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性斗争会的最早的受难者：李敬仪和吴天石之死
暴力性斗争会的最早的受难者：李敬仪和吴天石之死
by王友琴
李敬仪，女，1966 年时是南京师范学院教务长，中共南京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1966 年 8 月 3 日，被从家里拖出“斗争”。她被“游街”和殴打，在“斗争”过程中气绝身亡，时年 53 岁。 吴天石，男，李敬仪的丈夫，文革前是江苏省教育厅厅长。文革一开始被中共江苏省委当作运 动对象，在报纸上点名批判。和李敬仪一起被“斗争”。昏迷两日后死亡，时年 56 岁。 李敬仪和吴天石，是江苏省最早在大规模的暴力“斗争”中死去的两个人。就现有资料来说，也 是全国在文革中最早在“斗争会”过程中被打死的两个人。 南京师范学院的校园，是原来的教会大学金陵女子大学的校园。金陵女子大学是中国最早的现 代大学之一。教学品质很高，校园也以典雅美丽著称。1949 年以后，学校改换了名字，学校 的领导人也都换成了共产党人。吴天石是资深共产党人，在 1949 年以前就从事教育工作。共 产党掌权后，他一直在教育界工作，后来当了江苏省教育厅厅长，是江苏省教育界的最高领导 人。
1966 年 5 月 16 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了一个《通知》，后来这个文件被叫做“516 通知”。这个“通知”也一般被视为文革的开端。在这个“通知”中，毛泽东亲自写的段落说:“彻底 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 的领导权。”于是，在文革开始的时候，这五个“界”，就成为文革的重点。
“516 通知”当时只有共产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知道。一年以后，这个通知才在《人民日报》全文 发表，普通老百姓才读到了这个“通知”。通过这一“通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还发放了 其他文件，在那些文件中，只有毛泽东 1966 年 5 月 7 日给林彪的一封信，是在 1969 年全文 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其他则至今还不准老百姓和学者阅读。
在 516 通知发出的同时，5 月 4 日到 26 日，在北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当时的中 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军队的总参谋长罗瑞卿，中共中央办公厅主 任杨尚昆，后来被简称为“彭罗陆杨”，被指控为“反党份子”。他们失去了他们的职位，并且被 软禁了。另外，在北京发动攻击了吴晗的京剧剧本“海瑞罢官”之后，又在报纸上攻击“三家 村”，即吴晗、邓拓、廖沫沙三个人用来写杂文的一个集体笔名。然后，1966 年 6 月 2 日， 《人民日报》发表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写的大字报，攻击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陆平等人是“反 革命黑帮”。 一批人很快就被“揪出来”或者“被”打倒”了，这是当时所用的词语，“揪出来”和“打倒”的意思是失 去原有的职位，被报纸“点名”，被冠以“黑帮”“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一类罪名，“揭发”“批判”和 “斗争”。同时，在当时的体制下，还意味着从原来的比较大的住房中被赶出来，家属子女受到 牵连，等等。至于是什么样的“斗争”，当时的情况可能有所区别，下文还要说及。 在各省，也象北京，都在当地找到了一些人，作为当地的文革对象。吴天石就是江苏省的在文 革最开始被中共江苏省委选中的文革重点对象之一。他是教育厅长，教育结的领导人，教育界 是毛泽东确定的文革的要“夺权”的五个“界”之一。另外，毛泽东在 1966 年 5 月 7 日给林彪的 那封信中明确说了:“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所以，吴 天石是文革的总方针早已规定了的文革对象。实际上，教育一直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吴天 石虽然是一省的教育厅长，其实没有很大权力来对教育事务自作主张地作什么。另外，吴天石 和另一作者合作编写过一本小册子，题为《谈谈我国古代学者学习精神和学习方法》，1962 年出版。当时批判“海瑞罢官”和“三家村”，对其他的出版物也往往照同样的不讲理的方式作出 捕风捉影的“批判”，都将其称为“毒草”。加上当时即使是教育界领导人出过书的并不多，写这 本书也就成为吴天石的突出的“罪行”。
在文革后，江苏省委的领导人说，他们受到在他们之上的“中央”的压力，所以只好把吴天石当 作了打击对象。看来是“中央”规定各省必须都找到自己的“三家村”和“黑帮”。不但江苏，其他各 个省也都这样作了。 因为吴天石夫妇被“斗”死在南京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事情，所以普通人对此也有一些解释。关于 这一点，南京的一般的人的解释比较简单直接，他们说，相对来说吴天石是共产党里教育程度 和文化修养比较高的人，所以被共产党里教育程度和文化修养不高的人整。另一种解释说，反 正一定要有人被整，所以每一层干部都想把祸水引向别人，用以保护自己。 文革一开始，“五界”中的人，首先遭到攻击，被打，被“斗争”，有的被“斗争”死去，有的在被残 酷“斗争”后自杀，有的被长期囚禁。但是也有极个别的例外。比如，郭沫若。1966 年 4 月 14 日，郭沫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发言，说:“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作 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学家。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 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写的东西，严 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郭沫若的发言发表在报纸上。“内部”是怎么 和郭沫若谈的，还没有人说出来。郭沫若做了此事后好象就“过关”了，在文革中他没有在“斗争 会”上挨过“斗争”。虽然他也遭到大字报的批评，受到压力，他的上大学的儿子被抓走死了，被 说成是“自杀”的。但是每逢大会郭沫若总是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他的名字还在报纸上，他也 还住在原来的住宅里。那个在北京后海附近的有花园和假山的大房子，原来是北京已经有三百 年历史的中药店“同仁堂”的财产，政府收走后给了郭沫若。 据当时的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陈光在文革后写的文章《难以忘怀的纪念》(《新华日报》， 1986 年 8 月 3 日)说，吴天石知道自己成为“点名批判”对象时，曾经去他的家，提出对他的 那本小册子，能否按照郭沫若公开声明把自己的著作付之一炬的方式来作。但是省委书记的回 答是:“你的心情我了解，但你同郭老的身份不同，即使省委同意你的想法，也起不了作用 呀!” 吴天石想要和郭沫若一样做，也就是说，他愿意认错，愿意悔改，愿意否定自己，愿意表示对 毛泽东的忠诚，愿意追随共产党中央的指示。他不是对抗的，不是坚持己见的。但是他不被准 许他这样作。于是，吴天石被停职，被报纸公开点名批判。当时，《新华日报》点名批判了一 百二十人。吴天石是其中之一。 在文革后的对吴天石的悼念文章里，江苏省委书记陈光感叹，吴天石“这位饱学之士竟然天真 地相信，只要真心诚意地认个‘错’(说实在的，他根本没有什么错啊)，把自己的著作付之一 炬，就能闯过这个关，逃过这个‘劫’。”陈光的感叹听起来是真诚的。但是，怎么才能不“天真” 呢?陈光没有说，一个不“天真”的人应该怎么理解共产党的制度和方式。 在战争中，只要一方投降，战争也就结束了。投降一方的士兵，可以当俘虏，保全性命。文革 却连投降都不准许。对文革制定的打击对象，不管怎么检讨认罪，还是逃不掉被殴打侮辱甚至 被活活打死的下场。文革的规则比战争凶恶。 事实上，在文革中，每一个阶段的打击对象，都采取了承认“错误”，检讨自己的做法。除了极 其个别的例子，没有人公开表示对抗。但是，对文革打击对象的迫害，却并不因此停止，反而 更加升级。从最开始，“彭罗陆杨”检讨了。后来，刘少奇邓小平检讨了。但是，和吴天石一 样，他们后来都被拉到“斗争会”上受到暴力性的“斗争”。不在权力核心中的人，也这样。作家 肖军说他写的“检查”有二十万字。北京第八中学物理老师张连元写的“检查”，留下的底稿，也 有上十万字。对此应当作更细的分析。
1966 年 7 月底，毛泽东在北京指责刘少奇和邓小平把文革搞得“冷冷清清”，并且下令撤出当 时被派往各学校代替原来的共产党党委领导“文革”的“工作组”。
1966 年 8 月 3 日傍晚，南京师范学院的一些学生冲进李敬仪和吴天石的家，把他们架出门 去。这时，他们还穿着拖鞋。他们被拖着走，吴天石的脚被戳破，一路流血。他们被拖到南京 师范学院的校园，那里已经有一个搭好的高台。有人宣布“批斗黑帮份子大会开始”。有人把装 垃圾的铁丝篓套在李敬仪的头上，有人把墨汁浇在他们身上。李敬仪吴天石陷入半昏迷。 接着，又把被斗的一群“黑帮”拉到大街上，当时叫做“游街示众”。开始李敬仪和吴天石还被架 着走，他们昏迷过去后，就被在发烫的马路上拖着走。拖了有一里来路。李敬仪的身上磨得血 肉模糊，死在“游街”过程中。吴天石在“游街”后又被拉回学校继续“斗争”。有人用麻绳把他绑起 来，还要把他绑在梯子上“示众”。在这一过程中，吴天石双臂被扭成骨折，双腿瘫痪，脑水 肿，脚上的肉被磨光了。他昏迷两天后，在 8 月 5 日死亡。 李敬仪和吴天石已经死去，永远不再可能说出他们所受到的折磨的细节。李敬仪和吴天石当时 的年龄是 53 岁和 56 岁，并不很老。他们在这样的“斗争”后死去。我们可以想见他们受到的折 磨是多么残酷。
在吴天石死去的那一天，8 月 5 日，在北京，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红卫兵“批斗黑 帮”，打死了副校长卞仲耘，当时 50 岁。大规模的校园暴力兴起了。不但是李敬仪和吴天石夫 妇，不但是卞仲耘校长，还有大量的教育工作者。后来，还发展到大量的城市居民也被红卫兵 抄家和殴打致死。
1996 年，李敬仪吴天石夫妇死亡三十年之后，文革开始时的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出版了 他的回忆录，题为《七十年的征程》(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在书中，江渭清说出了一个 和吴天石有关的事情。1966 年 8 月，江渭清到北京参加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 他曾经在电话上和南京谈过吴天石之死。接着，在讨论修改“十六条”(《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 革命的决定》，1966 年 8 月 8 日)的过程中，毛泽东和周恩来，曾经找他和谭启龙(中共山 东省委书记)谈话。江渭清在书中说，他告诉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现在，学生把人戴高帽子， 拖上街游行，打骂侮辱，把人都搞死了。(江渭清回忆录，528 页)。 实际上，北京的卞仲耘校长被打死后，该校红卫兵负责人宋彬彬等也在当天就向中共北京市委 第二书记吴德作了当面报告。但是吴德至今没有说出他是如何向更上面报告以及那些人是如何 答复的。 江渭清的书没有说出的事实是，在“十六条”发布之后，暴力性“斗争”大规模升级，愈演愈烈。 但是从他的叙述，我们知道毛泽东和周恩来完全了解当时发生的这些残酷的打杀事件。 在南京师范学院，在李敬仪吴天石死后，1966 年 8 月 26 日，又以“清算吴李黑帮”的名义，举 行了更大规模的“斗争会”，“斗争”了数十名教师和干部。 在南京的其他学校，校园暴力迫害和杀戮也在发展。1966年夏天，我们现在知道的受难 者，还有南京第二中学的历史老师朱庆颐。朱庆颐老师也是在所谓的“斗争会”上，被该校学生 打死的。他的独生儿子朱世光在华东政法学院毕业后在湖南工作，在文革中因“反革命罪”被枪 毙。文革后得到“平反昭雪”。 另外，南京外国语学校的红卫兵打死了一个所谓“出身不好”的工人。他的名字叫王金。有关情 况还待进一步考查。 在北京，现在了解到的在校园暴力中死去的教育工作者和学生，除了卞仲耘校长，还有: 1966 年 8 月 17 日，在北京 101 中学，美术教师陈葆昆被打死。1966 年 8 月 19 日，在北京 外国语学校，语文教师张辅仁和总务处工作人员张福臻被打死。1966 年 8 月 20 日，在北京 第三女子中学，校长沙坪被打死。1966 年 8 月 22 日，北京第八中学共产党书记华锦被打 死。1966 年 8 月 25 日，在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校园里，教师靳正宇，党支部书记姜 培良和一个学生的母亲樊希曼被打死。1966 年 8 月 27 日，在北京西城区宽街小学，校长郭
文玉和教导主任吕贞先被打死。在北京第六中学校园里的“牛鬼蛇神劳改所”里，校工徐霈田、 学生王光华和附近居民何汉成被打死。在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校园里，生物教员喻瑞芬和一 数学教员的弟弟、中学生田钺被打死。在北京景山中学，工友李锦坡被打死。在北京第四女子 中学校中，语文老师齐惠芹被打死。在北京第十三中学的“红色刑讯室”里，该校学生武素鹏被 打死。1966 年 8 月 27 日，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校内，家住学校附近的工人陈彦荣被和另一 姓名尚未查出的老年女人被打死。1966 年 9 月 8 日，在北京第二十五中学，语文老师陈沅芷 被打死。 还有大量的人在被殴打和侮辱后自杀。当校园暴力扩展到校外，北京的和平居民也被大量杀 害，特别是拥有自己的住房的人。根据政府的“内部”统计，1966 年夏天，北京有 1，772 人被 红卫兵打死。南京市或者江苏省也应该有这样的统计，但是江渭清的书中没有写出。 由于毛泽东对红卫兵的热情支持，在当时，这些杀戮不但大张旗鼓地进行，而且被当作功绩。 在南京师范学院，在 1966 年 8 月 3 日这一天，打死了两个人。后来该校成立的“革命群众组 织”，名字叫做“八三造反师”，简称“八三师”。这个“八三师”成为南京文革中最活跃的“革命群 众组织”之一。8 月 3 日那天的暴力活动指挥者成为这个组织的头头，后来又成为南京师范学 院的新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也成为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八三 师”掌权的时候，在校园里建造了巨大的毛泽东塑像。为了纪念他们的发起日，他们建造的毛 泽东塑像的高度是八点三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