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数据看大跃进和文革十年

从经济数字看，大跃进给中国经济造成的损失，远大于文革。然而，文革受害者，是话语权更大的城市居民和知识精英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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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一篇文章《评价毛主席更要实事求是》，讲了一个我个人的观点：

大跃进而不是文革，是前三十年最大的污点，造成了最大的损失。大跃进，是彻彻底底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而主席发动文革时的一些担忧和顾虑还是可以理解的。当然，大跃进的责任，也不应该毛主席一个人承担。

今天就从数据角度聊聊这个话题：

从人口和粮食生产的角度。前三十年可以分成几个阶段。建国到1958/59年，大跃进后困难时期（1959-1961年），调整整顿时期（1962-1965年），文革十年（1966-1976年）。

人口的角度，建国后到大跃进之前，每年增长2.2%。1959-1961年，人口总数不升反降，从6.72亿，下降到6.59亿。调整整顿时期，人口增长率恢复到2.5%，文革十年，人口增长率为2.3%。文革十年的年均人口增长，比建国后头十年还稍稍高一点。

粮食产量，建国头9年，1949-1958年，粮食产量每年增长5.4%。1958-1961年，粮食产量暴跌，从1.98亿吨，下架到1.37亿吨。调整整顿阶段，恢复到1966年的2.14亿吨。文革10年，粮食产量年均增长3%，从1976-2000年，年均增长2%。文革期间的粮食产量增速，比1976-2000年还高。

人均粮食的趋势和总产量类似。唯一的区别是，因为人口增长放缓和计划生育政策，人均产量1976年-2000年的增速是比文革期间稍高的。

单位面积产量，文革十年年均增速3%。这个数字和建国前十年类似（3.7%），比改开时代（1976-2000年）更快。

其他经济指标也有类似的情况。

 一五时期（1953-1957年）社会总产值增速最快。二五（1958-1962年）不增反降。这个情况是建国以来唯一的。调整整顿时期，快速恢复。文革期间的三五（1966-1970年），四五（1971-1976年），增速虽然不如一五期间，但也不比五五期间（1976-1980年）差太多。

从经济数字的角度，毋庸置疑，前三十年，经济最糟糕的时期，是1959-1962年的三年困难时期，而不是文革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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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那些把文革期间，甚至把前三十年都描绘的一片漆黑的文章，也有其自身的论据和逻辑。

最近看到一篇文章，里面这样描写文革期间的中国，我并不完全同意文中的观点。

文革十年里中国的情况是一个历史事实。但这个事实从不同角度看，会有一些不同的发现。

从正面角度，能找到很多文革期间，中国经济仍在迅速发展的证据：

除了之前那些数字之外，比如，从粮食产量看：1949年，中国粮食产量11318万吨，1965年19453万吨，1976年28631万吨。1966-1976年期间，粮食产量增长 47%。从钢产量看：1950年61万吨，1965年1223万吨，1976年2046万吨，钢产量增长67%。

原子弹成功试验在1964年，氢弹在1967年，人造卫星在1970年。后两者都是文革期间的产物。

从1966年-1975年，发电量涨了2.37倍，钢1.56倍，原油5.3倍。主要工业品的产量在这十年都有明显增长。

同样，从负面角度，也能找到那十年贫穷落后，民生凋敝的很多证据：

居民消费水平，从1965年到1976年，增长了28.8%，每年的增幅只有2.3%。其中农民的消费水平只增长了24%，每年只有2%。

按人口平均的粮食产量，1976年虽然比1965年增长了13%，但还不如1956年的水平。

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的平均工资，1976年比1965年还低。

上面两个角度的数据，都是事实。是一件事实的两个不同方面。

如果综合看文革十年的经济，一方面：经济有发展，技术有进步，工业打下了基础，人口有了较大增长，保证了国家安全，维持了独立自主。但另一方面，人民生活水平几乎没有提高，民生确实凋敝，人民生活在贫困之中。

客观全面的看文革期间的经济，两点都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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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同时出现上面两种情况。第一是总量和人均的关系。人口在文革十年迅速增长。1965年，中国总人口7.15亿人，1976年9.31亿人，增长了30%，2.16亿人。平均每年增长接近2000万人口。这导致了粮食产量增长了47%，人均产量却只增加了13%。

看到这里，应该能理解为什么当年会出台计划生育政策了吧。

另一方面，国家把几乎所有可用的资源，都用来投资，促进工业和基础建设。1970-1975年这六年，积累率在国民收入中占比，都在30%以上。而在基本建设投资中，超过80%都在生产性建设投资，而不是住宅医院学校这些非生产性的投资。上面表中主要工业品中，增长最少的就是轻工业产品布匹。

中国农民勒紧裤腰带，十几年生活水平没有本质改善，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让中国在前三十年从无到有，建设了比较完整全面的工业体系，为后四十年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文革期间，中国的经济真的是“不仅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越来越大，而且被正在腾飞的周边国家远远甩在后面”吗？这句话也不太客观。

从1965-1976年，按不变价格计算，中国GDP增长183%。发达国家之中，这个数字高于美国、英国、法国，低于日本。1965-1976年，中国还是拉近了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但速度比较慢。

周边国家之中，中国低于日本、韩国、香港、泰国，比印尼稍微低一些，但高于印度。中国虽然文革期间经济不好，但还是比最可比的邻居，印度强太多了。

1966年-1976年的中国，肯定比不上改开之后的中国，也比不上1950-1956年的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很糟糕的十年，和1927-1937年中华民国所谓的“黄金十年”相比呢？

1928年和1936年做了两次人口调查，1931年，国民政府内政部公布1928年全国户口调查的结果，全国人口总数为4.75亿，1936年中华民国人口普查：4.79亿。中华民国黄金十年，人口的增速很慢。

黄金十年也没有给中国带来和平。1927年东北易帜，只是名义上统一。1929年爆发蒋桂战争，1930年爆发中原大战，1931年就是918。

1949-202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74年的历史中，文革十年确实不咋地，是除了1959-62年之外，是最糟糕的时期，但比中华民国的“黄金十年”还是强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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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认为：大跃进而不是文革，是整个组织前三十年最大的污点？一方面是大跃进，以及后面的三年困难时期造成了比文革更大的经济损失。另一个方面，无论大跃进还是文革，都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

不同的是，大跃进背离的是自然科学领域的实事求是。文革背离的是社会科学领域的实事求是。

亩产万斤，从自然科学的角度，在1959年的技术条件下，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钱学森钱老的那几篇文章，虽然叙述的是理论性的光合作用能量转换数字，也成为了钱老的一个污点。

自然科学领域眼睛里揉不得半点沙子，自然科学领域不讲实事求是，更加不可原谅。

文革背离了社会科学领域的实事求是。毛主席希望用永不停歇的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防止阶级固化，防止精英阶层会垄断权力，脱离群众。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 毛主席试图通过这种治乱之间的折腾，打破精英既得阶层的统治，让群众中的优秀者在这种治乱循环中涌现出来，让社会流动起来。他的尝试也失败了。确实大乱了，但没有能够大治。

不遵循实事求是，不尊重事物的客观规律，急于求成，企图毕其功于一役，大跃进和文革的错误，都是由此而来。

当然，大跃进的责任，也不应该毛主席一个人承担。用邓小平的话来说，“举过手的，人人有份。” 当时头脑发热的，不只是毛主席一个人。其他很多人也一样。

毛主席在大跃进中的责任，一方面是做为党的一把手的领导责任。另一方面是在庐山会议上，错误的判断了彭德怀写信的动机，做出了错误的应对，失去了1959年纠错的机会。

1959年庐山会议，是党内的大悲剧。彭总写信的心是好的，但这封信起到了反效果。这封信不该写。张闻天仗义执言，在会议上发言支持彭总，心也是好的，但他的发言，实际上也起到了反效果，让事情更加恶化。直到7月20日，主席还没有最后拿定主意，当时的观点还是：

“一、欠债是要还的，不能出了错误，一推了之。去年犯了错误，每个人都有责任，首先是我。二、缺点还没有完全改正，现在腰杆子还不硬，这是事实。不要回避这些事情，要实事求是。三、有些气就是要泄，浮夸风、瞎指挥、贪多贪大这些气就是要泄。四、准备和那些‘左派’，就是那些不愿意承认错误，也不愿意听别人讲他错误的人谈一谈，让他们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 7月20日，在庐山住处听取杨尚昆汇报各组讨论的情况时的讲话。

7月21日，张闻天做了三个小时的发言，仗义执言，支持彭总。7月23日，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讲话，会议主题从纠“左”转到反右。

在彭总上庐山参会的十几天以前，彭总刚刚出访苏联和东欧国家归来。这个巧合，也许也是庐山悲剧的原因之一。

毛主席、彭总、张闻天三个人历史上的恩怨纠缠，加上主席对苏联的警惕，导致了庐山会议的误判和转向，这不得不说是一个令人扼腕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