，再加上自己弄护照也不顺利，憋了一肚子火，他对老凌说：“合适的护照也没弄到，倒是弄到了一把没用的枪。”
安德烈从怀里掏出那把从政保侦查员老陆包里窃得的手枪，一把拍在桌子上，用于着急上火，用的力气极大，没想到“砰”的一声，手枪竟然射出了一发子弹，由于枪口是对着坐在对面的老凌的，这颗子弹正好击中了他的胸部，倒霉的老凌当场毙命。安德烈担心枪声引来警察，来不及清理现场就赶紧逃离了。
供述到这里，安德烈犹是一脸的不解的说：“我至今都搞不明白子弹怎么就发射了。”
刑警对此也不解，要说是安德烈胡乱编造吧，现场勘查发现的痕迹确实可以印征安德烈所供述的这个情节，于是就想到了可能是手枪有问题。
经对手枪进行鉴定，专案组认定安德烈的“走火误伤”说法成立。
专案组根据安德烈供述的老凌生前的藏身地址前往搜查，获取大量赃物赃金。到此，“黑色闪电案”终于侦破。安德烈·柏尔卡斯基在三个月后被上海市军管会判处死刑，姜金山、邹有财二人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安德烈是上海解放后，因刑事犯罪被执行枪决的首个外籍罪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