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黑化和觉醒----兼谈电视剧《岁月》

赵婷在获奖感言里说：他从小受父亲“人之初，性本善”观念的影响至深，让她受用一生。中国也有句老话说：从小看大，三岁知老。意思是说，一个人在童年时就定型了。这话当然可以被证伪，但你又无法否认它有正确的一面。

如果从对生活经历的反应来划分，世界上可大致分为两种人。一种人是小时候或在进入社会后，因为有过被虐待，被歧视，被欺骗等各种挫折和打击的经历，从而对世界的看法大变，觉得这个世界十分黑暗，人都是坏的，于是出于这种认知开始不断地自我黑化以适应这个社会，为此，整个人生就变成一个逐渐沦落的过程。另一种人则是不管遇到何种挫折和欺骗，依然相信这个世界是美好的。两种不同的反应，决定了两种不同人生。

我有幸属于后一种，这首先得益于我有一个没有父道尊严的父亲。我们小时候经常和父亲打成一团，最常玩的一个游戏是我们哥仨合伙将躺在床上的父亲拽下地。为了将父亲硕大肥胖的身躯从床上拽下来，我们哥仨经常是累的满头大汗，气喘吁吁。也许父亲经常出差，见到我们就十分亲热。父亲喜欢下象棋，而且棋艺不错，在单位没有对手，因此父亲就早早教我们下象棋，后来我大弟的象棋越来越厉害，和父亲互有输赢。有时父亲为了缓棋就耍赖，拿着棋子不松手，我们哥几个就去抢，闹得昏天暗地，疯的痛快淋漓。奶奶看着只是乐，从不说我们。不过母亲有时会生气，说我们大的没大样，小的没小的样。那时的父母都很忙，本来每周只休息一天，有时还要加班工作。所以，母亲也是有心无力管我们。母亲经常说，我只能负责你们别饿着，穿的就凑合吧，反正都是男孩子。我们小时候都是过年时做一套新衣服，有时钱不够就只给我做，两个弟弟则等着捡我的剩。为此小弟一直耿耿于怀，说母亲偏向我。我小弟小时候没少被母亲打，就因为总发牢骚。

其次，我家的邻居都很好，处的像一家人一样。特别是邻居二姐就像我们的亲姐姐，我们小时候如果感冒发烧，都是二姐带我们去对面的医大附属医院看病，因为医大的一个儿科大夫是她同学的妈妈。二姐心肠热，麻利爽快。我家不管有啥事，只要我母亲一张嘴，二姐必来帮忙。有时家里来亲戚朋友没地方住，二姐就拉我们几个去他家和小哥挤着睡。等到了学游泳的年龄，二姐又带我们去她所在的二十中学游泳，那时二十中学有自己的游泳池。我就是在二十中学的游泳池学会的游泳。二姐是学校合唱团的，有时也会带我去看他们合唱团排练。大姐是前进歌舞团的舞蹈演员，大姐夫是抗敌话剧团的话剧演员。因此我们经常跟二姐去八一剧场看电影看话剧。如今二姐都七十多了，依然很精神，看着就像五十岁左右的人。只要她回沈阳，就一定来我家看我母亲。

再就是我从小学到中学，几乎所有的老师都喜欢我。不只是因为我学习比较好，我劳动也从不偷懒耍滑。另外，我还占了一个便宜，就是我特别容易出汗。每次挖防空洞或者在学校农场劳动，我都干的一身大汗。因此老师就总是以我为例教育其他同学：大家要向为同学学习，热爱劳动，不怕苦不怕累。气得我一个汗腺不发达的同学发牢骚说，敢情你干点活就出汗，我这累死也不出汗，干再多也是白干啊。

正因为我眼里没有坏人，所以我见人自来熟。中学时期经常到工厂劳动，我和那些工人师傅都混的很熟，他们也喜欢我，就因为我干活的时候总是精神饱满，一副特别爱干活的样子。我知道我自己，我其实就是觉得开机床，接线头特别好玩。那时我还年轻气盛，喜欢逞能。觉得干什么自己都能干好。就连当小工给师傅递灰扔砖头我也玩的不亦乐乎。所以跟我干活的师傅就特别喜欢我。而跟我一起干活的另一个同学，因为喜欢抱怨，就总被师傅教育说，你要向为同学学习，你看他干啥都是乐呵呵的。：）

从小看大，我那个爱抱怨的同学，如今当了姥爷了，依然还是那副样子。我们每次同学聚会，他都是七不平八不愤的。从赵本山到江泽民，从普京到川普他都骂个遍。就没有一个他看得上的人。

说到这，估计有人说我在凡尔赛。可我的确就是这样的人。其实，这样看似无忧无虑的童年也有不好的一面，那就是做事缺乏狠劲，一辈子自由散漫。由于安全感过强，往往看谁都是好人，因此容易轻信和上当。尽管吃亏上当，可下次依然如故。我朋友就说我属于吃一百个豆都不嫌腥的主。：）

有一利必有一弊，我大了才发现，很多成就一番事业的人的童年往往是不幸的。天要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就像三圣王之一的舜，自小被父母虐待，可却终身不改其志，成为仁孝的楷模，也以仁孝治天下而传世。

同样是一生坎坷，受尽磨难，有的人是郁郁终生，有的则乐观豁达。比如苏东坡，可以说一辈子都被整，厄运连连，可苏东坡一辈子都没沉沦，也没有自我黑化，一直保持乐观的天性，没事还钻研点美食什么的犒劳一下自己。也有的人因为遭受持续的迫害，而变得阴郁和悲观，甚至有的还患上了受迫害妄想症。前几天前川网友转的那个《我们离罪恶有多远》说的就是几个受害者，因为心理问题而变相成为迫害者的故事。受迫害的人如果走不出自己的心理阴影，等于自己又对自己进行了一次迫害，这是非常不幸的事。

前面说的邻居二姐就是苏东坡那样豁达开朗的人。文革时我们大院很多人都挨了斗，我一个女同学母亲在单位也被斗过一次，她从此就变得沉默寡言，十分自卑。二姐的父亲也被斗了，罪名是现行反革命和历史反革命，其实就是派性斗争。那天来抄家的时候，正好被我母亲看到，我那大爷被挂着一个大牌子，一车的造反派押着他就在我家窗下，我也看到了。我母亲就急忙让我告诉二姐，抄家的来了。我飞奔出去找二姐，可刚一出门，就看见二姐和我小哥正在往阳台上摆箱子，而且把箱子盖都打开了。我就喊：二姐，抄家的来了，大爷被斗了！我以为二姐一定得吓一跳，哪知二姐笑着对我说: 我知道了，没事，我这不把箱子都抬出来了，省得他们翻腾了。抄家的上楼来后，二姐笑嘻嘻地对他们说，叔叔阿姨，我家的箱子我都搬出来了，你们查吧。家里除了桌子就是床了，你们随便查。弄得那些人很扫兴，扒拉扒拉箱子里的东西，留下一个声明就走了。之后，二姐就像没事人一样，该咋样咋样。二姐也并没有因为父亲被斗而有丝毫的自卑，她六八年插队后，就凭着自己一向积极乐观的性格赢得了领导的好感，不到两年就被选派到省艺校上学了。

为啥聊起黑化这个话题呢？因为不久前刚看了电视剧《岁月》。这部十多年前拍的电视剧相当不错，由胡军、梅婷和于和伟主演，短短的二十三集，将人生的困境和人的成长的否定之否定过程都浓缩其中。

《岁月》是以阎真的《沧浪之水》为基础改编的，但改编的已经面目全非。阎真的三本主要小说《曾在天涯》、《沧浪之水》和《因为女人》我都读过，总的感觉小说写的细腻，逼真，人物塑造非常生活化，但小说的调子都带着一种无奈和苍凉。就像另一个专写官场题材小说的作家王跃文的官场系列一样，小说里的主角都经历了一个由单纯到黑化的过程。这类小说如果用色彩来描绘的话，我觉得用灰色比较合适。

原著小说只写了主人公由一个理想主义的书生，在单位里逐渐黑化的过程。而电视剧进行了改编，不只写了黑化的过程，也写了主人公最后觉醒和重返初心的过程。如果说前者更真实的话，那后者则是更文学了。

主角梁志远是一个研究生刚毕业的高材生，还带这一身的学生气，既理想化又有些迂腐，但为人很正直。这样一个人，经过单位办公室政治的折腾后，逐渐开始自我黑化过程，因为不黑化他就无法与同事竞争，永远都得不到重用。其实这个故事很好的概括了人的一生：

路径一：初心，俗化，欲望化和黑化；

路径二：反思，觉醒，自我救赎和觉悟。

以我个人的观点看，电视剧改编很成功，故事变得精练了，人物也不那么庞杂了。整个剧情没有逻辑缺陷，都很合情合理。无论是情感逻辑还是人物的心理变化都让人信服。而改编最成功地方是将原著中单向度的俗化和黑化过程改为男女主人公一正一反的变化过程，而且在结尾处，让黑化的主人公有所醒悟，暗示人生的一个新的否定之否定过程开始了。我觉得这点特别符合一个原本善良正直人的成长过程，也让电视剧比原著小说看起来不那么灰暗，因为觉醒意味着灰暗的人生出现了光明。而所谓的觉醒不过是找回了自己丢掉的初心而已。

中国自改革开放后，迅速演变为一个欲望化的社会，这虽然刺激了人人致富的热情，但也导致整个社会的不断沉沦。因为不再讲精神，讲信仰了，追求物质利益就成为理所当然的，拜金主义也理直气壮了。为了张扬所谓的人性（其实是人的自私性），过分强调个人的自由，而忽视了集体价值。一个贬低集体价值的社会，是无法建立起公德心的。

我一个研究生同学说：人都是动物进化的，道德优越感都是自己给自己脸上贴金。言外之意，就是不要唱高调讲什么道德了，大家都是动物变的。我对他的话不以为然。因为人既有动物性的一面，也有神性的一面。如果只强调人的动物性，那人只会沉沦，甚至会变的禽兽不如。

这几天微信上转的最多的就是七一勋章获得者李大钊孙子李宏塔的事迹，李宏塔其实就是懂得颜回之乐的人，也是一个得道的人。人是需要点精神的，不讲精神，没有境界，只讲利益就与动物无异了。