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历史的历史 - 耀邦的妥协 否认派的崛起 文革比色情敏感 …

文革历史的历史

by 王友琴, 写于2019年2月23日-3月6日

在中文和英文词典上，都清楚说明了“历史/History”一词的两个意义。(1)指过去发 生的事件。(2)指过去发生的事件的记载。本标题中，第一个“历史”是指第二种历史 ，第二个“历史”则是指第一种历史。第一种意义上的“历史”已经发生并结束，不可能 再变化。而第二种意义上的“历史”到现在为止仍然在进行中，而这种写作的变化和发展 ，就成为“历史的历史”。

42年前，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因病(俗称Lou Gehrig Disease，存活期不超过三年)死 亡,10月6日毛的妻子江青和另外三名文革领导人被逮捕(他们被称为“四人帮”)。此后 ，文革成为了上述第一种意义上的“历史”。42年来，文革历史写作中，发生了不少相当 曲折有的还相当戏剧化的事情。

中学校长教师被打死不被提到 七十年代末，我进入北京大学读书。在得到一辆 旧自行车后，我做的最早的事情之一是骑车去了北京大学附近的101中学。我去看校园里 的一个喷泉。1966年8月17日，这个学校的红卫兵打了一二十个老师，强迫老师们在校园 煤渣路上爬行。其中之一人被打死在喷泉水池中。喷泉已经不复存在，我只看到一个干涸 的水泥池子，里面散落着垃圾和枯叶。文革已经结束，这里依然丑陋，破败，荒凉。
我自己所上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在更早的8月5日，红卫兵打死了学校的第一负 责人卞仲耘和打伤了其他四名学校领导人。8月下旬，一个名叫关雅琴的附近饭馆的18岁 的女服务员被红卫兵抓到学校，绑在化学实验室的柱子上打死。红卫兵说她是“流氓”。
这是我最早写下的文革受难者案例，但是没有可能发表。虽然邓小平已经“否定”了文革 ， 受难者也得到了“平反”，并且政府给了他们的家人一笔钱(标准数额是420元)，但 是关于文革的实事的记载一直是被严格控制的。只有高级干部和社会名人的文革受难者名 字才可能出现在报刊上。每隔一段时间就传出“上面”关于不准出版有关文革书籍的指 令。印象深的是有一次列出三种不能出版的书籍:西方政治理论，文革，以及色情书籍。 (相当讽刺性的是，最近几年，“色情书籍”如《金瓶梅》已经在中国的购物网上销售， 但是文革书籍却仍然被禁止。)

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的妥协1986年是文革结束十周年。我在研究生院看到一个通知 ，将在“友谊宾馆”召开文革座谈会，发起者是当时社会上有名的导师、作家、研究所长 等等。我和同学去了。到了会场，发现发起者们却没有来。座谈会就由本是来听会的年轻 人谈了起来。那是我第一次在人多的地方谈论文革。几个月后，《读书》杂志的编辑和我 联络，希望我把在会上的发言写成文章。要在1987年1月号发表的文章，需要在10月就准 备好。那天上午我进城送稿子到刊物编辑部，才寒暄了几句，三联书店(这个刊物属于该出版社)总编辑沈昌文先生走了进来。他说:“你们在谈文革?我刚开会回来。有些新情况。”

原来，《“文化大革命”十年史》(高皋，严家其，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第一本文革 通史)在全书印出之前，先在香港报纸上连载。1966年8月的红卫兵运动属于较早的一段 ，刊出之后，1966年时有名的北京工业大学红卫兵头头的谭力夫写信给中共总书记胡耀邦 表示反对。胡耀邦为此写了一段批示，要求保持“安定团结”。结果，尽管作者严家其当 时是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的所长，高皋是其夫人，尽管这本书的内容也是按照中国共 产党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框架写的，胡耀邦的这一批示 使得这本书从来未能正式上市。

后来听说，因为书已经印了六十万本，不卖的话经济损失太大，也因为很多人的要求，就 在做了“内部”销售。我买到的一本，就是由我的同班同学的在出版部门工作的哥哥帮助 买来的。其实，这本书里对1966年8月的红卫兵暴行，只提到了两个被打死的普通北京人 ，实际上在北京一地那一时期被打死的人就有1，772人之多。

听了总编辑先生的话，杂志编辑就把桌上刚打开的我的文稿收了起来。本来准备要在一月 发表的稿子不能发了。而且，在一月里发生了更加令人吃惊的事情。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的胡耀邦在1987年1月7日“辞职”了。再后来，胡耀邦在1989年4月15日突然病逝，随后 发生了学生请愿活动和震惊世界的“8964”流血惨案。

在苏联，1953年斯大林死亡。1956年苏联共产党总书记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做了揭露 斯大林残酷杀害苏联人民的所谓“秘密报告”。1960年索尔任尼琴写了描写劳改营生活的 《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赫鲁晓夫和其他中央领导人讨论是否可以发表这部中篇小 说时，那些人沉默。赫鲁晓夫说:俄罗斯俗语说，沉默就是赞同，发表吧。于是小说发表 了并发生很大影响。两年后，1964年赫鲁晓夫被迫辞职。

胡耀邦积极领导了给三百万文革受害者平反的伟大行动。这应该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 “平反”。他却很有策略性地把文革这种大规模的群体性迫害称为“冤假错案”，也就是 说，那是一种正常司法制度下都可能发生的个别案例。胡耀邦并没有支持出版关于文革的 书籍来对文革迫害进行记载和分析。但是，胡耀邦和赫鲁晓夫一样很快下台了，时间是 1987年1月16日。

1986年里我写的一篇有关文革受难者的文章三年后还是被发表了，印在我出版的一本书 《校园随笔》中。这也是第一次发表师大女附中校长卞仲耘被红卫兵学生打死的事情。用 的标题是《女性的野蛮》。这是因为这本书里的文章很多和女性有关，也是因为卞仲耘也 确实是在女子中学里被女红卫兵打死的。但是用了这个实际上不准确的标题，主要是因为 不能直接说她的死是文革迫害和红卫兵暴力导致的。现在提起这件事情，我是想说明在那 种环境下发表的文章，有很多并不是出自作者的自由选择，也不是贴切的对事实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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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脑网上被封锁我还继续调查和写作文革历史。1994年，我写成了《1966:学生 打老师的革命》，还有接下来的两篇，一篇是关于红卫兵如何迫害同学——只因为他们不 是出生于所谓“红五类家庭”，一篇是关于迫害老师和迫害同学之间的关系。三篇文章都 是在香港的大学刊物上发表的。我的报告指出了我调查到的所有的学校都发生了暴力迫害 ，没有一个学校例外。(事实上，我至今也没有找到例外。)我也指出，“打老师”从来 不是中国传统，孔夫子就是一名老师。我没有直接说出来的一个看法是，八十年代兴起的 “文化热”在解释文革历史方面其实缺乏说服力，只是因为不能从政治经济等方面讨论文 革，才只好做“文化讨论”。

1996年，我把《学生打老师的革命》写成了英文稿。Harvard University教授Roderick MacFarquhar 开设文革课，把这篇文章印入了他的课程读本。1997年，有375个学生选了 这门课。据说曾经人数更多，是哈佛人数最多的一门课。当哈佛出版社为印刷此文和我联 络的时候，我真希望中国的大学也能开这样的课，而且我知道学生一定会多得多。

也是在1996年暑假，我上一门课学习了怎么做网页。我想可以以后把有关文革的文章都放 到网页上去，不必再烦恼寻求纸面上的发表。我把在采访调查中找到的受难者的遭遇一篇 一篇地写出来，再按照姓名拼音排列起来放在网页上。键击受难者的名字，立即可以看到 他们如何在文革中被迫害而死亡。那是2000年10月。虽然那时候中国使用网络的人远没有 现在多，但是我仍然常常收到读者的来信(网页上有我的电邮地址)。读者称赞这个网页 ，而且通过电邮送来关于更多受难者的信息。有一次收到一个电邮，标题是“我再也不要 做鸡”了。我愣了一下，然后意识到这是对网页《前言》的一个回应。在《前言》中我写 到，一名教师受访者在文革中被关进了劳改农场。他养过牛。在那里有一棵大柳树，附近 青草丰茂，他常带牛群去那里吃草。后来，有一头老牛太老了，在大柳树附近被杀了。此 后，牛群就拒绝去大柳树下吃草，一接近那里就发出哞哞的叫声好像抗议。

我问是否动物会记忆和同情他们死去的同伴。受访者说鸡就不一样。杀过鸡的地方，别的
鸡依然前来嬉戏玩乐。被杀死的鸡的肚子里的东西被扔出来，别的鸡会奔来啄食，还互相
争抢。

我把“牛鸡之间”的这种对照比喻为文革后人的道德选择。我感谢这位读者“不愿再做
鸡”的来信。我体会到，写作历史不只是为了说出真相和解释因果，也提供材料让我们进
行道德方面的思考和反省。

十七个月之后，我的网页被封锁了。在中国国内，从2002年3月开始到现在，这个网页无 法打开。到现在，这个受难者网页已经被封锁了十七年了。我曾经问北京的朋友们这是因 为什么，这些受难者都已经得到了平反。他们所答非所问地说:“我早就知道会被封 的”。我问一位知名老作家是否可以向什么部门上诉，因为法院判决案子都有法官名字， 对判决不满可以上诉。他的回答是:“你这是美国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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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盗版本”文革历史书2004年，我在香港出版了一本书《文革受难者》。五百多 页，52万字。书里有659名受难者，来自我的调查寻访。我很喜欢出版者设计的封面:效 果像黑色大理石上有雕刻的受难者的一排排名字。

但是这本书不允许带进大陆。有人说他们在香港买的书被海关没收了。从香港到大陆的入
口处是要检查携带的书刊的，因为虽然香港用繁体字印书，这些中文书带到大陆大家还是
容易看懂。从美国到中国的飞机场海关不检查书籍，显然是因为不会有很多中国读者看英
文书。

接着在上海北京广州都出现了《文革受难者》的“盗版本”。“盗版书”就在早上卖蔬菜
的地方卖。我得到了两种版本。一个版本看来是从原书扫描后重排的，因为错字很多，而
且都错用了形状相似的字。但是还看得懂。

有一位读者从广东写信来说，那里的盗版《文革受难者》只卖人民币15元一本。这位读者 说:“ 我们广州人厉害吧。这么厚的书卖到这样低的价格，还能有赚头。”但另一名比 较了解出版界的读者说，“书本来就不该那么贵。‘改革开放’以后，准许私人开店卖菜 卖早点卖服装，但是出版书是绝对不准私人经营的。有个说法，中国可以赚暴利的行业， 第一是卖鸦片，第二是出书卖书。”——听着这样的议论，我会有一种听着别人的故事的 感觉，但是这种超然物外的感觉其实只是因为无可奈何。而且，从“盗版书”的兴起到消 失，没有很长时间。现在“盗版书”已经完全消失了。

微信公众号和“敏感词”微信(WeChat)和微信公众号的兴起使得关于文革的文 章又可以在网上流传。据说现在有一半以上的中国人都在用微信。而每个人都能开“微信 群”和“微信公众号”，就像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的演讲厅和有自己的杂志一样。

但微信世界里的审查制度很快建设和发展起来。除了老式的人工审查方法之外，还用电脑
查“敏感词”。“文革”是敏感词之一。为了避免文章被删除甚至被“封号”，在网上人
们用各种奇怪的方法来替代“文革”二字，简直像展开了“错别字大赛”。

2016年是文革五十周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张春桥狱中书信》，上下两卷，一 卷是张的手书，一卷是印刷体排印。紫红布面精装，烫金书名。张春桥是文革“四人帮” 之一，在毛泽东死亡时已经爬到中国排名第四的权力人物。

我写了文章题为《张春桥幽灵》，写了张春桥迫害编辑周瘦鹃而导致周投井自杀的事情 (我看到过那口井)，还写了张春桥在1976年到柬埔寨支持红色高棉消灭城市、消灭货币 的政策。——中国媒体从来没有报道张春桥曾经乘专机率团去柬埔寨见波尔布特，我在 2014年才在一个获得Oscar奖提名的柬埔寨电影“The Missing Picture”中看到这一段记 录片。张春桥/波尔布特给柬埔寨人带来了巨大灾难。张春桥同时期在中国发表的长篇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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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章说，革命的下一步是消灭商品生产、按劳分配和货币交换。只因为毛泽东得了只能
最多存活三年的疾病，他们未能有时间在中国实践柬埔寨共产党已经做了的。

北京的一位微信上的编辑想把这篇文章送进微信世界，但是送审(微信上的审查机构)14次 未能通过。后来，一天夜里这篇文章忽然出现在网上了。接下来的三天之内，这篇文章得 到了28万个“views”。然后，被删除了。又有人在标题里加了一个字，再次将其送进微 信世界，读者很快超过十万。但是还是被删。北京的一名专业记者说，一定已经有三四百 万人读过了这个文章。不过最后沮丧还是代替了欢喜。

这件事情也告诉我们，文革历史研究不但是对中国重要，对世界也是重要的。在俄国、中
国和柬埔寨重复发生相同故事，会帮助人们发现悲剧发生的根源。根源不在文化传统，这
三个国家的传统如此不同。

一年以后，同一出版社又出版了《张春桥传》，600页的书，没有提一个受张春桥之害而 死的人的名字。十年前，2006年出版的徐景贤(他被叫做“徐老三”因是上海文革中权力 据第三位的人)的《十年一梦》也是这样做的。这些书都不提一个受难者的名字，而上海 文革中的受难者多达11，150人。

暴力迫害“否认派”的崛起 2004年，在美国发行了一个纪录片，Morning Sun, 这个电影有四个语言的版本，中文名字是《八九点钟的太阳》。作者Carma Hinton 在北 京长大。文革开始时是北京101中学学生。

在这个电影中有北京五所中学的红卫兵，包括上文说到的北京101中学和北京师范大学附 属女子中学。我写过死于这五所中学的红卫兵暴力的九名受难者。这还只是我能找到的， 实际数字还不清楚。但是电影中只提到了九人之中的一人卞仲耘。电影说她有心脏病，高 血压，不承认她是被红卫兵打死的。

这显然违反事实。证据不仅在于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尧保存了她的血染的衣裤，被打出了缺
口的钢表带，擦拭血污的几十个棉球，还有他当时立即买了照相机拍摄的卞仲耘遍体鳞伤
的尸体照片，而且也在于，我调查过的北京的十所女子中学里，在同一个月中，共有三名
校长和三名教员被红卫兵活活打死。

卞仲耘校长被打死13天后，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卞仲耘所在学校的红卫 兵头头宋彬彬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泽东听到她的名字是“彬 彬”后说“要武嘛”。这句“要武”鼓励了全国的红卫兵暴力进一步升级。但是在这个电 影里，没有一个红卫兵为他们的暴力行为表示歉意。宋彬彬反而成了受害者，在电影中抱 怨她被人误解和咒骂。

愤怒的王晶尧想要给发表了影评的《纽约时报》写信抗议这个电影。后来因为用英文写作
的困难等原因作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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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这所中学九十年校庆，宋彬彬把她给毛泽东献红卫兵袖章的大照片在校园中展出。 王晶尧写了“公开信”抗议此事。他的信说，宋彬彬献给毛泽东的袖章上有卞仲耘的血。
王晶尧在卞仲耘被打死后，立即到商店买了一个照相机(当时照相机是很贵的东西，一般 家庭没有)照了尸体的照片，他也马上开始调查和记录。第二年，抄家风潮平息了一些， 他在家里的书橱里给卞仲耘布置了一个秘密的纪念堂。书橱的里壁有卞仲耘的照片，照片 前有花。书橱的门平常是关着的。除了家人，没有人知道这个“纪念堂”的存在。从一开 始他就收集和保留证据，文革后他开始控告加害卞仲耘的人，从北京西城区检察院一直告 到最高人民检察院。可是最高检察院的决定说，师大女附中发生导致卞死亡的游斗、侮辱 该项五位领导的时间，是学生模仿北大附中的做法所为。确实，北大附中也在8月打死了 人，但是最高检察院对师大女附中和北大附中发生的打死人事件都什么有没有做。最后， 王晶尧说:不能诉诸于法律，只有诉诸于历史了。

王晶尧先生说的“历史”，显然就是第二种定义上的历史，即让历史记载受难者卞仲耘。
2010年，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们发明了一个说法:好故事不是好历史。意思是我在《文革 受难者》中写的不是真实历史而是虚构故事。一本题为《故事不是历史》的书印了出来。 他们还在他们的电子刊物上发表了一批文章来强化这个观点。

有几个年轻的在校大学生写信给我，他们做了微信公众号，题为“历史不是故事”。这个
标题立意很好。无数人在文革中被迫害死了。除了极少数人，绝大多数中国人在文革中遭
受了各种痛苦。难道这一切要被当作虚构故事一笑置之而被抹杀吗?但是这一公众号刚刚
开始，就消失了。

2014年，《文革受难者》书名第一次在中国报刊上出现了，不过是以负面的方式被提到， 而且只有一句话。2014年3月13日，中国发行最广的刊物之一《南方周末》发表了整整四 版长的文章，主要内容是对宋彬彬的专访。文中提到了我的名字和《文革受难者》书名。

《南方周末》既没有介绍书的内容也没有说明出版社和出版地点，也不加论证，就声称这 本书“歪曲事实”。“歪曲”了什么事实?他们认为的“事实”是什么?他们没有说，其 实也说不出来。

“浩劫”“动乱”和“探索”2016年，美国发行了一部故事片Denial,否认。 这是故事片，但是其中的人和事情都是真的。电影的主人公是美国 Emory 大学历史教授 Deborah Lipstad。她写书揭露和反驳那些对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的否认者，在 1996年被告上了英国法庭。她打赢了官司。这个消息曾是世界报纸的头版新闻。

从这个电影和Lipstard教授的书，我知道了暴力迫害的“否认者“早已有之。例如，死于 希特勒集中营的犹太小姑娘的《安妮日记》也曾被说成是虚构故事，跟小说《飘》(Gone with the Wind)一样。

文革暴力迫害被否认，引起了什么后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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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秋天，中国教育部出版了新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八年级用)。

在旧版本里，有文革一章，题为“动乱和灾难”。新版删去了这一章，也删去了这一说
法。

在旧版本里写道:“毛泽东同志错误地认为，党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面临着资本 主义复辟的危险”。新版本删去了“错误地”。(“错误地”是中国共产党在1981 年的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用的词。现在也被抹去了。)

在新版中，文革的原因被说成是“在探索中走了弯路”。

实际上，在邓小平时代，用得更多的是“十年浩劫”。这不是准确的说法。“劫”的意思
是灾难，但是有一种神秘的无法逃脱的灾难的意味，因此汉语中有“在劫难逃“一词。而
文革是人为发动和指导进行的，并且有明确的理论指导，并没有宿命的意味。四十年过去
，权力当局对文革的描述用语渐渐改变:从“浩劫”到“动乱”到“探索”，文革的灾难
性越来越轻，负面意义越来越淡。

要改变文革历史，改变历史教科书显然是最有效率的办法。在14亿人口的基础上，八年级 的学生大概有近两千万人。他们不但要熟读教科书，还得牢记在心，以通过考试。

《1984年》书说:控制现在的人控制过去。控制过去的人控制将来。这两句话本来是一种 寓言式的警示，现在却正在变得像写实性的一般。这种改变令人忧虑。

这是“文革历史的历史”的最近的一个情节，也是我把四十年来发生的“文革历史的历
史”写出来的一个主要原因。

王友琴 写于2019年2月23日-3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