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内的“红色女谍”
解放前上海地区反动武装的大本营——虹口北四川路的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是座阴森恐怖的魔窟，钢骨水泥铸成的院墙内外戒备森严，岗亭、炮楼、电网、水牢、秘密刑场……一辆辆“飞行堡垒”日夜鸣响凄厉的警笛从大门口驶出满街抓人，多少革命志士和无辜百姓进去后再也没能活着出来。然而，就在这虎穴狼窝内，长期潜伏着我地下党四位女同志，而且都仅２０多岁，从１９４６年到１９４９年５月上海解放，她们利用警备司令部稽查处打字员的身份，为我地下党提供了数百份情报，出色地完成了组织交给她们的任务。
巧设计打入敌巢
福州路上有一间门面不大的“四如春”点心店，店主是位尚待字闺中的王小姐。王有位阿姨在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办公室当打字员，人称董小姐。１９４６年的一天，有位周小姐去“四如春”吃点心，无意间发现店主王小姐原来是她儿时小姐妹。此后周小姐便常来光顾点心店，于是也同董小姐相识了，闲谈间发觉她俩是同行，周小姐在福州路上中西大药房当打字员。董向周流露出不愿在特务机关当打字员，名声难听，待遇又低，说她想“跳槽”去洋行当打字员。那是当时上海职业妇女向往的工作，只是她原来的位子无人顶替，难以脱身。
周小组马上表示她愿意替董小姐工作，因她同中西药房老板关系相处不好，即将被辞退。虽说替特务机关干事，总好过失业丢饭碗。
董小姐喜出望外，两人一拍即合，董推荐周进了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董本人也如愿以偿去了洋行。
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原有四位女打字员，自董小姐跳槽成功后，其余三人也纷纷找替身欲另谋职业，于是新进来的周小姐热心当起了牵线搭桥的“红娘”。不多久三名女打字员也一一跳槽，而接替她们的是傅小姐、赵小姐和柳小姐。
四名跳槽出去的女打字员都未知晓，那位热心的“红娘”周小姐竟是中共地下党员。那次在“四如春”点心店同王小姐的“邂逅”以及接下来结识董小姐，全是周的上级领导人陈来生的精心安排，目的就为打入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以后进来的傅小姐、赵小姐和柳小姐，也都是受陈来生领导的地下党组织人员。陈原属中共中央特科，后属八路军驻沪办事处情报系统，１９４８年又划归中共上海局策反委员会领导。在长期的恐怖环境里，陈来生领导的情报系统开展了大量工作，像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肚皮那样渗透到国民党国际电台、港口司令部、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作战处、国民党空军运输大队、轰炸机大队……自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打字业务全部被四名年轻貌美的打字小姐控制后，一份份情报便又落到陈来生手中，这些小姐将所有打印文件的复写纸底稿都悄悄带了出来。
抛生死履险涉关
在特务机关的情报部门工作，周围魔影幢幢，遍布陷阱。稽查处内部有一个《保密防奸条例》，有专门的“肃奸组”，制订了一整套严密措施防范中共地下党打入。每一名工作人员都要签字具保，实行连坐，并有专人任秘密督察。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一言一行已受到暗中监视，也不知什么时候你办公室抽屉和宿舍又被检查过了。稍有不慎，就招致杀身之祸。天天在这样的环境里窃取情报，既要有高度的警惕性，又要十分熟悉周围的人事状况、地形位置和敌人活动规律。必要时，还要利用“小姐”身份并施以小恩小惠与身边的“特务同事”搞好关系。这对于四位年仅２０多岁的姑娘来说，心理上和精神上承载的东西都似乎太多了。
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是敌国防部保密局公开单位，所打的文件全是向保密局南京总部直接呈报的主要情报，如：“监视中共在沪秘密活动地点分配表及加强防止暴露办法”、“逮捕中共人员行动名单”、“稽查大队抵押人犯的报告”、“稽查处情报工作概况”、“保密局潜伏布置疏散人员名册”、“每月召开的党政军警联席会议记录”、敌内部发行的“日日情报”，以及如胡乔木等中共领导人活动情况的重大专案情报等。四位姑娘获取情报后，先设法尽快转交组织，然后再将打字稿交到缮校室，这样就为地下党组织抢在敌人前面采取措施争取到宝贵的时间，使敌人逮捕我党同志的计划屡屡落空。有些需紧急打印的情报，则由她们的顶头上司缮校室主任亲自送来，他就坐在打字室督催，打毕后立即带走。姑娘们只能边打边强记情报内容。有时打到最后几行故意出错，装出很无奈的样子将“废品”揉成一团丢进纸篓，重新再打。待下班无人时便偷偷将那张“废品”藏掖在身上带到外面，就在离淞沪警备司令部不远的一个隐蔽接头点，上级领导陈来生正等着取情报呢。
窃情报调虎离山
１９４７年盛夏，四人都发觉她们所在的情报科气氛有异，文书室灯光昼夜不熄，门关得铁紧，就连她们去送打好字的文稿，里面的校对也仅开一扇窗口将文件接进去。四人中的傅亚娟此时已是二科中尉稽查，并持有可随时出入一切内部管辖地区的证件，但此刻也不敢贸然去敲缮校室的门。凭经验，她们预感到肯定有个涉及面很广的我党地下组织机构被敌人发觉了。傅亚娟与四人中年龄最大的“老阿姐”周明在文书室走廊口装着聊天观察动静，忽见缮校室门开了，专门抄写文件的特务黄湘先急匆匆朝外走，“恰巧”与迎面而来的傅、周撞个满怀。“哎呀黄大哥，几天不见，怎么憔悴成这副模样？看你眼睛都熬红了。”一脸疲惫的黄湘先随口道：“你们又不肯帮忙。”两人接过话茬一口允诺帮忙。黄湘先返身去向宋主任汇报，她俩趁机跟进缮校室，一眼瞥见桌上一叠文稿，卷面上写着“共匪大华公司专案”，不由心里一紧，面上却不露声色。一番甜言蜜语，几许关爱体贴，宋主任终于默许了让四名打字小姐都来帮忙抄文件，并一再叮嘱这是向国防部二厅直接报告的一式二份的绝密材料，失密了要枪毙。她们知道宋某嗜酒如命，还特意让勤务兵去办酒菜，说是让所有抄文稿的人都到她们宿舍去喝上几杯消消疲劳。
当缮校室只剩她们四人时，她们立即争分夺秒迅速抄写……因为她们还要多抄一份送给地下党组织。抄着抄着，她们心情渐趋沉重。原来大华公司是新四军设在上海的经营钢材、医药、纱布等专供部队给养的一个贸易机构，由于中共苏中区地委书记金柯被捕后叛变，供出大华公司及总经理忻元锡，致使这一重要机构遭到破坏。留下更大隐患的是没有人知道金柯已叛变，他正准备利用地委书记的身份潜入解放区阴谋加害部队首长……
这一重要情报当天晚上就送到陈来生手中，陈派专人火速送到苏北解放区，华中工委作出紧急部署。当叛徒金柯以地委书记名义带人一踏上解放区土地，便被立即逮捕。
在解放军渡江前夕，国民党中统局上海办事处有一特务伪装成进步新闻记者，借以诱捕中共地下党。那特务放出风声，说驻长江防线的国民党军队所有军长、师长都是他的朋友，他有力量去策反他们。
上海局策反委书记张执一同他进行了试探性接触。那特务正欲向中统局邀功，不料被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当作“匪谍”抓了进去。特务记者喊冤叫屈，吐露实情，说是中统局的人，是去诱捕中共地下党张执一、李正文的。稽查处半信半疑，于是发一公函致中统局上海办事处，查问有无该记者其人。这份公函交付打印时落到了四位女打字员手中。当天陈来生就获悉这一情报，并迅即交给其上级陈蕙瑛，他还不知道公文中指名要捉拿的李正文便是陈蕙瑛的丈夫。事后党组织迅速布置张、李两人从上海撤退，避免了又一次损失。
为应付虚与周旋
为了在特殊的环境里完成特殊的任务，姑娘们不得不将真实的自我包裹起来，丝毫不能流露出那个年代进步女青年的天性：追求光明、向往自由、热情奔放、坦诚直率。她们必须整天同最厌恶的特务打交道，学会另一种生活方式。为了不暴露身份，她们的言行举止、习惯爱好、衣饰穿着都要时时处处符合“小姐”身份。她们要懂得时尚，讲究打扮，学会跳舞搓麻将，要广交朋友，陪男特务闲谈、逛街看电影。她们要尽量表现得思想单纯，忠于职守，使人容易接近，但有时也要耍点“小姐”脾气。
在清一色男性主宰的特务营垒内，四名年轻的女打字员犹如虎狼窝穴里的四朵“金花”，时时受到男特务们的骚扰。
稽查大队副大队长汪某看中了年轻的赵幼芝，托赵的顶头上司——情报科长出面说媒，几次三番纠缠她，还邀请她去昆山游玩。傅亚娟也遇到了同样的难题：稽查处二科副科长经常把她叫到办公室去东拉西扯，一双眼睛色迷迷不怀好意地盯住她。
姑娘们背地商量，既不能完全拒绝，又不能让敌人的图谋得逞。为此，她们煞费苦心，想了种种巧妙的办法与敌人虚与周旋，几次化险为夷。她们也摸准了男特务们的弱点，将计就计，利用自身特殊条件多次将掩护情报工作顺利完成。
１９４７年春，组织上考虑到“老阿姐”周明有暴露身份的危险，让她主动从特务机关撤退，去了解放区。随着国民党反动政权加速走向灭亡，敌人更加疯狂地搜捕地下党人。１９４８年春，傅亚娟被另一特务机关——中统上海局办事处逮捕。
傅亚娟被捕直接威胁到赵幼芝和柳茂才的安全，当时她俩面临两种选择：一是立即从稽查处撤退，去解放区，这样能脱离虎口，但从此失去情报来源；二是继续留在特务机关，虽能仍旧获取情报，但十分危险。一旦傅亚娟出事，两人身份立即暴露。
傅亚娟被捕的第二天组织上就得到消息，上级领导陈来生同赵幼芝在接头点见面，商量对策。赵幼芝表示如两人同时撤退更会引起敌人怀疑，不妨让柳茂才先“请假”几天暂避以观察动静，自己继续留在稽查处。陈来生反复分析研究后同意了，告诫她密切注意周围特务动向，做好随时撤退的准备，并预先准备好一套万一被捕时的口供。
由于特务机关内部矛盾，属于军统系统的稽查处并不知傅亚娟被中统逮捕的事，傅亚娟经组织营救出狱去了解放区，而柳茂才仍若无其事地回到稽查处工作。
１９４９年５月，赵幼芝、柳茂才为我党送出最后一份情报。５月２４日下午，距上海解放前三天，两人终于安全撤离了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与上级领导胜利会面。
时光如流，当年豆蔻年华的四名打字小姐，如今都已是年逾古稀的老人。傅亚娟在无锡，柳茂才在南京，“老阿姐”周明在昆明，“三小姐”赵幼芝则仍在上海。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几位曾一同战斗在敌人心脏里的生死与共的战友，至今互相通电话时仍用当年的化名彼此称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