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友琴：删除受难者引起美化文革

发表于《开放》杂志，2003 年 9 月号

https://ywang.uchicago.edu/history/docs/2003_08_18.pdf

删除受难者引起美化文革

王友琴

金钟先生来信问我能否写一篇短文谈谈海外的文革研究状况。我很乐意做这件事情。在学术论文中，第一部分总该是前人工作的概况和述评。这样的格式确有道理。因为研究工作不是自唱自娱，是要经过一个一个人的努力，才能共同造成知识的积累和进步。尽管我自己做的文革研究主要是在第一手资料的调查和分析，但我总是尽可能完全地阅读他人的有关著述。

1，把受难者纳入文革历史课
1996年我到香港科技大学参加文革二十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与会者有12人，来自世界各地。我的参会论文是“学生打老师:1966年的革命”。在会上我第一次见到哈佛大学的历史和政治学教授麦克法夸尔先生，一位文雅而稳健的长者。他向我提出把我的文章印入他的文革课的读本里面。

我那篇文章的主要资料来源是我和数百名文革经历者的谈话。文章描述了1966年红卫兵暴力的发生和过程以及所使用的暴力折磨的种种方式，列出了我的调查涉及的85所学校的名字和在这些学校中1966年被红卫兵学生打死的14名教育工作者的名字，还有被殴打折磨后自杀的人的名字。

那篇文章相当长。用了小号字母和紧密的排列，仍然有22页标准打字纸。从1997年开始至今，这篇文章一直印在麦克法夸尔教授的课程读本里。在哈佛大学选这门课的学生，1997年是379人。据说有时比这个数字更大。上课的方式是教授大课演讲和小班讨论结合。小班讨论由研究生助教领导，因为学生多，需要的助教也多，所以这门课的助教中还设有一名“助教长”，一个特别的衔头。

这一点很让中国的教授羡慕或者沮丧。因为这样的课也应该开在中国的大学里。但是，中国的学校至今没有这门课。北京大学的赵宝煦教授告诉我，他一直有兴趣在北大开文革课，但是只被允许给一些研究生小范围讲过一个学期，此后就再也没有可能。

麦克法夸尔教授写有《文革的起源》一书，那时候已经出版了前二卷，并且已经出版了中文译本，第三卷则刚刚完成。他和已故费正清教授一起，编辑和写了“剑桥中国史”的第15卷即关于文革的《中国内部的革命:1966-1982》。

这本书在1991年出版。

我已经注意到，在这些关于文革历史的英文著述里，没有我文章里写的内容，即文革中普通人身受的迫害和折磨。

西方学者住在中国之外，主要靠中国的出版物了解情况，而实际上，对普通人身受的暴力迫害，中国作者的书里一直写得很少。已经出版的三本中文文革通史中，只有严加其、高皋的《文革十年史》(1986)提到了两个普通人的受难者的名字。而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1988年)中，对1966年夏天的学校的描写仅仅是:

“大学、中学、小学教师受凌辱者数以万计。北京中、小学的若干教师被剃了阴阳头。”

这样的描写，把剃阴阳头当作是当时最严重的暴力攻击。大批教育工作者被打死打伤的事情都避而不提。读这样的描述当然无法了解真相。中国作者这样写的原因可能很多，这里不做分析。这里要强调的是，当麦克法夸尔教授看到我所作的研究的时候，立即把我的文章纳入了他的课程内容。他原来不了解事实或者无法了解到事实，而一旦了解到了，他很快就把文革的群体性暴力迫害以及文革受难者纳入了文革历史课程的结构之中。在这一方面，笔者感谢麦克法夸尔教授的支持。

后来，当笔者遭到有些当年的害人者的威胁的时候，被有的学者质疑“写这些普通人的死亡有什么意义”的时候，他给笔者来信说:你的研究有重大的意义，请坚持你追寻事实的方向。

2，删除受难者引起美化文革

探求文革事实，调查文革受难者的经历，这是我多年来努力做的工作。我和一千余人谈话，写出了几百名受难者的故事。在我看来，受难者的悲惨经历是关于文革历史的最重要的一部分。

从一般的逻辑和常识来讲，写一个“革命”的历史，不写革命的打击对象，根本就不可能是可信可懂的。同时，对一个历史事件的道德评价，也完全离不开是否有受难者存在的事实。假如希特勒没有杀害那么多犹太人，斯大林没有枪毙那么多的所谓“反革命”，关于他们二人的描述和评价就会完全不同。

在文革历史这件事情上，非常明显的是:没有了受难者，文革罪恶与耻辱就很容易被消解，文革的历史也就很容易被浪漫化。下面是海外关于文革的理解的两个例子。

1996年，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以显著位置发表美国杜克大学阿里夫·德利克教授的《世界资本主义视野下的两个文化革命》。德利克认为，在过去十年“文革(乃至整个中国革命)不断被抹黑”。他从三个方面肯定文革的意义。一是共产革命的新出发点，二是作为第三世界社会主义的代表，第三是挑战资本主义和苏联式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规范。

在西方世界支持文革的理论并非只是德利克一家。但是其他类似理论多半发生在文革时代，伴随着理论提出者对中国的很少的了解。在1996年还宣扬这种理论的人显然已经少了很多。因为文革后住在中国之外的人可以比以前了解中国发生的事实了。这种赞同性理论听起十分气势宏大。在德里克教授，是他以往看法和理论的继续。有一些年轻学者，觉得这些理论新奇而迷人。

但是，这些对文革持赞赏态度的人，他们对文革的事实，特别是对文革受害者的事实，采取回避的态度。他们谈理论，却不愿意谈史实。显而易见，如果把中国在文革期间的社会实际状况，和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和“苏联式社会主义”真做比较，肯定文革的说法就难以成立。他们的堂皇的理论不能解释事实，所以就不提事实。

到1990年代，已经没有理论家可以站出来说，希特勒杀死的犹太人是应该的，也没有人能说斯大林处决“反革命”是对的，然而，对文革却可以说肯定甚至赞美的话，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文革受难者的事情绝大部分没有被记录和报告。

文革受难者的被忽视，还帮助了那些文革的领导人洗白他们的历史。1996年4 月10日，《纽约时报》发表对前“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的整版采访。“中央 文革小组”是文革中最有势力的领导集团之一，曾经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 军委”四家并列发放各种命令。记者派曲克·泰勒(Patrick Tyler)在文中写道， 王力住在北京的“很小”的公寓单元里，很贫困。王力在访谈中说:“我不后悔我 在文革里所作的。”

1998年我偶然见到泰勒先生。我坦率告诉他，他的报道中说王力住的单元“很小”，是真的。如果以美国的标准来看，北京的公寓单元大都“很小”。王力实际 上得到两个单元，其实比一般中国人仍然是有特权的，并不那么可怜。至于王力可以说不“后悔”，那是因为在那篇报道里，王力只谈了他们那个权力圈子里的冲突，他在那个冲突中失势而后来长期被关押，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就振振有词， 他自己说成是无辜的人，是可以“不后悔”的。但是，实际上，在他有权力的时候，北京和全中国，有那么多的人被害死了，他一字不提。我的文件夹里就有一些 他在1966年的公众演讲，支持鼓励红卫兵的行动。那年夏天，北京数千人被活活打死，大批的人自杀，十万人被赶出家门。所有的学校里都在殴打折磨教育工 作者，甚至包括幼儿园。火葬场尸体堆积，臭气扑鼻，来不及焚烧。 “中央文革 小组”还发放《简报》，列出多少人被打死，多少户被抄家，标题是“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红卫兵半个月来战果累累。” 这样野蛮残酷的事情发生在已经有 三千年文明的北京城里，可以对这样的事情说“不后悔”吗?

记得当时泰勒先生听了沉默良久，告诉我说他已经不再担任驻北京记者，将往别国
任职。

王力和比他职位更高的陈伯达，“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都在香港出版了关于文革的回忆录。这些书的一个共同的特点，是不谈革命给人带来的痛苦和惨死，更谈不上向被害人道歉。实际上，把人的痛苦和死亡删除了，就无从判断是非善恶。而且，这样的书暗含着如此价值标准:受难者原是像废品垃圾一样被丢弃的东西，不值一提。对生命的尊敬在这些书里被亵渎，所以一些在文革中遭过迫害的人看这些书，觉得很不舒服。只是他们都是普通人，没有机会对这些所谓“文革名人”发表他们的看法。

受难者不可能开口，幸存者无处讲话或者不敢讲话，历史学者没有记录受难者的名字和经历，害人者于是敢大声喧嚣“我不后悔”。

3，新闻界支持“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

2000年春天，我在“亚洲研究年会”上见到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强森·昂格 (Jonathon Unger)。他是研究文革的专家。他的妻子陈佩华也是同道，著有《毛 主席的孩子》一书有中译本。他对我说:“对文革，我也做过采访，和很多人谈过话。但是，你写的事情，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他对我的报告内容的惊讶也使我惊讶。我想，必须用比较大的声音来说出我的调查和研究。

多年以来，我一直在努力寻求办法公布文革受难者的名字和故事。这不是一件容易 的情。我无法把他们的名字放入一座建筑物纪念馆中，也没有条件为他们印一本书。终于，在2000年10月，我在电脑网上建立一个“文革受难者纪念园”， 把调查中找到的受难者的名字和他们的经历，以及照片等等，陈列出来。网址是: www.chinese-memorial.org。网站建立以后，通过首页上的电子邮件地址，我收到过很多读者的来信，称赞这个项目并且提供受难者的资料。不幸的是，在网上17个月以后，这个网站在2002年3月被北京当局封锁了。但是在中国之外的任何地方，仍然时时刻刻能展示文革罪恶造成的一个一个生命惨剧。

2001年，《国家评论》杂志的执行总编辑杰·挪林格(Jay Nordlinger)采访了 我并发表了一篇两页的文章，题目是“她从革命中看到了什么?”2002年， 《高等教育报》的一位女记者贝丝·麦木奇(Seth McMurtrie)坚持要远道来看我并 发表了一整版的专题报道“记录一个国家的疯狂：一个时代的故事”。2003年 6月，在哈佛大学举行了纪念索尔仁尼琴在哈佛毕业典礼上演讲25周年的会议。

索尔仁尼琴写过《古拉格群岛》等多部重要著作，揭示了苏联时代的迫害制度。杰·挪林格在会议上发表了题为“漫长的道路从1978”的文章，在回顾索氏的伟大工作之后，他提到了我所作的文革研究的意义。我对新闻界的一系列不期而至的报道感到有些惊讶。我没有想到过这些素昧平生的记者有兴趣介绍我的工作。但是这些事情使我了解到一条:如果坚持追寻事实，是有人会听的。

今年8月7日，美国国家公共电台播出一个节目主持人杰若米·麦当奈(Jerome McDonnell)和我的录音谈话。他和我谈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的建立经过和我的灵 感来源。谈话的最后一部分是他邀我讲一名受难者的故事。下面是我讲的故事的中 文翻译:

由于毛的鼓励，对教师的暴力攻击迅速传播到全国每一个学校。卞仲耘的命运变成很多教育工作者的命运。

为卞仲耘的死，她的丈夫和四个孩子甚至不能哭，因为那会被指控为“反对文化大革命”。一年以后，他们在家里的衣柜里为她设置了一个秘密的灵堂。他们把她的照片贴在衣柜里壁，在照片前供上一支花。衣柜的门总是紧闭的。除了她的丈夫和孩子，没有人知道有这样一个衣柜里的灵堂存在。

两年以后，在另一轮迫害波中，在卞仲耘的学校里有三位教员在被“批斗”和关押后自杀。胡秀正是三人之一。她是化学老师，身后留下一个5岁的女儿。

文革以后，卞仲耘的家人建议在学校的墙上做一块牌子或者在校园里种一棵树纪念她。他们的建议被拒绝了。

此后卞仲耘的丈夫开始向法庭寻求正义。他试了9年而未能获得任何进展。法庭告诉他案子不成立，因为追溯期限已经过了。

在1993年，笔者来到卞仲耘的学校在她被打死的地方拍摄照片。三个12年级的学生好奇为什么我在那里。我告诉他们以后，他们说:“有个校长在这儿被学生打死?我们什么也不知道。”

讲完以后，我看到主持人和制作人以及他们的一个实习生助理，都非常难过的样子。录音室里是沉重的气氛。

事后，我告诉了两位中国人朋友这件事情。一个朋友说，那是因为美国人没听过什么悲惨故事，所以就会很难过。

另一个朋友说，不对。他们是新闻记者，他们是知道很多很多故事的。卞仲耘那样的故事就是令人难过的。有的文革经历者也许不会为这样的故事感动，那是因为他们的头脑被文革改造了，对受难者的遭遇习以为常，不以为需要记忆这些故事和为之感到难过。

其实，在对苦难的感受方面，在对历史的道德评价方面，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或者学者和学者之间的差异的，主要并不在于是不是中国人，而在于价值观念以及思考方式。

卞仲耘的故事里提到的宋彬彬，在最近在美国制作发行的关于文革的纪录片《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发表她对文革的回忆和看法。看过电影的一个人说，这个电影对卞仲耘之死和红卫兵的角色的描述和阐释，和我在“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中所写的不一样。我还没有机会看到这部电影。这部纪录片已经在香港演过。希望有人能具体指出不一样在何处，对错又在哪里。

4，建立记录每一个受难者名字的理念

一个月以前，一位《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的读者从哈佛大学来信说:“两个月 前，两名犹太学生站在 WIDNER 图书馆前，用扩音器朗读二战中数百万犹太遇难 者的名字，一连四、五天。正是对受难者刻骨铭心的记忆，正是决心让罪行受到审 判的不依不饶的努力，使犹太民族赢得了尊敬。”

去年，纪念“911”一周年的时候，在纽约的隆重的纪念仪式上，也念出了每一个死难者的名字。曾经有中国作者著文，表示钦佩和羡慕这种朗读一个一个受难者名字的纪念方式。

这种列出每一个受难者名字的做法，是夏威夷的珍珠港纪念馆的做法，也是以色列的大屠杀纪念馆的做法。由来已久。

中国人也可以这样做。只是在这样做以前，需要先整理出一份受难者的名单。这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名单，有大量的工作要做。《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园》是一个开始。希望有此意向者能合作努力，完成这个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