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封档案》拾零：港澳飞贼盗故宫
作者：萨苏
当他在深夜0点45分左右到达陈列室的门前，开始破坏门锁准备进入之时，忽然听到有人大声喊喝：“谁？！”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只听下面砰的一声，便有人朝天开了一枪，见他还不停步，第二枪接着便响了。…………
一、
在拙作《京城十案》里面，我曾经写过一个北京老刑警侯子怡侦破的怪案。在那个案件之中，有一个会缩骨功的贼施展神通，居然把农业学院一家外籍教授的公馆洗了个一干二净。这个故事被哈尔滨铁路公安处的退休警官老丁看了以后，他表示颇为欣赏。
合上书，老丁对我说：“在我们系统，也抓到过这样一个会缩骨功的贼。”
“不，他偷的是故宫。”老丁说。
老丁说的故宫，并不是北京的紫禁城，而是他们东北那嘎达的沈阳故宫。
这个案子并不是老丁亲手破获的，因为老丁是哈尔滨铁路公安处的台柱子，而破了这个案子的应该是沈阳铁路公安处的干警，两家一南一北，除了都是吃两条线风马牛不相及。不过，经手此案的主儿和老丁是一起在警校进修过的同学，而且这个案子又十分的出奇，故此老丁从他那里仔细了解过案情，给我说起来，也毫无滞涩。
在上个世纪80年代，火车跑的速度快，去的地方远，对逃犯来说是最理想的逃脱工具。所以铁路公安处永远有一个重要的任务，便是保障车上安全，并对混在旅客之中的通缉犯嫌疑人进行有效抓捕。也正因为这个原因，铁路公安每天都会接到各种各样的协查通知。
老丁的那个抓人的同学，比他年纪小不少，但精明强干，管着沈阳铁路公安处底下整整一个大队的乘警。
1983年7月，协查通知中突然出现了一个特殊的——居然是有人前一天晚上去偷沈阳的故宫并跑掉了，现在其人可能潜逃出辽，故沈河区公安局报上来要求铁路公安系统协助缉拿。
这个协查通知之所以特殊，是因为每天来的通缉令和协查，大多数是全国各地的，而这一个就发生在沈阳本地，让人倍感“亲切”。另外这个案子说实话有点大，居然有人敢去偷沈阳的故宫啊！别忘了，那可是清王朝龙兴之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沈阳故宫位于辽宁省沈阳市中心，又称盛京皇宫，始建于清太祖天命十年（1625年），建成于清崇德元年（1636年），总占地面积63272平方米，建筑面积18968平方米。它不仅是中国仅存的两大皇家宫殿建筑群之一，也是中国关外唯一的一座皇家建筑群，为清朝初期的宫廷所在地。
无论是故宫还是颐和园，这种地方当然文物众多，但对贼来说都不是什么好相与的地方。且不论今天有了各种各样现代化的防盗设备，在没这些玩意儿的时代，这些地方也是对贼来说属于禁地的。只要没了游人，这些地方的管理人员都会进行巡逻，更可怕的是还会把狗放出来。宫里的猛犬六亲不认，一般的贼打又打不过，逃又逃不了。
这次偷沈阳故宫的贼，明显对这些手段并不当回事。这家伙是一个典型的飞贼，从现场看那么高的宫墙，人扒着墙缝就能一翻而过。后来发现，他进入故宫后，基本都是踩在屋檐上头走的，而且如同狸猫一样毫无声息。这个贼明显是谋定而后动，目标直指宫内东部的展览陈列室。1983年夏天，这里正在举行沈阳故宫《帝后生活文物特展》。
沈阳故宫是清王朝入关之前的皇家宫廷所在地，所以里面有不少的宝物。这一次包括鹿角椅、大金天命云板等都在此处展出。单从这个贼的作案手法和其准备来看，这次盗窃如果运气好，闹不好还真会被他弄成。
也许换一个时代，这家伙作案就没这么容易了。出事那个时候，沈阳故宫在保安方面还存在不少欠缺。什么红外线探测仪，什么内置电子报警装置，一概皆无。这个贼据估计是在下午参观时间结束时，藏在故宫中的某一个隐蔽之处，等巡逻过后在半夜钻出来实施作案的。他的功夫甚高，因此在宫门落锁之后，仍能穿行于宫中，而几乎得手。
故宫这种地方，哪是说来就能来的呢？当他在深夜0点45分左右到达陈列室的门前，开始破坏门锁准备进入之时，忽然听到有人大声喊喝：“谁？！”
还有这么责任心强的保安？发现自己行迹暴露，这个贼并不拖泥带水，动作很灵活，当即窜上了房顶，对对地面有人高喊“站住”听而不闻，开始沿着屋顶狂奔，试图尽快逃出。
但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只听下面砰的一声，便有人朝天开了一枪，见他还不停步，第二枪接着便响了。这一枪十分准确，正打中案犯的腿部。
“中国不是禁枪社会吗？一个展览馆的保安怎么还会带枪？”估计这贼心里也会惊奇万分。
这一枪把他直接从房顶上打了下来，掉进了一个许久没人居住的院子。保安人员立即开始对这一带进行搜索。
老丁说：“这个贼倒霉，前一年警戒还没这么严，巧的是这一年早些时候，沈阳故宫刚刚发生了一起盗案，逼得保卫部门加强警戒。”
这个案子发生在2月份，当时有一个沈阳二十七中学的学生带着作案工具，用和这个贼一样的手段在闭馆时候躲过保卫人员的视线，晚上溜到了皇帝的寝宫清宁宫并破窗而入，把里面陈设的30件文物全部盗走。这个熊孩子盗窃手法相当笨拙，但因为当时保安力量不足，警惕性不高，竟然被他得逞。
好在第二天，其父母深明大义，押着这个惹祸的小子去了派出所，这样才使文物得以完璧归赵，只是其中有几件已经被他玩坏了。
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故宫上下自然凛然相对，负责保卫的干部人人都要写检查。这一年偏巧还是“重点展出年”，预计将在沈阳故宫展开多个大规模的珍贵文物展。已经捅了篓子，使功不如使过。当时院长向保卫部门要了军令状，要求他们切实保证在此后各项展览期间文物的安全。
这一招果然有效，负责保卫的头头出自军中，一怒之下索性申请了用枪并按照军事警戒的原则，在院子里既设明哨，又设暗哨，还加上流动哨来保障不出问题。也许他这么做，是想让上级感到自己很重视，客观上却让那个贼吃了大亏。他死活也想不明白，一个故宫为什么警卫工作弄得和军事基地一样。
只是当时条件毕竟有限，出事时的沈阳故宫，晚上还没有整体照明设备，所以那贼跌落到某个院子里的时候，保卫人员除了几根手电，就没有什么可以用来搜寻的工具了。一直忙到天亮，也没有找到贼的踪影。
不过等天亮时分，终于有人发现在外墙边上扔着一个空的黑色布袋，这显然不是宫中之物，却可能是贼准备用来装赃物的。接着又在墙顶上发现了新鲜的血迹。根据开枪的保卫干事的描述，以及遗留下的血痕，大家判断这个贼已经中了枪伤，但靠出色的轻功，竟然仍能带伤翻越院墙，已经在夜间逃之夭夭了。
考虑到这个案子的政治影响，故宫方面在第一时间通知公安局，并立案侦查。出于严防死守的原则，公安部门迅速通知铁路系统进行协查。
据他们的通告，嫌疑人身高约1.6米，身材瘦长，服装黑色（可能更换），年龄不详，腿部有枪伤。
接到这份协查通报，铁路公安系统不敢怠慢，马上加强了对进出站人员的检查，也有同志感叹“燕子李三居然复活了”。
他没有想到的是这次情况比燕子李三还复杂，李三至少还是我们本地产的，这一次他们要面对的竟然是一个港澳同胞……
二、
在故宫里居然动枪抓飞贼，这件事，今天想想都觉得不可思议。
不是说故宫这样的部门不可以配枪，至今在十三陵等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依然有武警站岗，也确实是有枪的。但是以今天的条件和环境而言，大多数干警或者保安人员都不愿意在城里开枪。主要是因为人口过于密集，容易产生误伤，何况是在故宫这样文物众多的地方呢，一不留神走火了，打错了人或者打了文物怎么算？看来80年代的保卫人员还真是有些猛得过头呢。
能从这些猛得过头的保卫人员手里逃出，这样的飞贼，显然水平也不低。但是按照老丁那位同学的说法，抓他倒真是没费什么劲儿。
早晨接到的协查通知，还没到中午就有乘警用铁路电话发来消息，说那敢偷故宫的小子已经就擒了，只是身份有点特殊。
“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有什么特殊的？”这边问。
“是一澳门同胞。”这句话一说，大队这边也傻了——铁路上抓过那么多的贼，这从澳门来的贼，还是头一次逮到呢。
历史上也有来自澳门的案犯在大陆被抓，但多是诈骗这类斗智不斗力的或者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的，这靠一身功夫混的，还真是少见。
后来老丁点评，这贼被抓住，还是运气不太好，思维也有问题。大概是为了掩人耳目。他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了一套农民的衣服穿在身上，显得邋里邋遢，而在乘警眼里，这样的人才引人注目——他不是逃票的就是盲流啊。
在澳门躲警察的招数和在大陆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假如这小子直接西服革履的上车，估计乘警连眼皮都不会夹他一下。在80年代初期，港澳台同胞还是很有地位的。一般他们出现，大家都会认为这不是回乡探亲的，就是回大陆投资呢。连那时的土产歌星都要弯着舌头学鸟语，谁想到港澳同胞会去做贼呢？这位画虎不成反类犬，被乘警查票的时候，又注意到他一条腿一拐一拐的，便想起了早晨那份通报。请到值班室一检查，枪伤就落实了。
此人对夜盗故宫也供认不讳。但能看到对方的证件，发现是一位澳门同胞，乘警一时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反正当老丁那位同学站在站台上迎接乘警们凯旋的时候，却看见两个乘警客气地扶着这位，挺友好地从车上下来了，甚至都没给他戴手铐。
“宫墙他都能翻，你就不怕他跑了？！”大队长几乎发飚。
结果人倒是没跑，但是该记功的记功，该扣奖金呢？也一样要扣。
这个贼，到了铁路公安手里，没呆上俩钟头，就被市局要走了，而且要的时候千恩万谢，很感激铁老大的帮忙。据说对这个澳门飞贼，市局也很重视，还专门请了有名的侯喜文大夫给动的手术，帮他取出了子弹——当然，这子弹经过比对，确认是保安枪里射出的，也是一件很重要的证物。
但这人偷故宫到底是怎么回事？即便是警察同志，对罕见的澳门飞贼也还是挺好奇的。铁路公安的这份好奇心，很快就得到了满足。
不到一个月，便有相关的刑警乘车南下继续办这个案子，老丁的同学正在车上巡视，便请他到公务车一起吃点好的，顺便聊聊那个飞贼的情况。一谈之下才知道这个飞贼竟然颇有来历。
原来，这次作案并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事情，而是一起港澳合作对沈阳故宫进行盗窃的预谋型犯罪。主持盗窃的是一个香港文物走私团伙的头子，此人曾专程到沈阳来踩点，一方面是观察保安工作的漏洞，另一方面则专门参观了展览。在参观展览的时候，他专门把自己想要的几样宝物用相机拍摄下来，把照片带回香港，给这位飞贼过目，以免他到时下手出错。
这个飞贼确是澳门人，名叫曾树基，他祖籍广州，生性好赌，故此在手头不宽裕的时候，便时常入室作案，在当地的江湖上也算有一点小名气。后来便受这个香港老板的雇佣到大陆实施对文物的盗窃。
因为那个香港老板预先踩过点，故此他实施行动时对于在宫中应该走怎样的路线，怎样避开保卫人员都有了一定的了解，只是没想到大陆的保卫人员，竟然用防卫军事基地的方法来守卫文物。
这个名叫曾树基的飞贼个子瘦瘦小小的，有点像个猴子。尽管个子小，这个人胆子却很大，竟然敢去偷盗故宫——不过这只是我们的第一印象。
据审理过这个案子的公安人员讲，其实该犯胆子并不大，所以被抓住时怕挨打在车上便承认了盗窃故宫未遂的事情。而且，至少对于在沈阳怎样试图偷盗故宫一事，他讲的还是比较清楚的。
据他说，最初香港老板告诉他去偷沈阳故宫，他也不大够胆来做。但是对方却给他讲了，当时在香港江湖上流传的一则消息，说是更早一些时候，沈阳故宫曾经发生过盗案，当时盗贼把努尔哈赤的宝剑都给偷走了，最后也没判刑。
这件事，说的有鼻子有眼的，使曾树基这个南蛮子误以为东北是个执法非常宽宏的地方，却没想到这地方的人身高手黑，小偷都有被打死在街上的，早知道此地民风如此彪悍，估计他也就不来了。
有意思的是，经过调查，这个香港老板说的竟然并非谎言，沈阳故宫的确曾经发生过努尔哈赤宝剑被盗的案件。这个案件发生在1962年，当时努尔哈赤曾经使用过的龙虎宝剑被放置在十王亭中进行展出，忽然就被盗了。
这口宝剑是至今能够找到确认的努尔哈赤所存唯一文物，它是由明朝的皇帝在封努尔哈赤为龙虎将军时，颁发给他的。当时努尔哈赤为了领取此剑，还专门到过北京。那时他只不过是一个蛮荒部落的小小酋长，能够到大明朝廷做个跪拜，就是很给面子的了。
谁想到他后来会成为这个帝国的心腹之患呢？尽管努尔哈赤后来称为埋葬大明的罪魁祸首之一，但是这口宝剑却被他保存了下来。看来这位老汗对文物保护还挺在意的。
1962年，也是三个中学生实施了这起盗窃案（东北的中学生怎么都这么无法无天？）。三个半大小子观察了保卫人员的规律，然后就傻大胆地实施了盗窃。而当时沈阳故宫也的确没有什么像样的安保措施，这口剑真的被他们盗出了。
三个人玩了一阵以后，觉得这剑竟然都没有开刃，也没什么好玩的。再加上听说公安局的人在抓偷剑的，于是他们害怕之余又趁着黑夜把剑送回了十王亭。
这件事，故宫虽然松了一口气，但公安人员显然觉得是对自己智力的侮辱，故此始终没有忘记对此案的侦缉。在1964年也就是两年之后，这起案件终于水落石出。只是三个实施盗窃的人员都属于未成年人，又把剑送回去了，故此每个人都只判处了拘留，也的确没有判刑。
这一次香港老板给这位飞贼的任务之一，便是盗出努尔哈赤的剑——他当然不是为了拿来玩玩，而是因为这东西要到了海外的文物市场肯定价值连城。
那么这位办理他案件的警官，为何又要乘车南下呢？人家回答说：“这是因为这个飞贼身上还不止这一宗案子，还有一宗比这更大的案子，也是他做的。”
三、
谈到故宫盗宝，1962年那一次盗了十王亭武器馆的案犯仅仅被判了拘留，是不是意味着当时并不认为是大案子呢？
1962年沈阳故宫努尔哈尔宝剑被盗案审理笔录，显示这个案件是由樊存成、李奎利、汪兆才三人实施的，当时一个17岁，两个16岁
并非如此，这个案子是因为少年犯罪（后被定性为“错误”而不是犯罪）及时归还，以及当时对于出身的考虑（农场职工子弟出身，典型的工人阶级后代）才得以轻判的，形成如此判例，有当时一系列特殊的社会背景，并不足以为训。
实际上这类盗窃文物案，判决还是很严厉的。1959年，一名叫吴庆辉的案犯在北京故宫盗宝，最终被擒。因为有破坏文物的情节，再加上此人属于惯犯，案犯最后被判处了无期徒刑。这算是给正常的故宫盗宝案之严重程度，做出了一个比较恰当的注脚。
沈阳故宫1962年的盗案，其实影响也挺大的，在当时被称为沈阳市头号政治案件。老萨开始想不明白，这案子和政治有何关系，后来问了专业人士才明白，之所以把这么一个盗窃案成为政治案件，估计是担心有人拿了努尔哈赤的宝剑，出去搞点儿什么特殊的政治组织，威胁国家安全吧。毕竟到了1982年，还有人在四川称帝呢，用的国号，竟然是皇清。
尽管1962年这个案件的案犯并没有受到特别严厉的惩处，但责任人却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一点儿没有宽纵。当年沈阳故宫就精简了27名职工，所谓精简，在今天来说，就是下岗的代名词了。
另外，根据这一案件的处理经过，可以看出在那个时代，沈阳故宫还没有正式的保卫人员，夜间巡逻主要靠上夜班的夜勤人员，很不专业。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沈阳故宫增设了专职的保卫干部，这一切都是有较深远影响的。
然而具体到1983年的案件，案犯手里有比盗窃沈阳故宫更大的案子，其实倒也符合逻辑。因为他在沈阳的盗宝是一个未遂案。所以只要是同样级别的文物单位，他有既遂的盗窃行为，那肯定是比这一次到沈阳的盗案要更大了。
曾树基被捕之后，公安人员便曾经猜测他此前是有案底的，否则整个盗窃过程不会这么流畅。但是当时我们这里并没有他的相关档案，而此时内地警方和澳门警方之间也还没有建立协同侦破的机制。所以只能通过对曾树基进行审问时，获得相应信息了。
起初曾树基对于沈阳故宫这个案子以外的事情缄口不言，显示有一定对抗审讯的能力。但是在拘留所里却一不留神露出了马脚。好容易抓到一个飞贼，还是个澳门的，沈阳警方上上下下都很好奇，因为对他比较客气，还请了很好的医生为他治疗枪伤，这种优待之下曾犯略略有些得意忘形。
一次他在拘留所中抱怨伙食不够好，并且吹嘘自己在澳门的时候，曾经一天要吃多少多少道菜。于是负责审理他的公安人员便利用这个细节，问他在澳门的生活情况。曾树基不知是计，便夸夸其谈起来，给当时还没有到过腐朽资本主义社会的公安人员着着实实地上了一堂课。
然而公安人员随后看似不经意中的问题，却使他嘴上一时失了把门的。公安人员问他，既然你在那边过得这么好，干嘛还要再来沈阳偷东西呢？曾犯当时慨叹道，主要是香港的老板，做人太黑心，上一次的钱只给了一半，还有一半不肯给，必须这一次成功，才肯一笔算清，否则自己早就金盆洗手不干了。
这句话出口之后，他也意识到说漏嘴了，顿时变了表情。但是覆水难收，他已经留下了突破口。
上一次究竟做的什么案子？
为什么对方只付一半的钱？
这一半的钱到底值多少？
提出这一连串的问题，公安人员步步进逼。曾犯在已经露底的情况下还想硬撑，但是却没有死撑的条件了。要知道东北的公安人员一般都是身强体壮能熬夜的，曾树基虽然是个飞贼，但是有很多不良嗜好，怎么能够扛得住这一份真挚的政治教育呢？最终在不断的深挖中，他的防线崩溃，不得不供出了详情。
原来在实行沈阳到宝之前，他还曾经在广州实施过另外一起文物盗窃案件。当时他盗窃的地点是望海楼。
1983年的中国和今天完全不一样。那个时候即便是公安人员，很多也没有出过本市。所以对于广州有个什么望海楼，开始大家倒也并没有太介意，还以为是个什么商店呢。
但是等查了查资料，警察们才大吃一惊，原来所谓望海楼，竟然是广州博物馆！难道这个飞贼竟然盗过广州博物馆？！ 
望海楼又名镇海楼，建于明朝洪武十三年，它的建造者是明初大将朱亮祖
这个曾经在作战中击伤过猛将常遇春的悍将后来死于贪腐跋扈，却不料给广州留下了一代历史名楼。
这座五层高楼在明初的南疆可称独一无二，嘉靖年间，此楼重修，此后多次翻建，直到民国时被辟为博物馆和图书馆，一直是广州的标志性建筑。新中国成立之后，望海楼被改为广州人民博物馆。1954年再次重修，并改名为广州博物馆，是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早年没有见识的日本客人到广州的时候，曾经把这座高楼称为广州的天守阁。
日本的天守阁与城
这虽然有些夸张和不伦不类，但此楼建筑坚固，气势巍峨，和周围的建筑群合在一起，的确不比日本所谓的“城”小多少了。对这么个目标实施盗窃，还真是不比到沈阳故宫盗宝的难度小多少。
经过初步审理，沈阳警方确定这个曾树基的确曾经在望海楼实施过盗窃，而且可能盗出过相当多的珍贵文物。这个结果让东北警察们十分愉快，毕竟帮助兄弟省市破案是很有面子的事情，而且此前还真有人提心吊胆，怕这家伙不要是把皇太极的墓给挖了吧，现在得知不是本地的事情自然松一口气。
为此，沈阳方面迅速与广州警方联系，通报了这一案情。这个通报迅速得到对方的热烈响应。原来这竟然是一起广州方面一直非常重视的案件，是一起重点侦察，但始终未破的重大案件，因为这个案件引发的一些问题，都快上升到政治高度了。
广东方面的同行，根本没想到会是东北的战友帮他们破了这个案子，更没想到作案的居然是个澳门飞贼，甚至，他们的侦破方向，都发生了错误。
那么，广州的这个案件，又是怎么发生的呢？
四、
广州博物馆的盗案，发生在1981年。这一年7月5日的清晨，当坐落在越秀公园内的广州博物馆工作人员像往常一样开始上班的时候，他们被馆里的情景惊呆了。
当他们吃力的打开望海楼紧锁着的大铁门走进去的时候，看到好几个陈列柜的柜门，居然不知被什么人撬开了，玻璃全被砸烂，近百件正在展览的文物不翼而飞。
这其中包括了8件珍贵的陶瓷和书画以及86枚在广州博物馆展出的珍贵古钱币。统计起来，这里面有全国一级文物3件，二级文物4件，三级文物1件。这些珍贵文物，有些配置了双层展柜，仍被案犯砸开盗走，损失的价值难以估计。
当时的展柜并无报警装置，主要是为了避免触摸
案件发生之后，广州市公安局刑侦部门与文物保护部门当即成立了联合侦破小组，对这一案件展开侦查工作。
当时进行勘察的人员，按照经验分析博物馆的文物被盗，无非有三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内部人员作案，第二种可能是外来人员作案，第三种是内外人员相互勾结进行作案。在这三条思路的引领下，侦查人员开始对现场进行勘查。
经过勘查，在博物馆的外侧围墙、大门、各楼层的窗户等处都没有发现案犯留下的痕迹，但是在馆内的二、三、四楼，发现了未知人员留下的指纹、足迹，以及作案工具的痕迹。从位置来看，推测是罪犯留下的，进入馆内进行盗窃的人员为一人，时间为前一天夜里的2点至4点之间。这一切后来被证明都是正确的，广州市方面的侦察工作颇有水平。
公安人员对望海楼大门的门锁进行了反复检验，没有见到破坏的痕迹，也没有见到用外配钥匙开启过的迹象。当时有个侦查员提醒，由于值班室在博物馆前方，案犯可能是从后墙等处翻越而入，直奔望海楼，从其后方实施的盗窃，从而避开了值班人员。
在博物馆的后面有从上至下一列窗户，虽然每个窗户都用铁花镶嵌的方式进行了防护，但是二楼窗户的铁枝稍疏，有可能是案犯进出的地点。不过几个侦查员试着想把头钻进去，都未获成功，铁枝上也没有发现被撬过的痕迹。这个观点被否认了。
公安人员认为博物馆的安保工作在当时的条件下，算是做得比较完善的了。如果是外来人员作案，那么他必然要破坏窗户上的防护铁枝等而留下痕迹，或者是撬开大门，但是这些地方都没有发现犯罪分子留下的痕迹。
于是多数侦查员推测，案犯应该是博物馆内部有条件接触原配钥匙条件的人，或者是与这些人有相互勾结关系的外来人员。由于推测可能是内部人员或内外人员勾结作案，侦查工作因此集中在博物馆内展开。
这一点也是当时一些负责干部的思路，有一个文保部门的负责人在博物馆职工大会上公开的说——这宗案件，是内外犯罪分子勾结起来干的。他还动员职工提供身边的可疑人和事。
联合侦破小组对馆内人员进行了过筛式的摸查排队，每一个人都取了指纹，重点审查那些有条件接触铁门钥匙和社交比较复杂的人员，对几个重点可疑对象还进行了长期的侦控，但是两年过去了，案件和文物犹如石沉大海，无影无踪。
当时在博物馆工作的大多数工作人员都到公安部门做了口供，留下手印。这其中有些重点嫌疑人在博物馆工作几十年兢兢业业，此时深感清白受辱，面对审查痛不欲生，不断向上反映问题，引起了一定社会反响。这就是这个案件没有侦破，问题已经几乎上升到政治高度的原因。
就在广州警方对这个案子一筹莫展之际，没想到从北方却传来了捷音。这边当然大喜过望，但是也急切地要求沈阳方面迅速将这一案犯提到广州进行进一步审讯。从损失和案件的恶劣影响来说，曾犯在望海楼实施的盗窃，都超过了他在沈阳故宫所作案件，而且广州警方非常好奇——他究竟是怎样把这个案件做成的？
曾犯被押送南下的时候，老丁的那位同学再次在火车上接待了他们。他特意招待了押送人员和曾犯一顿午餐，这一次也终于能够近距离观察一下这位澳门飞贼了。
在他看来，此人除了削瘦以外，几乎没有什么与常人不同的地方。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为了适应他的饮食习惯，出发前特意要求餐车准备了广东风味的虾饺和豉汁蒸排骨，这在80年代都属于相当奢侈的待遇。
曾犯到了广州之后，供认了自己对望海楼进行盗窃的经过，称那一次盗窃也是香港的老板要求他去做的，而且那批文物价钱确实不低，但买主只给他付了一半的钱，而要求他再去沈阳作案，才肯把前一次的另一半前付清。曾犯生活奢靡，挥霍严重，尤其是在赌场上很快把上一次挣到的钱花得一干二净，便不得不再次铤而走险了。
根据曾犯所提供的作案进出路线，公安人员再次进行现场实验，发现原来认为人钻不进去的二楼窗户是可以进去人的，只不过要身材特别瘦，脑袋小的人才行，而曾犯恰恰是一个小脑袋的人。
应该说广州方面在办案中并没有什么大的错误，只是忽略了特殊条件下事件发生的可能性而已。以偏概全，导致了破案工作陷于僵局。事后他们总结教训，认为当时在整个博物馆中一层没有受到任何的扰动，这一点当时应该加以注意。因为它提示案犯可能根本没有到过这一层，所以大门可能根本不是他进入的通道。那么案犯从哪里进入的呢？二层的进出口便应该有进一步的勘察。
为了证实曾犯所说事实，他还曾经被带到望海楼重新演练当时盗窃文物的经过。他果然从二楼后窗爬进了展览室。据说当他现场表演完毕之后，在场的一些公安人员竟然忍不住为他身手敏捷而惊叹，就差鼓掌了。
“所以，”老丁说，“看到你讲缩骨功，我就想起了这个案件。”
“那么这个曾犯现在情况如何呢？还有没有可能采访到他？”我问道。
“这个人真是运气不好。”老丁无奈的摇摇头，“他的这个案件金额比较高，性质又恶劣。另外他是在1983年7月份犯案的，8月份正好出台了严打，所以……后来判了死刑给枪毙了。”
“居然是这样啊！”我当时的感觉竟然是被噎了一下。想想这会有缩骨功的飞贼，在历史上恐怕也没有几个，这等人才居然拉出去一枪给毙了，未免太过可惜。
这一刻，忽然想到给曾犯做手术取子弹的老大夫，实在是太冤了，早知如此，何必费这么大心思呢？而曾犯面对人民警察，一会儿被请吃虾饺蒸排骨，一会儿看他表演还要喝彩，一会儿又被拉到刑场打靶去，不知临刑之际心中会不会产生一种荒唐之感？
好吧，可以理解广州那边的老大被戏弄了两年之后还追不到赃的恼羞成怒。这份狠辣，也算是以儆效尤吧。好像此后再没见到有飞贼从澳门到大陆来作案，估计也是看到了这个案子，引以为戒吧。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