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54年底，父亲从湖北省委调北师大工作。因为北太平庄的新校区还没建好，我家在位于定阜大街的北校后花园里住了一段时间。1955年9月搬进工一楼，成为北师大新校区的首批居民。

这是北师大落成的第一座教工宿舍楼，因此称为工一楼，一进教工宿舍大门（当时还不叫牛门），就是一条平直的石板路，一直向西延伸，石板路的路北紧靠大门就是工一楼。这楼有4层高，灰砖外墙，平平的顶子，从建筑美学来说乏善可陈。不过，房子的建筑质量还是很好的，房间大，楼层间距高，无论室内还是楼道，水泥地面都抹得平整细腻，光可鉴人。楼梯的木制扶手油漆得很光滑，幼年的我们常把它当成滑梯，反向骑坐在上面一层一层往下滑。

整座楼共有5个门栋住40户。楼门朝北开，楼南和石板路之间有一定距离，用一溜小树丛充作围墙。围墙内种有树木花草，野趣十足。有的树已经很粗大，应该是原生树木，盖楼的时候特意保留下来的。我家住2层，窗外是触手可及的柿子树，一群群的小麻雀在树木间草地上叽叽喳喳地飞来飞去觅食。虽然是楼房，依然可以享受到鸟语花香，十分接地气。我家窗户一年四季都是开着的，冬天也要留一道缝，从不关死。

石板路南边是一片庄稼地，虽然已经划入师大地界，但依然属于附近的农民经营。那时人民公社尚未诞生，还是农业生产合作社。庄稼地里种有小麦、玉米等等，更多的我就不认识了。小时候我常常跟着哥哥在“青纱帐”里钻来钻去，逮蚂蚱、扑蝴蝶、捉蜻蜓。说来也怪，我从小到大对一切软体的小虫子都怕得要命，却对带翅膀的蚂蚱、知了、蜻蜓等昆虫网开一面，甚至敢用手去拿。秋天玉米收获后，就到地里去寻找可以食用的玉米秸秆——甜秆。印象中大部分秸秆味同嚼蜡，只有少数比较甜，往往选择半天才能找到一根可以用来解馋的。

1958年，中央号召“除四害”，麻雀也成了四害之一。5月份，全北京市集中消灭麻雀三天，师大自不例外，一时间楼前楼后锣鼓喧嚣，从早晨5点一直敲到晚上7点半，每家轮流在外面轰麻雀。惊恐的麻雀们无处落脚，不停地在天上飞来飞去，直到累得飞不动了掉到地上“过劳死”。后来，动物学家们又说麻雀其实是益鸟，不应该归于四害，这才从黑名单上被清除。这之后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幸存下来且被平反的麻雀们才又开始在师大院内重新繁殖活跃起来。

工一楼的第一批住户中老教授老干部多，入住之后也就一两年，条件更好的小红楼建成了，一些住户搬走了，但因为工一楼位置好，距离公交车站和提供买菜等各项生活服务的“学联社”近，大多数住户还是留了下来。记得有一对夫妇和我爸妈关系很好，搬到小红楼之后还经常叫我们去玩儿，但他们的名字我已经忘记了。

知识分子较少没事儿相互串门的习惯，但是彼此相敬如宾。大人们在楼道里或走路时相遇，都是客客气气地打招呼，微笑着点点头，寒暄几句。教授的夫人们被称作王太太、李太太，这是沿袭了旧社会的称呼习惯，后来随着整个社会革命化的味道越来越浓，这种容易令人联想起旧社会剥削阶级生活方式的称谓就逐渐消失了，直接互称大名。 

小孩子都愿意和小孩子一起玩儿，但刚搬进工一楼的时候，左邻右舍的同龄人并不多，甚至是屈指可数，也许是因为这一批老教授们的年龄都偏大的缘故。所以，对于工一楼的邻居，家里有小孩子的住户我的印象更深刻一些。下面是我对于工一楼早期住户的一些记忆，这些住户搬进来的准确时间我记不准，绝大多数都在1955年到1965年之间。

（二）

一栋1层住的多是校级领导干部，有教务长黄彦平，党委副书记王正之等，副校长傅种孙好像也在那里住过。可能是因为这个缘故，厨房里特别配备有烧热水的锅炉。后来他们先后都搬走了，估计大多搬到小红楼去了。晚几年后搬进来的是杨兆英和金雪南两家，每家都有好几个小孩，和我们年龄相仿，但来往密切是从文革中才开始。

2层和3层住着中文系郭预衡先生和他父母、妹妹妹夫、姐姐的孩子，几世同堂的一大家子人。郭先生刚搬来时大概也就40岁出头，在老教授云集的工一楼里，算是青年才俊了。郭先生有个儿子叫小佩。郭先生的妹夫也是师大中文系的教师，妹妹好像是某医院的护士。郭先生的姐姐是军人，有一对龙凤胎，龙凤胎中的女孩叫小球，大眼睛长睫毛，像个洋娃娃；男孩叫双成，长得像他舅舅，后来和我在同一个单位工作过几年。几十年后郭先生成了著名文史学家，我也成了郭先生的同行，他曾给我写过一幅字，我一直珍藏着。

3层另一边住的是外语系郑儒箴教授，是从杭州调到北京参加《毛选》英译本的翻译工作的。郑教授早年从哈佛大学硕士毕业，还曾去英国进修古典文学，英文功底非常扎实，是参加《毛选》英译本翻译组的著名学者之一，和钱钟书关系密切。 郑教授夫妇没有小孩儿，他夫人王剑芬特别喜欢我们兄妹。因为他家门牌是5号，我们就称她为5号阿姨，这称呼听起来颇有点谍战片的味道。5号阿姨是上海人，眉清目秀，像个电影演员，操一口好听的上海普通话。她喜欢孩子，一见我们就走不动路，脸上笑成一朵花，忙不迭地拿糖果给我们吃。

5号阿姨上过大学，但没工作，不善料理家务。自从认识我妈后，常来我家请教，我妈喜欢她的单纯可爱，不厌其烦地耐心指点，俩人成了忘年交。后来世事变迁，我父母先后离世，工一楼的住户变动频繁，也不知道她家搬到哪里去了。多年以后，我在师大院内再次碰见她，尽管岁月催人老，从她脸上依旧能隐约看出当年的俏丽。5号阿姨也是一眼就认出了我，拉着我的手使劲盯着我看，反复地说：“你很像你妈妈！”“你很好的！”“你妈妈很好的！”说到这里，她禁不住唏嘘落泪，掏出手绢来擦拭，惹得我鼻子发酸眼圈发热，赶紧转移话题。

4层住的是外语系主任胡明教授，是院系调整时从人大调来的，1957年反右时被划为右派。

二栋1层住的是心理学教授兼教育系主任彭飞，也是从人大调来的。他家有一女二子，女儿俐俐是我小学同班同学，能歌善舞，我们经常在楼前的石板路上跳皮筋，拽包儿，跳房子啥的。我比较缺乏运动天赋，跳皮筋时多半是给人家抻皮筋的，因为我顶多只能够到“中举”，也就是与耳朵平齐的高度，至于伸直整个手臂的“大举”高度，从来就不是我的菜。她的大弟弟健健小我一届，小弟弟彭宏和我妹妹中学同班。

俐俐家对门是历史系的高羽先生，是延安时期的老革命，因为有历史问题纠缠不清，一直不大受重用。他的夫人颜一烟比他有名气多了，不仅有颇具传奇色彩的家世和人生经历，还是当年很火的《小马倌和大皮靴叔叔》这本书的作者，仅仅这一条就让我相当佩服了。高先生的女儿余彦比我低一届，我和俐俐有时候一起去她家玩儿。她家很早就有电视机，周末的时候，我们偶尔也会去看电视。

2层住的是地理系的万方祥教授。对万教授我没啥记忆，只知道他早年留过美。曾经见过他写的《批判美国哈利逊的反动地图集》，发表在1957年北师大学报上。这篇文章立场相当革命，似乎和万先生的身份不太相符，但联系文章发表的年代，就可以理解了。万夫人给我印象很深，亭亭玉立，说话温柔，待人谦和，和我母亲关系很好。万先生家里也有电视机，我父亲是资深球迷，有精彩球赛的时候，万先生会派女儿来叫我父亲去看电视直播，同是球迷的哥哥往往也跟着去“蹭”看。他家只有一个女儿蔚蓝，小学和我同届不同班，印象中是文文静静的一个女孩儿。

二栋老住户记不清住在几层的还有：历史系王真教授，是从中宣部调来的，是北师大中国革命史和中国现代史教学研究的开创者。他有一对双胞胎儿子，大平和小平，年龄比我们大，印象中很淘气；经济学教授陶大镛，1957年被划为右派，他儿子陶小勇虽然考上了大学，但并非理想学校，女儿陶小春受父亲影响没能考上大学；地理系主任周廷儒教授，女儿伟杰学习应该很好，当年考大学三个志愿全都报的是清华，结果没考上，后来去了西藏。他家后来搬到小红楼；中文系教授穆木天，是中国象征派诗歌理论的奠基者，他的妻子彭慧则是我国高校俄苏文学教学的开拓者，57年夫妻双双被划为右派。

四栋1层西边是数学系主任张禾瑞教授，是从北大调过来的，曾在德国汉堡大学获得自然科学博士学位。他有一位德国太太，儿子张汉生就是在德国汉堡出生的。张先生对门住的是数学系赵慈庚教授，赵先生给我的印象是慈眉善目。他家有三千金，籍九、籍丰和籍人，籍九上了北大数力系，籍丰上了女附中高中，籍人在二附中初中和我哥同届不同班。

2层西边住的是数学系教授蒋硕民，蒋先生人如其名，体型健硕。他夫人戴一副金丝边眼镜，一看就是知识女性。大女儿蒋人璧是师大数学系教师，二女儿蒋人凤是二附中数学教师，儿子蒋人方在二附中和我同届不同班。蒋家有个曹姓保姆，跟随他家多年，快言快语，利索能干，每次在院子里见到我和妹妹，她总是要高声大嗓地惊叹：瞧这两姐妹，简直是一个模子出来的！ 

蒋先生对门住的是数学系的董延闿教授，他原来是老辅仁的。董先生家和我家关系比较密切。董先生的夫人李树芳，我们称董伯母，人很善良，和我母亲相处很好。董先生的儿子董哲仁和我二哥是清华水利系校友，比我二哥低三届。

3层住着政教系的马特教授，中科院哲学所的学术委员，是研究逻辑学的。他家一儿两女，记得他的大女儿马岚每天早上在楼下呼唤我三栋的钟小宜和二栋的陶小春一起去上学，不知道是一起去上小学还是中学。马先生的儿子马维德是四中学生，小女儿马玲中学和我妹妹一届，年龄比她哥姐小挺多的。

4层西边住着英语教学法专家李庭芗教授，家里有五个孩子，女儿守京是我哥小学同班同学。李先生对门住的是教育系的邵鹤亭教授，是一位中国教育史学家，早年在巴黎大学留学，获社会学博士学位。

五栋住户中最熟悉的是住1层的校总务长孙伟，他也是延安时期的老革命，夫人段裔是师大幼儿园园长。他家有一子三女，儿子红胜文革前就上大学了，一直住校，很少回家，我几乎没印象。大女儿华燕是我哥小学同班同学，二女儿华宪是我妹妹的中学同班同学，三女儿华莉和我同事过。

历史系何兹全教授也在五栋住过。对于家里没有同龄小孩的邻居我一般都记不住，何先生只有一个独子，比我大十几岁，所以当别人提醒我何先生也住过工一楼时，我完全没有记忆，直至看到何夫人郭良玉的照片，才蓦然回想起来了——毫无疑问，我们做过邻居！

五栋还住过一位教育学专家陈友松教授，是从北大调来的，曾担任教育系副主任，19 57年也被划为右派。陈先生经历坎坷，晚年又遭遇双目失明，却仍顽强坚持著述翻译，活了93岁，生命力之坚韧顽强令人叹服。

（三）

下面就该说说我们3栋的住户了。

1层东边住的是历史系杨绍萱教授，当年在延安因写作平剧《逼上梁山》剧本受到毛泽东写信赞扬，称其为“旧剧革命的划时代的开端”。杨先生家有两儿两女。大儿子刘晓初，随母姓，文革前就参加工作了，周末才回家，我没什么印象。大女儿甘泉是二附中高三学生，常见到。小儿子中海和我岁数差不多，印象中也很淘气，几十年后再次见到，已经变得文质彬彬。小女儿甘霖大概比我小一岁，我65年病愈复学，插入她所在的五年级实验班参加毕业升学考试，短暂地做了一个多月的同班同学。

杨先生家对门住的是历史系赵光贤教授，1957年被划为右派。赵先生家有好几个男孩儿，我分不清谁是谁，只记得最小叫小六子。赵先生的夫人是小学校的卞老师，印象中很干练。

2层东边就是我家，对门是后来非常有名的民俗学家钟敬文教授，1957年也被划为右派。他家一儿一女，比我们大好几岁。1964年我在家养病时，常见钟先生的儿子少华，当时听说他高中毕业后因为身体不好成了社会青年，后来得知是受到父亲划右派的影响，没能上大学。女儿小宜66年高中毕业时正好赶上文革开始，高校停止招生，否则恐怕也够呛。

我家楼上住的是幼儿教育专家卢乐山教授，气质高雅，与人说话时永远带着亲切的笑容。心态好人长寿，她活了100岁，不久前刚刚去世。她先生姓雷，也是非常的谦和，在协和医学院药房工作，我们都叫他雷大夫。家里谁有个头疼脑热不舒服，特别是晚上出状况，母亲就会让我们去请雷大夫，雷大夫便很热心地拿着听诊器下楼来，听一听问一问，然后给点建议或者是几粒药片，母亲就安心了。他家两个儿子，思晋和思正，思晋和我差不多大，思正好像小几岁，楼道里常碰见。

卢教授对门住的是著名教育家邰爽秋教授，印象中岁数挺大的。他的夫人也不年轻了，却保持着一颗年轻的心，总念叨自己也是大学毕业，想找工作，经常跑到我家来和我母亲絮叨这事儿，让我妈帮她找工作。我妈哪有这本事啊？但她是个一辈子不会说“不”的人，只好耐着性子听她唠叨。邰家有一儿一女，女儿文革前已经上大学了，是学数学的，儿子66年高中毕业后好像下乡了。

4层西边住的是教育系总支书记汪兆悌，是一位年轻漂亮的阿姨，抗美援朝时和丈夫吕琳一起随志愿军入朝，大女儿立岩的名字就是为了纪念他们在北朝鲜住过的一个立岩洞取的。吕叔叔是志愿军火箭炮第21师政委，当时是解放军大校军官。后参与组建我国导弹综合性发射实验基地，为国防导弹研究做出开创性的贡献。汪阿姨家人口比较多，除了自己的一女两子外，还有两个外甥常来这里，所以叫起小名来就是一串：大毛、二毛、三毛、四毛、五毛。大毛是其中唯一的女孩儿立岩，比我小一岁，刚搬进来就成了我的闺蜜。她奶奶（其实是姥姥）是南方人，一头银发，非常和善。还有一个跟随她家多年的保姆，所有人都称呼她为大妈。

4层东边住的是天文系教授刘世楷，曾经创制“天球坐标概算仪”和“太阳概算仪”，是一位极为勤奋且爱国的科学工作者，参与过北师大天文系的筹建，是中国天文学会的发起人之一。刘先生年岁较大，1897年生人，应该是工一楼年龄最大的一位教授了。由于历史原因，他的家庭结构比较特殊，有两位夫人。两个儿子都是第一位夫人所生，已经单立门户。先生与两位夫人生活在一起，彼此相安无事，从没听见过他们吵架拌嘴。第一位夫人年纪大，身体不太好，很少见她出门。第二位夫人相对年轻，也就不到50岁的样子，高个子，微微烫过的头发有点花白，性情开朗，爱说笑，常常出来买菜，并很积极地参加家属委员会组织的读报等活动，和邻里相处融洽。

从4层往上再走半层楼梯，就是一扇木门，通向一个巨大的楼顶平台。这扇门早期并不上锁，天气好时，可以到平台上晾晒衣被。我二哥在俄语学院留苏预备班上学的时候，周末经常到平台上背单词。但是屋顶上风大，真正到这里来晾晒衣被的人并不多，于是，这个和整个楼顶同样大小的平台，大部分时间就成了我们这些孩子的天下。

平台四周有高一米左右的女儿墙。在五个栋门楼梯上方的位置，各有一面凸起2米左右的水泥斜坡。我们这些小孩儿常常爬到这些个斜坡上，把它当成滑梯玩儿。因为斜坡本身就有一定高度，下端女儿墙的边缘只剩下尺把高，从斜坡顶部滑下来的力量如果过猛，有翻出墙边掉下去的危险。但也许正是因为有这种危险的刺激，孩子们反而乐此不疲。有些男孩子还故意在不到一尺宽的女儿墙上行走，以显示自己的胆量。这种危险的玩法儿使得家长们很担心，强烈呼吁把通往平台的门上锁。但是，这么好玩儿的地方是很难被彻底锁住的，那道门常常是锁了撬，撬了锁。只要看见那扇门开着，我们就会不失时机地溜上去疯玩一气。

当然，我是不会去冒险走那护墙的，连骑在那上面聊天的傻事我也不会干，我最喜欢做的事是伏在女儿墙边上向远方眺望，或是和立岩聊天。那个时候，北京还没有这么多雾霾，天空还是湛蓝湛蓝的，晴朗的夜里能看到很多很多的星星。而且，城里的高楼大厦也还不多，4层楼已经不算太低了，站在平台上，可以看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每逢“五一”、“十一”的晚上，只要天安门广场有放焰火的活动，楼里很多大人孩子都聚集到平台上来看礼花，那差不多是这个楼顶平台上最热闹和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了。伴随着一阵阵的礼炮轰鸣，五彩缤纷灿若云霞的礼花腾空而起，映红南边半个天空，平台上立刻响起一片雀跃欢呼声。

五十年代初期和中期是中苏友好蜜月期，北师大也来了不少苏联专家。1957年11月3日，苏联发射了第二颗人造卫星。电台预告7日清晨卫星会经过北京上空。7日早上不到6点，天还黑乎乎的，父亲叫醒母亲要一起去看卫星，由于照顾三个小孩子而疲累不堪的母亲不愿意早起，父亲就自己上楼顶平台去看，看到之后极为兴奋，仿佛是中国自己发射了卫星一样，当即给在外地的大哥写信通报此事。谁能料到，一年后中苏便开始交恶了。

吕叔叔和汪阿姨都去苏联学习过，家里有一辆从苏联带回来的小自行车。那可是一辆真正的自行车，宝蓝色的车身，银色的车把，全部构造和比例都和普通自行车一模一样，只是个头小一点。楼里一帮半大孩子，看到这么漂亮的小自行车，能不眼绿么？于是，楼顶平台又成了练车场。放学后，立岩和大弟立凯把车子搬到平台上，小朋友们排着队轮流尝试，虽然不断有人摔倒，却还是玩得非常开心！可惜好景不长，住在顶层的住户提意见，说我们在平台上跑来跑去太吵了，于是，在楼顶骑自行车的浪漫历史便从此结束了。

有关工一楼的美好记忆随着1966年文革的开始戛然而止。

（四）

1966年5月下旬，文革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在党内传达贯彻，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在人民日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的号召下，社会陷入了空前的混乱，工厂停工，学校停课，党政部门陆续瘫痪，抄家、批斗游街成了家常便饭，知识分子扎堆的大学更是成了重灾区。师大校园里贴满了大字报，标题多冠以“打倒某某某”、“揪出某某某” 、“把某某某批倒批臭，再踏上一只脚”，某某某上面，还要重重地打上红叉，或者索性把某某某倒过来写，以示坚决打倒之决心。

大批老教授老干部一夜之间变成了反动学术权威或是走资派。一些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右派已被摘帽的人，惊魂甫定，又被扣上了“历史反革命”等更大更高的帽子，重新变回了“牛鬼蛇神”。他们被戴上各种材质做成的“高帽”，胸前挂着被打上大叉的“名牌”批斗游街，很多被送进劳改队，进行侮辱性的“劳动改造”。一些人承受不了这样巨大的身心压力，选择了自我了断。

8月11日，外语系副教授何万福，因为在一张大字报上签名被送进劳改队，8月13日投龙潭湖身亡。

8月17日，政教系教授石磐被送进劳改队，令其自制黑牌，因不堪凌辱从主楼7楼跳楼身亡。

8月24日，历史系教授刘启戈，因遭批斗被劳改，与妻子一起服安眠药身亡。

住在工一楼的老教授和老干部，十之八九都被大字报点了名，不少人都被揪斗过或者抄过家。

二栋的万方祥教授被抄家之后，家里的东西在栋门口摆了一大片进行“展览”，夫妇二人在栋门口接受红卫兵的批斗。在“展览品”中，我第一次见到真正的金条，有些发乌，并没有我想象中那么金灿灿的。

8月20日晚上，楼下杨先生家来了一群二附中的红卫兵抄家，我记得当时他家大门敞开，一大群人在里面敲敲打打骂骂咧咧，不过，当红卫兵们发现毛泽东写给杨先生的那封亲笔信后就撤了。

 8月26日中午，我从学校回到家。刚刚端起饭碗，就听到外面有人惊呼：有人跳楼了！楼道里顿时响起一片杂乱的脚步声，我在惊恐中随着大家跑下楼。只见在3栋的楼前空地上，脸朝下俯卧着两个人，原来就是我家楼上4层的刘世楷教授和他的第二位夫人。两个人的头部都有少许的血迹，但没有痛苦的表情，像是睡着了。很快，校医院派来人检查，然后就盖上了席子，可见是没的救了。刘先生的第一位夫人也从楼上下来了，她头发凌乱，衣服都没有来及扣整齐，人已经吓得站不住了，坐在3栋门口不知哪个好心人搬出的一张椅子上，嘴哆嗦得说不出话来，一张惊恐得变了形的脸上老泪纵横……

后来得知，刘先生被打成“反动教授”，8月23日被抄家，25日送进集训队，26日被剃了“鬼头”，这才走上这条绝路。他的第二位夫人只是一个普通家庭妇女，听说她临走之前，神态没有多少异常，只是把自己手上的手表脱下来，放在桌上。我不知道她在做出走向黄泉路决定的时候，心里究竟想的是什么。有人说，她没有儿女，刘先生走了，她没了依靠，活着也就没意思了。这个身份上带着旧社会印记，曾经努力融入新社会的快乐开朗的女人，就这样义无反顾地跟随自己的丈夫走了。

9月4日，一栋的胡明教授被抄家，挂牌批斗。9月5日，跳楼身亡。

9月7日，教育系教授邱椿被强令头戴高帽，手执招魂幡在校园里游斗，途中心脏病突发身亡。邵鹤亭教授和邱椿先生一起游斗，邱椿猝死后，邵鹤亭被强令戴上邱戴过的高帽，手执邱戴过的招魂幡，继续游斗。次日，邵鹤亭夫妇从四栋顶层跳楼身亡。

据四栋董延闿教授的孙子回忆，爷爷告诉他说，看邵鹤亭先生跳楼后，他也曾经想过跳楼，被奶奶劝阻住了。

据统计，文革期间，北师大非正常死亡者达40人，仅在1966年6月-9月短短三个月中，就有20人死于非命，工一楼就占了四分之一。

1968年，经过了文革初期的血雨腥风之后，运动进入“斗、批、改”阶段，任务之一就是“清理阶级队伍”，这一运动，又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政教系朱启贤教授被通知要进行游斗，4月11日服安眠药身亡。四栋的马特教授因历史问题被立案审查，不堪忍受精神折磨，5月24日从主楼跳下……

穆木天和彭慧夫妇，文革中又双双受到迫害。穆木天因30年代曾经被捕入狱，被怀疑为叛徒；彭慧则被囚禁在师大校园西北角的一座小土房里，不断被提审和批斗，1968年，终于在批斗会后走回小土房的途中，倒在了师大的操场上。穆木天1970年从牛棚放出，1971年病逝在独居的房间里，数日后才被人发现。

1970年，遵照上级指示，师大又开展了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运动。一天晚上我还没睡着，就听到外面有呼喊声：有人跳楼了！人坠落在工一楼后院的草地上，黑灯瞎火什么也看不见，后院响过一阵杂乱的人声脚步声后，留下来的是死一般的沉寂。后来听说跳楼的是一个正在接受审查的“五·一六”分子，是从四栋3层跳下来的，受到后院的树枝草丛阻挡，当时可能没死，但后来命运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副校长程今吾是1965年就任师大党委第一书记的，文革一开始就被打成“大黑帮”、“走资派”。1966年7月27日，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到北师大召开批判工作组大会，会上，康生点名说程今吾是彭真、陆定一的黑帮亲信，于是，对程的批斗更为升级，被关进牛棚，待遇如同囚徒。1968年，他被确诊为直肠癌，手术后在病床上继续接受批斗，出院后又被关进牛棚，后来大概因为病情危重，被送到工一楼一栋1层。

我在文章开始提到过，工一楼一栋1层安排过多个校级领导干部居住，这次不知是巧合还是有意，第一党委书记程今吾又被安排到了这里，但情况已经完全不同。程书记住的是正对楼梯的1个单间，这个单间本是属于西边单元里的套间，这个房间有直通外面楼道的门，把通向户内的门封闭之后，就成了一个单独的房间。这间房既无厨房也无厕所，只在房门外支了一个煤球炉，上面永远座着一只烧开水的壶，而水壶里有时还会被顽劣的孩子放进污物。程今吾解手只能去牛门东墙北边的简易厕所，有的小孩子一看见他就扔石头，高喊“打倒黑帮……”。

程今吾独自住在这里，没见有家人来照顾他，也不知他吃饭是如何解决的。到最后，他连走到牛门那边上厕所都很艰难了。1970年5月14日，这位从30年代初期就开始追随陶行知进行乡村教育，38年加入共产党的老教育家，默默地离开了人世。

文革开始后，师大开始了住房大变动。工一楼的许多住户被要求搬离原来的住房，与他人合住，例如四栋的董延闿先生，被要求搬到五栋1层，和另一家同住；更多的住户则是被要求搬离工一楼。剩下少数没有搬离原住处的，每家都搬进来一家甚至两家合住。我家先是搬进来外语系的张老师夫妇，后来又搬进外语系的另外一家人，变成了三家合住。所以，文革开始之后的工一楼，住户总数大幅增加，两三倍于文革前，而且搬出搬进变动频繁，已经超出我的记忆力所能够承载的限度，也不是我这支笔所能够描述清楚的了。

1976年唐山大地震以后，北京的很多建筑都进行了加固，工一楼也不例外。灰色的楼体上纵横交错地打上了白色的钢筋水泥柱。楼顶的平台也进行了大修，封闭了多数栋的平台入口，只留下一个入口，不再允许人随便上去，据说是为了防止楼顶踩踏漏雨。即使允许上去，我也再也不想登上这个楼顶平台了。

一晃离开工一楼已经几十年。每次去师大经过工一楼，我总是忍不住要抬头看一眼那楼顶——那个曾经承载过我许多童年欢乐，也留下了刻骨铭心恐怖记忆的楼顶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