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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又站在了一种微妙而动荡的边界线上

文 | 茨威格

战争又降临了，比以前发生在世界上的任何一场战争都来得可怕，范围更广泛。一个时代结束了，一个新时代又开始了。

——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  

茨威格出生于19世纪自由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在哈布斯堡王朝的太平盛世中成长，此后却亲历了文明毁损于巅峰，明白其“不过只是随时都能被破坏性的罪恶欲念所冲破的薄薄一层。”

历史现实一展美杜莎的魔法，任凭世界由和平滑入战争，兴盛转为衰败，它的面庞亦遍布疯狂、罪恶、暴力、死亡和无尽的苦难。

在这个过程中，茨威格逐渐成为一个手无寸铁、无能为力的见证人，目击了欧洲人不可想象地倒退回他们自以为早已被遗忘的原始野蛮中。

他在《昨日的世界》中指出，为什么会有世界大战发生？

因为整整“四十年和平时期积聚起的内部力量，它必然要发泄出来。”

似乎，世界又站在了一种微妙而动荡的边界线上。

谁表示怀疑，他们就妨碍了他们的爱国主义事业，谁提出警告，他们就嘲笑他是悲观主义者，谁反对战争，谁就会被打成叛徒。

时代几经变迁，但总是这一帮子人，他们把谨慎的人称为胆小鬼，把有人性的人称为软弱的人。

你要发现一个民族或者一座城市最关键和最隐秘之处，却永远不能通过书本；同时，即使你整天四处游逛，也永远不能获得；而是始终只能通过这个民族或这座城市最优秀的人物。

你要了解民族和乡土之间的真正关联，唯有从你和活着的人的思想友谊中获得，一切从外部的观察始终是一幅不真实的粗略图像。

一个人的肌肉缺乏锻炼，以后还是可以补偿的；而智力的飞跃，即心灵那种内在的理解力则不同，他只能在形成时的决定性的那几年里进行锻炼。

只有早早学会把自己的心灵大大敞开的人，以后才能够把整个世界包容在自己的心中。

一个人的肌肉缺乏锻炼，以后还是可以补偿的；而智力的飞跃，即心灵那种内在的理解力则不同，他只能在形成时的决定性的那几年里进行锻炼。

只有早早学会把自己的心灵大大敞开的人，以后才能够把整个世界包容在自己的心中。

当人们误以为在生活中早已死去和装进棺材的东西，突然以同样的形式和姿态重新向他们走去时，没有比这更可怕的了。

把偶然的事件和命运等同起来，仅仅是青年时代最初几年的事。

后来我知道，一个人的生活道路原来是由内在因素决定的；看来，我们的道路常常偏离我们的愿望，而且非常莫名其妙和没有道理，但它最终还是会把我们引向我们自己看不见的目标。

我在那些时候常常和弗洛伊德讨论起战争和希特勒世界的恐怖。

作为一个有人性的人，他深为震惊。

可是，作为一个思想家，他对那些可怕的野蛮行径一点儿也不觉得奇怪。

他说，有人总是责骂他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因为他否认文化能战胜本能；现在人们看到——这自然不会使他骄傲——他的见解得到了最惊人的证实，即野蛮残酷、自然的毁灭本能在人的心灵中是铲除不掉的。

也许在未来的世纪里，人们会找到一种至少在各族人民的公共生活中压抑那些本能的形式；可是在平常的日子里，那些本能作为不可根除的和也许是必不可少的保持紧张状态的力量存在于最内在的本性中。

恰恰是流离失所的人才能够获得一种新含义的自由，只有与一切失去联系的人才会无所顾忌。

我们一生中每时每刻都与世界命运联系在一起。

我们远远超出了自己狭隘的生活小圈子，分享着时代和历史的苦难和欢乐，而以前他们只局限于自己的小圈子。

因此，我们坚定地说，今天我们每个人，纵然是我们当中最微不足道的，对现实的认识都要比我们祖先中圣贤的认识高过千倍。

不过，我们从中并没有占到便宜，而是为此付出了代价。

即使外面的世界发生了灾难，也透不过“稳定安逸”生活的厚墙。

英布战争、日俄战争，就连邻近的巴尔干战争，对我父母的生活也毫无影响。他们把报纸上关于战争的报道当作体育专栏的文章一扫而过。

事情就是这样，奥地利以外发生的事与他们有什么相干呢？他们的生活又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在他们的奥地利，正是一个风平浪静的时代，国家没有什么变革，货币不会突然贬值。那个时候，证券交易所的股票若是跌了百分之四或百分之五，就可以断定该企业破产了，人人都要皱起眉头，忧心忡忡地谈论这场“灾难”。

那时候，有人抱怨“高额”税收，这种抱怨与其说是真实的看法，倒不如说是一种习惯罢了。

即使外面的世界发生了灾难，也透不过“稳定安逸”生活的厚墙。

英布战争、日俄战争，就连邻近的巴尔干战争，对我父母的生活也毫无影响。他们把报纸上关于战争的报道当作体育专栏的文章一扫而过。

事情就是这样，奥地利以外发生的事与他们有什么相干呢？他们的生活又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在他们的奥地利，正是一个风平浪静的时代，国家没有什么变革，货币不会突然贬值。那个时候，证券交易所的股票若是跌了百分之四或百分之五，就可以断定该企业破产了，人人都要皱起眉头，忧心忡忡地谈论这场“灾难”。

那时候，有人抱怨“高额”税收，这种抱怨与其说是真实的看法，倒不如说是一种习惯罢了。

我不得不承认，群众中最初爆发出来的那种情绪，确有崇高和吸引人之处，甚至有一股使人难以摆脱的诱惑力。

尽管我非常厌恶战争，憎恨战争的狂热，可是我依然不愿在我一生的回忆中省略掉那次战争的最初几天。

成千上万的人尽管在战前和平时期就相处得很好，可他们从来没有战争刚开始时的那种情感，感觉他们属于一个整体。

一座二百万人口的城市，一个几乎有五千万人口的国家，战争使它们一下子变成一个中心，体现一种意志，觉得自己就是世界的历史；他们在经历一个一去不复返的时刻，觉得随时都会被召唤，把渺小的“我”融化到火热的群众中去，把个人的私心消灭在其中，什么地位、语言、阶级、宗教信仰，所有差别都被暂时的兄弟情谊的巨涛淹没了。

每个人都能穿上军装，妇女们会向他们祝贺；留下来的人早就怀着崇敬的心情用这个富有浪漫色彩的名称——“英雄”——和他们打招呼。

那些新兵承认，一股尚不熟悉的力量把他们从日常生活中拉出来，尽管在狂热的最初时期，母亲的忧伤，妻小的恐惧，她们羞于把这种最真挚的情感显示出来，但他们还是清楚地感觉到的。

不过，也许在飘飘然的感觉中还有一种更深厚、更秘密的力量在起作用。

那股向人类袭来的惊涛骇浪是那么强大、那么突然，以致把人身上潜藏的无意识的原始欲望和本能像气泡一样冲到表面，这就是弗洛伊德深刻看到的，被他称作“对文化的厌恶”。

这些有原始欲望的人，要求冲破维持世界长久安宁的一切法律和条文，放纵自己最古老的嗜血本能。

也许这些暗中的力量也投入到狂暴的陶醉中，其中混杂着各种东西：牺牲精神和酒精、冒险的乐趣和愚昧的信仰、投笔从戎和爱国主义言词的魔力。

这些可怕的，几乎难以用语言形容的，使千百万人狂妄的情绪为我们那个时代最大的犯罪行为——发动战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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